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教化有根，斯文有脉——《江苏文库·文献编》前言

◎本文作者为《江苏文库·文献编》主编

壹

文脉传承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人，另一个是书。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夫子当年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一段就是“文献”一词最早的出处。按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这里的“文”指的就是典籍，也就是书；“献”指的是贤人，也就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换言之，“文献”的核心内涵，无非是“人文”二字。孔子是东周时代人，他所生活的春秋末期，距离夏、商两朝已远，虽然那时还存在夏朝的后代杞国以及殷商的后裔宋国，但是，要想理解夏商两朝文化，最关键的是“文献足征”。如果文献不足，三朝的文脉是无法传承的。重视文献，不仅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教化有根，斯文有脉，千百年来，中国人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源远流长的古典文献学体系，形成了悠远深厚的人文传统。

江苏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学术繁荣发达，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渊薮，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厚的文献资源，形成了深厚的文献传统。汉成帝时，组织学者校阅宫廷藏书，首次对国家文献资源和文化家底进行清理。在这个过程中，祖籍江苏徐州的著名学者刘向主持校理工作，为每一部书撰写叙录（解题），汇总成《别录》一书，这是第一部带有解题的综合性分类目录。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并将《别录》中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所著录的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分类目录《七略》。其后，东汉学者班固又在《七略》的基础之上，撰成《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志目录的成立。自是以降，很多史书尤其是纪传体正史中，都设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影响所及，很多方志中也设有“艺文志”或“经籍志”。这些史志目录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或记一地著作，与各种公私目录互相交织，彼此配合，构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源远流长的传统。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点，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将其概括为八个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分条析理”，“截伪续真”，理清学术文化传承的源流脉络。总之，刘向、刘歆父子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者，《别录》《七略》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础，也确立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民族特点。这可以说是江苏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

贰

汉末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文化而言，三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交往。江苏当时主要处于孙吴境内，其整体人文积累和文化水准虽然不及中原，但是，丹阳韦昭和吴郡张勃的史学，广陵张紘、闵鸿和吴郡陆机、陆云兄弟的文学，都出类拔萃，并且带有突出的地方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张勃撰有《吴录》，韦昭撰有《吴书》，集中关注吴地的历史文化。东吴建国以及三国鼎立的历史虽然短暂，却唤醒了吴地的文化自觉。三国之时，关于吴地士族，便有了所谓“四姓”亦即“四大家族”之说。四大家族各有自具特色的家风。《世说新语》记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所谓“旧目”，意味着这种家风也就是家族文化传统，已经得出了社会舆论的认可。《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又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四姓”名目既已载诸《吴录》，说明四姓的社会地位已经得以确立。

263年，魏灭蜀；265年，晋代魏，280年，晋灭吴，至此三国归一。可惜西晋统一有如昙花一现，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与外部异族的猛烈攻击，很快使建都洛阳的西晋政权土崩瓦解。中原衣冠士族纷纷南渡，王导辅佐晋元帝司马睿以建康（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东晋政权。这标志着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此前主要在北方发展的中华文化根脉，由此开始，转移到南方大地上继续生根成长。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更迭。东吴、东晋、宋、 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皆以建康为首都，历史上合称为六朝。江苏位于六朝政权领土的核心区域，在六朝文化更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这个时期的江苏称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中心和复兴基地，是当之无愧的。

