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术的现代化——程章灿先生谈治学经历与心得

【前记】泽逊先生代表《国学季刊》向我约稿，希望我谈谈自己的治学经历，盛情难却。惭愧的是，我一时没有精力专门撰文。这里呈现给大家的，是我2012年长江学者聘期结束时在南京大学做的一次学术报告。报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的读书治学经历，也谈到个人的一些思考，虽然已隔六年，时过境迁，但大体仍能反映我目前的想法。此稿从未公开发表，今征得泽逊先生同意，借《国学季刊》刊发。至于2012年之后的一些情况，则随文加注说明，读者诸君，尚祈鉴之。

程章灿，福建闽侯人，196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1983），南京大学文学博士（1989）。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8）。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华盛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教学会副会长。

出版专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石刻刻工研究》等，译著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等，学术随笔有《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鬼话连篇》等，另发表学术论文200馀篇，诗作数十篇。

2001年我在牛津大学访学的时候，先后收到两份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讲词，一份来自著名汉学家、《红楼梦》的英文翻译者——霍克思(David Hawkes)教授，一份来自当时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杜德桥(Glen Dudbridge) 。他们在就职演讲中，主要是阐述他们所了解的汉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认为汉学应该怎样研究。讲座安排在牛津一个比较大的礼堂，不仅面向专家，也面向牛津大学的师生，甚至面向社会上对这个演讲感兴趣的听众。我今天在这里要做的，不是就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学术报告，而是聘期结束的总结报告。长江学者的聘期只有三年，对于我个人的学术发展历程来说，长江学者聘期的开始或者结束，虽然只是时间上的两个节点，但与过去、与未来都是密切相联的。所以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觉得，除了应该向各位领导、各位评审专家、各位在座的听众，报告我这三年所做的事情之外，我还会更多地讲一讲我从1983年到今天整整三十年的读书和研究的经历。我这三年中的工作，是和这三十年的经历密切相关的，我将来能做或想做的事，也与这个过去有关。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向各位汇报的，其实是我自己这三十年中做过什么，现在在做什么，将来可能会做什么。我希望这样的讲法，不至于太偏离这个报告的正确方向。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古典学术的现代化”。我从事的专业是中国古典学术，对于中国古典学术，现在的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的称法。国内学者有时候称作“国学”，国外的学者或者称之为“汉学”，或者称之为“中国学”。这些不同的名称，如果细加分辨，各自之间的理解当然会有不同。从国外的学者，不管欧美的还是日本的，再到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个同样的学问，如果就他们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来讲，其实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世界。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把这三个不同的世界给予命名，作了区分。大概来讲，中国学者的研究、以汉字为文化载体的汉文化圈内学者的研究、以及非汉文化圈的学者研究，构成了三个研究中国的学问世界。在这样的三个世界之中，我们中国学者，我觉得，责无旁贷地应该担当起“第一世界”也就是“超级大国”的责任。我自己不太愿意用“国学”这样的名称，我想，也许，把它称作“中国研究”或者“古典学术”，更好一点。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研究古典学术，不能不考虑的是：古典学术怎样现代化。我所理解的“现代化”，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传统学科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过去的学术成果，对于两三千年中国学术的积累，应该怎样看待，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第二，我们今天所处的学术环境，肯定与我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那一辈是不一样的。作为21世纪的学术研究者，我们在当下应该如何从事我们的学术，如何立身于当下。第三，处于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研究学问，如何面对世界。这三个思考，其实涉及到作为古典学术的研究者，如何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的问题。下面我就简单地向大家报告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本科读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可是心里一直记挂着我所喜欢的文学。因为当时不能够自由地转系、转专业，所以，我对文学的爱好只好私底下偷偷地进行，只好在暗中自学。由于没有老师的指导，进步并不明显。1983年我大学毕业，随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程千帆等先生学习，先读硕士，再读博士。有了名师的指导，我自己感觉进步明显大多了。1989年6月我博士毕业，随即留在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程千帆先生让我承担一个石刻研究方面的项目。我当时颇感到惊讶，也有些为难。但程先生说：“你大学读过历史系，所以这个项目应该你来做。你也不要害怕，可以多向所里几位先生请教。”本所除了程先生，还有周勋初先生、卞孝萱先生，他们确实给了我很多指导。我从1989年开始，就开始学习并研究石刻文献。

