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诗歌的力量——《诗经》的言语传播

2020年4月23日，在第十一届南图阅读节·嘉惠论坛上，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先生发表了主题演讲《〈诗经〉的言语传播》。本文为演讲整理稿。

很高兴参加第十一届南图阅读节。这个阅读节有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包括“嘉惠论坛”。“嘉惠论坛”这个名字起得好。在我看来，阅读确实是一件“嘉惠”大众、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所以，我们经常说，“开卷有益”，往往忽视了读书不仅益己，而且益人。今年嘉惠论坛的主题是，“不学诗，无以言，书香战疫润心灵。”很显然，诗歌是这届论坛关注的重点。

众所周知，“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出自《论语》。有一天，孔子看见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也就是从院子里走过，就问他：孔鲤“你学诗了吗？”回答说：“还没有学。”孔子就教训他说：“不学诗，是没有办法说话的。”于是孔鲤就回去学诗。因此，“不学诗，无以言”可以说是孔子对儿子的“庭训”，也就是孔门的家教。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引用孔子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讨论通过怎样阅读诗歌，才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使我们的表达更加优雅，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从个人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读诗、用诗，做一个优雅的人，而避免成为韩愈在《送穷文》中所说的那种“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面目可憎”与“语言无味”当然说的是两件事，但这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的。一个人长得帅不帅，基本上取决于先天的遗传，后天没办法改变，除非去整容，而一个人的语言是否无味，则完全取决于后天的学习，才可以大有作为。一个“语言无味”的人，即使长得很帅，也有可能使人望而却步，变得不那么可亲可近，甚至不可爱。面目与语言，一个是外貌，一个是内涵，两相结合，构成一个人的形象，因此学诗是很重要的。孔子很强调读诗，并且说，“不学诗，无以言”，他所谓“言”所指甚广，意蕴丰富。

《孔子圣迹图·过庭诗礼》

在孔子的时代，“不学诗，无以言”中的“诗”，具体所指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本，也是第一部诗歌经典，主要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就只有这样一部诗集，所以，讲到“诗”，就是指《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风又细分为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大小雅和周鲁商三颂都比较好记，十五国风难记一些。为了帮助学生记忆，我曾经编过一个顺口溜，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

周南召南邶鄘卫，

王郑齐风唐前魏，

秦陈曹豳中间郐。

这三句话，每句都是七个字，各包括五个国风，合起来就是十五国风，依次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把这三句背下来，就可以记住十五国风及其顺序了。

下面我就以《诗经》为例，说说《诗经》在古人语言中的流传与应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诗歌的力量和经典的力量。

先从赋诗言志说起。为了说明“赋诗言志”，要给大家讲一段《左传》中记载的故事。

这段故事发生在鲁文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14年，距今2600多年，那是非常遥远的春秋年代。那时，在今天的河南郑州一带有个郑国，得罪了当时北方的强国晋国，正在惴惴不安之中。而位处山东西南的鲁国，跟晋国的关系比较好，晋鲁两国是结盟的关系，鲁文公正好刚从晋国回来，路过郑国，郑伯（郑穆公）就请鲁文公在棐（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会见，目的是请鲁文公向晋国求和。这场两国国君的会面其实就是一场赋诗言志的表演，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场诗歌朗诵会。这场朗诵会的导演自然是郑、鲁两国的国君，尤其是郑穆公，而主演则是两国的大夫。

一开始是郑国大夫子家上场，赋《鸿雁》。《鸿雁》是《小雅》中的一篇，其中这样几句：“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子家的言外之意是，虽然我知道鲁文公您一路奔波，旅途辛苦，但是大家都是穷苦可怜人，郑国现在孤苦无援，希望得到鲁国的怜悯和救助。很明显，子家的赋诗言志是“断章取义”，他希望鲁文公帮助郑国向晋国求和。他这个意思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而是通过诵读前人的诗句来暗示，其表达是极为含蓄优雅的。

鲁国方面显然听懂了，于是，鲁大夫季文子就回应说：“寡君未免于此。”接着，季文子赋《四月》。《四月》也是《小雅》中的一篇，其中有这样几句：“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我日构祸，曷云能穀。”“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他的言外之意是说，鲁国也是处境困难，自顾不暇，有婉言谢绝之意。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子家采用赋诗言志的方式表达，季文子也得使用赋诗言志的方式来回答；另一方面，即使表达拒绝之意，他的方式也依然是温文尔雅的。