六朝博物馆

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六朝是典型的贵族社会。这时期的贵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皇室贵族、自北方南下的士族（简称侨姓）、南方吴郡的士族（简称吴姓）。这些贵族以及以这些贵族为中心而形成的贵游文士集团，是这一时期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核心力量。六朝皇族之中，除了东晋司马氏是南渡的北方人，其他五朝皇室都是江南人。其中，孙权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陈朝皇室陈氏是吴兴长城（今浙江吴兴）人，另外三朝君主都是在江苏生长起来的：宋高祖刘裕的祖籍是彭城（今江苏徐州），生长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镇江）；齐、梁二朝皇室萧氏都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刘宋皇帝与宗室中，颇有能文之士，如宋孝武帝刘骏、临川王刘义庆、南平王刘铄等。齐、梁两朝宗室对于文化学术的兴趣和热情尤其高涨，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集文学之士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人，讲论文义，时号“竟陵八友”。梁武帝及其三子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好读书、藏书、著书，在文化学术上有很高的天分，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士族，以及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姓士族，都为六朝文化史贡献了许多精英人物。这些精英人物的成长，一方面有赖于其家族内部优越的文化环境和父兄指导，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其世代相传的知识和图书资源。以陈郡谢氏为例，谢灵运自幼好学，参加以谢混为中心的谢氏家族内部的“乌衣之游”，与叔伯兄弟辈朝夕共游，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薰陶成长，又曾任刘宋王朝的秘书监，编撰当时宫廷藏书目录，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再以吴郡陆氏为例，六朝人才辈出，南朝萧齐年间的陆澄好学博览，行坐手不释卷，其家中有藏书万余卷，故记诵甚博，著述良多。总之，这些贵族家庭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子弟中往往颖脱出很多青年才俊，诞生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是造就六朝文化辉煌的主要力量。六朝是一个泛文学时代，各体文字皆讲究文学美感，诗赋二体尤其绚烂至极。魏晋之间，玄学独盛，开拓了时人思维的深度与广度。齐梁之间，“经史弥盛”（《隋书·经籍志》）。总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六朝时代都有了长足发展，《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金楼子》《文选》《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文化名著应运而生。这些名著不仅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江南地域文化的特质。

在图书文献整理传承方面，六朝时代主要贯串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文献存毁和聚散的线索。一方面是各种天灾和历次战乱，带来大大小小的“书厄”，造成图书的损毁散佚；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搜聚抄藏，朝廷和民间图书数量持续增长。刘裕攻克长安，收聚后秦图籍，共有五经子史四千卷。侯景之乱后，建康文德殿图书仍有七万余卷，可见其时江南图书搜聚典藏之一斑。555年，梁元帝萧绎被围困于江陵，他无法接受政治失败、王朝覆亡的命运，走投无路，伤心至极，将数量达十四万卷之多的皇室藏书付之一炬，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文献浩劫。这些图书是自六朝以来经过千辛万苦积聚起来的，刚从建康运到江陵不久，竟毁于一旦，令人叹息！另一条是文献整理的线索。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桓玄代晋自立，曾下令以纸张取代竹简，作为书写和书籍收藏的主要载体。这说明当时纸已广泛流传，为文献生产及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五世纪开始，书籍史正式进入纸本时代。这是文献传承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东晋李充编定《晋元帝四部书目》，他在西晋荀勗《中经新簿》提出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调整乙丙（子史）两部的次序。在李充之后，南齐王俭《七志》和萧梁阮孝绪《七录》皆采用七分法，《七志》仍然基本延续《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体系，但阮孝绪《七录》分内外两篇，其内篇五录依次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和技术，前四录相当于经、史、子、集，与四部分法颇有相通之处。以经、史、子、集标目的四部分类体系，由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确立，被唐宋诸家书目所继承，并在清代中叶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得以完善，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最为正统的图书分类体系，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晋元帝是晋室南渡的第一个皇帝，李充是在东晋首都建康为晋元帝整理宫廷藏书时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序次的。这一分类体系植根于东晋初年的文献传承现状，从新的图书整理与知识管理角度出发，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这是江苏这片土地对于中国文化传承作出的又一贡献。

程千帆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叁

隋唐两代，南京不再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隋灭陈之役中，江南文化图籍也多有毁损，同时许多公私藏书被运往长安。初盛唐时代的江苏，虽然处于政治和文化的边缘，却不改人杰地灵，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和学者，如扬州张若虚、江都李邕、江宁王昌龄等。安史之乱后，天下衣冠士族，“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中唐以后，江苏境内诗人明显增多，无锡李绅，金坛戴叔伦，丹阳许浑，苏州顾况、陆龟蒙，彭城刘商，山阳（淮安）赵嘏等便是其中的翘楚。晚唐时代，苏州大藏书家徐修矩“守世书万卷”，陆龟蒙与好友皮日休在苏州唱和，曾经借用徐家藏书数千卷。在学术方面，彭城刘知几著《史通》，创建了史学编纂与批评的理论体系。扬州人曹宪学问渊博，《博雅音》传世至今。曹宪号称“文选学”的开山祖师，其弟子李善完成了对《文选》这部经典著作的注释，与《文选》这部文化经典同垂不朽。李善注引书之富博，可以印证当时当地书籍之流传，扬州“文选楼”亦由此名扬天下。苏州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则是群经总义类的经典著作。《文选注》和《经典释文》有一共同点，即弘扬经典、会聚文献、集其大成。