回首过往，我现在意识到，也许北京大学当年没有把我录取到中文系，对我今天的发展来说更好。当年录取时偶然的阴错阳差的专业选择，曾经使我郁闷过，但是从今天来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两点考虑：我在历史系至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又因为我是在历史系的世界史专业，而这个专业对外语的要求比中国史、中文系更高一些。如果没有这样的专业要求，我也许不会那么自觉地去学习中、外历史，也不会那么自觉地学习外语。当然，我特别感谢的是南京大学给了我在这里读硕士和博士的机会，使我能够转益多师，领略“东南学术”的传统和“南雍学术”的独特魅力。

1986年6月硕士论文答辩会后，程章灿（后排左二）等五名同学与指导小组的导师们合影。前排左起：吴新雷、周勋初、卞孝萱、程千帆、郭维森、吴翠芬。

从1983年到现在三十年，我读书的兴趣点主要是在如下三个方面：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国际汉学。这三个方面，如果做个区分，我想可以说，第一个方面是我的基础，或者说是我的根底。第二、第三个兴趣点是我后来，尤其是博士毕业后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多种因素而逐渐拓展出来的。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主要是集中在中古文学。中古文学和中古历史，如果就时间段来说，大概是在文史研究领域最受中国学者重视的。中古文学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强项。硕士阶段，我在程千帆先生领导的导师梯队指导下，学习的是唐宋文学。后来博士阶段，改学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毕业后，在魏晋南北朝领域，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精力。关于魏晋南北朝赋、魏晋南北朝诗、魏晋南北朝家族与文学等课题，我都做过一些研究。进入一个学术领域，围绕一个学术兴趣点，我觉得至少要多花几年时间，先从学习开始，然后做些研究探索。我希望在我关注过的领域里面，每个领域能够写两三本书，无论是深的也好，浅的也好。我有很长一段没有专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但是有时仍会应朋友要求或者学术会议的需要，而重新回到魏晋南北朝文学领域，写些论文。最近，我正在应商务印书馆的邀约，编一本《南北朝诗选》。 我希望这个《南北朝诗选》能够有自己的特色。在我心目中，最有个人特色的诗选是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我希望在编《南北朝诗选》的过程中，能够学习钱先生所开创的诗选典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对于中古文学的兴趣，另外一个方面是唐宋文学。在唐宋文学方面，我做的工作不是很多。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册通俗小书，叫做《唐诗入门》，前几年还重印过，最近还要重印。 我在唐宋文学方面比较用过一点功的是在晚宋这一段。1993年，我的硕士论文《刘克庄年谱》出版。从那以后，大概一直到2009年，我才重新回到晚宋文学这个领域，帮助傅璇琮先生完成了他所策划的一个大项目《宋才子传笺证》，我主持南宋后期这一卷，也就是分管晚宋这一段。这个项目重新勾起我对晚宋文学的兴趣。我当年在研究刘克庄的时候，除了对刘克庄的生平传记比较感兴趣外，还一直想对他的诗歌理论做一个深入的研究。他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于《后村诗话》一书中。像《后村诗话》这样一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诗话史上比较重要的著作，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全面的、精细的研究。所谓全面和精细，我的想法是把《后村诗话》中的每一条，都放在中国诗歌批评的历史源流中考察。刘克庄讲过的每一句话，提出的每一个观点，在整个诗学批评源流中是个什么位置，与以前有什么样的渊源关系，对以后有什么样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诗人诗论家的观点有什么出入，都要理清楚，我希望做这样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我希望这个工作完成以后，能够成为对《后村诗话》比较全面的、精细的解读，也能够对诗话研究范式有所探索。

