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斯洛伐克灾难

Original 28rcm 秦川雁塔 2020-02-13

【当代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评述系列】

在屠杀犹太人方面，蒂索政权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希特勒。

战前斯洛伐克共有犹太人口13万，如前所述，蒂索与图卡素有排犹思想，早在战争开打前，斯洛伐克独立时与匈牙利闹纠纷，蒂索政权就把7500多名犹太人驱赶到匈牙利。希特勒要求各仆从国交出犹太人后，斯洛伐克国又在第一轮遣送高潮中就把近6万犹太人送入了德国人的虎口，成为“第一个响应纳粹指令解决犹太人的轴心国盟国”。这方面图卡比蒂索更为残忍，当时罗马教廷对斯洛伐克屠犹提出了指责，还两次派神职人员规劝蒂索。身为天主教神父的蒂索一度犹豫，但图卡仍一意孤行，遣送一直持续到纳粹临近崩溃时，遇难者据估计共达到7.7万。

1942年从斯洛伐克遣送往德国的犹太人

1944年图卡失势，被认为比他“温和”的蒂索却并未停止遣送犹太人。逃过遣送而留在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中，又有3万多人被视为 “有经济意义的犹太人”在难民营中被强制做苦力。战争末期纳粹需要奴工，他们中又有一批被送往德国。总体上在蒂索政权统治下，当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死亡率达到了骇人的75%，也有人说是“三分之二以上”或多达77%的。无论根据哪一个数字，这一比例比本系列文章前述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都更高。

除了屠犹，蒂索政权在残害罗姆（吉普赛）人和镇压反对派方面也罪恶不小。特别是1944年反纳粹的“斯洛伐克民族大起义”后，德军全面入境镇压，蒂索的赫林卡卫队和正规军与德国人都犯下不少屠杀罪行。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纪念碑

卖国贼，还是“纳粹国际主义者”？

而另一方面，蒂索政权对斯洛伐克德裔族群（所谓喀尓巴阡德意志人）的态度不仅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对苏台德德意志人的防范政策，也大异于前述同为“仆从国”的罗马尼亚。

如前所述，赫林卡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在奥匈时代主要针对匈牙利，蒂索-图卡时代变成主要针对犹太人和捷克人，由于斯洛伐克独立前后面临匈牙利霍尔蒂政权向北扩张的威胁，也还保持对匈牙利人的猜忌。但是1940年在纳粹调停下实现了两个仆从国关系“正常化”后，斯匈建立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友谊”，斯洛伐克也放弃了对境内匈族（更不要说德族）的“斯洛伐克化”政策。甚至在一党专政下仍允许德意志族和匈牙利族的小党（当然必须是奉行极权主义的“兄弟党”）存在。

但是，从赫林卡、蒂索到图卡都没有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德国人。斯匈“和好”后，蒂索政权，尤其是该政权的“总理”图卡进一步明确了区别对待的少数民族政策，把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族和匈族列为“好的”少数民族，而犹太人与捷克人是“坏的”少数民族。欢迎前者而排斥后者。反倒是纳粹德国的极端种族主义者连“非雅利安人”的匈牙利人也看不顺眼（尽管他们还要扶植霍尔蒂）。

于是，1940年负责“种族秩序”的纳粹党卫军种族与安置办公室（RuSHA）为斯洛伐克制定了“种族优化”计划，要求促进“在种族上有价值的”斯洛伐克人与德国人融合。为此，在消灭吉普赛人和犹太人、赶走和同化捷克人之外，还要特别保护13万喀尓巴阡德意志人，并从德国向斯洛伐克再移民10万户德意志人。该计划甚至提出：可以利用斯洛伐克人传统的反匈倾向，通过逐步“排除”该国的匈牙利族，来使德族取代匈族成为该国除斯洛伐克人外的最大民族。该计划还认为，可以让赫林卡卫队来推进这项德国化政策，并在此过程中使赫林卡卫队进一步融入党卫军。

位于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集中营

尽管战争进程使这项计划并未实现，但这个计划是通告了蒂索政权的，后者至少并不反对，而且确实接纳了一些德国移民，对过去的德裔也没有搞“斯洛伐克化”。蒂索政权这种一方面遵命把犹太人交给德国人来屠杀、另一方面接受德国人向本国移民的做法，与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一方面“自主屠犹”而不予遣送，另一方面“以罗马尼亚化对付日耳曼化”、连旧有德裔也要赶走的做法，看起来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蒂索、图卡的做法是“卖国”，安东尼斯库的相反做法是不是“爱国”呢？

显然，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把两者以“卖国”与“爱国”的两分法对立起来。正如蒂索与安东尼斯库当时实际上都在希特勒的大旗下对“共同敌人”并肩作战（也可以说是并肩作恶）一样，实际上，反人类的极权主义往往在“种族至上”的“民族主义”和“主义至上”的“国际主义”两种形式下不断切换，同样做出摧残人道的恶行。