介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中分裂割据的时代。建都南京的南唐李氏王朝，是当时南方“十国”之一，只传三世三帝，享国三十九年，其疆域核心区域是江苏，至其后期亦拥有江南之地。这样一个短命王朝，却因为有南唐二主、冯延巳、徐铉、徐锴等在文学、学术上熠熠闪耀的名字相伴随，而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磨的痕迹。

宋代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北宋和南宋。就北宋而言，苏州范仲淹、晚年隐居镇江的沈括、高邮秦观、徐州陈师道、迁居楚州的张耒，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而同臻不朽。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京一度作为行都，江苏尤其苏南毗邻政治中心，环太湖流域是当时文士往来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籍贯江西的南宋著名词人姜夔曾在扬州、苏州一带活动，留下不少名篇。在宋代文学史上，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被合称为“南宋四家”，其中，尤袤是无锡人，范成大是苏州人，两位都是环太湖流域的文学家。

宋代江苏官学教育发展迅猛，府、州、县三级官学全面覆盖，这些学校不仅是开展教育、培养人才和商量学术之所，往往也是藏书和刻书之地，因而也就成为知识汇聚和文献传承之区。从宋代开始，江苏学子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北宋大观三年进士科考试，常州府被取中进士53人，占当年全国取中进士总数17.6%，受到宋徽宗降诏褒奖。江苏地方文献的编纂，从三国开始，在唐代延续，至宋代异军突起，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唐代有许嵩《建康实录》，宋代有龙衮《江南野史》、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鲍廉《重修琴川志》，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卢宪《〔嘉定〕镇江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史能之《〔咸淳〕毗陵志》等名著。这些地方文献有的出于本地人之手，有的出自流寓或者任职江苏的人士之手，于传承江苏历史文化功绩卓著。当文献知识积累到一定数量，一般人较难记诵、掌握和使用时，类书就应运而生了。类书是中国古代整理文献和管理知识时使用的一种有效著作方式。类书出现于六朝，唐代初年编有《艺文类聚》等，玄宗时编有《初学记》，宋代初年编有《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于文献整理与传承，厥功甚伟。这些类书大多是官修，由一个编纂团队完成。而北宋丹阳人吴淑以一人之力，编撰《事类赋注》，以骈赋方式编撰类书，以文学创作方式来进行文献整理和知识管理，自出机杼，又使人赏心悦目。

六朝时代，书籍的生产与传播主要靠抄写，那是文献传承的写本时代。江苏是六朝写本生产传播的中心。中晚唐以后，开始有了雕版印刷，文献生产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刻本时代。江苏人文底蕴本来丰厚，自六朝时代，公私藏书日益丰富，苏南一带尤其出类拔萃，为刻书业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例如，南宋诗人尤袤就是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名为“万卷楼”。他编有《遂初堂书目》，共著录图书3000多种，分为44类，经史要籍简要著录版本。这是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之一，也开创了书目著录版本的先例。另一方面，唐宋时期经济迅猛发展，为刻书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江南发达的造纸业，为刻书抄书提供了物质条件。从宋代开始，苏州、南京、扬州很快成为全国性的印刷出版中心，这一盛况延续至今。《〔景定〕建康志》就是在建康（今南京）刊刻的，当时建康府学中保存了很多书版。《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等都是在苏州刊刻的，至于宋元之间在平江府（今苏州）碛砂延圣寺雕印的《碛砂藏》，更是一部闻名中外的佛教经典总集，其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足以体现宋代江苏民间刻书的水平。

