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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诗歌的力量——《诗经》的言语传播

程章灿 程门问学 2022-07-15

2020年4月23日,在第十一届南图阅读节·嘉惠论坛上,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先生发表了主题演讲《〈诗经〉的言语传播》。本文为演讲整理稿。



很高兴参加第十一届南图阅读节。这个阅读节有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包括“嘉惠论坛”。“嘉惠论坛”这个名字起得好。在我看来,阅读确实是一件“嘉惠”大众、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所以,我们经常说,“开卷有益”,往往忽视了读书不仅益己,而且益人。今年嘉惠论坛的主题是,“不学诗,无以言,书香战疫润心灵。”很显然,诗歌是这届论坛关注的重点。

众所周知,“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出自《论语》。有一天,孔子看见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也就是从院子里走过,就问他:孔鲤“你学诗了吗?”回答说:“还没有学。”孔子就教训他说:“不学诗,是没有办法说话的。”于是孔鲤就回去学诗。因此,“不学诗,无以言”可以说是孔子对儿子的“庭训”,也就是孔门的家教。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引用孔子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讨论通过怎样阅读诗歌,才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使我们的表达更加优雅,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从个人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读诗、用诗,做一个优雅的人,而避免成为韩愈在《送穷文》中所说的那种“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面目可憎”与“语言无味”当然说的是两件事,但这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的。一个人长得帅不帅,基本上取决于先天的遗传,后天没办法改变,除非去整容,而一个人的语言是否无味,则完全取决于后天的学习,才可以大有作为。一个“语言无味”的人,即使长得很帅,也有可能使人望而却步,变得不那么可亲可近,甚至不可爱。面目与语言,一个是外貌,一个是内涵,两相结合,构成一个人的形象,因此学诗是很重要的。孔子很强调读诗,并且说,“不学诗,无以言”,他所谓“言”所指甚广,意蕴丰富。

《孔子圣迹图·过庭诗礼》

在孔子的时代,“不学诗,无以言”中的“诗”,具体所指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本,也是第一部诗歌经典,主要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就只有这样一部诗集,所以,讲到“诗”,就是指《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风又细分为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大小雅和周鲁商三颂都比较好记,十五国风难记一些。为了帮助学生记忆,我曾经编过一个顺口溜,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

周南召南邶鄘卫,

王郑齐风唐前魏,

秦陈曹豳中间郐。


这三句话,每句都是七个字,各包括五个国风,合起来就是十五国风,依次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把这三句背下来,就可以记住十五国风及其顺序了。

下面我就以《诗经》为例,说说《诗经》在古人语言中的流传与应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诗歌的力量和经典的力量。

先从赋诗言志说起。为了说明“赋诗言志”,要给大家讲一段《左传》中记载的故事。

这段故事发生在鲁文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14年,距今2600多年,那是非常遥远的春秋年代。那时,在今天的河南郑州一带有个郑国,得罪了当时北方的强国晋国,正在惴惴不安之中。而位处山东西南的鲁国,跟晋国的关系比较好,晋鲁两国是结盟的关系,鲁文公正好刚从晋国回来,路过郑国,郑伯(郑穆公)就请鲁文公在棐(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会见,目的是请鲁文公向晋国求和。这场两国国君的会面其实就是一场赋诗言志的表演,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场诗歌朗诵会。这场朗诵会的导演自然是郑、鲁两国的国君,尤其是郑穆公,而主演则是两国的大夫。

一开始是郑国大夫子家上场,赋《鸿雁》。《鸿雁》是《小雅》中的一篇,其中这样几句:“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子家的言外之意是,虽然我知道鲁文公您一路奔波,旅途辛苦,但是大家都是穷苦可怜人,郑国现在孤苦无援,希望得到鲁国的怜悯和救助。很明显,子家的赋诗言志是“断章取义”,他希望鲁文公帮助郑国向晋国求和。他这个意思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而是通过诵读前人的诗句来暗示,其表达是极为含蓄优雅的。

鲁国方面显然听懂了,于是,鲁大夫季文子就回应说:“寡君未免于此。”接着,季文子赋《四月》。《四月》也是《小雅》中的一篇,其中有这样几句:“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我日构祸,曷云能穀。”“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他的言外之意是说,鲁国也是处境困难,自顾不暇,有婉言谢绝之意。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子家采用赋诗言志的方式表达,季文子也得使用赋诗言志的方式来回答;另一方面,即使表达拒绝之意,他的方式也依然是温文尔雅的。