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方向和研究侧重，很多集中在文体上。从时段上说，主要是中古；从文体上说，对诗歌、赋都感兴趣。在传统文学中，诗歌和赋都属于韵文。在诗歌与赋之外，我有几年曾经大量阅读志怪小说，觉得很好玩。在我读志怪小说的时候，大概“穿越文学”还没有流行。我现在才逐渐了解到，原来我老早就对时空的“穿越”十分感兴趣。2011年，我把我自己读这些志怪小说、特别是鬼故事的心得，编成一本小书出版，书名叫《鬼话连篇》。在中国古代，谈论诗的随笔叫“诗话”，谈论词的随笔叫“词话”，照此类推，谈论鬼的随笔自然应该叫“鬼话”。有意思的是，我写《鬼话连篇》这本书最大的动力，是因为这个书名对我太有吸引力。最早的5篇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末，1999年发表于《文史知识》，《文史知识》的编辑非常感兴趣，希望我继续写下去。我说：“那就写一本《鬼话连篇》吧。”一晃过了十年，直到2009年，我才兑现承诺，续写了12篇，后来又有所补充，到2011年结集出版。在文体研究上，除了诗、赋和志怪小说之外，我做过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关于碑志文体的研究，发表过十来篇论文。早已结项，但未结集，暂时放在那儿，“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需要时间将其完善、完成。

从文体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无论是赋、诗，还是碑文，我认为，除了丰富自己的学养之外，还有现实意义。这些文体在当今的社会还有它的实用性，还有生存空间和适用场合。当你掌握了这些文体的特征，特别是当你能够用这些文体来表达当下的某种思想、观点、情感，其现实意义就更加突出了。

我在传统的中古文学研究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一个研究兴趣是地域文化研究。就我的研究思路来说，也许把“地域文化”改称“乡土文化”更准确些。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从20岁来到南京，在南京生活了三十年，江苏南京这方水土养育我三十年。我少小离家，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江苏南京的人，我对这一片土地是有感情的。在这种乡土之情驱使下，2006年，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这本书在目前的科研评估体系里大概不会得分，但我自己对这小书是看重的，它是我的学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正在写另一本书，也许还要几年才能完成，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这种乡土情怀。题目还没有想好，我家住在秦淮河边，在秦淮河畔写的文章，也许可以叫《河畔草》。我希望写一百篇关于南京的掌故，每篇千把两千字左右。其中有十几篇已经在《南京日报》刊登了。 这些文章就像秦淮河岸边野地上长出的小草，也许别人不看重，我却认为它对南京乡土文化的传承是有意义的。我希望用三种不同的笔墨来写我对南京、对江苏文化的感受。《旧时燕》是一种写法，《河畔草》是另一种写法。在我的设想里，还有第三本书《城与文》，用第三种写法，写南京这个城市及其文化与文学。我将用最学院派的方式，不避繁琐的注脚，以证明我的南京文化研究也可以从学术角度以非常学究的方式来进行。在南京乡土文化之外，我最近还带着几个学生一起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叫做“江苏文学编年史”。 这是一个比较正统的研究，没有《旧时燕》和《河畔草》那样随性。

