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丝”贵于“汉绸”？

Original 2018-03-05 秦晖秦川雁塔

——“逆差毁清说”质疑

再说清中叶以后，因鸦片进口日增，中国外贸顺差减少乃至转为逆差，白银也从流入变为流出。鸦片作为毒品对中国带来的灾难，确实是西方、尤其英国人的一大罪恶，怎么谴责都不过分。但是要说它使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由“领先”变“落后”、由“中心”变“边缘”，那是没法证明的。
　　

首先，清代打击贩毒理所当然，禁烟失败令人痛心。但要说贩毒就能搞垮一个像中国那样体量巨大的国家，也太夸张毒贩的本事了。不是吗？今天美国的毒品泛滥一点不亚于当年的大清，而且向美国贩毒的大毒枭也是外国如墨西哥、哥伦比亚人等，但似乎没谁相信这些国家存在着想用毒枭搞垮美国的“国家阴谋”。

清朝禁烟运动

美国也在打击贩毒，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也遇到了“禁烟失败”，但恐怕没谁会相信美国让毒品弄得由“领先”变“落后”、由“中心”变“边缘”。如果美国衰落了，肯定有别的原因，毒品的作用在这方面应该微乎其微。
　　

具体而言，如果说鸦片输入前中国对外“多卖少买”、贸易顺差很大就表明“外国工业品竞争不过中国产品”，那么鸦片输入也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即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进口工业品仍然很少，顺差变逆差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多买了鸦片。如果外国工业品在华卖不动而中国货却在西方畅销就证明中国产业先进，那中国岂不是一直到甲午战争都保持了“先进”吗？

事实上，鸦片战争后因开放通商，中国传统商品出口比战前还明显增加，而禁烟失败后中国自产鸦片渐兴，逐渐形成了“进口替代”，鸦片输入不久就转为下降。因此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的外贸逆差还明显缩小了，乃至出现间或顺差。而如果除去鸦片贸易，仅就一般商品贸易而论，则明清以来一直顺差的局面直至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

鸦片战争后此种顺差且有增无减。就在甲午战争前夕，这种顺差还呈急速上升之势：从1891至1895年，即使包括鸦片进口在内，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仍然从5.6、7.6、8.5、13.3一路攀升至14.3百万海关两，年均增长26.4％之多。而如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从1891年的34.5增至1894年的46.7百万海关两，（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9页）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则从28％增至29.1％。（笔者据前引陈争平书数据推算）　　

这就是说，迟至甲午战争那一年，外国每购买100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就有近三十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与以前的区别仅在于这些特殊支付手段过去是无害有益的白银，现在则部分代之以有害的鸦片。但是西方工业品乃至其他制成品在中国无销路，或者用有些人的话说，“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则与前毫无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这种“西方无法与中国竞争”的“劣势”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间的几十年里似乎还明显增大了！
　　

再就经济总量而言，鼓吹“白银时代”中国如何了得的人往往喜欢引证A. 麦迪孙那个不知如何算出的数字，说中国GDP在1820年占世界的近30%，比今天的美国还牛。而后来的变化似乎只是西方用鸦片替代白银支付了逆差。西方这么做当然很可恶，可是从数字看，鸦片替代白银是不会影响GDP统计的。

我们知道1820年后西方列强的经济尽管向好，但那时不会有因从农业社会一下子跨过几个产业革命的“后发优势”和全球化中八方引资四海售货所导致的“奇迹”，经济年增长率超过2%就很不错了，而中国经济尽管老态龙钟，从1820年到太平天国大乱前似乎也没有遭遇重挫。那么，“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假如是真的，这种状态至少在洪杨之乱前应该大体如故，但这符合常识吗？
　　

假如我们相信中国经济总量到1850年代还这么牛，而中国产品比西方工业品的“竞争优势”甚至到1890年代还保持乃至有所发展，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甲午以后，如此辉煌的强势不知怎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而且此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这种逆差主要就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大增所致。

1896－1936这41年中，中国只有6年顺差，其余35年都是逆差，而且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百万海关两，折合18840万美元。（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正如前人所言：直至甲午战前，西方对华贸易仍然基本沿袭“鸦片战争前的格局，主要是搜购中国农副产品，用输入鸦片抵充对华贸易的逆差”，直到甲午后，西方工业品才真正打开了中国市场。中国进入了一个洋油、洋铁、洋钉、洋灰……什么都是“洋”的时代。（《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卖洋布，卖线袜

原来，继鸦片战争使中国开放了通商以后，甲午战争又使中国开放了外国投资。中国经济进一步被迫开放的结果，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吸引投资的场所。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工业化出现实质性启动，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比重增加更是明显：从1893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资品则从21.4％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8.4％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增至6.1％。

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级产品，但由于工业化的进展，机器制成品的比重也从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虽然总量仍然十分可怜，相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
　　
而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据迄今为止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

