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现代学术史上的刘永济 | 纪念刘永济先生130周年诞辰
今天是刘永济先生（1887.12.25-1966.10.2）一百三十周年诞辰。适值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和江俊伟博士所著的《刘永济评传》出版。这是目前唯一一部系统评介刘永济先生生平、学术的专著，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空白，也是对刘永济先生最好的纪念。
由陈文新教授和江俊伟博士历时六载、数易其稿的学术著作《刘永济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日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了。作为一位对刘永济先生深怀着敬意的读者，我们在对《评传》作者表达着由衷的感佩、祝贺，并分享着其成功的喜悦的同时，谨在此略谈一点自己肤浅的感受。
《刘永济评传》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深入研究刘永济先生的力作，它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空白。
刘永济先生是现代著名的词人和学者，在现代词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辛亥革命到1917年，刘先生在上海曾向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问学，得到两位老辈的特别的赏识。彊村老人即称其为“能用方笔者”。刘先生作词受到朱、况二位和影响，但取径更广。[ 刘先生在创作方面，以词为主，诗不多作，晚年经过精心筛选，辑成《刘永济词集》二卷、《云巢诗存》一卷。今并收入《刘永济集》，中华书局，2010年。]他不独如席启駉先生所说，其“为梦窗词，而往往似白石，意其胸襟性情或近之欤”，而且又如朱光潜先生所品题的，“谐婉似清真，明快似东坡，冷峭似白石，洗净铅华，深秀在骨，是犹永嘉之末闻正始之音也”。同时，他还对南唐冯延巳的词下过很大工夫。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将冯之深婉、苏之豪放、姜之清刚、吴之丽密，融汇发展，而自成一家的。刘永济先生又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学者。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古代文学的领域内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算未及收集的单篇论文和未完成的残稿，即就已成书者论，便有二十种之多，尤其是他在文学理论、《楚辞》、《文心雕龙》、词学、曲学和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多次出版印行，向为学界所推重。
然而，长期以来，由於种种原因，对刘先生的创作和学术成就，却缺少应有的研究。35年前，先师程千帆先生曾撰《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对刘先生的生平、思想、创作和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文情文并茂，十分精粹，然受篇幅所限，很多方面尚未得以充分展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刘永济先生的学术渐为学界所关注，只是这些研究的范围多集中在刘先生学术的某些领域，如楚辞学、“龙学”、唐诗学和词学等方面，鲜有作整体观照者。而《刘永济评传》的作者，则在充分搜集有关材料、深入研读刘先生词作和著述的基础上，对刘永济先生的家世、生平、思想学术、创作成就及其学术史地位等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从而成为一部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深入研究刘永济先生的创作和研究的力作，填补了中国现代词史和学术史研究的空白。
刘永济先生生於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去世於1966年，由晚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三个历史时代，其经历也就十分丰富和复杂。刘先生出身於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饱览群籍，并曾随龙继栋先生学习诗词，虽早中秀才，科举制度废止後，便改入新学，先後在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辛亥革命後，在上海又从况周熙、朱祖谋学词。1917年，刘先生回长沙明德中学任教，自1928年起，开始在东北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南北各高校任教，而从1942年始，便长期执教於武汉大学，直到他1966年去世。其间曾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湖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56年被评聘为一级教授。对於刘先生的这一生的经历，我们虽然大致了解，但对其中许多事件的过程和细节却并不清楚，尤其是对刘先生一生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学术发展的变化，往往缺乏准确的认识。比如，其家世、门风对其思想性格和人生志趣的熏陶，新式学堂的学习对他早年反清排满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影响，从明德学校教员到东北大学教授的十五年对其词人和学者格局的养成，刘先生如何与“学衡派”结缘以及其所主持的《湘君》与《学衡》的关系，刘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武大文学学科中所起的作用和处境，1949年後，刘先生又如何从一位民国时期的教授，经由“思想改造”而走向“识得真源”、“要向青灯共策勋”的过程，他的《诵帚庵词》的编订与被审查、被诬陷的遭遇以及他晚年的心态和遭遇等等，这些以往很少为论者所涉及的经历、事件和过程，在作者的笔下都一一清晰地展现出来。