沈祖棻讲东坡词（三）：后世影响
以上，从以诗为词和豪放风格两方面论述了苏词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其所达到了的和还没有达到的成就。我们认为，还必须就苏词对后代词人，尤其是对南宋辛弃疾等人的影响，即苏词的历史作用和功绩，进行一些探索，才能够对它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作为词史上一个流派的开拓者、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苏轼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是巨大而深远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为词这种文学样式中的思想性的提高开辟了道路，准备了条件。从艺术角度来看，由晚唐的温庭筠、韦庄到晚宋的张炎、王沂孙等，各有其独特的成就，正如秋菊春兰，各极一时之秀，这是历来所公认的；而从思想角度来看，则以辛弃疾为首的南宋诸民族词人的作品，与由花间派到柳永诸人的作品比较，却判若天渊，也是无可争辩的。正是苏轼，他在使词的思想性发生质变的过程中，起了枢纽作用。上面曾经说过，和出现在其以前的诸词人相比，苏词的思想性较高，但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弱点和局限性。可是，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苏轼作为先驱，辛弃疾和其他辛派词人能取得如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光辉的成就。
当然，这样的提法，决不包含任何低估辛弃疾等人所作的自我努力的意思在内。问题是在于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特别是比较伟大和杰出的作家，虽然他所进行的劳动总是具有创造性的，但也同时必然是对前代的遗产有所继承、有所扬弃，也就是从事于批判地继承的。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的程度上，扩大了词的内容，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自己世界观的制约，却没有能够在其作品中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任何重大问题以及民生疾苦的生活画面。而辛弃疾却在经过苏轼的努力已经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词的领域内开疆拓土，真实地描绘了在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各阶级阶层人物的精神风貌，特别着重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女真贵族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的反抗精神。苏轼在词中创造了豪放的风格，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积极乐观的思想感情和与封建社会某些既成秩序及庸俗风习不相容的人生态度，但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显示了自己性格中消极的一面。辛弃疾却以自己的比较先进的世界观和沉挚热烈的个性来学习和继承苏轼，从而发扬了苏词中的豪放风格与积极精神相结合的传统，使自己攀登上了一座更高的山峰。虽然在辛词中，消极情绪仍然不时出现，但相对地说，却有所减弱。再如苏词的语言，比起其前辈来，已经是大大地解放了。然而这种解放也只是在他有了像辛弃疾这样杰出的继承人之后，才得到完成。陈模《怀古录》引潘牥云：“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这两句话虽然不能说明苏、辛两家在艺术语言上的传承关系的全部内容，仍然不失为一个简明的概括。而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中的一段议论，则更为精辟，很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序》云：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嗟乎！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而愁髻龋齿作折腰步者阉然笑之。《敕勒》之歌拙矣，“风吹草低”之句，与“大风起”句高下相应，知音者少顾。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只有联系辛弃疾及其他辛派词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并恰如其分地肯定苏轼对于他们的“导夫先路”的作用，才能如实地估计苏词的历史功绩。
当然，谈到苏词的历史功绩时，除了他对于辛弃疾等所起的先驱作用应当首先加以肯定之外，上文已经分别论及的有：他的创作敢于对音律进行突破，因而对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样式起了支持作用；豪放风格的创立带来它与婉约风格由对立而融合，从而产生了美学效果等。这些也是应当一并估计在内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苏词本身的弱点和缺点及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在思想内容方面，他那种以非常高妙的艺术手段所描写出来的不严肃的人生态度，随缘作计、委心任运的处世哲学，在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很能迷惑人。这往往使得许多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人生的人，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平衡内心苦闷和矛盾的方法。或者说，将他的作品当作了精神上的避难所。这肯定是有害的、应当批判的。这还不只是苏词中的问题，而是这位大作家全部创作中的重大问题。就是在今天，读他的作品时，也不应当对于这种在思想上导致我们走上岔路的可能性有所忽略。
在艺术形式方面，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喜欢“掉书袋”的，这是一种毛病。（上引刘辰翁的意见，只能理解为肯定辛词用语突破常规，而不能理解为肯定“掉书袋”。刘自己的创作实践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毛病，追溯渊源，则是从苏轼开始的，如他隐括《穆天子传》的〔戚氏〕一词，就颇有“掉书袋”的意味。至于在作品中过多地发议论，甚至于说理谈禅，自然不能不有损于艺术的形象性。苏轼这类的词，也曾被后来的某些词人所效法，但实在是不值得效法的。
在创作态度方面，苏轼在自己的世界观与个性的支配之下，往往有“以文为戏”的倾向，特别是在作词的时候。因此，其词就有如周济在《〈宋四家词选〉序论》中所说的“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的情况。不过，对于苏轼本人来说，虽然有时缺乏惨淡经营的意匠，他很高的才能和很深的学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缺点，因而就使读者面对着既成的良好艺术效果，而忽略了他在创作时没有认真和不够用力这些事实。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指出：“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实在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同时，苏轼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文士那种以文为戏的习惯，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一些游戏文字，甚至于很无聊的东西，如〔减字木兰花〕“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为句首”的藏头格、〔菩萨蛮〕回文七首及〔南乡子〕集句三首，严格说来，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再如〔减字木兰花〕（“维熊佳梦”）之轻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之媟黩，则更是词中恶道。我们拿辛派词人刘过的某些作品如〔沁园春〕《咏美人足》之类，和这些苏词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苏轼不严肃的创作态度是怎样给后人提供了坏榜样。
苏词的影响，从南宋到晚清，一直是很显著的。在历代著名的词集中，多少总有一些学苏的作品，主要是继承了他豪放的风格。但辛弃疾所受到的苏轼的影响，却是最亲切、最健康的，而辛对于苏的遗产批判地继承也是最成功的。正由于此，我们在论述苏词的影响时，就很自然地要首先考虑到他和辛弃疾以及其他辛派词人之间的传承关系，并将这种对于苏词的影响说来是具有代表性的关系重点地加以阐述。除此而外，我们从北宋末年的叶梦得，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朱敦儒，南宋末年的刘辰翁，金代的赵秉文、元好问，明末的陈子龙，清初的陈其年，清末的文廷式、朱孝臧等有成就的词人作品中，都看得出苏词所给予他们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和他们的成就又往往是不可分的。从这样的历史事实中，也可以看出，苏词对于后世的影响，诚然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但积极的一面还是主要的。
总的说来，根据对于有关苏词评价的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初步探索的结果，我们认为：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词人。在词的艺术上，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具有创造性的。他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世界观和独特的个性反映在词里，产生了瑕瑜不掩的后果，只要善于区别对待，我们还是能够从其中汲取某些有益的养分的。他的创作开辟了词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并且为下一个更重要的时代的出现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我们今天还可能从苏轼的词及其全部创作中学习到一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来说是有益的东西，但在学习的同时，也必须对其作品中不利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和美感教育的那一部分糟粕加以批评和扬弃。
>节选自《关于苏词评价的几个问题》，载《诵诗偶记》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