继昌隆缫丝厂

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资比较的是：按前引麦迪孙的统计，在1890年以前的长达70年间，包括他认为中国经济辉煌时期的清中叶1820年在内，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度态势：1887－1920年间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

尽管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然而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是慢的，它至少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幅度，更远远超过了明清间据说中国因为顺差而处于“世界经济中心”时的增长速度。
　　

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白银时代”的中国经济真的那么牛，后来它的“竞争力”又仍然维持着。到了甲午后似乎西方工业品显出“竞争力”、中国出现实质性逆差（即因工业品而非鸦片进口导致的逆差）了，但其经济增速却又不比西方列强差，比中国自身在“白银时代”的增速更是快很多——那么，中国究竟什么时候曾经落后过？
　　
中国当然落后过，而且是严重地落后。尽管“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定律，但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的屈辱与落后确实高度相关，这应该是常识了。
　　

如果尊重这个常识，那前面的那些说法，显然就没法都成立。逻辑上只能二者择一：或者，甲午以后那些经济数据全都不可靠，或者，那些关于“白银时代”如何辉煌的说法完全不可靠。而后一不可靠意味着：“大顺差”时代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绝不会是顶峰，而应该是谷底。这个时期的经济基数已经太低了，以至于后来的相对增长率与西方相比虽然略高，但对如此可怜的基数而言仍然没法扭转贫穷落后的局面。
　　

在这两个“或者”中，我们恐怕只能认同后一个。这不仅因为它与我们的常识相符，而且我们知道甲午以后的中国毕竟有了海关统计、农商调查等近代数据，就是再不准确，也比麦迪孙在完全没有近代统计依据的情况下依靠间接而又间接的推测给出的“1820年”图景可信得多。
　　

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考察中得到的认知：与汉唐宋元那时“富国的逆差”形成对照，所谓明清的“白银时代”其实是一种“穷国的顺差”。我不相信那种近年来盛行的说法：似乎明清时中国人的消费已经丰富到了看不上任何进口商品的程度。我也不相信改革前的流行解释：那时强调清代是“自然经济”，国人的消费虽然不丰富，但他们是“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对舶来品没有兴趣。

“自然经济”能解释明清旺盛的出口、解释一个基本不产银的大国居然会用输入的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吗？当然与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也可以说那时是自然经济，但汉唐宋元难道不是吗？
　　

19世纪末繁忙的外滩码头

如果汉唐宋元的国人对进口货有相对旺盛的需求，如果旧大陆在相对处于草莽状态的新大陆还能找到强劲的需求，而且很多需求（如咖啡、烟草等）还是新出现的，如果连中国人都对新大陆的新东西有旺盛的需求（土豆、玉米、辣椒、烟草等明朝时从新大陆传入的农产品，其普及速度相当惊人，当然这些东西只要引种就能自产，不需要持续的进口购买力），凭什么说明清时代国人对无法引种的东西就不会有新需求了呢？比如，明清人不喝咖啡是因为他们没喝过，不习惯吗？他们过去也没用过鸦片，为什么对鸦片就会有需求？
　　

显然，不是明清人不求新奇，而是“购买力屏障”的作用。购买力不足影响人们消费咖啡——但不影响消费玉米，因为玉米引种自产实现了“进口替代”。也不影响消费鸦片，因为鸦片的可恶，就在于它一旦成瘾就是“买不起也得买”的。
　　

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有购买力，理性的需求其实是可以创造的（而成瘾的鸦片这类“非理性需求”则没有购买力也可以创造）。所以，与其说明清时代“西方的工业品没有竞争力”而汉唐宋元时代国人面对的安息、大宛、女真、南洋等地就有更具“竞争力”的先进产品，毋宁说明清时国人对舶来品的购买力已经远不及汉唐宋元。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代所谓的丝路其实基本不出口丝，只出口加工好的、附加值更高的绸（帛、缯），却仍然会出现显著的贸易逆差。而清代生丝是第一大输出品——西方当时已有原料靠进口的丝织工业，从中国进口的低附加值原料丝已经远多于制成品绸——却还会产生高额顺差。

上海开埠后，码头上的生丝和皮革

这当然不是因为清代的丝可以卖得比汉代的绸还贵，而很可能是因为清人自己已经不像汉时那样穿得起那么多绸了。这一方面使中国有更多生丝可售，另一方面却买不起“昂贵”的进口纺织品。汉唐宋元人在域外的买买买，已经变成了明清人的多卖少买。
　　

联系起前述的罗马帝国鼎盛时的“逆差”和中世纪蛮荒俄罗斯的“顺差”，其实这里还有许多值得探究之处。
　　

好了，针对“顺差崇拜”说了那么多，这当然不是为了反过来鼓吹“逆差崇拜”。所谓“富国的逆差”和“穷国的顺差”也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并不是说富国必定会有逆差而穷国一定是顺差——相反的事例也是不难找到的。其实，造成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多卖少买”还是“多买少卖”的原因有很多，顺差与逆差的利弊也不能一概而论。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导致逆差或顺差的各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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