子家不肯就此罢休，他继续赋诗。这次，他赋的诗是《载驰》第四章。《载驰》是《鄘风》中的一篇，第四章是这么写的：“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这里的“大邦”，指的就是鲁国，而“我”则是郑国。显然，在这一回合中，子家的姿态更为谦卑。子家之所以只赋第四章，而不是赋《载驰》全篇，就是希望能更加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从效果上看，郑国第二轮向鲁国发出的请求，不但信号更明确，而且显得有些急切了。

最终，鲁国方面抹不开情面，季文子以赋《采薇》第四章答应了郑国的请求。《采薇》是《小雅》的一篇，其中的第四章写道：“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本意是写士兵出征的，季文子赋诗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请郑国放心，鲁国后续将不顾奔波劳累，一定将把所托付之事办妥。这也是“断章取义”。

至此，“郑伯拜，公答拜”。两个国君的会见在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中圆满结束，一场包含两个回合的“赋诗言志”的表演，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左传》原文

需要说明的是，诸如此类的赋诗言志的场面，在春秋时代屡见不鲜，见于《左传》记载的也不胜枚举。可以说，“赋诗言志”是通行于春秋时代，尤其通行于春秋各国的政治外交礼仪场合。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解释“赋诗言志”。什么叫“赋”呢？“不歌而诵谓之赋”，所谓“赋诗”，就是朗诵诗歌的意思。所谓“言志”，就是朗诵者通过朗诵《诗经》中的某一篇的全篇或部分诗句，来暗示性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赋诗言志”能够成为当时政治外交场合双方交流的重要手段，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赋诗者和听众对《诗经》的文本都非常熟悉。

简单地说，《诗经》文本的形成经过了四个阶段。最初，这些诗歌是以口头歌谣的形式流传。周朝统治者认为，从这些民间歌谣中可以观风俗，知得失，有利于校正政策措施，于是派人到各地采集这些歌诗，汇集到朝廷的乐官那里，进行整理写定，并用作贵族教育的读本。当时识字人数有限，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机会接受诗的教育。后来，孔子又对其加以删定，就有了今天的“诗三百”。到了汉代，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作为儒家教本的《诗三百》被进一步推上了经典的位置，《史记》中就出现了“诗经”的名称。从民间口头流传、采诗写定、孔子删诗，到汉代的经典化，这是《诗经》文本形成的四个阶段。换句话说，《诗经》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选本传播和经典传播四个阶段，而语言传播是贯穿这四个传播阶段、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传播形式。

与这四个阶段相对应，《诗经》的名称有过三次变化。最初的名称就是一个字“诗”。孔子问他儿子时说：“学诗乎？”他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都是一个“诗”字。在孔子看来，学诗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学诗可以提高人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兴），提高人的观察力（观），提高人的情商和社会协作能力（群），提高人的讽刺批判的能力（怨），不仅能更好地侍奉父亲，做个孝子，也能更好地侍奉国君，做个忠臣，还能多了解自然界的各种动物植物，博学多闻。可见，学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这是《诗经》的第一个名称——“诗”，这个名称的特点是包容性极强。

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诗经》的第二个名称“诗三百”。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他对《诗经》主旨的精要概括。他不止一次说到学诗的意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授之以政”是指处理内政，“使于四方”则是指担任外交事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必须熟读“诗三百”，才能赋诗言志。一方面从“赋诗”的角度来说，“赋诗言志”是一种引经据典，展示了一种尊重传统、尊重历史、温柔敦厚的文化姿态；另一方面从“言志”的角度来说，“赋诗言志”则是一种“断章取义”，是对历史文本的发挥发掘，是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使用。由于共同的教育背景，在春秋时代，《诗经》已经成为贵族社会的通用语，构建了贵族社会的一个共同的知识话语体系，此后它逐渐经典化，并逐渐沉淀在中国人共同的语言文化资源与历史文化记忆中。在战国时代，虽然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也与春秋时代大为不同，但是，先秦诸子中的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也都引用《诗经》，借助经典的力量，增强自己言语的说服力。