我在古代文学方面拓展出来的另一个学术兴趣，是关于古典韵文格律的研究与习作的实践。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对于古典韵文特别是古典诗词、对联等，有了更大的热情。由中山大学中国文体研究中心牵头，先是组织香港和广东省大学生诗词创作比赛，慢慢扩展到两岸三地的大学生诗词比赛，还成立了中华诗教学会。我滥竽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参加过几次诗词比赛作品的评比。 为什么在大学生中提倡古典诗词写作的风气，是从广东和香港地区吹起来的呢？这种风气，跟当地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及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文化自信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古典诗词写作应该在大学生中推广。我尽己所学，前些年就开始在中文系开设“古典韵文格律与习作”的课程，也组织诗社“游社”，带着学生一起玩。习作使我们对古典韵文格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实践了“知能并重、知行合一”的学术理念。而这个理念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传统特色，也是南京大学学术传统的一部分。中央大学时代，不仅是中文系，包括历史系、哲学系甚至一些自然科学系科的老先生，如生物系欧阳翥先生，在传统文学上都有很高造诣，也都擅长古典诗词写作，让人肃然起敬。

对于“知能并重、知行合一”，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研究中国文学，对于古代文学遗产的理解，主要偏于知性的分析、理论的概括、理性的总结。写一首诗，填一首词，甚至作一篇赋、一篇古文，把对古代文学的理解落实到实践，这不止是简单的理性表达的问题。只有通过习作实践，才能达到对古代文学，特别是对古代文学篇章更深层次的理解。深层次的“知”，是建立在“能”的基础之上的。这个“知”，如果是真正的深层次的理解，那就必然要有对实践操作技能的深切理解。“知”具体化为“行”，“行”也会深化“知”。“知能并重”，不仅有学问的意义，还有人生的意义。我总觉得，文科大学生，至少文学院的学生，应该从事一点文学创作。写得好与不好是另外一回事，自我表达和文章写作，本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功课之一。从这个方面来讲，“知能并重”可以使学问和人生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

程章灿先生部分著作合影

我的第二个学术兴趣点是中国古典文献学。自1989年以来，我就一直在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程千帆先生交给我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唐人石刻史料研究。最初我们还有一个小团队，后来其中一位出国了，另外一位调离了，我成了“光杆司令”。不过程先生鼓励我说，这也没什么，还有老先生们指导我。十年之后，我有了一些感觉，积累了一些心得。1999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算是我学习石刻文献第一个十年成果的汇报。石刻文献要求做综合研究，要求有多方面的修养。要懂一点文物考古，懂一点语言文字，懂一点文献史料，还要懂一点书法碑帖。你懂得越多，理解得越深，就越会有收获。懂得少，研究就要浅一点。在石刻文献上面，我学了十年，才有一点点成果。又学了十年，到2009年，我感觉稍微懂了一些。2008年和2009年，先后出版了两本石刻学论著：一本是在中华书局印的《古刻新诠》，一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印的《石刻刻工研究》。这是对第二个十年的总结。

2009年下半年，我觉得已经在石刻研究领域写了三本书，可以实现学术转移，回到阔别已久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来。在研究石刻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这门学问的巨大魅力。记得有一次去看程先生，我跟老师说：“我觉得石刻太好玩了，打算以后不做文学，专门做金石学。”程先生说：“你记住啊，你还是在中文系。你做了一段文学之后，再做石刻，做一段石刻之后，你再回来做做文学。不要偏废哪一部分。”我觉得老师这番话对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不敢把哪一部分完全放掉。在研究石刻的过程中，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也有过调整，慢慢地有能力向外拓展。研究石刻，尤其是汉碑和唐志，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这些石刻上的字是怎么写的。最初十年，我经常说我研究石刻是“得意忘形”，只管石刻文本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史料价值，至于其字“形”如何，我只管欣赏，不去讨论。这就叫“得意忘形”。实际上，一天到晚面对石刻，难免会思考与字形相关的书法史、书法文献上的一些问题。我后来做的《石刻刻工研究》，其实就是从字形角度进行思考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碑刻上面，一个字会是这样的，以往只注意书写者，不注意镌刻者。汉碑上多半是隶书，写得最好的一位是蔡邕。唐代的碑很多是李邕写的，也很好。这是石刻学上的“二邕”，都很有名。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碑刻字形，除了书家（书手）这个责任者，还有刻字工匠（刻工）这个重要的责任者。有的工匠技术很好，写得不够好的字，他可以帮你美化；有的工匠技术不高明，即使字写得很好，他也无法把其中的精神意韵表现出来。石刻刻工是书法史非常重要的参与者。《石刻刻工研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来展开的，这是一个新的开拓。这几年在做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时，对于石刻刻工又有了新的理解。刻工不仅是书法史的参与者，还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生产者。文献有多种形式，不同形式的文献有不同的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文献有重要影响。研究石刻，使我旁涉书学尤其是书法文献，慢慢地也使我对南京大学学术传统中的书学实践及书学研究的脉络有所认识。有些硕士生或是博士生向我咨询论文选题，我有时建议他们不妨做一些书学文献的研究。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学术传统中，有很多先生是这方面的大家和重要学者，从李瑞清到胡小石、游寿，再到侯镜昶和丛文俊，还有文献所的卞孝萱先生。卞先生关于扬州八怪尤其是郑板桥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是很有名的。

