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谈詹锳与杨明照等学者的争论

周勋初程门问学 2022-07-15

收录于合集 #周勋初先生治学经验谈 11个

左起：詹锳、安旗、郁贤皓、杨明照

余历雄曰：这个学期跟着其他研究生上“李白研究”课，讨论了很多问题。请您谈谈关于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全八册）一书的整理出版而引发郁贤皓、安旗两位先生与编撰者之间的一场“学术规范”之争。以前他与杨明照先生之间的争论，也请略作介绍。

勋初师曰：詹锳先生主编的这一套《李白全集》历时十馀年于1996年12月正式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首先就此书提出“商榷”意见（《从〈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想到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问题》，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西北大学安旗教授也对此书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质疑》，载《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詹锳在1998年底去世，这一场学术论争发生在他去世之后。葛景春先生是詹锳的大弟子，也是此书的主要编撰者，他特意撰写《也谈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问题——与郁贤皓先生商榷》（载《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代为答复。詹、郁、葛等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一场论争主要关涉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规范问题。郁贤皓说，此书袭用他的研究成果和重要材料，但却没有注明出处，使读者误以为是编撰者的发明；然而，编撰者如果认为郁贤皓的观点是错误的，就直接点名批评。引用安旗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也是如此。葛文则作了相应的回答和辩驳。也有人认为整理古籍不同于撰著论文，如果你不同意他人的观点或者认为他人的观点不足为据，大可不必征引，因为这并不妨碍读者的阅读与理解。这个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一问题很复杂，如果要搞清楚，那就要把各人的成果对照起来细细地比较，但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因而无法做，对此无法作出判断。其实，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和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初版，2000年新版）二书都可说是目前李白研究的两座资料库，材料非常丰富；然而，二书在综合古今研究成果和提炼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方面，前者如能更精炼一些，后者如能更客观一些，则可以做得更好。

詹先生一生主要研究两个课题：《文心雕龙》和李白。葛景春则专门研究李白，目前已出版了好几种李白研究的专著（《李白思想艺术探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李白与盛唐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李白研究管窥》，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我主编的《李白研究》选录詹锳论文两篇，葛景春论文一篇。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全三册）是部“龙学”的长编。杨明照先生是“龙学”的权威，他脾气直率，写文章时常常批评他人。杨明照撰《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指瑕》（《文史》1999年第2辑，总第47辑），指出很多错误，口气严厉，很不留情面。很多学界朋友认为讨论问题时不必如此凶。杨明照的意见比较踏实，詹锳前此在研究著作中常是征引他的意见。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

从你几次提问中可以了解到，你对学界的纠纷很关注，很想了解一些学者的底细。这也可以理解，“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但知人也不易。你要认真地读他的书，了解他的长处和不足，才能作出判断。因此，这里也有一个提高个人修养的问题。

詹锳（1916—1998）和杨明照（1909—2003）都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前辈学者，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二人精力集中在训诂和版本上。詹锳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后又赴美学习心理学，因此他的学风比较新派。（历雄注曰：詹锳著有《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一书，齐鲁书社，1989年）《文心雕龙义证》三厚册，可以说是卡片功夫。这样说决无贬意，因为他们那一辈人多数采用卡片积累材料。他们有时在汇集一大批材料之后再加一个案语，归纳出结论，这已经是理论的提升，而不仅是疏通文义的问题了。詹锳下的按语有一些很有水平。杨明照的学问比较接近朴学传统。他是四川人，四川的学者大都出于向宗鲁等人的传授，旧学的基础很深厚。杨明照疏证出处的功力最深，他的几部书，如《刘子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7年）等，都与他在《文心雕龙》方面的几部著作（《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一样，以疏证出处见长。杨明照在版本的研究上也有很高的修养。他是湖北著名藏书家徐行可的女婿，又是余嘉锡的姻亲，对《文心雕龙》版本问题既有长期的研究，又曾下过一番普查的工夫，因此他对詹锳的批评，从版本目录与校雠的角度看，水平确是高上一筹。