再如，刘永济先生的学术成就，过去的研究往往单一和分散，难以反映出刘先生学术的全貌，而在《刘永济评传》中，我们则看到了作者对刘先生学术的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从对《文学论》三重视野的分析，到《十四朝文学要略》文学史理路的梳理；从对《楚辞》学研究路径与得失的论述，到《文心雕龙校释》的文学史建构的考察；从对《唐人绝句精华》编选宗旨和学术内涵的阐释，到对刘先生词学研究特色的多侧面的揭示和论说等，研究范围涵括了刘先生学术的诸多方面，全面展示出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弥补了学术界研究的不足。
《刘永济评传》又是近年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成果。《评传》的作者不但能把对刘永济先生的认识置於中国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链条中审视，而且在对刘先生学术的讨论中，又能时时注意他与其他学者的联系，从而展示出一幅更为宽广的现代学术史发展的图景。
刘永济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属於学衡派。[ 这个与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相对应的文化思潮，以往学界多称之为“文化复古主义”，但这实际上是对学衡派的误解。对於这一思潮，也许将其视为“文化理性主义”更妥当。学衡派倡导的是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贯通的思想，而非一味偏颇於哪一方面。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学衡派，都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下寻求的应对之策。学衡派对中国现代学术尤其是东南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学衡派的评价渐趋分正，南京大学还成立了学衡研究院，创办了《新学衡》杂志。而如果对学衡派应作重新评价的话，那么，对刘先生的学术史地位也应重估，尤其是对其学术上不激不随，兼取中西文化的精华而加以融会贯通的学术精神，理应有充分的认识。]1921年冬，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国立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的几位教授创办学术期刊《学衡》杂志，翌年一月正式出版。柳诒徵先生为撰《学衡杂志简章》，开宗明义地提出《学衡》杂志的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学衡》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独具特色的思想流派，史称“学衡派”，在思想学术界掀起了一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相对应的文化思潮。作为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志趣相投的好友，刘永济先生很快也加入了这支学者的队伍，并开始不断地给《学衡》写稿。像《中国文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纲要》、《论文学中的相反相成之义》、《文诣论》、《旧诗话》、《天问通笺》和大量的词作等，都是最早在《学衡》上发表的。刘先生也很自然地被归入“学衡派”。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思想文化运动，那么，作为其对立面的“学衡派”，也就似乎很自然地成了反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复古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因此，对五四运动的评价越高，对“学衡派”的批判也就越严厉。很长时间以来，“学衡派”成了一个人们不愿去触碰的话题，直到近一二十年，情况方有所转变。《刘永济评传》的作者虽也将“学衡派”的性质看作是“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们把对传主的研究放在“学衡派”的视阈和背景之下进行，并由此去把握和探讨刘先生学术的宗旨、追求以及路径和得失，眼光已迥自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做的虽是以刘先生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实际却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学衡派”提供了具体的方法、依据和成功的案例。