所谓“诗三百”，实际上只是一个概称。准确地说，《诗经》共计收诗305篇，如果加上《小雅》中六篇有乐无辞的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那就是311篇。今天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一共多少首呢？一般的说法就是311首。原由在于《唐诗三百首》的编者要向《诗经》看齐，借此向《诗三百首》致敬。以今例古，《诗经》完全可以称为“周诗三百首”。清代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么，春秋时代，人们也许会说“熟读周诗三百首，不会赋诗也会赋。”贵族子弟，卿士大夫，只有熟读此书，才能彼此赋诗言志，完成政治外交场合的交流。因此可以说，是先有了周代的“诗三百”，才有了后来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等。作为《诗经》的第二个名称，“诗三百”是具有高度地典范性。

随着第三个名称《诗经》的出现，《诗经》的经典地位宣告确立，历经两千多年无人能够撼动。西汉初年，很多学者传授《诗经》，其中最主要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毛诗。毛诗是由西汉毛亨、毛苌所辑注传授的，他们的注释称为“毛传”。东汉学者郑玄为“毛传”作笺注，就成了著名的“郑笺”。诵读和讲授，是郑玄传授《诗经》的主要方式。在郑玄家中，弥漫着浓厚的《诗经》氛围，就连他身边的丫环也能出口成章，“赋诗言志”。有个丫环事情做得不好，郑玄很生气，要打她，这丫环非但不认帐，还跟郑玄吵起来，惹得郑玄更加生气，叫人把她拖了出去扔到泥地里。这情景正好被另一个丫环看到了，就问她：“胡为乎泥中？”这丫环回答说：“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这两个丫环间的对话，都是“赋诗言志”，前者赋的是《邶风·式微》，后者赋的是《邶风·柏舟》，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句，但已经足以“断章取义”。这段故事被写进了《世说新语·文学篇》，可见在六朝人眼中，能够引用《诗经》已是文学和风雅的标志。

《毛诗郑笺》

显然，这两个丫环的对话能够成为佳话，能够被采入《世说新语》而流传千古，是沾了《诗经》的光。正是因为她们学了诗，《诗经》给她们的语言涂饰了优雅的色彩，这两个丫环才得以厕身以魏晋士族为主角的《世说新语》之中，与那些王谢子弟们并列。《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载的有很多就是这些王谢子弟们的故事。比如，有一天，谢安召集谢家子弟聚会，他向年轻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毛诗》中哪句写得最好呢？”他的侄子谢玄说，《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写得最好。这几句写景有情，自然容易受到年轻人谢玄的青睐。但是，谢安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在《大雅·抑》中的“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两句写得最好，因为“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大政方针要正确地制订，深谋远虑要及时地沟通，凸显的是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政治家的胸怀，这符合谢安的身份，难怪谢安喜欢。这段故事说明了三点：第一，在谢氏家族内部，从上到下，从大到小，都是熟读《诗经》的，这是魏晋士族高雅文化素养的体现；第二，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于《诗经》中哪句写得最好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见谢安允许子弟们自由讨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谢氏家门对《诗经》的研习气氛是自由、宽松、活泼的。第三，通过“赋诗言志”，谢安、谢玄分别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上面这两段《世说新语》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汉魏两晋时代，也同样是“不学诗，无以言”。

《隰桑》是《小雅》中难得的一首爱情诗，写得很好，尤其是其中的两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描写恋爱中人的心理，十分深沉而典型。这两句诗的语言浅显易懂，后人经常引用，《世说新语》中就有两段故事，写到魏晋人引用这两句诗。三国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占卜算卦的专家家叫做管辂，他善于预测吉凶。他给何晏和邓扬两人都占过卦、算过命，并好意地提醒两人要小心谨慎。邓扬听了不以为然，大大咧咧地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而何晏却衷心地感谢了管辂的好意，还表示对管辂的预测和提醒，自己一定会牢记不忘：“《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据史书记载，何晏是三国时代有名的美男子，形象出众，引人注目，可谓三国时代的“美少年”。何晏这一番优雅得体的话，给他的“美少年”的形象加分不少。

