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我们非常需要不尚空谈的书——读蒋寅《大历诗风》札记

罗宗强：我们非常需要不尚空谈的书——读蒋寅《大历诗风》札记

罗宗强程门问学 2021-06-12

《大历诗风》近日已由凤凰出版社重印上市

我非常喜爱大历诗人的诗，特别是刘长卿。“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柳色孤城里，莺声细雨中”；“欲扫柴门迎远客，青苔黄叶满贫家”。孤独、寂寞，一点淡淡的忧伤。我想，这或者就是我喜爱这些诗的一个原因，这或者跟人到老年，心境渐归于孤独有关。这纯粹是一种艺术欣赏，是一种美的享受。人总是需要精神慰藉的，辛苦劳累之后，在一点淡淡的忧伤的诗句里得到了松弛，得到了满足。我对大历诗的认识，大抵上便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在这个层次上，七八年前，我在一本书里提到大历诗人追求淡泊情思与淡泊境界，追求高情、丽辞、远韵（见拙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五章第二、三节）。应该说，这是一种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批评，还没有脱离中国传统诗歌批评的鉴赏式范围，如明人胡应麟对大历诗的评论：“气骨顿衰”（《诗薮》内编卷三）就是。细细想来，我们学术界对于大历诗的认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都在胡应麟的认识的范围之内。

但是，前不久，我们有一本书把对大历诗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便是蒋寅的《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把对于大历诗风的感觉变为对它的构成的研究，试图对它做出科学的解释。我们只要列出此书第三章至第八章的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意图。这些标题是：时代的偶像、主题的取向、时间与空间、感受与表现、意象与结构、体式与语言。可以说，它是从审美趣味、创作模式、直至修辞技巧的一切环节，对大历诗风的构成作了一次拆卸，一个一个零件的仔细考察，力图说出一个究竟来。我以为，这本书在如下的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对大历诗的主题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把它归纳为：迷惘和反思、衰老的感叹、孤独与友情、乡愁羁恨、隐逸的旋律和自然的新发现，并对它们的表现特点作了分析。应该说，这些主题取向多数为中国古代诗歌所固有，并非大历诗歌所独占。但是这书的出色之处，在于它说出了这些传统主题在大历的特殊表现，说出了它们构成大历诗风的基本气质之所在。例如，在分析“衰老的感叹”这一节里，蒋寅举了许多例子，戴叔伦“流年不尽人自老，外事无端心已空”；刘长卿“白发乱生相顾老，黄莺自语岂知人”；李端“几回惊落叶，即到白头时”；李嘉祜“倚树看黄叶，逢人话白发”；司空曙“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等等，他认为，衰老的感觉总是笼罩在大历诗人的心头。“这种感觉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并且是时代共同的心理感受”（页53）。他说，他们中有的并不老，亦常有悲怆的衰老的叹息，这只能从时代的共同心理趋向上来加以解释，“这不是年龄问题，关键是诗人的心态”。这一点是把握得很贴切的，把属于实质性的问题找出来了。我们在任何一个朝代的诗歌里，都可以找到人生无常、时光流逝的叹息，华发如霜可以说是永恒的词语。但是我们却很难找到一个时间段落如此集中，如此衰飒与苍凉的感叹衰老，例诗几乎比比皆是，而且带着相同的情思格调。蒋寅用了一种形象的比拟，大意是说，青春已经在战乱中悄悄逝去，待到从颠沛流离中安定下来，猛然发觉自己忽已衰老，衰老得憔悴不堪了，“重见太平身已老”（刘长卿），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这种衰老的感叹不同于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魏晋诗人的衰老感叹，不同于盛唐诗人如刘希夷“岁岁年年人不同”，李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那种感慨里蕴含达观的叹息。它是大历式的，是人过中年、历尽沧桑、精疲力尽的一种心里感受。蒋寅实际上是检示了这一时期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作出了描述。又如，他分析“乡愁羁恨”这一传统主题时，指出大历诗人表现此一主题的独特之处：他们表现的是一种多愁善感、脆弱纤细；一种与生命意识的自省相伴的浓烈到饱和的乡愁客恨。我以为，最精彩的地方是蒋寅对于大历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分析。他说：

色调的灰暗冷漠，气质的清空幽寂，性态的轻淡虚净，这就是大历诗人笔下的山水风貌，也是他们对自然的新发现。他们赏爱这样的美，着力描绘这样的美，完全与他们的生活态度、审美趣味和心理状态相吻合，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之决定的。（页108）