“学衡派”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其学术精神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兼取中西文化之精华而加以融汇贯通。《刘永济评传》所着力揭示的，正是这种贯穿於刘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内在精神。比如，书中论及刘先生早年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论》，就从文化、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三重视野进行观照，指出其“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十全十美，更不赞成文化锁国。在他看来，文化的互补和融合是文化进步的必由之路。‘一国之文化得与他国之文化相接触，必生变化，而每一度变化，又必为一度之进步，有史以来，皆如此也。’”并力图揭示其“融汇中西的著述方略、兼通中西的知识背景和致力於振兴中国文化的学术关怀”，以及其“在中国古代学术资源和现代转化方面所做的探索”和意义。[ 《刘永济评传》，第157、155页。]再如，论述刘先生的《十四朝文学要略》，特别对其文学流派意识进行阐发。作者指出，刘永济对流派现象做考察注意到几个相互关联的文学史事实：“其一，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流派产生於魏晋之间。‘魏晋之间，人竞品题，俗尚臧否，文人相轻，於斯为盛，宗派之渐，其在此乎？’从中西文学的演进历程来看，文学流派的充分发展只有在文学取得独立地位或曰‘文学自觉’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因此，说建安以降才出现文学流派，乃是对文学史阶段划分极具意义的一个命题。其二，文学流派包括‘宗主’、‘体性’、‘源流’等层面”，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是很相近的。[ 第176页 ]也注意到刘先生融合中西文学理论的倾向。《十四朝文学要略》中论及永明年间声韵学的兴盛，刘先生曾指出梵学的传入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盖自东汉许叔重作《说文解字》，形定声明。後人更进而研求音声，自然之势也。故孙炎著《反语》、李登作《声类》、吕静作《韵集》，已远在魏晋之世。此固有之因缘也。而梵学西来，中土之士，渐习其文字。於是彼土谐声之字，与此方衍形之文，互相接角，而生影响。声韵之学，遂以兴起。此外来之影响也。”《评传》的作者认为，“刘永济指出的虽是一个历史事实，而背後则是一种文化立场，即充分肯定外来文化对於促进中国文化进步的作用。”只不过刘先生是“以尊重民族文化为前提，强调以中华文化为主，以外来文化为宾，反对喧宾夺主或以宾为主”。[ 第187页 ]同样是准确地揭示出刘永济先生治学的中西古今兼融的倾向。
▲武汉大学中文系五老，右二为刘永济
刘永济先生性情耿介、宽厚，在其数十年的人生和学术生涯中，所师从和交往的多是文坛和学界名流。像晚清著名词家况周颐、朱祖谋，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梅光迪、吴宓、吴芳吉、闻一多、顾颉刚、朱自清、龙榆生、陆侃如、冯沅君、梁宗岱、茅盾、吴梅、钱钟书、赵景深、游国恩等先生，都与刘先生相知很深。《评传》的作者在研究中，不但很注意考订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游，而且注意从这种交往和比较中，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过程中，凸显刘永济先生的学术个性和价值，进而展示出一幅更为广阔的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画卷。例如书中第三章对刘先生与“学衡派”关系的相关论述，既对“学衡派”的相关问题作了细致的辨析，又对刘先生及其与现代学术史上的许多学者的交往等，作了认真的比较和中肯的分析，反映出五四运动後期学术界的实际情况。而在论述刘先生早期著作《文学论》的时候，又能把它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下加以考察，与同时或前後出现的同类著作，像宋桂煌翻译的英人Hudsan的《文学研究法》（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1913）、伦叙的《文学概论》（1921）、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马宗霍的《文学概论》（1925年）、潘梓年的《文学概论》（1925年）等，进行比较，既可以由此清楚地认识到这部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地位，也再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图景。此外，在论及刘永济先生《文学论》的文学史视野时，将其与谢无量、曾毅等人的文学史著作相比较，而论述《文学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视野时，又与黄季刚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比较，并指出其对郭绍虞等人文学批评史撰写的影响。这些地方，都给予了读者更多的现代学术史影像。
在现代学术史上，“学衡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在二十世纪初的东南大学，与《学衡》和“学衡派”同时存在和桴鼓相应的，还有“国学研究会”和《国学丛刊》等组织和刊物，其代表有陈中凡、顾实、吴梅、陈去病、柳诒徵、王伯沆、汪东、黄季刚、王易、胡小石、汪辟疆等众多著名学者。由此形成的“东南学术”，无论在当时还是後来，都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永济先生及其学术不只属於“学衡派”，也是“东南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永济评传》的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了个中的联系，尤其是程千帆先生与刘先生的传承关系。书中多处引录程先生对刘先生为人的回忆。像刘先生捐资明德中学、与叶圣陶等先生的交谊、与苏雪林的关系、对初登武大讲堂的程先生关心和扶持等等，就都引自程先生的《刘永济先生传略》。书中也多处引用了程先生对刘先生学术的评价。像讨论刘先生的《十四朝文学要略》、《文心雕龙校释》等，就都注意到程先生的看法，并指出后者与刘先生学术的传承关系。比如，书中引录程先生对文学史撰写的看法：“从《春秋左传》到佛经合本子注及其效法者，如《三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还有后来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一个纲，下面分系很多材料。