2010年，机缘凑巧，那一年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有一个题目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文学院要求老师积极申报。我跟文献所的同仁合计，大家觉得不错，这个题目蛮合我们的胃口，适合作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于是由我牵头去申报，并且最后拿到这个项目。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以及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八位老师参加这个团队，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一部总字数四百万字左右、九卷本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我们开过几次会，闲聊时也经常谈到这个题目。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涉及面很广，里面的内涵太丰富了，滋味无穷。我们对这个题目考虑过很多方面，关键在于我们能写出什么样的特色来。如果只是按步就班，作一部常规的中国文献史，还是照传统的写法，人们就不会太关注。我们设想切换角度，从文献的角度来写一部文化史，从文化的角度来重新理解阐释文献，这样，这个题目就有新意，也有突破点。团队成员共同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传统文献学如何与当代学术研究话题相结合，如何实现创造性的更新。文献学作为最古典最传统的学科，以前总觉得跟当今国际学术话题相隔甚远，好像比较难以对接。如果从文献文化史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对接是很容易的。现在国外汉学界，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也不管是史学界还是文学研究界，或者是文化研究界，都非常重视书籍史、阅读史以及印刷文化的研究。古代文献文化史，实际上是在这些研究专题上再生发、再融合。我们所谓的“文献”，含义比书要宽广，不仅指书籍，也包括书籍以前以外的其他文献状态，包括简帛、石刻、笺札等。我们视野中的书，不仅包括各种印刷书籍，也包括稿本、抄本等。民间流传的其他印刷品，也包括在内。古代文献文化史就是在书籍史、阅读史和印刷文化史基础之上所做的一个学术领域的拓展。我们不但把范围扩大了，而且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也努力在理论观念上、研究视角上作一些创新、提升。围绕这个题目，我们设计了八个子项目，每个子项目一卷，另外一卷是研究文献辑录。我们打算开一些专题的学术讨论会。我们已经开过这样的讨论会，我们还在编一系列的学术丛刊和论文集，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使这个题目成为将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以我们的研究来引领学术界的话题。在这个项目的规划与实施过程中，我自己第一次真正经受了大型项目应该如何规划、如何设计、如何组织等方面的考验。其实规划、设计、组织还是比较好办的，如何带领团队成员顺利完成任务，才是更大的考验。

和宇文所安在石头城合影

我的第三个学术兴趣是国际汉学和中外文化交流。我所理解的国际汉学，不是简单地翻译，而是批判地理解。我翻译出版过的国际汉学论文有十来万字，著作只有一本，是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在宇文所安的著作中，这本书是比较特殊的，是一部中外比较诗学的专著，不是纯粹研究中国文学。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很另类，思路比较跳跃，文字比较难懂。我读了，理解了书的结构及其间的学术门径，虽然翻译得很苦，但我觉得很有收获。最近，我还完成了另外两本书的翻译，一本是《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和雨娘女》，另外一本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作者都是柏克莱加州大学已故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春节前要交给北京三联书店，这是最后交稿期限。 