詹、杨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最近一次冲突是由《文心雕龙·隐秀》篇中一段补文的真伪问题而引起的。在《文心雕龙》的通行本中，《隐秀》篇都有缺文，但明末有的学者，如钱功甫等，说是根据宋本补入了四百多字，然而纪昀等人不信，提出了很多疑点，认为这些补文是假的。这一问题后来差不多已成了定论。只是詹锳在1979年写了一篇文章《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二辑上，又列出了一些理由，认为补文可信，杨明照随即写了《〈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一文加以反驳。这一场争论卷进去的人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张少康等编的《文心雕龙研究史》第四章《当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下）》内《〈隐秀〉篇补文的真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节。这种问题当然不应该轻下结论，尤其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作为定论，但詹锳等人的说法至少说服力还不够。

杨明照后来写了这篇《指瑕》，挑出詹书中的25处错误。这些批评大体可成立。杨文不在理论上进行商兑，因而不会出现见仁见智各持一端的情况。用现在的说法，詹锳的错误，属于文献学范畴，这都是实打实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争辩的馀地。例如詹锳把李曰刚的《文心雕龙斠诠》中的“斠诠”都错写成了“斟诠”，引用《吕氏春秋》中的文字而不知小题在后，都是老辈学者不应有的错误。从这些地方看，詹锳在文献学方面的功夫确是不到家。

杨明照《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指瑕》

《文心雕龙义证》引用《图书集成·文学典》第一百四十卷《册书部·纪事》引殷洪《小说》，释《文心雕龙·诏策》篇中“潘勗《九钖》，典雅逸群”。杨明照指出“《图书集成》嫌晚。詹锳断句既误，文字亦有脱落。当据《御览》五九三文部九‘策’下所引者补正”。实则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中即曾引录此文，且加考证曰：“殷洪不知何人，亦不闻别有此小说，此盖是引殷灌蔬《小说》，传写脱去‘蔬’字，又讹‘灌’为‘洪’耳。”殷芸，字灌蔬，见《梁书》卷四十一，《南史》卷六十本传。（历雄注曰：余文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看来詹锳找材料时走的是捷径，翻检《图书集成》等后出类书，且径自载入书中。像《图书集成》这样的书，既后出，又芜杂，本不可以作版本依据，一般注重学术规范的学者是不会去用它的，詹书中却多次引用，这是很不应该的。

杨明照还指出詹锳屡次引文有误，如引《孟子·万章》中文，实则出于《公孙丑》章；引陶渊明诗，实际上为江淹拟作等，这都是由于缺少覆核原文这一道工序而产生的。大约《义证》篇幅太大，引书太多，出书之前无力再覆核一次，故而留下不少毛病。

《文心雕龙义证》积累的材料极为丰富。应该说，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部一百几十万字的巨著，很不容易，非下数十年的功夫不可。詹锳于此沉潜有得，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心得。阅读《文心雕龙》的人，一册在手，可以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又可免翻检之劳，从这一角度看，他对“龙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如对一部著作持高标准严要求的态度，则又可说《义证》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

詹先生治学极为勤奋，看到一条材料，与《文心雕龙》有关者，就赶忙抄下，例如他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0年第2期上摘录《日本学者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问题》中的一段（《义证》页8）；《光明日报》1978年6月3日中摘录刘法立《关于〈文心雕龙〉的注解》中的一段（《义证》页1149），这些都是卡片功夫、看来他在看杂志和读报时都不忘从中摘引材料。但《日本学者》文只是在介绍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一书。吉川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本主义”，且举《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唯人参之”一段为证。这种观点是否合适，有待讨论；《文心》中语用得是否恰当，也可讨论，但詹书中辗转引到吉川的学说来诠释《文心雕龙·原道》，这个圈子未免也绕得太大了吧。《光明日报》中的刘法立文，近于串讲，又有什么精彩之处？定要列入书中，让人不大能理解。

大家都有这种经验，我们积累材料时，看到一条罕见的材料，当时觉得很好，赶紧摘录下来，事后再看，却又觉得很平常也就不一定会用到它了。詹先生大约觉得这些都是辛辛苦苦搜集来的，弃之可惜，千方百计纳入书中，这就难免给人以芜杂之感。

