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何以把“仁者之功”看得比“仁者之德”更加重要？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的标杆性人物之一，据说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就经常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的分量由此可见。管仲同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的人品在许多人看来是有污点的。《论语·宪问》就依次记载了子路和子贡对管仲人品的质疑：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路和子贡之所以质疑管仲，是因为管仲曾经追随公子纠而又未能与公子纠同死。其事情原委是：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两兄弟争夺齐国君位，公子小白夺得先机，成为齐桓公，杀了公子纠。按照通常的道德理念，管仲应该与公子纠同死才对。可管仲不仅没死，反倒成了齐桓公的辅佐，因而子路、子贡认为管仲忍心害理，算不得“仁”。

针对子路和子贡的质疑，孔子的回答是：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所谓“被发左衽”，就是被夷狄所征服，就是被迫放弃华夏文化即华夏生活方式。孔子强调：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免于被夷狄所征服，之所以能够保存自己的文化，就是因为有了管仲。孔子对管仲的认可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说，管仲虽然没有仁者之德，但是他有仁者之功，造福于当时，也造福于后世；第二层是说，管仲的仁者之功是如此伟大，与“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的所谓仁者之德相比，轻重悬殊，不能相提并论。

据顾颉刚研究，管仲之时，“诸夏占的地方实在太少”，“只是黄河中游、济水全部。黄河上游，则秦与戎也。长江流域则巴、蜀与楚、吴也。自秦岭以至太行、恒山，则戎与狄也。成周之西与南，则茅戎与陆浑戎也。淮水流域，则淮夷与徐、舒也。所谓诸夏集团者，大国为齐、晋，中等国为宋、鲁、郑，小国为陈、蔡、许耳。在如此局天蹐地之下，而能在政治上争取生存，在文化上争取主动，洵不易矣。此则管仲、狐偃辈之功也。”“综上所记者观之，诸夏集团自以晋与齐为主要国，鲁、郑、宋为次要国，其他则皆摇旗呐喊之‘跑龙套’耳，或偶一出现之‘扫边角’耳。以如此薄弱之组织，竟能北灭狄而南平楚，立秦、汉统一之基础，能谓非人定胜天乎哉！”（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明乎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我们对管仲的功业就会更加敬佩。孔子强调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没有管仲，哪有华夏？一个为华夏的生存发展建立了如此丰功伟业的人，我们应该怀念他，敬重他，过分的指责是不得体的，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明代的李梦阳在一篇八股文中用孔子的口气这样说道：

夫以仲之功，而人受其赐于不穷，迄今江汉之上，慨最盛之遗事，而颂管仲之功不衰。吾方幸齐桓得一相而天下定焉，后世赖焉，又安得以其相为疑也哉？信乎管仲虽无仁人之德，而实有仁人之功。赐也，何可以过訾之也？

“赐”，就是子贡。

明清鼎革之际的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中畅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论。其原文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之所以要把王朝的存亡和民族的存亡区别开来，是因为王朝的存亡，只与这个王朝的君臣有关，是“肉食者”即官员的责任；民族的存亡，与整个民族有关，所有的人，即使是“匹夫”，也有责任。顾炎武所说的“国”，其实是指王朝；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其实是指民族。而民族的存亡，关键是民族文化的存亡，所谓“率兽食人”，是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中，表达了对民族存亡的关切。管仲为保存和发展华夏文化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得到孔子和李梦阳的赞许是理所当然的。

李梦阳的这篇八股文还特别突出了“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难”的比较。如果管仲与公子纠同死，不过如“匹夫匹妇”之“自经于沟渎”，虽然表现了高尚的品格，但做起来其实不难。而要实现“天下之大纲不至于陵夷”、“天下之大防不至于颠越”的伟大目标，“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却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难易的悬殊相关，两者的价值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死天下之事”仅仅成就了个人名节，而“成天下之事”则保证了民族的兴盛与繁荣。

肯定“仁者之功”也可以比“仁者之德”更加重要，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儒学并非仅仅看重个人品德，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比谨守个人品德来得更加重要。懂得这一点，可以避免把儒学等同于道德训诫的诸多平庸的误解。儒学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哲学，而不仅仅是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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