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昙花一现的实践

金雁：昙花一现的实践

From: 28rcm 秦川雁塔 2019-12-25

俄国constitutionalism思想有两支来源：

其一是“开明君主时期”宣传的17-18世纪的西欧启蒙思想。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一些贵族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根据自然法原则，所有民族、所有的人都天然的具有选择自己国家制度和执政形式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应从社会契约中产生，要有一个代议制机构限制沙-皇专-制。从法律上讲，希腊、罗马的公民议会到现代议会都可以叫作constituent assembly。

其二是本土的资源，13世纪诺夫哥罗德韦彻制度——公民大会，是一种变相的希腊化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的共和政体。它的自由选皇制和城市“卫彻”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权形式与后来莫斯科专-制传统完全不同。拉吉舍夫说“诺夫哥罗德拥有人民自己的政权……人民在卫彻大会上是真正的主人”，莱蒙托夫等人也为古老的民-主制写下赞美的诗篇。

诺夫哥罗德博物馆

诺夫哥罗德就是十二月党人心目中美好的象征。其领导人彼斯捷尔认为，他最初的自由思想就是来自于“诺夫哥罗德的卫彻制度”，为此他专门研究过诺夫哥罗德的历史，并在十二月党人的纲领上把“恢复诺夫哥罗德的民-主制度”作为公开的口号提出。在他们看来，这种在自己文化中曾经存在过的政体，是对抗沙皇最好的武器。那段历史在人们心目中记忆犹新，利用这样一种本民族能够理解的模式说服百姓，而不是什么西方契约理论，问题要简单得多。

同样为了从本土历史中里寻找资源，也有人把俄国历史上的“缙绅会议”归为constituent assembly的源头，虽然它和现代constitutionalism思想相距甚远，但这种“分权模式”更容易使俄国人理解和接受，LN就曾把二者等同起来。

缙绅会议源于俄国16-18世纪的贵族等级君主制阶段。它始于1549年，是当时统治者为解决重大国事问题召集的各个等级代表的协商大会，是等级君主制的标志。那时沙皇是由缙绅会议选举产生的，1584年选举了伊凡的儿子费多尔、1598年选举了鲍里斯·戈都诺夫，1606年选举了瓦西里·叔伊斯基，17世纪上半叶缙绅会议频繁活动是等级君主制的一个突出表现。

油画《伊凡雷帝杀子》

1613年是缙绅会议鼎盛阶段。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混乱年代”后选举了16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从此开始了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虽然米哈伊尔自称是君权神授的“专-制君主”，但是离了波雅尔贵族和缙绅会议，沙皇什么事也干不了。

1648-1649年缙绅会议制定了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文献“1649年会议法典”（СоборноеУложение 1649 г.），这个法典赋予沙皇专权的依据，促使等级君主制向专制君主过渡。以后沙皇嫌缙绅会议碍手碍脚，便把它闲置在一旁很少召开，1653年最后一次缙绅会议讨论了兼并乌克兰问题后便被束之高阁。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

此后沙皇曾有过两次胎死腹中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是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他在当储君的时候，受其老师拉加尔普的影响就曾质疑：“一个人能管理好国家吗？根源于此的滥用权力现象能得到纠正吗？”他继位后委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务部官员斯毕兰斯基起草《国家管理制度改革草案》。

斯毕兰斯基在考察了欧洲诸国的政治体制以后，起草了详尽的政改方案，大量参考并引用了当时风靡一时的《拿破仑法典》。他认为应在俄国实行特殊的议会制度——“国家杜马”，并制定了四级选举制：乡杜马——区杜马——省杜马——国家杜马，选举权主要给贵族、商人、市民和国家农民。

斯毕兰斯基认为杜马制定“根本法”，沙皇也必须服从法律，专制君主必须让位给“真正的君主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这是俄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宪-政改革方案，但是由于1812年的俄法战争这一进程被中断。1813年俄国成为战胜国，亚历山大一世骑着白马进入巴黎，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便放弃了原来的法制之梦。

亚历山大一世进入巴黎

第二次是19世纪60年代的农奴制改革时期，迫于社会上强大的压力，亚历山大二世准备颁布constitutionalism草案，而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在1881年又被搞暗杀的民粹派炸弹断送掉了。

俄国在民间最早提出“人民主权思想”进行constitutionalism制度设计的是十二月党人穆拉维耶夫。他认为变更法律的权力属于人民选-举的constituent assembly或曰“人-民议-会”。“最高权力的源泉是人民，为其制定根本法规的特别权在人民手中”。十二月党人准备在军事政变成功后成立“人-民议-会”，并在“人民代表院”中制定代表选举制度，由代表们批准未来的行政制度和国家法制”。