我理解的国际汉学研究，首先是把国际汉学作为一种资源，其次要利用这个资源，从中学习他们研究的视角，体会他们的问题意识，借鉴他们研究中比较好的方法。国际汉学研究不是简单的评介，而是批判的对话。对话很重要，不是简单地听人家怎么说，不是一边倒地赞扬、迷信，他们说的对或者不对，我们要做评判。我给博士生上“欧美汉学原著选读”课，每学期找一本书或者找若干篇文章带着学生读。读的过程中，第一关要过语言关，第二关要过学术对话关。外国学者所写的东西你要真正读懂，读懂之后，要能够真正地展开对话。对不对，对在哪里，不对在哪里；也许方法对了，但材料用得不对，也许材料对了，方法不够恰当；这都应该批判性地进行对话。这几年，国内的国际汉学研究挺火的，很多人都在做。我曾经把关心研究国际汉学的人分为三个圈子，各有优劣，需要取长补短，这里不展开说了。别人的研究要批判，我们自己的研究也应该反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现在海外汉学翻译中存在的多种问题。

我理解的国际汉学研究，也不是简单的单向输入。我们不是只“进口”，我觉得做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国学者，应该要有“输出”之志，要有向国外或者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宣讲中国学术的志向和目标。学术交流本来就是双向的，不是简单的听人家说，我们也要说给人家听。你认为我说得对，那你学我；你认为我说得不对，那我们来讨论，到底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这些年我在差不多20所欧美名校用英文做过演讲，这些演讲经历给了我两点体会。第一点，我现在经常跟学生们说，中文系学生最应该学好外语，学好外语之后，你到外面可以讲很多绝对属于你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而且很多人要听你讲。另一点，当我们有机会并且能够在国际学术讲台上讲我们自己的学术的时候，我们同时要了解国际学术的环境，怎么讲，讲什么，中国学问太广博了，讲哪些东西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能够更有针对性。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所理解的国际汉学研究，也不是肤浅的报道，而应该是深入的专题研究。如果一个专题研究是以文献为基础的，对这个专题的文献有全面掌握，那就是一个踏实的研究，就有可能深入下去。如果研究是以个案来展开的，那就是具体的专题研究。不要做泛泛之谈，不要做肤廓之论。我在国际汉学方面做过个案研究，关于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阿瑟·魏理（Arthur Waley），二十年来我一直追踪这个课题，我所掌握的材料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全的。为了这个课题，我跑过香港、台湾、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学校、图书馆、档案馆，访问过他的学生，联系过他的家人，翻阅过他的档案。至今为止，也不过写了十篇文章而已，每篇文章都是一个专题，还有一些题目没写出来，将来计划集成一本专书。

寻访魏理故居（2001年）

从1983年来到南京大学读书，接着留校工作，至今整整三十年。这也可以说是我在南京大学成长的三十年。没有南京大学，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我。我的读书和发展的方向首先受到南大学术传统的影响，受到老师们的指导，受到我所在的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团队友好氛围的影响。我们的学术传统中，最重要的是文史结合和整体观点。传统学术讲文史不分家，我的老师那一辈基本上都能文史结合。所谓整体观点，是说要从文献出发，因为文献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文献固然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更应该将四部文献融合起来，整体而观之，这就是传统的做法。程千帆先生提出，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再结合文艺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是对传统学术的一个更新和发展。胡适说过，“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最近，我对胡适说的这句话又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要有广大的底座，才会有高耸的尖顶，这是说要打好宽博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传统文史研究虽然有不同的学科领域之分，正如金字塔基座的各边，但是，各边又本来是连在一起的，是个整体。我希望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古典学术的整体性。从文史结合、整体观点来看，在南京大学这样多学科综合研究型大学里，我们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切磋琢磨，转益多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体会，要提倡居今思古，与古为新。居今之世，即使读古书，研究古典学问，总还是现代人。一方面要读古书，另一方面要做现代人，要与古为新。21世纪不可能再抱残守缺，再食古不化。1920年代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他们提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我对“国粹”两个字不是太喜欢，但是，要昌明中国文化传统，融化新知这种开放性的态度，是与时俱进的，是正确的方向。“学衡派”在1949年以后受到批判，被污名化了。我很喜欢“学衡派”中的“衡”字，我曾经建议我们学科编一套丛书，就叫做《衡学丛书》，把名字倒过来用。我的意思是说，古典学术需要今人的论衡。当今这个时代，理应产生与我们的前辈、与乾嘉学者不一样的学术。我们可以在文献上有新的开掘，在方法上吸取现代各学科的方法而更丰富，在观念上也应该不断更新。