这又是与心态联系起来的一种考察。蒋寅从上述六个方面分析大历诗歌的主题取向，事实上都是从不同层面把握大历诗人普遍的共有的心态特征，由这种特征论证大历诗风的气质。这显然比感觉式的说“气骨顿衰”要具体得多、深入得多，也丰富得多。

初版《大历诗风》

（二）对大历诗风作了结构分析。在我们的传统批评里，对于诗风的评论往往用一些意象性概念加以表述，如雄浑、飘逸、梗概多气之类。这类评论可以意会，可以引发联想，帮助鉴赏。但这鉴赏多是模糊的，很难具体言说。蒋寅对大历诗风的分析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就是把这模糊的审美鉴赏变为可以言说的理论分析。他分析大历诗的时空特点，认为大历诗人的时空意识的变化正是诗风变化的关键。他认为：“盛唐诗人的心理倾向是外向的、辐射的，因此他们对空间的感觉就指向外在的、宏大的向度；而大历诗人，他们的心理倾向主要是内向的、聚敛的，他们的空间感于是更多地指向内在的、幽微的向度。大历诗人的精神活动主要是内省的、体验式的，很少能超越自我，将自我放到宇宙、历史的背景下去思索。”他认为，大历诗人缺少宇宙意识。他们“总是立足于个人的观念来把握自然与社会存在的时间流程，因此主体观照的基点就不是历史的而是现时的，不是着眼于客体历时的动态存现，而是着眼于即时的静态呈现。……他们关心的只是现实生存中的自我，他们诗中的时空就是一个自我所感知的即时的时空。”（页122—123）应该说，这个分析把主题取向上所表现的大历诗风的气质又进一层的给了剖析，主题的取向只是反映诗风的基调，而时空观的分析则进入了诗风的结构自身，开始解剖了。

蒋寅接着又分析了大历诗的感受与表现，意象与结构和体式与语言。在意象与结构这一章里，他从意象的种类、意象的性状、意象的结构与表述结构，分析了大历诗歌的意象特点。他发现，大历诗较多的用描述性意象，可以说，单纯性意象是大历诗意象的主要部分；大历诗人所构造的意象具有具体性、个别性、呈示性和静态性的特点；而在意象结构上则以平列式意象结构为主，“大历诗意象的疏散、平列和单一，是和表述结构的松散、平易、单调相一致的”（页203）。在体式与语言这一章里，蒋寅通过定量分析，说明大历诗人写五律最多，而他们在体式的运用上，古体不如律体，七言不及五言，长篇逊于短章。他们在诗歌语言上，刻意追求清新的品格，讲究语句的省净、炼饰、准确而富于表现力，趋向于平易流利。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蒋寅用心于从大历诗人观察与表现现实的各个层面，从他们的作品各种相近相似的构成因素考察，说明大历诗风的确切含蕴。我以为，他的努力是成功的，他让我们看到了构成大历诗风的各个层面的清晰轮廓。