《江苏文库·文献编》第一册书影

肆

明清以后江苏文化的发展，在前代文化积淀和当地经济积累双重力量的助推之下，进入了加速前进的轨道。以科举考试和书院教育为制度保障，以诗书传家和家学家风为社会基础，以文献传承与文化创造为核心目标，广大文士积极投入抄书、校书、藏书、刻书、读书、编书、著书、注书等活动，为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书文化氛围。读书是中心，抄书、校书、藏书、刻书等，既是读书的准备，也是读书的方式；而编书、著书、注书等既是读书的延伸，更是对书的利用和再生产，也是书的传播流通的另一种方式。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人要成才，必须读书。藏书、读书、治学，构成文献传承的三部曲。范凤书曾对历代藏书家做过统计，自汉至清，凡4716人，其中明清两代即有2900余人，占总数的60%有余；在地域分布上，江苏为967人，占20.5%，其中苏州268人，常熟146人，南京60人。以清代常熟为例，其著名藏书楼就有赵琦美脉望馆、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张海鹏借月山房、张金吾爱日精庐、瞿氏铁琴铜剑楼、翁氏彩衣堂等。藏书聚而还散，散而复聚，楚弓楚得，聚散无常而又有常。张海鹏就搜集了毛晋汲古阁散出的藏书，瞿氏也继承了前代本地藏书家的收藏。明清两朝数百年，常熟藏书家后先相继，奕世传承，形成了藏书史上独具特色而又声名显赫的一派，被称为“常熟派藏书家”。这无疑是常熟文化发达、文脉深厚的重要体现。

有的藏书家就是著名学者，如钱谦益。绛云楼中大量的明代文献收藏，是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小传》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有的藏书家则热衷于抄书、校书和刻书，如毛晋。他一生为书，以文献流播和文脉传承为志业，汲古阁藏书刻书皆独步一时，名扬大江南北，甚至远播海外。吴伟业《汲古阁歌》中“鸡林巨贾争募印”，说的就是汲古阁所刻书在朝鲜半岛受到追捧的情形。

崇文重教，是江苏人才辈出、学术文化日进的重要基础。江苏各地兴办了很多书院，或官办，或民办官助，为国育人才。扬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常州龙城书院，苏州紫阳书院，等等，都是十分著名的书院。这些书院一方面规模宏大，有良好的办学空间，能给学生提供读书学习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实力雄厚，能够聘到学养深湛、著述丰富的学者出任山长，他们不以科举文战为目标，而能在读书方向与治学方法上给学生以正确而切实的指导。沈德潜、钱大昕、卢文弨、姚鼐、刘熙载、石韫玉、缪荃孙等人，都曾经担任过书院山长，倡导治学风气，教育人才无算。

人文荟萃、流派繁多，是明清江苏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这些学派散布于苏北、苏中、苏南各地，遍及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显示了江苏各地的文化实力和影响力，也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乾嘉学派影响最大，其中又分为皖派、吴派和扬州学派。一般认为，徽派最精，吴派最专，而扬州学派最为通达。吴派以苏南松江学者为主，其代表人物有惠栋、江声、余萧客、洪亮吉、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其远源则可以上溯到清初顾炎武；扬州学派则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江都汪中、焦循，仪征阮元、刘文淇，宝应刘宝楠，甘泉江藩等人为代表。他们致力于经史考据之学，崇尚实事求是之学，校书、编书、著书，影响广及全国，远至当代。泰州学派在学术思想史上影响也很大。文学史上，以诗词而论，明代有“吴中四才子”，清代有袁枚的性灵诗派和沈德潜的格调诗派，有阳羡词派和常州词派；以散文而论，明代有常州唐顺之、昆山归有光等人倡导的唐宋派，清代有阳湖文派；以戏曲而论，有发源于昆山的昆曲，有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格律和本色的吴江派。至于美术史上，明代有以苏州为中心的吴门派、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派，还有以太仓为中心的娄东派、以常熟为中心的虞山派、以常州为中心的常州派，以扬州为中心的扬州画派（“扬州八怪”）、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画派（“金陵八家”）。乾嘉以来，江苏治金石之学的学者层出不穷，仪征阮元提出“北碑南帖”的“南北书派论”，遂孕育了近代金石书派，影响直到二十世纪。总之，江苏在文化各领域形成的流派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每一个流派后面，都蕴藏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和创新，都有大量的杰出人物、精品佳作和文献著作的支撑。