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就是这样写的。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也是这样写的。”《评传》作者进而指出：“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之后所有的著述，其体例都取法於传统的经典。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文化信念的执著表达。”这是有见地的。实际上，刘先生学术研究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及其对程先生和其他学者的启发，其例是很多的。像程千帆先生与程章灿合作完成《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后就写道：“本书第八章中关於从子书衰落到论说文论勃兴的一些论述，就是从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受到启示，并参考利用了刘先生的一些思考结晶。”即为一例。
刘永济先生与程家是世交。刘先生早年在长沙的时候，曾经向程先生的叔祖程颂万问学，[ 程颂万，字子大，别号石巢居士，又号十发老人、鹿川田父，曾参谭继洵、张之洞幕府，后为岳麓书院山长、武昌自强学堂监督，诗文兼擅，光绪间与曾广钧、易顺鼎齐名，称“湖南三诗人”，有《十发居士全集》。]而程先生自幼随十发老人的长子君硕先生读书，十发老人称之为“诗笔清丽，自由天授”。刘先生是千帆先生的长辈，刘先生发表在《学衡》杂志和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的许多文章，程先生原就读过，十分佩服。所以，1940年初，因躲避战乱辗转入川、刚到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不久的程先生，便去拜访当时亦随武汉大学内迁乐山的刘先生。次年，刘先生推荐程先生到武大中文系任教。自此至1957年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除了在成都任教於四川大学和金陵大学的三年之外，程先生一直都与刘先生在一起工作，前后同事长达十七年。刘先生的人格与学术对程先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6月，即将离开武汉的程千帆
1978年，在经历了长达十八年的非罪获谴的遭遇后，已自武大退休的程千帆先生受聘於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程先生发奋工作，努力挽回过去的十八年所浪费的时间。他著书撰文，传授生徒，承担了多项研究课题，发表、出版了许多饮誉学界的论文与专著，并在研究思想和方法上明确提出把“文艺学与文献学完美地结合起来”的观点，不但为重振“东南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中国当代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程先生的这些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已故傅璇琮先生曾作过一个评价，他认为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以及体现这些方法的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程先生在三十年代曾受到南京几位国学大师的教益，‘厚德载物’，他的学问基础的深厚即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而程先生在此后又逐步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恰当地运用了中外关于研治人文科学的新理论，这样他就在传统的治学路数上融汇入现代科学的成果，特别是他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直至现在，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结合治学思路已较原来的考证与批评结合更富时代性，在学术层次上更有发展。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余年来问世的几部专著上，也表现在他与（周）勋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1998年，徐公持先生在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时，也认为，在老一辈学者中，能够“以耄耋之年，仍奋发有为，撰述不止，再现学术雄风”的，当以钱钟书先生和程千帆先生最为代表。如何认识和评价程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上的作用与地位，傅先生和徐先生的看法是十分值得重视的，然我们这里想说的是，程千帆先生之所以能顺应现代学术发展的潮流，以其独特的个性和品格，融合新旧，创造性地完成了自身思想学术的转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创建，也对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就中刘永济先生的影响是决不可忽略的。
