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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程千帆 程门问学 2021-06-12

金陵大学时期的程千帆(1936年摄)

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

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像这样的人,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金陵大学就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

我才走进金陵大学的时候,看到那么多课程,又兴奋又紧张。我不知道搞什么好。我去问老师,各个老师的回答也不一样。季刚先生就说你首先要通章句之学,要先把书读懂读通,我对此不是很满足。刘国钧先生说要先通目录之学,治学就容易摸着门径。他引了一段章太炎的话。章太炎曾讲过谭复堂(献)有个儿子,才十来岁,并没读过多少书,可是开口就谈《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非常空疏,极不可取。所以,刘先生告诉我,治学要有门径,又不能流于空疏。后来我接受了刘先生给我的指示,从目录学入手至于我后来专门搞诗歌,除了本身喜欢,还有些内在外在的因缘。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敬重的是老师的学问,至于老师们课上得怎么样倒不讲究。老师们当中,胡小石先生最会讲课,很有条理,季刚先生上课喜欢漫谈,汪辟疆先生不大会上课,有的学生讲他上课几乎是语无伦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师家请教他什么问题,他能把有关的书一本本指示给你,然后一一讲析,令人佩服。

在金陵大学庚子楼宿舍门前(1936年摄)

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

季刚先生喜欢骂人,但他骂,正是对你有厚望,他帮助学生也是不遗余力。殷孟伦先生跟他念书,就在他家里念,中午都不回家,吃了六年中饭,就是让他有个好的读书环境。

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

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瑩、王玉章,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话、谜语都研究。 

在金陵大学北大楼石阶上(1936年摄)

翔冬先生工诗。己卯年仲夏,金陵大学文学院为刻其集于成都,雕板现存南京师范大学。我们本来也想把老师的诗集交广陵刻印社刻印,陶芸还抄补过老师到四川后的诗作,后来,南京师范大学方面因故作罢。他的侄子黄健中是国民党的一个政要,把他的诗集在台湾也重印了出来。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死后,大办丧事,颇事张扬。翔冬先生看不过,就写了一首《埋狗》诗,冷嘲热讽。诗收在他的《自怡斋诗》。翔冬先生去世后,学校当局曾向行政院请求一个表彰,也没有得到批准,可能与此诗有关。

我跟胡翔冬先生学过诗。这位老师不但要求很严,而且脾气很大。有一次,我把几首恶诗送给他老人家看,他说:“我的一双眼睛像水银一样发亮,你要拿沙子来擦吗?”以后,我呈送习作时,再也不敢敷衍塞责。现在我也老了,想到四十多年前的这些往事,就不敢把高帽子送给学生戴。廉价的赞扬决不是栽培科学之花的好肥料。

二三十年代,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的待遇很高,中大的教授每个月三百块大洋,金大的教授也有一百八到二百元。胡翔冬老师常常带学生出去玩,请学生一起喝酒,往往一个人面前半斤黄酒,吃不完没关系,不够还可以加,常去的有一家是夫子庙的小酒馆一一小乐意,每次大约只要花三四块钱。

抗战军兴,大学内迁,老教授们也随之入川,他们习惯了安定的日子,这时候心情都不太好。翔冬先生成都白丝街住的院子里,有一棵橘子树,上面只结了一个橘子,他就请来一个漆匠,把橘子漆成黑色的。高文他们那时住在旁边,也不敢问老师,更不敢阻挡。我恰好来看老师,也看到了,也不敢问他。

翔冬先生和陈延杰本来是好朋友,《自怡斋诗》中有不少和陈延杰(仲英,后改仲子)的酬唱诗作。后来,两个人论诗的意见不合,就不好了。老辈做人真是认真,论诗不合也会影响交情。所以,翔冬先生诗里写过:“交穷诗是鬼,肥胜酒为兵”。

翔冬先生是有些怪。有一年暑假,我到窑湾老师家里去,看到他打着赤膊,在大厅里高坐在一个方凳上看书,旁边有好好的藤椅,就是不躺。我将先君新印的成都顾先生(印伯)诗集呈给老师,老师翻阅以后叹息道:“好多人都过去了。”言下不胜感叹。

在1936届同学手植毕业树前(1936年摄)

王伯沆先生似乎在前清有过功名,他跟陈散原先生是同辈,季刚先生等都很敬重他。有人开玩笑说,居然教蒙馆的成了大学教授,伯沆先生笑而不答。他在散原先生家中做过塾师,教过隆恪、寅恪两先生,蒋天枢先生《陈寅恪编年事辑》系之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寅恪先生因为自小从过名师,所以基础打得极好。

伯沆先生学问很高,诗也做得好,可是不好著述,也不大做诗。他在中大教过《四书》、杜诗等课。他能把《四书》讲得十分生动好听。他对《红楼梦》很认真地批过几次,后来,赵国璋、谈凤梁先生把他整理了出来,交江苏古籍出版社印了出来。

当时在中央、金陵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词兼擅的先生。每逢春秋佳日,他们便集会在一起,登高赋诗。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文物,就是一九二九年老师们《豁蒙楼联句》的手迹。这是七位老师用鸡鸣寺中和尚的破笔在两张长条毛边纸上写的,每人写上自作诗句,并署名其下。

中大的教授间有“如社”、“潜社”等诗社,有时也让学生参加,沈祖棻词集中的一些,就是用社集的题目,如《访媚香楼遗址》。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他的学生也都是大师了,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1936年的春天,写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论》,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和,他拿了也没改,打了个分数,这以后就毕业了。

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受哪个老师的影响最大?”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其长处,而他们的长处我都想学到,虽然事实上,我也明白,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杜甫“转益多师”之说,确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83岁重回当年学生宿舍(1995年摄)

>摘自《劳生志略》《闲堂自述》《闲堂师语》《詹詹录》《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老学者的心声——程千帆先生访谈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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