第三点体会，我要再次强调知能并重、学以致用。这个“用”说简单也很简单：也许只是朋友结婚，可以送一副很有喜气的对联，也许只是与女友分别，可以送一首非常浪漫的诗歌。这都是用。稍大一点，如果能为某一重大工程或是你的家乡写一篇赋，那还是蛮光荣的。再大一点，就是对传统文本的亲切体认和深入理解，学术研究中要做到“了解之同情”，这是一个重要基础。南京大学有这样一个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我们院史上有黄侃先生、汪辟疆先生、胡小石先生和吴梅先生，还有程千帆先生，戏剧文学研究方面也有陈白尘先生、吴白匋先生，现在的戏剧文学系，创作乃至演出也很有特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觉得知能并重、学以致用，“能”、“用”二字要从更开阔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

第四点体会，今天做古典学术，应该立足中国，对话世界。国际汉学，不论是欧美学者还是其他地区学者的研究，不管他的名气有多大，对于他们的成果，他们的观点，我们都应该批判性吸收，先有批判，再有吸收。整个国际汉学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资源，学术研究不分时代，不限国界，也不囿于语言。当今之世，调查和引用学术文献时，不能以二十一世纪为限，不能以中国为限，不能以中文为限，要把国际汉学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文献资源，善于利用，才能开阔视野，胸怀全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回首这过往三十年，生活安定，国家富强，还能够在南京大学和我的团队环境中实现个人的一些目标，我感到非常幸运。这些年，岁数渐长，马齿徒增，一边回首往昔，一边也有所思考。每个年轻人对自己都有所期待，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对自己的那些期待。我时常提醒自己，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目标与现实往往有距离。目标是理想，很纯粹，现实往往有太多牵扯，怎样摆脱这些牵扯，较好地实现目标，是我现在经常思考的问题。我想，我是有一些有利条件的。首先南京这个地方的区位优势，南京是适合读书的地方；其次是南京大学的学术环境；第三是我所在的学科团队友好协作和友善竞争的气氛。程先生经常说：“你们博士毕业了，我还是要关注你们，要不断地给你们‘施加友善的压力’。”我每次去看老师，老师总会问我最近在干什么，跟老师谈正在读的书、正在思考的问题，向老师请教，跟老师讨论，那就是老师最高兴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友善的压力”。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我时刻记得他的“友善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还来自另一个方向。在跟我的同事们相处的时候，虽然他们不会像我的老师那样对我耳提面命，但是，他们努力的工作，他们突出的成就，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友善的压力”。

南京大学的校训，有一句叫做“诚朴雄伟”。我个人对这四个字的理解，是觉得南大的学者应该是特别注重基本功，特别注意真工夫，特别注重综合实力，这叫做“诚朴”。以踏实的基本功、真工夫和综合实力为基础，厚积久发，实现学术可持续的发展，日复一日，我们总是能够朝着那个崇高的“雄伟”的目标再靠近一步。

>原题《古典学术的现代化》，载《国学季刊》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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