第二版《大历诗风》

（三）研究方法上的进展。在第二章的开头，蒋寅说明了他采用的方法：“要想对大历诗歌获得清楚的认识，给予科学的说明和适当的评析，还必须从不同角度进行实证性的、深入细致的归纳、分析与比较研究。……我对大历诗风的研究将立足于作品的本文，从本文出发来探讨大历诗风的内涵，换言之，即着重于从作品内部揭示出朗格女士说的‘艺术家们意在表达的概念’和‘艺术家把握的创造方法’，而关于‘由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提供的机会’的问题，则放在适当的场合随时论及。”（页21）就是说，他以本文为依据，用实证的方法，归纳、分析大历诗风的内涵。我以为，他是做得相当出色的。在这本书里，虽然可以读到许多的议论性文字，但这些议论都是在细致分析作品的基础上展开的，很少有泛泛之论。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书中不少地方用统计方法来说明问题，如为了分析盛唐诗人与大历诗人不同的时空意识，他以杜甫为例，说现存杜诗中，“万里”出现73次，“千里”出现23次，“四海”9次，“天下”34次，“万国”13次，“万古”17次，“千年”21次，“平生”28次，“天地”31次，“乾坤”41次，“宇宙”10次，“日月”19次，“日夜”15次，展示出人生广阔的时空与包举宇宙的博大胸怀。到大历诗里，大字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字活跃起来。为了分析大历诗人的心态，他统计了刘长卿今存519首诗中，“惆怅”一词出现了41次。在论证大历诗主题取向中的隐逸旋律时，他举出《文苑英华》卷219“释门”374首诗中大历诗占102首，“寺院”403首中大历诗占109首。在诗歌研究中，量化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有时却是极有说明力的方法。在蒋寅的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一种不虚夸、不尚空言，从事实中导引出结论的科学态度。这本书有理论深度，但这理论深度，与其说是理论自身，无宁说是由于对事实所作的细致深刻的分析，是对事实的理论把握的深度。而这一点，我以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我不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宏观方法，但对于说了一大堆空理论而查无实据的研究却颇不以为然。有的宏观研究的论著，虽引文斑驳陆离，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但若深入研究引文的背景与真实涵义，则就可以发现大抵一知半解，想当然者居多，可以看出，作者不是认真的在读史料，而是走马观花翻材料，把这些材料凑到一起，以意为之，大发议论。这类文章，亦大抵只是起到“看热闹”的作用而已，于研究的深入是并无助益的。蒋寅的文章不是这样。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大历诗的艰苦的清理、理解与把握的大量工作。虽然其中涉及大历诗与大历以外其他时期的诗比较时，对其他时期的诗的理解上有可商榷之处（这点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但那是青年学者的研究积累还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不是学风问题。这两年来，有一批青年学者走向非常坚实的治学之路，他们的成就，让人刮目相看而且心生敬意。我有一种感觉，在他们这个行列里，有可能出现非常杰出的学者，出现一代宗师。当然，这只能是那些始终步履坚实者。在研究领域里，我以为我们应该多提倡扎扎实实的研究风气，而少发空议论。与其用大量精力去讨论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好，不如采用一种自己认为好的方法实实在在研究起来。比如说罢，讨论了多少次如何编文学史倒不如自己编编试试。在讨论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最好的时候，其中就包含有要用一种理想方法来引导大家都如此照办的含意。而这对于学术的发展是极端有害的。在学术的领域里，应该有一种兼容的宽弘的精神，在方法问题上尤其如此，当然，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欲有所成，都必须实实在在。方法的好坏多数情况下不是方法本身，而是浮躁或者坚实的学风的不同结果。如果有兴趣翻翻“方法热”那几年的各种运用新方法写的研究文章，评判一下它们在各自学科研究中保存下来的价值，我们大概可以悟出一点什么来。我把话说得有些离题了。之所以说了这些离题的话，是因为蒋寅这本书的求实精神触发了我的一种强烈愿望，渴望读到更多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著作；而且也带着跟在青年学者后面随声附和的意思。在施议对、蒋寅主编的《中国诗学》第一辑《宣言》里就说：“《中国诗学》青睐勇于探索、躬自实践的弄潮儿，鄙视隔岸鼓噪、专事提倡方法的呐喊家。”我以为这是一个让人鼓舞的宣言，因此便跟在后面喊几句。

《中国诗学》第一辑

还得再回到蒋寅的这本书上来。这本书诚然在大历诗的研究上取得了标志一个阶段的进展，但它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当它涉及其它时期的诗歌时，在把握的准确性上便有可商榷之处。书中说，“在盛唐诗中，自然景物很少作为移情、象征的对象而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对象出现，诗人欣赏的是它们的感性之美，并由此获得愉悦。”（页152）将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盛唐诗在意境创造上未融彻，主客体仍是对峙的，不论李白还是王维，他们的诗中，景物就是景物，不表现什么，不带附加的意义。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观点。历代论盛唐诗者，都对盛唐诗之兴象推崇备至，所谓兴象，当然不是不附加什么的纯客观景物的再现。严羽甚至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镜花水月。前人的评论我们当然可以置之不顾，但作品本身却是不能回避的。王维的《鸟鸣润》、《辛夷坞》、《书事》，孟浩然的《宿建德江》、《宿桐庐江寄广陵日游》，王昌龄《听流人水调子》、《送魏二》等等这类诗，能说它的景物描写与浓重的情思可以分开？正好相反，在许多盛唐人的诗里，景物的描写与情思抒发是无法分开的，景物只是情思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蒋寅又说：“盛唐人多写实景，大历人多写虚景。”（页164）这也是值得讨论的。其实，在“意象与结构”这一章里，蒋寅自己就持一种相反的观点，他说：“大历诗人着重于对现前实存的事物作客观、细致的描绘。”（页186）在论时空意识那一章里，同样可以导引出类似的结论。要说强烈的主观色彩，那么盛唐人那里倒是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蒋寅又认为，盛唐人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仍同于谢灵运。这也是不确的。我们不能回避诗至盛唐，已出现完整意境的事实。我想，研究什么课题便醉心于什么课题，这是通常的情形；如果蒋寅用研究大历诗的方法系统拆卸一下盛唐诗，那可能会得出另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