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改革前的中印比较（上）
与印度相比是改革前我们一些著述更喜欢谈论的话题。通常的说法是：1949年时印度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后来由于两国选择了一“资”一“社”的不同发展道路，结果中国很快超过了印度，而且现在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在不少场合人们都看到这样的论战模式：你要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相比吗？我就以与印度的对比来反驳你。
无疑，就上述通常的说法而言，有两点的确是事实：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的确不如印度。而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我们现在在经济的基本面上（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印度。就此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我们的上述说法相反。
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gcd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陷-正民-煮，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然而命令经济之弊在改革前的中国也很严重，所以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印度强，恐怕不是很简单的问题。通常的说法提到的上述两个事实如果不加以如下的两个补充，那是很容易导致误解的：
第一，1949年时中国战争废墟上的经济不如印度，但是在这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达到的水平曾经是高于印度的。
第二，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应当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前文已经提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关于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水平领先于印度的材料，这种领先不仅体现于人均、亩均与劳均粮食产量，而且体现于包括牧渔诸业在内的大农业综合指标如总卡路里生产率。但类似现象并不仅限于农业。在工业化成就方面，其实中国超过印度也并不始于解放后。
中国近代工业尽管起步晚于殖民地印度，但在正常条件下（即没有大战乱时）的发展速度却快于印度，上世纪到30－40年代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工业品最高年产量均已明显超过印度在1949年达到的水平。而这期间印度并无大的动乱，工业基本是持续发展的。中国却在1949年前受到毁灭性的战争破坏，1949年当年的产量自然低于印度。但这与农业的情况类似：“产量的下落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一旦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后，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扭转”。
上表所列14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民国年间最高生产水平超过印度的有10种，而且其中大多数超过60％以上乃至数倍，而中国不及印度的只有4种，而且除糖一种以外差距都不算大（不到50％）。可见中国工业超过印度首先是民国时代的成就，然而民国后期的大规模战争破坏了这一成就，1949年以后的和平时期这个成就才有了重新发扬光大的可能——然而这个可能完全成为现实，则是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事了。
1949年以后中印两国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经济都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否真正恢复了对印度的领先地位，还是难以证实的。
就农业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在莫干山举行“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后发表的《纪要》提出以下共识：解放后至改革前，印度粮食年总产量与人均产量一直低于中国（这实际上是延续民国时代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两项差距都在缩小，即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而且这三十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则在提高。
50年代中国粮食净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82年则降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粮食商品率却从7％上升到33％。结果，中国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7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而印度则相反，从五六十年代的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破天荒地变成了粮食出口国。
收割甘蔗的印度女工
至于非粮食作物，这一时期中国棉、油增长快于印度，印度乳产品及水果增长高于中国。综合而论，据印度学者斯瓦米《中印的经济增长：1952－1970》一书计算，也是印度增长更快：1952－1965年间，印度非粮食作物生产年均增长2.9%，中国只有2.3%。合计粮食与非粮食作物，整个农业的纯新增价值增长率，在此期间中国也低于印度。
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方面，笔者能够找到的24种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和7项运输指标，也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图景：
* 数据来源：马洪主编《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92》等
其中，在民国年间可比的14种产品中，中国占有优势的10种到1970年时都仍然保持优势，而且除2种（纯碱、烧碱）外，有8种优势扩大。而4种民国时代印度占有优势的产品，到1970年除糖一项外，余三项优势都转到中国一边。（但按人均产量则布的生产仍是印度为多，印度产糖的优势也扩大了）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明显快于印度的。这使得民国相对和平时代中国已经存在的优势在经历战乱一度失去后，随着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重新得到恢复，而且似乎进一步发展了。
但同表也显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不列入统计的10项制造业产品与7项交通运输业指标中，1970年中国只有3项产品与一项运输指标产量高于印度，而且如果按人均产量，铁路货车制造与石油加工也是印度领先，只有塑料产量与铁路货运的优势属于中国。
此外的9种工业品和6项运输指标印度的人均产量都高于中国，其中有的（如核电）中国当时还是空白。有12项指标按人均计印度超过中国都达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运、电气化铁路、电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十倍乃至数十倍。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今天印度软件业之类的新兴产业活跃，或许是有其传统的。
其次，同表还显示印度工业中，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初级产品相对落后，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终端产品相对发达，而改革前中国工业则有相反的特征。例如：
1970年中国人均原油产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兴石化产品如乙烯的人均产量还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国棉纱的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而棉布产量却与印度大致持平。中国生铁产量是印度的236%，而钢产量只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钢材产量是原钢产量的75.6%，而同年中国成品钢材产量只有原钢产量的66.8%。尤其是高档轧材的数据表中阙如，但据笔者了解，当时中国在这方面对印度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由于当时中国优势明显的基础工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中国却很少乃至并无优势。加之当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落后，交通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电影、旅游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远，因此当时虽然中国的著述常以钢煤油电等基础工业的优势傲视印度，并引以为体制优越性的证明，实际上其总体经济水平是很难说比印度领先的。
（*文章登出时删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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