地域化和家族化，也是明清江苏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上述各种流派，多以地域名，即是江苏文化地域化的最好证明。六朝时代，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郡四姓贵族，其人才已经呈现家族化的特征。家族化的特征，在“献（人）”方面的体现，是明清江苏涌现的众多文化家族，如宝应刘氏、朱氏，高邮王氏，仪征刘氏、阮氏，江宁邓氏，金坛于氏，江阴缪氏，武进庄氏、刘氏、钱氏、袁氏，阳湖董氏、吕氏、恽氏、汤氏、张氏、左氏、赵氏，无锡华氏、秦氏，金匮杨氏，宜兴储氏、任氏，常熟翁氏、杨氏，吴县潘氏、吴氏，长洲文氏、顾氏、彭氏、王氏，吴江沈氏，昆山徐氏，如皋冒氏，太仓王氏、吴氏，等等。在“文（书）”的方面来说，就是各种家集、家学和学术著作的出现。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收录家集共1244种，其中江苏就占有405种（可查阅的有349种），名列第一。在经学方面，清代江苏学者尤其成就卓著，家学渊源深厚，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例如，元和惠栋及其曾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都研治经学，四世传经，家学传统深厚。仪征刘师培也出身于一个“四世传经”的经学世家。翁氏耕读传家，世泽绵延，最为重视藏书和读书。翁同龢曾撰对联云：“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这副对联其实是对翁氏家训、家风的精练概括。

翁同龢书联

伍

书是文脉的骨干。盛世修典，就是通过编纂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刊，以传承文脉。每个时代都抓住国力强盛之时，修纂大典，守先待后。乾隆中期，清朝臻于鼎盛，遂开四库馆，征求天下遗书。江苏扬州马裕（马曰琯）一家独自进书716种，名列第一。《四库全书》所依据的书本中，两江两淮公私进书，占三分之一强，最称大宗。江苏的文献家底，由此可见一斑。《四库全书》修成后，抄成正本七分，分贮七阁。北方四阁，南方三阁。南方三阁亦称江浙三阁，集中在江南，即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可见清廷对江南文士的偏爱。江苏一省独占二阁，尤为难得。可惜文汇、文宗二阁所贮存的这部超大型文献丛书，皆在太平天国战火中焚毁。

丛书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类型，是对群书作有体系、有意义的整合，规模可大可小，专题灵活多变。其中以地域为纲者，就是地域丛书，也称地方文献丛书。或以一省为范围，或以府州县为范围，或以某一名胜古迹为题。这类地域丛书的编纂，首先需要以省府州县方志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为基础，摸清地方文献的家底。江苏人文荟萃，文献资源极其丰富，历来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清点自己的文献家底，积蓄自身的文化资源。这不仅包括域内各府州县方志的修撰，也包括对各府州县人士文献著述情况的调查整理和编印出版。江苏独立建省，始于康熙六年（1667），此前与安徽合为江南省。《〔乾隆〕江南通志》中有《艺文志》五卷，收书数千种，虽然涵盖苏皖两省，但乾隆以后的著述有待增补。清末至民国先后三次修撰《江苏通志稿》，但由于工作量浩大，数据搜集统计费时，其中的《艺文志》或未完稿，或较为粗略。直到1991年，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组织编撰《江苏艺文志》，才对江苏古今著作文献家底作了全面清理，编制目录，卷帙宏大。最近，此书又增补修订，在原有基础上考辨存佚，编成《江苏现存著述总目》，为《江苏文库》编纂奠定了基础。

《江苏文库》是涵盖江苏省域的地域文化丛书，其下又分书目、文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六编，可谓包容全面，规模宏大，前无古人，后待来者。这是第一次对江苏各类文献资源进行全面、综合的整理研究，是传承江苏文脉的根本之举。唐宋以来，以省内各地市县为中心的郡邑文学总集、地方文献总集，林林总总，卷帙多寡不等，但涵盖全省的文献全书则尚付阙如。新时期以来，“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等陆续出版，近年来，省内各地地方文献总集，如《金陵全书》《扬州文库》《无锡文库》《泰州文献》等也相继问世，显现了越来越突出的文献传承和文化自觉意识。《江苏文库》后来居上，囊括全省，总览全局，集其大成，以文献的形式诠释江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江苏文库·文献编》是《江苏文库》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分。《文献编》收录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代表性著作5000余种左右，集中呈现自历史开端至1911年出版的江苏文化文本，呈现“文化江苏”的整体景观，勾勒一以贯之的江苏文脉。这5000多种书目是从近十万种江苏现存书目中择要选优的结果，兼顾学术性和文献性，涵盖各时段及各学科门类。

分条析理，截伪续真，守先传后，守正出新，以翔实深厚的文献整理，奠定学术创造和文化复兴的坚实基础。这是《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目标和使命。

