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莫砺锋：重视传统文化不必炒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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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莫砺锋，男，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6年毕业于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1968年下乡插队，在江苏省太仓县和安徽省泗县务农、做临时工。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84年以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其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韩国全南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兼职有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社会部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学术著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文学史沉思拾零》，非学术性著作有《浮生琐忆》《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莫砺锋说唐诗》《宁钝斋杂著》等。

访问者：黄伟豪，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现为树仁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01	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

▲1984年10月22日，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的答辩会。答辩委员前排左起：管雄、傅璇琮、霍松林、钱仲联、徐中玉、舒芜、程千帆、周勋初。

问：感激老师在百忙之中腾出宝贵的时间接受访问。据我所知，中国古代虽然有“博士”这个官职，但就大学学制而言，文革结束前中国大陆的大学学制基本上只分本科和研究生两种，学位则只有副博士而没有博士。博士的教育制度似乎是西方教育的概念。老师是文革结束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这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具有很特殊的意义。老师可以谈谈您这方面的背景和经历吗？当时的博士制度与现在的有什么不同吗？

答：文革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照抄苏联的，所谓“副博士”学位就完全是从苏联引进的。由于当时整个教育都不太正常，研究生培养也是时断时续。所以严格地说，新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从文革后才逐步正规化、制度化的，博士生培养则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我正巧遇上了这个时期，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博士生。

我1966年就高中毕业了，正逢文革爆发，大学停止招生，两年后就下乡插队去了。在农村种了十年地，到了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我当时正在安徽农村，就考进了安徽大学外文系的英语专业。一年以后，我提前考研，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在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开学典礼上，匡亚明校长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国家正在制订学位条例，不久就会颁布实行，并鼓励我们成为首批硕士和博士。果然，为期两年的学习尚未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就颁布了。1982年年初，南京大学开始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二十多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资格的博士生导师，但是学校考虑到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不宜把步子迈得太大，所以在全校遴选了10位德高望重的博导，每人只招收一个博士研究生，来为今后的博士生培养积累经验。我的导师程千帆教授也在学校遴选的10位博导之列。由于那次招生具有试点的性质，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考，而是在本校已经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中选拔。于是，我就成了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1984年10月，我在南大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这只是一个巧合，并没有特殊的意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南大中文系只有程先生一人具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由于当时学位制度刚刚施行，如何培养合格的博士，大家心中都没数。程先生也不例外，他日夜思索这个问题：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呢？为了有一个参照标准，程先生从图书馆借来了外国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已经公开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仔细阅读，比较揣摩。十来本博士学位论文读完后，程先生才心中有数。于是他邀请本系的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在我毕业以前，系里没有招收第二个博士生，所以在将近三年的时期内，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在负责指导，于是我接受了非常全面、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说实话，我在攻博期间真是“吃尽苦头”，但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我没有在中文系读过本科，学习古代文学完全是半路出家，能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完全应归功于程先生和指导小组的其他老师，换句话说，应该归功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博士点。当时的培养方式还没有严格的制度化，比如说导师们为我设计的学位课程都采取专书研读的方式，没在教室里授过课，也没有学分的规定。那种培养模式有点像匠人带学徒，一切都是手把手地教，不像现在这样一切都严格按照章程来进行。我觉得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学科范围内，那种培养模式还是有其优点的。 

02

师事程千帆

▲1980年与程千帆先生（左）

问：老师是程千帆先生执教于南京大学时的大弟子，而程先生是黄侃的弟子，请问程先生在学术理念上对您有什么影响？

答：我报考研究生时对中文学科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程先生是谁，只是看到研究方向是我喜欢的“唐宋诗歌”，就糊里糊涂地报了名。后来我得知程千帆先生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但是他家境贫寒，开学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昂贵，而中文系学费低廉，就改上中文系了。原来我们师生二人都是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的，要说成为师生是前生的缘分，我遇上程先生真是双重的缘分！

程先生的治学范围相当广博，举凡校雠学、史学、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且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那么，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呢？我以为是有的，那就是“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考证与批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前代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精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绝少往来。甚者至于互相轻视，唯我独尊。精于考证的学者常常觉得专搞批评的人流于空疏，而长于批评的学者则往往认为专攻考证的人陷于烦琐。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大概是当代第一人。