农奴制改革以前，国粹派知识分子一般把希望希托于村社、卫彻和缙绅会议等类似前近代模式上。民粹派认为召开 constituent assembly是多数民-主的具体体现；地方自治局的代表认为，法-制国家就是允许公民以某种形式确定国家基础并参与立宪活动，“沙皇政府没有能力忠实地履行对人民的义务，它使我们相信只有 constituent assembly才能避免违背诺言和背信弃义。”

在19世纪反沙皇专-制的俄国进步人士看来，只有打造出一个合法授权机制、选择机制以及约束机制的平台，然后在这个框架上选择认可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

尼基塔·穆拉维耶夫

那时俄国有两股要求改革的势力，一是自由派，二是革命民主派，这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对立与不同，甚至并不比他们与沙皇政府之间的对立差多少，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对立与差别逐渐加深，他们分别代表着俄国发展的两条道路：自由派希望有一种更“文明”的政体来改变俄国的统治方式，对于贫富差距的存在虽然应该有所约束，但是不可能根本消灭这种天然的差别。

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则认为，重要的不是政体问题，而是阶级地位的改变，因此他们要求不是constitutionalism而是利益格局的彻底变革。车氏认为“自由主义与议会天真的理想规避了核心问题，农民与工人需要食物、住所、衣鞋，至于投票权、自-由宪-法、个人自-由的保障，这些对三餐不济、衣不蔽体之人并没有多大意义”。

这时初见端倪的分歧为后来反对派分道扬镳埋下了的伏笔。19世纪后半叶这种矛盾尚不突出，并不妨碍自由派为反对农奴制大声疾呼，革命民-主派也时不时打打宪政牌。

1905年革命时，立-宪民-主党和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使constituent assembly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此后 constituent assembly与俄国的政治变革联系起来，成为各反对党的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被写进各党的纲领。

1903年社民党二大把召开缙绅会议（即 constituent assembly，这是LN的提法，他说通过沙皇召开缙绅会议是俄国政治解放的目标）写入最低纲领。社会革命党把召开 constituent assembly看作是人民主权的完全胜利，立-宪民主党主张采用和平渐进方式建立民主自由的、具有最高监督权的、立法权的和国家预算权的人民代表制，米留科夫认为，俄国最适合的方式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在1905年革命中，是否赞成 constituent assembly甚至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试金石，它是当时政治斗争主要目标。只是社民党与社革党在思想道路上还有区别：社民党主张建立法制社会，社革党等乡土派则强调俄国历史的独特性（可以看出在1905革命时期社民党属于西化派，社革党是传统派，前者主张与欧洲同步，后者主张俄国有其特殊性）。

甚至当时很多人把 constituent assembly过于理想化，认为这样就可以立即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高尔基说“ constituent assembly在俄国优秀人士头脑里存在了一百年，他们向往依靠他说所有民主派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为这个思想牺牲在流放地、苦役场和监狱中，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战士死在了绞架和枪林弹雨之下。”

1917年二月革命后这种诉求又一次笼罩俄国大地，社会各阶层要求召开 constituent assembly呼声很高。1917年俄国经历了三条议-会制度发展的道路：第一条是杜马路线；第二条是苏维埃路线；第三条是社会公众路线。

体制内改革派坚持第一条，他们以国家杜马作为权力的公法来源并恢复其议-会职能。但是当时因前政府形象没有公信力，二月革命既然已经埋葬了旧制度，杜马就不可能再成为立法机关了，就连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对坚决反对此种主张，更不要说革命派了。

第二条是苏维埃路线。十月夺权后苏维埃虽已成为事实上的权力机构，但当时只是非常状态下的临时权力机构。况且苏维埃的人员组成也在一直变动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其中居于多数。托洛茨基承认，苏维埃的选举“缺乏准确性的司法保证”。社会革命党认为 constituent assembly是立法机关，苏维埃是监督机关，全部政权应该交给 constituent assembly，苏维埃只承担监督资产阶级的作用。

第三条路线就是把所有力量联合起来通过公平的选举给世人一个心服口服的合法授权。二月革命以后各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权力归属由 constituent assembly决定，它是超越党派、确定未来政治模式的最高权威机构。

1917年11月12-15日进行选举，共有73个选区参加选举。LN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 constituent assembly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 constituent assembly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内国际问题的机构，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二月革命

LN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 constituent assembly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已经冬宫夺权的条件下，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也就是说，布党在由自己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得到约1/4的议席。

LN政府——人民委员会在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 constituent assembly”，结果遭到严厉镇压。这时立-宪民-主党已经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1918年1月5日 constituent assembly召开。会前LN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下令“我们以人民的要求解散 constituent assembly”，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布党责令 constituent assembly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解散。多数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党调来的军队驱散。

俄国昙花一现的宪-政实践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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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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