刘永济先生的学术研究兼重理论与文献。他早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融合中西，撰为《文学论》，阐发“浪漫派”与“写实派”等许多理论范畴，以建构中国文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同时又附录《古今论文名著选》、《参考表》、《引用人名汇考》和《引用篇籍备检》，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史资料。其后他的屈赋研究，既重知人论世，又强调文字训诂。他的《文心雕龙校释》，注重对刘勰文章学理论的揭示和阐发自不必说，而书后又附有《文心雕龙徵引文录》，可见其对理论和文献的双重关注。及至刘先生编撰《词论》，汇集许多词话材料，然我们看他上卷通论词的名义、缘起、宫调、声韵和风会，下卷专论作词方法，分为七节：总术、取径、赋情、体物、结构、声采和余论，从词的起源、声律、词史的发展，到词的创作论的诸多范畴，几乎涉及到词学理论的所有重要方面；而其中每一节的撰写，又必先对有关的词学文献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然后严加选汰，择取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进行归纳排比，或疏通印证，考辨得失，或发明引申，从容立论，多精详周密，平正通达，要言不烦，从而建构起一个相当完整的词学理论体系。[ 刘先生的《词论》两卷，原是刘先生早年在湖南大学任教时的词学讲义，1940年，刘先生到武汉大学任教，所讲授的课程仍有词学一门，故续有增益，尤其是下卷，刘先生还准备以其为蓝本，提要钩玄，写成几十则词话，作为学词的纲领。然不知何故，我们后来从刘先生的遗稿中只看到已修改完成的《总术》、《取径》两节和文前的题记，书名则作《诵帚词筏》。取修改后的这两节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武汉大学印本出版的《词论》相较，可知修订稿已比原稿有了较大的改动和补充，惜今之中华书局版《刘永济集》未能据此校改。]这些，都对程先生的研究有过积极的影响。
四十年初，程先生刚到武大，给中文系的学生教大一国文，编为讲义，“就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讲义分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像《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总论选了十篇文章，包括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多篇论文学的代表性文献，皆详加注释，而分别类之以“文学之界义”、“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性情”、“制作与体制”、“内容与外形”等等，实际上与刘先生的《文学论》相同，也是在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处理中国古代文论的材料，是一种总结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可贵的尝试，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自然也得到刘先生的充分肯定。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程先生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实践中，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将理论批评建立在坚实的文献考据基础上的看法。像《左太冲〈咏史〉诗三论》、《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等，都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1949年以后，程先生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艺思想。他承担过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撰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而且更重要地，他把这些理论自觉地运用到了古代文学的研究实践中。这不但使他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也将自己多年研究的经验凝结、升华并表述为：“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取得了很高的学术史地位。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当然已超越了刘先生，但若要追溯其思想学术的渊源，刘先生影响的痕迹仍不难看出。
刘永济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很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革、名物制度等方面，都有深厚的修养，尤其是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从“楚辞学”、“龙学”，到唐诗学、词学和曲学等，几乎跨越了整部文学史。这就要求研究者也必须有文学史的眼光和积淀。我们欣喜地看到，《刘永济评传》的作者，不但在深入研读刘先生著作的基础上，对刘先生在文学理论、“楚辞学”、“龙学”、唐诗学、词学、曲学等方面的成就，作了全面的论述，而且，作者的研究又往往能从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中去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揭示出其内在的理路和特色，同时也彰显了作者自身的学术倾向和追求。比如，《评传》的作者在讨论刘先生的《十四朝文学要略》时，就特别注意到是书虽不是一部完整的文学史著作，但其文学史的理念却贯穿了他全部的古代文学研究。刘先生在书中对赋比兴有一个独到的阐释。他认为：“孟子之巧譬，庄生之寓言，论宗之用比也。宋玉之《风赋》，贾生之《鵩鸟》，赋家之用兴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论之体也，而用则赋。虬龙云蜺，美人香草，《骚》之文也，而用则比。且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推阐其用，岂仅限於诗歌辞赋之文？