一般说来，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文献学的研究，即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校勘、辑佚、整理，力求提供确实可靠的文本。二是历史学的研究，即对千头万绪的文学史实进行考订、甄别、疏理，力求掌握文学史长河中每个环节的真实面目及来龙去脉。三是美学的研究，即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自身价值进行解读、阐释、评析、力求最充分地实现现代人对古代作品的审美接受。四是哲学的研究，即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对古代文学进行宏观的把握，力求揭示其根本规律及其在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普遍意义。从程先生的著述及日常言论来看，他所说的“考证”包含着前两项内容，而“批评”则包含着后两项内容。由此可见，程先生所倡导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古代文学作全面的、多层次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思维模式。

应该指出，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学者把精力集中于某一个层次的研究是完全合理的。程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他对同辈乃至后辈学人专攻某一层次的研究而得到的成就都深表赞许。但是，就整个学术界而言，必须要有一部分学者兼通考证与批评，而专攻其一的学者也不能与另一类研究隔膜、疏离，这样才能够融会贯通，真正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程先生的研究工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一部《程千帆全集》正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范例。程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证性质。他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他所作的研究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从来不发凿空高论。也就是说，程先生的学术研究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而不是不痛不痒的清谈。程先生在学术上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这种学术理念。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始终把它视为努力的目标，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问：在继承传统学术方面，南京大学既然是古代文学学术重镇，譬如学衡派以南京大学为中心，南京大学又有所谓“东南学术”的优良传统。老师是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带头人，可以具体谈谈南京大学如何保留、继承这方面的传统吗？ 

答：岁月不居，一个学科迟早会面临新老交接的问题。薪积火传，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代代相传的学术精神。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科，它发轫于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学者所建立的“东南学术”。到20世纪90年代，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老一辈学术带头人逐渐退出学科的日常工作，年青的一代逐渐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尽管各人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路数并不相同，但是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实证性研究的选题倾向却是基本一致的。十几年来，学科成员发表的论著在数量上也许不算太多，水平也不算太高，但是基本上都做到了言之有物、立论有据，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中，基本上做到了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而心无旁骛。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学术必需创新，尤其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等方面，不能因守师法而固步自封。近年来在学科内部已经孕育出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初步体现出开拓性的新气象。但是就原则性的学术精神而言，我们仍然坚守着本学科相沿已久的传统，我们坚信这是有利于本学科健康发展的优秀传统。

三十年来，我们在博士生的培养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程千帆先生开创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后来有所发展，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学位课程体系日益规范化、系统化，但是我们的基本教学理念，尤其是重视提高博士生基本功和实际研究能力的理念，一直都坚持下来，成为本博士点的显著特色。我们培养的博士生一般都具有基础扎实、外语水平较好、动手能力较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点，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脚踏实地、不尚空言的朴实学风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本学科的印记。我本人是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又担任这个学科点的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我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的经历与整个学科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说实话，目前在本学科的队伍中，我的学术水准和教学水平都远不是最优秀的。但是由于我在这个梯队中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所以对本学科的发展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03	要重视西方研究但勿顶礼膜拜

▲1986年在哈佛大学

问：在海外汉学研究上，老师曾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任高级访问学人。 老师能谈谈当时的背景和经过吗？您对哈佛汉学，以至欧美汉学有甚么看法和感想呢？

答：我到哈佛燕京学社的时间比较早，是从1986年到1987年。我在那里与海陶玮、宇文所安、包弼德等学人有些交往，并翻阅了燕京图书馆的许多藏书，参加过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旁听过哈佛东亚系的少量课程。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说不上对美国汉学有多少了解。由于研究对像重合，我与宇文所安的交往稍多一些。1987年我回国后编选了一本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论文集，书名叫《神女之探寻》，在选目上征求过他的意见，还请他写了一篇序。后来直到2009年北大庆祝建校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们才再次见面。这两年宇文到中国来得比较勤，我们南大也请他来讲过两次学，但没有机会细谈。我认为宇文所安是欧美非华裔的汉学家中研究中国古诗最优秀的学者，著作很多，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的也有好多种了。他的研究方法比较新颖，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是国内对他的评价似乎过于拔高，可能是震于哈佛大学教授的威名吧，我有点不以为然。我曾写过一篇长篇书评，评宇文的两本成名作——《初唐诗》和《盛唐诗》，我认为书中的硬伤较多。我对他关于古诗的一些判断也不能认同，比如他认为唐代诗人中王维的水平比李杜更高，又如他认为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不如“悠然望南山”，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当然，观点不同不影响学术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宇文的著作并不一味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他是注重文本细读的，不过有时求之过深，未免产生过度阐释的缺点。总体上我还是很佩服宇文所安的，我的书架上就插着好几本他的著作，时常拿下来翻阅。