《江苏文库》第一批书目

陆

最后，简要说明一下《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编纂原则及其提要撰写凡例。

第一，《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编纂原则。

《江苏文库·文献编》收录江苏籍学人的经、史、子、集各部类著作，但江苏籍学人所编有关江苏方志、地方史料之类的文献著作，因另有《江苏文库·方志编》《史料编》，故本书不重复收录。

《江苏文库·文献编》所指的江苏之地域范围，以现行江苏省行政区域为准。历史上曾属于江苏而今已分立或划归其他省市（如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里籍嘉定，今属上海），一般不予收录。原籍不在江苏、而长期在江苏生活的学人，则酌情收录。

历代汇集成编的江苏地方性丛书，包括今人编撰的地方丛书，如《金陵全书》《扬州文库》《泰州文献》《无锡文库》等，视具体情况，收入其中单种著作，并重新分类编排，不整套丛书收录。其他丛书亦准此处理。

《江苏文库·文献编》只收录文字作品。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书画散页或书画作品集、碑刻拓片，一般不收。但书画题跋文字集、金石文字汇编及其考释等著作，则择要收录。

现存历代江苏籍学人著作浩如烟海，《江苏文库·文献编》以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如稀见本、稿钞本、孤本）为标准，择要选优。在确定入选各书的底本之前，对各本认真比较鉴别，择善而从。

《文献编》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经、史、子、集各 部之下，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的分类体系，进行二级分类。近代以来逸出传统 四部分类体系的著作，如新学、诸教著作，亦酌情收录，以求全面体现江苏历代 文化发展的全貌。同一部类各书之间，以著者时代先后为序。不能确定其成书时 间者，大致根据作者的生活年代排列。

第二，《江苏文库·文献编》提要撰写凡例。

《文献编》为所收各书撰写一篇提要，介绍其作者、版本、学术源流及其文献文化价值，列于各书卷首。各书提要撰写完成之后，汇集为《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单独成册。《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后附列所收录各书的作者人名索引与书名索引，以方便查核使用。

每篇提要包括目录项和提要项两大部分。目录项依次著录书名、卷数、著作人（朝代与人名）及著作方式等。书名一般以首卷卷端题名为主要依据，卷端题名与正文其他处有出入，酌加说明。也可以依据通用的书名。卷数以目录所标者为主要依据，如目录与正文卷数不合，则按《文库》所收版本实际卷数著录，并作说明。原书未标卷数（或篇、章）者，一般视为一卷或不分卷。著作人朝代加方括号，如[清]赵翼。西汉、东汉统一标为[汉]，北宋、南宋统一标为[宋]，不再区分。著作人用其通用姓名，如有异名或以字行者，在小传中加以说明。皇帝著录其姓名，如梁元帝萧绎，著录为“萧绎”。其皇帝身份及庙号等，可在提要小传中

介绍。僧人著录其法名，法名前不再加“释”“僧”字样。再次提到著作人时，可只称名，以求简省，如王锡阐省称“锡阐”，或称某氏（尤其遇单名者），如苏颂省称“苏氏”。

若著作出自多人，则介绍其主要著作人。著作人有争议而无从考实者，遵从 旧题。同一著作人有多种著作收入本书者，各篇提要皆对著作人作简要介绍，不避重出。收入《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时，再根据情况，详情略后，并标注参见（“参见《江苏文库·文献编》某书”）。

著作方式包括纂、修、撰或著、编、辑等，主要根据原书目录页所题，同时参考序跋及其他相关文献而定。

提要项一般分为三段。

第一段为著作人简介，依次介绍著作人姓名（生卒年）、字号、籍贯、功名、仕履、著述情况、传记文献出处。正史有传者可略之，反之可略加详。籍贯标注以今日江苏行政区划为准。本书只收江苏籍著作人，故籍贯中的“江苏省”一概省略。缕述著作人的多种著述时，尽量按四部序次排列。择要列举著作人之传记文献出处，以正史本传、碑志行状、方志传记为序。

第二段为著作内容介绍，主要叙述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体例特点以 及序跋刊校情况等。以客观描述为主，兼及学术评价。

第三段为版本流传情况介绍，择要介绍主要版本，版本信息包括朝代及年号、版本类型（刻本、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影印本，或稿本、抄本、影抄本等）或收藏单位。最后交代《江苏文库·文献编》影印所依据的版本。

>原载《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2期

程章灿先生谈《江苏文库·文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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