不要说蒂索与安东尼斯库可以同时并存成为“战友”，就是同一极权党派，也可以在两种形式之间跳来跳去，此时是“极端国际主义”的引狼入室“送国”者，彼时又变成“极端民族主义”的弱肉强食“爱国贼”。正如纳粹可以用“社会主义”旗号煽动“劳动者”去屠杀犹太富豪，也可以用“雅利安人至上”的旗号发动日耳曼富人虐杀犹太奴工，也正如另一种集-全主义今天可以奉“国际”的指令杀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明天又可以代表“战斗民族”杀掉“反动的世界主义者”，这样的事例我们见得还少吗？

蒂索时代的“经济奇迹”

与没有掌权也不那么吹捧希特勒的赫林卡不同，也与更能自行其是的安东尼斯库有异，蒂索、图卡这些人不仅吹捧希特勒，而且处处接受纳粹的“指导”，自主性在“仆从国”中也是最差之一。这就使今天的极右翼很难像在罗马尼亚强调安东尼斯库“爱国”那样，给蒂索、图卡戴上“爱国”的桂冠。因此除了开创“独立”外，他们更喜欢强调的是蒂索政权在发展经济上的成就。

这种强调并非全无根据。正如斯洛伐克文维基所指出的那样：

“建立独立国家后，斯洛伐克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取得了长足发展。德国市场的开放对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战争初期德国胜利之时，该市场进一步扩大。德国的经济空间以及经济繁荣解决了销售问题，使产量增加。从1937年到1943年，斯洛伐克工业的生产增长了63％（按：折合年均增长8.5%），工业就业人数增长了51％。”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在战时的欧洲属于最高的。

斯洛伐克的工业原来有一定基础。一战后划定的捷克斯洛伐克，曾经集中了原奥匈帝国的大部分工业。其中旧奥地利工业的一大半在捷克境内，而旧匈牙利工业的一大半在斯洛伐克。但是匈牙利经济的发达程度原来就低于奥地利，斯洛伐克的工业水平也就仍比捷克为差。而斯洛伐克独立前后遭遇匈牙利北扩，斯境内原工业集中的多瑙河沿岸和工业重镇科希策，在所谓的维也纳裁判下都被“归还”了匈牙利，余下的斯洛伐克版图上工业化程度就更差了。

上世纪40年代的斯洛伐克乡村

但是独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它的工业又赶了上来。到1944年，小小的斯洛伐克已经建立了大约200个新的制造业工厂。在赫洛霍维茨成立了斯洛伐克的第一家制药公司，特伦钦的服装厂、巴托瓦尼的制鞋厂、乌尔波夫生产的服装面料和针织衫，布拉迪斯拉发的合成纤维和炸药生产都盛极一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世界著名，连中国人都很熟悉“捷克造”机枪。但原来的军工企业主要在捷克部分，斯洛伐克独立后，瓦赫河畔杜布尼察和波瓦斯卡-比斯特里察的大型军工企业都发展到可与捷克匹敌，工人达2.5万，成为二战中轴心国的重要军事装备基地，战后也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军工和重工业中心。这一时期还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如1941年开工、战后建成的奥拉瓦大坝至今仍是斯洛伐克最大的水库等。

蒂索时期的经济发展，除了维基所说的德国（实际是德控各国）提供了市场外，与货币、投资和劳动力方面的条件也有关。在苏德开战前，不仅德国，苏联也根据苏斯通商通航条约向斯洛伐克开放了市场。纳粹德国为了扶植这个“仆从”，在德国马克与斯洛伐克克朗间实行固定汇率，人为压低克朗汇价，使斯洛伐克产品在德控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并且刺激了德国对斯洛伐克工业的投资。斯洛伐克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基本都由西门子、法本等德国产业巨头持股，从一方面讲是强化了对斯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看，也使斯洛伐克出现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的“外向型发展”快车道。

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战场上使用“捷克造”机枪

大量投资又与“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体制下特有的低人权劳动结合起来。蒂索时期“劳动纪律”严酷，严禁罢工、被迫加班和使用奴工都很普遍。如著名的瓦赫河畔杜布尼察军工厂旁，就设有抓捕全国罗姆人（吉普赛人）进行强迫劳动的大型“劳教所”，对“有经济意义的犹太人”和其他反抗者进行奴工压榨更不在话下。此外，对犹太人抄家没产后驱逐出境（送给纳粹屠杀）这种残酷的“原始积累”，在斯洛伐克这样一个小国也有一定的意义。

笔者曾指出：低人权制度本身并无促进经济的功效，封闭、孤立中的低人权地区和前现代的低人权状态都是贫穷落后的。但在现代世界，在充裕的外部资本、外部市场和创新来源的条件下与先进经济搞“一体化”，确实会形成一种畸形的“竞争力”，即“低人权优势”。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乏其例，两次大战间，纳粹德国率先摆脱大萧条，恢复高增长、苏联与伪满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也是这样。当然，这种“经济奇迹”能否造福于人民，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伪满的工业化速度惊人，百姓却吃着配给的“混合面”，斯洛伐克也有类似情况。当时粮食、食糖等基本生活物资都实行配给制，今天极右翼津津乐道的“经济奇迹”，并非斯洛伐克人民之福。

何况随着战局逆转，蒂索式的“经济成功”也很快终结，战争后期斯洛伐克经济崩溃，盟军轰炸，“斯洛伐克国”投降时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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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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