赋者，铺也，布也，铺采布文，体物写志也，会通其旨，亦有合於说部戏曲之法。盖文家以三事为用，所用岂囿於一体？”这一见解是是极为深刻的。故《评传》作者指出：“由此一例可见，关注赋比兴手法在诗之外的其他文体中的运用，不只说明了一个文学写作的具体现象，还有助於阐明文学发展的进程。而刘永济所说‘斟酌百变之间，取予寸心之内，作者之才艺系焉，一代之风会存焉’，由‘才艺’之演进，以见‘风会’之变迁，还赋予了这种分析方法以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并且，《评传》作者将《十四朝文学要略》所附《文体孳乳分合简表》与刘先生《默识录》中的有关论述联系起来，进一步论述道：“就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而言，其建立和发展，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先秦是子、史、诗赋初步建立各自叙事传统的时期；汉魏六朝是子、史传统交融孕育出子部小说的时期；唐代是子、史传统与诗赋叙事传统融合孕育传奇小说的时期；宋元明清是文言叙事传统与讲唱文学传统融合，中国叙事传统发展到集大成境界的时期。而无论哪一种叙事形态，都以情节和场面为主体，只是各有侧重，各有不同的处理罢了。刘永济所说的‘横铺’，聚焦於场面的描写；刘永济所说的‘直铺’，聚焦於情节叙述。先秦时代的史家散文、诸子散文和辞赋，不出‘横铺’和‘直铺’两种方式；后世的小说、戏曲，又何尝在矩 之外。这样来看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就可以打通文体的壁垒，不至於在各种文体之间划下一道截然的鸿沟。刘永济的思路，对於拓展文体研究的视野，对於深化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研究，其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第179-180页 ]这些论述，既深刻指出了刘先生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及其文学史意义，又包含着作者自身学术研究的心得，颇具识见。其它像探讨刘先生的《文学论》，指出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视野；讨论刘先生屈赋研究，指出其文学史意义；讨论刘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着眼於其文学史建构；论述刘先生的唐诗宋词研究，又拈出其关注流派、风会的特点等等，都在在体现了《评传》作者对文学史研究的多年的思考。
此外，《刘永济评传》引用材料的丰富，迭出的新见，严谨的体例和平易暢达的文笔等诸多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刘永济先生出生於官宦世家，然其父祖辈如何影响其学术志趣，却少有材料。《刘永济评传》的作者，能从刘家“诗书继世”的家风、父辈的熏陶、早年的阅读经历和家庭教育，对其人生态度和学术兴趣、思想信仰的影响，作了可贵的探讨，揭示其内在关联。自1917年7月应长沙私立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之邀任学校教员，到1927年任东北大学教授，1932年任武大教授，计前後十五年的时间，是奠定刘永济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往研究者亦关注不够，《评传》通过细致的梳理，展示出刘永济先生的学者形象和炽热的民族情怀。至於20世纪40年代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所谓‘新’‘旧’派之争，外人更难以索解，而《评传》则挖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据此指出其中虽存在意气纷争和人事纠葛的因素，但其实质还是源于学术观点与理路的分歧，这两派人物在其学术生涯中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书中的一些重要看法，如认为刘永济先生的屈赋研究，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偏于人文性的阐发，常常并无铁证，如关于屈赋作品的认定和部分字句的改动，一方面对读者多有启迪，另一方面也不时招致商榷；第二类则以科学性见长，包括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内容，他的几个主要成果，如《屈赋通笺》各卷的“正字”、“审音”、“通训”各节，以及《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两部专书，集中显示了他在考据和语言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其屈赋研究得到闻一多、游国恩等大家的激赏，主要是在第二个方面。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颇有见地的。至於此书文字风格的平易流畅，读者皆能感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本书作者之一陈文新先生
总之，由陈文新、江俊伟两位先生完成的《刘永济评传》，在刘先生的生平、思想、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等很多方面，创获甚多，洵为一部对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现代学术史地位作出全面而公允评价的力作，也是近年现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收获，它将受到学界的欢迎是肯定的。
>本文原题《一部全面深入研究刘永济先生的力作——读陈文新、江俊伟<刘永济评传>》，由作者授权发布，为方便阅读，这里省略了部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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