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西晋文学家潘岳因为得罪了手握实权的奸佞小人孙秀，而被孙秀杀害。潘岳与孙秀早就认识，只不过孙秀当时地位低微，潘岳没把他看在眼里。后来孙秀当上了中书令，潘岳有一次碰到他，有心套近乎，跟孙秀打招呼道：“孙令！忆畴昔周旋否？”孙秀回了一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孙秀这一番恶狠狠的回话，使潘岳意识到情势不妙，冤家易结不易解。这段故事中有一点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像孙秀这样一个善于记恨、睚眦必报的小人，居然也是熟读《诗经》的。但是，从这件事中，我们必须想到两点：一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语言塑造人的形象；二是情境塑造语言，“断章取义”的现象，不仅是诗歌语言使用的特点，也是诗歌语言理解的特点。同样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在《诗经》中、在何晏口中、在孙秀口中，意味是全然不相同的。

六朝以后，《诗经》对语言和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在很多场合，不论是口头的交流，还是书面的表达，我们都可以见到出自《诗经》的成语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出自《诗经》的各种成语，将近200个。在某些方面，《诗经》的成语似乎特别丰富，尤其关于婚姻爱情主题的，因为《诗经》中有很多爱情诗。所以，就有如下这些成语：

窈窕淑女、凤凰于飞、天作之合、宜室宜家、新婚燕尔、白头到老、琴瑟之好……

中国是个礼义之邦，《诗经》时代又是讲究礼仪的贵族社会。所以，尊敬长辈、向长辈贤人表达祝福、表达景仰的吉祥语也很多，后人习用，就转化为成语。比如这些成语：

高山仰止、甘棠遗爱、寿比南山、万寿无疆、天保九如……

《诗经》中有不少是政治诗，或者表达讽刺，或者旨在歌诵，有很多经典的表达。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成语：

夙夜在公、兢兢业业、夙兴夜寐、未雨绸缪、风雨如晦、同仇敌忾、投桃报李、衣冠楚楚、自求多福、巧舌如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经常会见到或用到这样的一些成语，例如“惠然肯来”“聊胜于无”，等等，司空见惯。有时候，同样一个意思的成语，可以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比如“投桃报李”“投木报琼”“桃来李答”，又比如“高山景行”“高山仰止”等，貌异心同。不同的形貌，适宜于不同的场合，显示了语言表达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还有一些词语，已经常用、熟悉到没有感觉了，很多人大概都已经浑然忘却它们也是出自《诗经》，也有高贵的出身，比如日常生活中还经常用到的“景仰”“乔迁”等词语。实际上，成语化是《诗经》经典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这种经典化使《诗经》走下阳春白雪的殿堂，走入下里巴人的社会和人间，使它的力量日益扩展，无远而弗届。

程章灿先生为王绵先生九十寿辰所撰贺联，其中“天保九如”来自《诗经》

杜甫有一首著名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宿鸳鸯。”其中的“迟日”就是浓缩《诗经》中的句子来的。《诗经·小雅·出车》：“春日迟迟，卉木萋萋。”（《豳风·七月》也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的句子）。这两句诗所描绘的春景，其实与六朝人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异曲同工。无论是丘迟的书信，还是杜甫的绝句，他们都从《诗经》中吸取了营养，只是深浅表里不同而已。对于《诗经》，诗圣杜甫自然是烂熟于心，才能信手拈来。对后代诗文产生持久的影响，是《诗经》言语传播的另一个路径，也是另一个重要的侧面。

《礼记》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里的“诗教”，本义是说《诗经》给予我们的教诲，也就是《诗经》教给我们的正确的说话表达的方式，乃至为人处世的方式。这个方式仍然带着春秋时代贵族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含蓄、从容、优雅、温厚。今天，我们也可以把“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句话理解为中国诗歌传统给予我们的教诲，理解为中国诗歌传统在当下的意义。《诗经》既是这个传统的源头，也是这个传统的奠定者。尽管《诗经》与今天相隔两千多年，但它挟带着儒家经典的威力、诗歌情感的活力、语言艺术的魅力，走进日常，介入生活，深入社会，实现了跨越雅俗、跨越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传播。它也再一次证明：真正伟大的诗歌从来不曾远去，它也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当下，就在我们的语言中，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句广告词，是给一款钻石打广告的，说的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以为，像《诗经》这样的中国文学经典、中国诗歌经典，正如钻石一样，经历岁月的磨洗，越洗越亮。而光辉永在，《诗经》作为一部中国诗歌的经典，它的生命力是持久、广泛而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诗经》恒久远，一书永流传。

>原载《新世纪图书馆》2020年第6期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