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要不要借鉴西方汉学，大家不会有多少异议。我认为西方汉学当然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应是那些不同的学术方法或学术理念。时代在前进，观念在变化，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原地止步。其实古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只要看看《诗经》学史和《楚辞》学史的进程，便能看到从汉唐到宋元，再到明清，历代学者的方法是不断更新的。即使把新方法限定在西方学术的范畴，情况也是一样。从根本的学理来说，方法论不应该有东、西方之分。况且从整体来看，西方学术确实非常先进，在方法论上更有独到之处。所以多数学者并不反对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哲学理论，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运用这些理论做出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毫无疑问，西方的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的传统放在归纳和思考的范围之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好像只有美国的苏珊·朗格曾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来说明其美学观点。俄国的巴赫金的文集里倒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的四书五经，但是仔细一看，原来他连“四书”是哪几本书都没弄明白，恐怕不可能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附录《经典书目》中有“神权时代”一类，罗列了古代西方的重要文学作品，甚至包括部分用梵文写作的古印度作品，但是其中没有一部中国作品。布鲁姆坦承：“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巨大财富，但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当然，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纯粹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发育起来的理论肯定也会有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容，而来自他者的异样眼光还会给我们带来新颖的解读和分析，这正可以证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

然而不必讳言，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地移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来。植物的移植要避免水土不服，理论的移植同样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过甚嚣尘上的所谓“新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有人鼓吹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要运用“新三论”，否则便会无疾而终。二十多年转瞬即逝，所谓的“新三论”渐渐没人再提了，也没看到有多少运用新三论做出的研究实绩。今天再来回顾“新三论”，仿佛南柯一梦。 虽然如此，有些学者关于新方法的热情并未稍减，不时听到有人振臂高呼倡导某几种新方法，也不时听到有人批评古代文学界的守旧、落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猜想他们或许是出于如下的心态：在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传统学科，仅凭功底，我们肯定比不过老一辈的学者。但是我们仍然要做研究，想要把学术往前推，该怎么办？那就用新方法吧，用老一辈学者根本不知道的方法，这样肯定能超越他们。他们以为只要有了新颖的方法，就像神魔小说里的法宝一样，一下就能制敌于死命，一下就能把旧题目做出新意来。我的看法比较保守：任何新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一定要跟研究对象契合、适用。如果不适用，这个理论再时髦、再深奥，都是没用的。而且如果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知之甚少，对古代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比较肤浅，那么不管运用多么新颖的方法，也绝无可能以怪招取胜，点铁成金。方法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既无需强分新旧，更难以抽象地判断优劣。方法的价值在于实用效能，在于它能否较好地解决问题。中国古代文学自有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其独特的学术术语，这是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又何必要将它弃若敝屣？现代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又怎能事先就对它奉若神明？朱熹曾对禅师宗杲的一段话大加赞许：“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了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的确，手持许多兵器，逐件舞弄，往往只是花拳绣腿。正如《水浒传》第一回所写的九纹龙史进，身上刺着九条青龙，手里的棍子舞得“风车儿似转”，煞是威风凛凛。然而东京来的禁军教头王进用棍子一挑，史进便“扑地往后倒了”。为何如此？王进说得很清楚，史进先前所学的“风车儿似转”的棍法只是“花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拳绣腿”，它是缺乏实战效能的，它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如今学界的某些人正如当年的史进，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章正是学术上的花拳绣腿。换句更文雅一点的话来说，他们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试看近年来的许多论文专著，堆砌着许多时髦的新概念和陌生的新名词，但是对于其研究对象从文本到发生背景都不甚了然或所知无几，得出的结论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这与寿陵余子的失其故步又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主要是怪我们自己不好，西方汉学家是不任其咎的。