子家不肯就此罢休,他继续赋诗。这次,他赋的诗是《载驰》第四章。《载驰》是《鄘风》中的一篇,第四章是这么写的:“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这里的“大邦”,指的就是鲁国,而“我”则是郑国。显然,在这一回合中,子家的姿态更为谦卑。子家之所以只赋第四章,而不是赋《载驰》全篇,就是希望能更加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从效果上看,郑国第二轮向鲁国发出的请求,不但信号更明确,而且显得有些急切了。

最终,鲁国方面抹不开情面,季文子以赋《采薇》第四章答应了郑国的请求。《采薇》是《小雅》的一篇,其中的第四章写道:“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本意是写士兵出征的,季文子赋诗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请郑国放心,鲁国后续将不顾奔波劳累,一定将把所托付之事办妥。这也是“断章取义”。

至此,“郑伯拜,公答拜”。两个国君的会见在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中圆满结束,一场包含两个回合的“赋诗言志”的表演,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左传》原文

需要说明的是,诸如此类的赋诗言志的场面,在春秋时代屡见不鲜,见于《左传》记载的也不胜枚举。可以说,“赋诗言志”是通行于春秋时代,尤其通行于春秋各国的政治外交礼仪场合。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解释“赋诗言志”。什么叫“赋”呢?“不歌而诵谓之赋”,所谓“赋诗”,就是朗诵诗歌的意思。所谓“言志”,就是朗诵者通过朗诵《诗经》中的某一篇的全篇或部分诗句,来暗示性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赋诗言志”能够成为当时政治外交场合双方交流的重要手段,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赋诗者和听众对《诗经》的文本都非常熟悉。

简单地说,《诗经》文本的形成经过了四个阶段。最初,这些诗歌是以口头歌谣的形式流传。周朝统治者认为,从这些民间歌谣中可以观风俗,知得失,有利于校正政策措施,于是派人到各地采集这些歌诗,汇集到朝廷的乐官那里,进行整理写定,并用作贵族教育的读本。当时识字人数有限,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机会接受诗的教育。后来,孔子又对其加以删定,就有了今天的“诗三百”。到了汉代,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作为儒家教本的《诗三百》被进一步推上了经典的位置,《史记》中就出现了“诗经”的名称。从民间口头流传、采诗写定、孔子删诗,到汉代的经典化,这是《诗经》文本形成的四个阶段。换句话说,《诗经》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选本传播和经典传播四个阶段,而语言传播是贯穿这四个传播阶段、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传播形式。

与这四个阶段相对应,《诗经》的名称有过三次变化。最初的名称就是一个字“诗”。孔子问他儿子时说:“学诗乎?”他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都是一个“诗”字。在孔子看来,学诗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学诗可以提高人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兴),提高人的观察力(观),提高人的情商和社会协作能力(群),提高人的讽刺批判的能力(怨),不仅能更好地侍奉父亲,做个孝子,也能更好地侍奉国君,做个忠臣,还能多了解自然界的各种动物植物,博学多闻。可见,学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这是《诗经》的第一个名称——“诗”,这个名称的特点是包容性极强。

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诗经》的第二个名称“诗三百”。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他对《诗经》主旨的精要概括。他不止一次说到学诗的意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授之以政”是指处理内政,“使于四方”则是指担任外交事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必须熟读“诗三百”,才能赋诗言志。一方面从“赋诗”的角度来说,“赋诗言志”是一种引经据典,展示了一种尊重传统、尊重历史、温柔敦厚的文化姿态;另一方面从“言志”的角度来说,“赋诗言志”则是一种“断章取义”,是对历史文本的发挥发掘,是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使用。由于共同的教育背景,在春秋时代,《诗经》已经成为贵族社会的通用语,构建了贵族社会的一个共同的知识话语体系,此后它逐渐经典化,并逐渐沉淀在中国人共同的语言文化资源与历史文化记忆中。在战国时代,虽然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也与春秋时代大为不同,但是,先秦诸子中的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也都引用《诗经》,借助经典的力量,增强自己言语的说服力。