詹书中这类例子很多。《声律》篇中，引朱星《〈文心雕龙·声律〉篇诠解》一文中语以释“器写人声，声非效器”二句（《义证》页121），这里完全是在串讲，目下《文心雕龙》的今译本很多，何必还要再引这类论文？《辨骚》篇中，引鲁迅《摩罗诗力说》中语释“才高者菀其鸿裁”四句（《义证》页164—165），实际上鲁迅援此仅用以引起下文发表自己的感慨，《义证》引此，对于读者理解原文又有多大帮助呢？

詹锳释《文心雕龙·定势》篇中“并总群势”至“随时而适用几句，则以李白与杜甫为例，洋洋洒洒，做足文章。“就李白来说，他的主导倾向是浪漫主义的，但也有现实主义的诗篇”，并各举例以阐发；“同样，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作品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其下也各举例以明之。（《义证》页1121）这样的注释体例，是否可以“义证”二字概括？按理说，真要做好“义证”的工作，就应对刘勰提出的或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通变”、“风骨”、“势”、“体”等，对它们的来龙去脉源源本本地说清楚，就此概念勾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罗列众说，或以后代的什么新概念作例证。如果《文心雕龙》的字句都用这种介绍后代作家的方法来处理，那这部书的篇幅之巨简直无法想象。

詹书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汇聚各家文字，顺序排列，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卡片功夫。例如《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二句之下，即引吴林伯语、杨明照《文心雕龙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王达津《刘勰论如何描写自然景物》、徐季子《“乘一总万”与“以少总多”》、郭绍虞和王文生合写的《文心雕龙再议》诸文（《义证》页1740—1741），详加阐发。实则刘勰这几句话，并不难懂，这里何必小题大做？再说书中引用的好些文章，作者并非一流，文字也很平常，随着时光的推移，新出的文章层出不穷，读者再来阅读《义证》引用的文章，会起陈旧之感。因此《义证》的命运，或许会前后有别。前面诠释《文心》篇题的文字，因系溯源，引用的是前此文字，不大会有变化，命运显得“耐久”；后面诠释《文心》中字句的文字，大量引用今人文章，后出转精，易被淘汰，其命运也就不会太“耐久”。

1986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次年会合影，前排左六为詹锳，左十为杨明照（时为名誉会长）

总的看来，詹锳编写此书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著书立说的角度来看，只能说是完成了一种长编，著者还得再作一番去芜取精的工作。这里他先得定下一个编书的体例，把那些串讲的文字、发挥的文字和联系不密的大量文字删掉，确定自己著作的特色，然后精心编制，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优势。当然，作为注释中的一种，文献学上的错误首先得去掉。

但我们也要注意，研究像《文心雕龙》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即使是那些成就最高的学者，也不可能全面取得成功，他们往往是在几个方面达到高峰，而在其他方面，也就有其可能陷于迷茫了。例如刘勰在《序志》篇中说，他本想注释儒家学派的经典，但“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因此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说刘勰完全站在儒家古文学派的立场上。杨明照在《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1962年）一文中说刘勰思想属儒家思想，又征引了六个方面的材料，援用大量例证，说明他还“是古文学派的儒家思想”。这时他所使用的，仍是疏证出处的传统方法。应该说他用这种朴学手段疏通《文心》字句的词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要想藉此阐释刘勰的思想，也就显得不够了。再说他这里使用的仍是清人常用的归纳法。人们若想归纳出正确结论，那搜集的材料必须全面，面且要排除主观成见，不能只采纳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刘勰在《论说》篇中说：“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可知他对魏晋玄学很关注，评价很高。《论说》篇中还说“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说明刘勰并不完全站在儒家古文学派的立场上。我在《〈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收入《周勋初文集》第三册《文史知新》）一文中已经作了全面的考证。可以说，研究《文心雕龙》而不注意刘勰与玄学的关系，也就很难深入。杨先生的修养并不在哲学方面见长，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往往有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