我本人一向抱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重视西方同行的学术研究，尤其要重视他们运用不同的方法所获得的新成果，并从中汲取方法论的启迪。但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顶礼膜拜，更不能一看到西方学者的不同观点便自觉气短，或一看到他们运用的新方法便趋之若鹜。诗人臧克家曾说：“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我对方法的看法与之相似，只要合理、合用，新方法和旧方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旧方法难免陈陈相因、毫无新意，新方法也难免生搬硬套、不知所云。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术研究上的“利其器”，主要在于选择适当的方法，并提高运用这种方法的能力。至于方法是新是旧，倒并不重要。

04	用通俗方式普及传统文化

▲走上百家讲坛

问：从老师担任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史》的宋代文学卷主编，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内地多所高校、中学、图书馆、市民讲堂、新媒体等场合演讲，而且出版《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评说白居易》、《我见青山多妩媚──人与自然主题历代诗词选》等普及读物，发现到一点：老师似乎很重视传统文化的普及问题。您可以谈谈对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普及方法吗？ 

答：《中国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似乎说不上是普及性读物。可以谈谈其他的普及性工作。我做普及性工作都是出于偶然，比如我曾多次走上“百家讲坛”，但并不是自己想去的。最早的一次在2002年，当时南大为了庆祝一百周年校庆，便请央视到南大来录制几位老师的讲座，我讲的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后来制成两集在“百家讲坛“播出了。到了2007年6月，“百家讲坛”的两位编导专程到南大来请我讲唐诗，我这个人比较重情面，看到人家再三敦请，就不好意思拒绝了。于是我冒冒失失的走上了“百家讲坛”，就算是人生的一种特殊经历吧。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但我的活动从未越出大学校园的范围，我的朋友几乎全在学界。是“百家讲坛”使我有机会结交了许多校园之外的朋友。自从走上“百家讲坛”以来，不善交游的我突然拥有了数以千计的新朋友，他们的主体便是“百家讲坛”的听众朋友，以及由听众转化成的读者朋友。节目播出以后，我接到了大量听众朋友的来信和电话。他们既热情地对我作了肯定，鼓励我今后多做此类面向校园以外的大众的普及性讲座，也热心地指出我讲解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我今后有所改进。这是我走上“百家讲坛”的最大收获。

又如《莫砺锋诗话》，也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动笔的。2004年，南大任命我做中文系主任，我百般推辞未成，就勉为其难地上任了。我缺乏行政才干，现在大学里的主任管的事情又多，我就一天到晚忙这些行政事务，根本没法写论文了。写论文要集中精力来思考，提炼观点，我没有时间，这一年论文一篇都写不成。怎么办呢？我就想，既然做系主任写不出论文，就写一本随意谈谈的诗话吧。我的诗话是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说说诗歌，这种文章是不需要提炼观点，也不需要去找冷僻的材料，我做系主任做了一年就辞职了，这一年中诗话也写好了四十篇，就变成了一本书。这本书不同于我以前所有的书，我以前的书基本上不是教材就是论文。论文是写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人家没有表达过的观点，而这本书恰恰相反，写的都是老生常谈，都是这首诗怎么怎么好，怎么感动我。所以我写这本书主要是从读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的。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读这些唐诗，这些宋词，我为什么觉得它好，为什么读到这些作品受到深深的感动，通过读这些作品我怎么跟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交谈，跟他们心灵碰撞，这些东西我相信可能更适合普通读者。书出版以后，我有点忐忑不安，觉得这个书名跟现代生活的距离很远，大家会不会读。不过出版以后，效果还好，有好多读者还比较喜欢。我以前出了书从来没有读者给我写信，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收到了好多读者来信，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后来我又写了一本类似性质的《漫话东坡》。