所谓“诗三百”,实际上只是一个概称。准确地说,《诗经》共计收诗305篇,如果加上《小雅》中六篇有乐无辞的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那就是311篇。今天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一共多少首呢?一般的说法就是311首。原由在于《唐诗三百首》的编者要向《诗经》看齐,借此向《诗三百首》致敬。以今例古,《诗经》完全可以称为“周诗三百首”。清代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么,春秋时代,人们也许会说“熟读周诗三百首,不会赋诗也会赋。”贵族子弟,卿士大夫,只有熟读此书,才能彼此赋诗言志,完成政治外交场合的交流。因此可以说,是先有了周代的“诗三百”,才有了后来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等。作为《诗经》的第二个名称,“诗三百”是具有高度地典范性。

随着第三个名称《诗经》的出现,《诗经》的经典地位宣告确立,历经两千多年无人能够撼动。西汉初年,很多学者传授《诗经》,其中最主要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毛诗。毛诗是由西汉毛亨、毛苌所辑注传授的,他们的注释称为“毛传”。东汉学者郑玄为“毛传”作笺注,就成了著名的“郑笺”。诵读和讲授,是郑玄传授《诗经》的主要方式。在郑玄家中,弥漫着浓厚的《诗经》氛围,就连他身边的丫环也能出口成章,“赋诗言志”。有个丫环事情做得不好,郑玄很生气,要打她,这丫环非但不认帐,还跟郑玄吵起来,惹得郑玄更加生气,叫人把她拖了出去扔到泥地里。这情景正好被另一个丫环看到了,就问她:“胡为乎泥中?”这丫环回答说:“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这两个丫环间的对话,都是“赋诗言志”,前者赋的是《邶风·式微》,后者赋的是《邶风·柏舟》,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句,但已经足以“断章取义”。这段故事被写进了《世说新语·文学篇》,可见在六朝人眼中,能够引用《诗经》已是文学和风雅的标志。

《毛诗郑笺》

显然,这两个丫环的对话能够成为佳话,能够被采入《世说新语》而流传千古,是沾了《诗经》的光。正是因为她们学了诗,《诗经》给她们的语言涂饰了优雅的色彩,这两个丫环才得以厕身以魏晋士族为主角的《世说新语》之中,与那些王谢子弟们并列。《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载的有很多就是这些王谢子弟们的故事。比如,有一天,谢安召集谢家子弟聚会,他向年轻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毛诗》中哪句写得最好呢?”他的侄子谢玄说,《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写得最好。这几句写景有情,自然容易受到年轻人谢玄的青睐。但是,谢安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在《大雅·抑》中的“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两句写得最好,因为“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大政方针要正确地制订,深谋远虑要及时地沟通,凸显的是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政治家的胸怀,这符合谢安的身份,难怪谢安喜欢。这段故事说明了三点:第一,在谢氏家族内部,从上到下,从大到小,都是熟读《诗经》的,这是魏晋士族高雅文化素养的体现;第二,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于《诗经》中哪句写得最好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见谢安允许子弟们自由讨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谢氏家门对《诗经》的研习气氛是自由、宽松、活泼的。第三,通过“赋诗言志”,谢安、谢玄分别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上面这两段《世说新语》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汉魏两晋时代,也同样是“不学诗,无以言”。

《隰桑》是《小雅》中难得的一首爱情诗,写得很好,尤其是其中的两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描写恋爱中人的心理,十分深沉而典型。这两句诗的语言浅显易懂,后人经常引用,《世说新语》中就有两段故事,写到魏晋人引用这两句诗。三国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占卜算卦的专家家叫做管辂,他善于预测吉凶。他给何晏和邓扬两人都占过卦、算过命,并好意地提醒两人要小心谨慎。邓扬听了不以为然,大大咧咧地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而何晏却衷心地感谢了管辂的好意,还表示对管辂的预测和提醒,自己一定会牢记不忘:“《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据史书记载,何晏是三国时代有名的美男子,形象出众,引人注目,可谓三国时代的“美少年”。何晏这一番优雅得体的话,给他的“美少年”的形象加分不少。

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西晋文学家潘岳因为得罪了手握实权的奸佞小人孙秀,而被孙秀杀害。潘岳与孙秀早就认识,只不过孙秀当时地位低微,潘岳没把他看在眼里。后来孙秀当上了中书令,潘岳有一次碰到他,有心套近乎,跟孙秀打招呼道:“孙令!忆畴昔周旋否?”孙秀回了一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孙秀这一番恶狠狠的回话,使潘岳意识到情势不妙,冤家易结不易解。这段故事中有一点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像孙秀这样一个善于记恨、睚眦必报的小人,居然也是熟读《诗经》的。但是,从这件事中,我们必须想到两点:一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语言塑造人的形象;二是情境塑造语言,“断章取义”的现象,不仅是诗歌语言使用的特点,也是诗歌语言理解的特点。同样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在《诗经》中、在何晏口中、在孙秀口中,意味是全然不相同的。

六朝以后,《诗经》对语言和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在很多场合,不论是口头的交流,还是书面的表达,我们都可以见到出自《诗经》的成语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出自《诗经》的各种成语,将近200个。在某些方面,《诗经》的成语似乎特别丰富,尤其关于婚姻爱情主题的,因为《诗经》中有很多爱情诗。所以,就有如下这些成语:

窈窕淑女、凤凰于飞、天作之合、宜室宜家、新婚燕尔、白头到老、琴瑟之好……

中国是个礼义之邦,《诗经》时代又是讲究礼仪的贵族社会。所以,尊敬长辈、向长辈贤人表达祝福、表达景仰的吉祥语也很多,后人习用,就转化为成语。比如这些成语:

高山仰止、甘棠遗爱、寿比南山、万寿无疆、天保九如……

《诗经》中有不少是政治诗,或者表达讽刺,或者旨在歌诵,有很多经典的表达。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成语:

夙夜在公、兢兢业业、夙兴夜寐、未雨绸缪、风雨如晦、同仇敌忾、投桃报李、衣冠楚楚、自求多福、巧舌如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经常会见到或用到这样的一些成语,例如“惠然肯来”“聊胜于无”,等等,司空见惯。有时候,同样一个意思的成语,可以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比如“投桃报李”“投木报琼”“桃来李答”,又比如“高山景行”“高山仰止”等,貌异心同。不同的形貌,适宜于不同的场合,显示了语言表达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还有一些词语,已经常用、熟悉到没有感觉了,很多人大概都已经浑然忘却它们也是出自《诗经》,也有高贵的出身,比如日常生活中还经常用到的“景仰”“乔迁”等词语。实际上,成语化是《诗经》经典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这种经典化使《诗经》走下阳春白雪的殿堂,走入下里巴人的社会和人间,使它的力量日益扩展,无远而弗届。

程章灿先生为王绵先生九十寿辰所撰贺联,其中“天保九如”来自《诗经》


杜甫有一首著名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宿鸳鸯。”其中的“迟日”就是浓缩《诗经》中的句子来的。《诗经·小雅·出车》:“春日迟迟,卉木萋萋。”(《豳风·七月》也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的句子)。这两句诗所描绘的春景,其实与六朝人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异曲同工。无论是丘迟的书信,还是杜甫的绝句,他们都从《诗经》中吸取了营养,只是深浅表里不同而已。对于《诗经》,诗圣杜甫自然是烂熟于心,才能信手拈来。对后代诗文产生持久的影响,是《诗经》言语传播的另一个路径,也是另一个重要的侧面。

《礼记》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里的“诗教”,本义是说《诗经》给予我们的教诲,也就是《诗经》教给我们的正确的说话表达的方式,乃至为人处世的方式。这个方式仍然带着春秋时代贵族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含蓄、从容、优雅、温厚。今天,我们也可以把“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句话理解为中国诗歌传统给予我们的教诲,理解为中国诗歌传统在当下的意义。《诗经》既是这个传统的源头,也是这个传统的奠定者。尽管《诗经》与今天相隔两千多年,但它挟带着儒家经典的威力、诗歌情感的活力、语言艺术的魅力,走进日常,介入生活,深入社会,实现了跨越雅俗、跨越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传播。它也再一次证明:真正伟大的诗歌从来不曾远去,它也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当下,就在我们的语言中,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句广告词,是给一款钻石打广告的,说的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以为,像《诗经》这样的中国文学经典、中国诗歌经典,正如钻石一样,经历岁月的磨洗,越洗越亮。而光辉永在,《诗经》作为一部中国诗歌的经典,它的生命力是持久、广泛而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诗经》恒久远,一书永流传。

>原载《新世纪图书馆》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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