我没有能力谈论整个传统文化，我只能说说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便是古典诗词。古典诗词大部分的作品本来是不难懂的，至少在当时写的时候是不难懂的。当然，经过时代变迁以后，语言变化了，文字变化了，生活习惯也变化了，有些部分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好像有点深奥，但当初他们写的时候都是不深奥的，因为诗词是要与别人交流的。大诗人白居易写诗，他要念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听，听不懂就继续修改，追求的就是通俗易懂。 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比较有学院化的倾向，学者们的工作就是写论文，然后就是同行开讨论会，完全没有向全社会延伸出去，久而久之就变成象牙塔里的东西了，大众就与古典诗词日渐疏远了。既然说古典诗词这么美，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她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呢？我觉得只有让广大的读者接受她，才证明你这个结论是对的。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都不来阅读，你说她怎么美，怎么好，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希望能够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跟大家谈一谈古典诗词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能够感动我们现代人。我做的普及工作就是如此。

05	重视传统文化不必炒热国学

▲即将出版的《莫砺锋文集》

问：近年海峡两岸有所谓 “国学热”，但先前老师接受内地传媒专访时，反而不赞成“国学热”这个说法。老师可以谈谈当中的原因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近年不少内地院校开设国学院， 老师又有甚么看法呢？

答：所谓的国学，这个名词不是非常准确，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现在说到国学复兴，有时候媒体上会炒作，好像很热。但是媒体的报道有点过度，其实社会上并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实际上还谈不上热。大家现在说国学，一般是把它看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同义词。国学，实际上指的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无法普及的，学术研究就是一部分的专家在那里做纯粹学术的探讨，不可能是向大众普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普及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可能更准确一些。这个工作不仅仅建国以来比较忽视，实际上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是相当忽视的。因为五四时期大家觉得西方的思想文化比较先进，我们的传统则都是负面的东西。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我们再来反思，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一个民族，特别像中华民族这种民族，她有五千年文化传统，这样一个民族，她的文化传统是不能随便抛弃的。一方面确实很优秀，要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优秀，导致我们现在落后，那么请问我们古代是怎么回事？中国古代并不落后，一直到明代中叶以前，中国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长期以来就是靠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支撑着的。我们看那些发达国家，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非常重视，非常关注，非常维护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们这个民族将来富强了，科技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但假如把传统文化这个根丢掉了，我们还是中华民族吗？所以这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民族要在世界上站住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定要发扬的，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应该关注这件事情。任何事物，有热一定有冷，热过一阵大家又忘掉了，又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是持续的，不间断的，既不非常热，也不冷却。传统文化我们即使要重视，也不需要把它炒得很热，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大家来炒一下就完事了的，这需要长时间的坚持，长时间的积淀。一个文化传统本身的建构、发展就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是一代一代的代际传承。文化传统一旦断了以后，再想恢复就难上加难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跟新文化运动有关的现代教育做一点反思。因为五四以后，像蔡元培先生那一辈人，他们当时的基本观念是完全趋西方的。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的大学教育，包括大学里的人文学科的系科，完全是照搬西方的，西方有哪些科目，就设哪些系科。我们传统的研究，比如说经学研究，在现代大学的体系当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样一来，我们整个的近现代文化当中，传统文化就非常薄弱。 现在大家意识到应该重视这一点，但是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全社会的事情，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在教育体系内部，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比如政治课，历史课，相关课程的内容设置要加强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分量要加重，现在的分量太轻。另外，我们也要结合课外教育。现在教育部强调要加强素质教育，好多学校把它片面地理解为吹拉弹唱，认为这就是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更重要的内容应是传统文化，要通过这种教育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开始知道传统文化中有精华。

有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是只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博物馆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其实，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依然生机勃勃，它的内部蕴涵着巨大的生命力，它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它是一只可以屡经涅槃而获得永生的凤凰。随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愈演愈烈，现代人更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我们的传统一概加上“落后”、“陈旧”之类的恶谥？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着自虐的心态来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我们的传统保持必要的敬畏？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和烙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身份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继续生存的根本理由。龚自珍曾语重心长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如果毀灭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结果必然会毀灭那个民族。现代大家都认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民族的复兴必然会使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光彩，我对此满怀希望。 

>原题《国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学术定位——专访莫砺锋教授》，载香港《国学新视野》2015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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