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中国古代的“选举”在东汉叫“察举征批”，曹魏时叫“九品中正”，这些都是以推荐为程序、以道德为原则的选举方式。“察举”就是皇上“察”、地方“举”的意思。由地方上的忠厚长者、谦谦君子来评价当地有什么优秀人物，推举给国家，再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资格，这些资格一听就知道是“道德模范”，比如说叫“孝廉”、叫“贤良方正”、叫“治孝”，还有叫“有道”等等，有这种资格就可以授官。
以道德取人、以“乡举里选”作为主要程序在东汉时还不太固定，到了曹魏时代就已经程序化了。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长老被任命为“中正官”。即意味着他们在推举时最能处于“公心”，被他们举荐的人也最有说服力。由他们把所要推举者按照道德原则分为九等，先有上、中、下三等，这三等中有各自分三个层次：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为九品，这九品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本来“九品中正”制当初只是一种道德的等级，但是逐渐它就演变成出身、身份等级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这样儒家以“性善论”为基础、以“差序格局”为原则按照地方上的人事关系为评选规则的选拔人才方式，在现实中造成的结果就是“关系学”大泛滥，变成只要有关系、有资源、有靠山就可以得到推荐，于是和权势阶层关系的好坏就成为决定因素，于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渗透到各个领域。
久而久之，享有较多关系资源的人天然地就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就是“上品”，后来又发展到世袭，荫籍子孙累世公卿，逐渐就成为“门阀制度——门第与阀阅的合称”。“道德标准”就成了“出身标准”，
这时整个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与秦汉时相比都发生了扭转。首先，儒家所鼓吹的小共同体、“伦理中心主义”、“性善论”这些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历史上“表里皆儒”阶段。儒家提倡“性善论”，相信人是可以大公无私的，因此“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肯定会把最有“道德”的人推举给国家。其次，允许在地方上发展世家大族，此举被认为是“善举”都到鼓励。再次，在法律上实行法的“伦理化”，“以礼入法，礼法合一”大行其道。
中国历史上有个奇怪的现象，流行的典籍和通行的社会规则之间有距离。一般来讲社会文化的流行好像总比社会实践慢半拍。政治比经济“滞后”，文化又比政治制度“滞后”是一个常规。东汉以后实际上社会生活中的规则是很“儒家化”的，但是魏晋时期人们口头上谈的儒家并不多，魏晋是个“玄学”兴盛的时代，那时人们以谈“道家”为荣，后来又以讲“佛教”为荣，“玄学思想”、“清谈思想”、“十道思想”当时都很流行。
汉武帝到王莽谈的是“独尊儒术”，行的是“法家化”，一直到东汉末“独尊儒术”才对社会规则有了实际效果。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在规则上、社会组织上出现了一定程度小共同体的“回归”，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国家大一统的集全能力在下降。这时中国历史上以分裂为主的时期，统一短暂，裂土分邦是常态。
这时虽然说是“表里皆儒”，但法家传统一直还在延续，因为这时中国虽然统一时间短，但在分裂的各个国家中大部分仍然是实行中央集-全原则的，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力图把它们的基础建立在尽可能多得控制“编户齐民”上的，尽可能由我实行大一统。所以当时的世家大族到底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还是可以讨论的。
前述三国时代的吴国属地的走马楼吴简有所反应。吴一般被认为是世家大族很发达的社会，所谓江东的大族：顾、宋、朱、张，到了晋使南渡以后，北方王、谢、余、韩，形成所谓“大族社会”。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族现象”，主要是在精英阶层表现得比较明显。当时一般老百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组织在大家族中还有待研究。
前些年中国社会史的讨论中，有人提出这么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宗族的“庶民化”是宋代以后的事情，就是说中国的宗族组织以前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落实在现实生活中也只到达精英层面，老百姓还一直没有“宗族化”。民间的“宗族化”是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到了明、清时达到高潮，换句话说，“宗族化”是一个马鞍形，中间有衰落到明清有了“二度化”趋势。宗族组织如果是在明、清以后才多起来，那么怎么解释中国宗族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呢？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国家强大VS社会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成许多国家，但是每个国家仍把控制多少“编户齐民”作为国家强大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我们要插进一个话题，因为在历史上什么叫“国家强大”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里讲的“国家强大”，主要是指“政府强大”，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国力非常强盛、但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老百姓日子过得也很苦的时期，反之，也有一些时期社会很繁荣，民间呈现出活力，但国家军事能力衰弱，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宋。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两宋都被认为是一个很窝囊的时代，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不断地议和、割地赔款、迁都，国家毫无雄心壮志。宋太祖一即位就在地图上金沙江、大渡河一带划了一道，说这以外的地方我不想管了，于是那里都成了南昭、吐蕃的地方。当时宋中央政府也不管西北方，党项的势力一直推进到关中附近，北方的辽就更不用说了，宋后来把整个北方都丢了，叫人看起来整个宋代的国家就是“窝窝囊囊”四个字，民间的各种曲艺讲宋朝都说如何丧权辱国。
但是宋朝的社会经济之繁荣超出我们很多人的想象。西方的汉学家中很多人把宋代称之为“准近代化社会”。那个时候工商业很发达，发生了“煤铁革命”、“农业革命”，中国大规模的采煤炼铁、乃至用煤来炼铁都是在宋代。在农业上南方复种指数的提高和多季种植的实现使粮食产量有了一个大飞跃。我们谈的古代最有名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项就是出现在宋代。
中国的数学也是在宋代达到最高峰，像秦九韶这些人的原创性数学是中国式数学的顶峰，到了宋代以后就衰落了，在引进西方数学之前一直没有恢复到宋代的水平。明清两代的历算学家（在引进西方数学之前我们把数学叫做“算学”）主要是解释秦九韶等人的著作，因为他们的学说后来的人都看不懂了，所以后来的学问充其量就是解释前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东西了。
在这一点上我的确觉得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往往不是一回事，把社会繁荣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从政府权力能力的强弱作为一种角度是两种不同的判断，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的评价体系，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繁荣强盛”，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繁荣强盛”。
课间有些同学提到关于道家思想、关于虚静写意这种“黄老哲学”对艺术的影响，其实不仅是道家，在整个文化史上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艺术和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往往是国家并不是大一统最强盛的时期，反而是比较乱、国力也比较弱、疆土面积比较小的时候。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思想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但是当时根本是没有统一的国家，秦倒是统一了中国，可秦始皇时代有什么文学艺术可言，完全是个文化沙漠，但是秦的武力在当时是天下第一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集全大大弱化，但这个时期是史称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时期”，当然这时的“思想解放”不能和“百家争鸣”相提并论。这时不仅佛教、道教比较活跃，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相当可观的成就。到了唐、明时代就比较沉闷（此说有不同看法），中国艺术的再一个高峰也是发生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乃至清统治的建立过程中。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世界历史上也有类似情况。
比如，在古希腊，大家都知道斯巴达是个强国，全国弥漫着尚武精神，所有的男子都英勇善战，以一当十，但它在文化上少有值得称道之处。而国力不如斯巴达的雅典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中输给了前者，可它在文化上比斯巴达不知要先进多少倍。雅典的建筑、戏剧、文学留给了后人多少启迪。同样，后来的罗马帝国要比希腊强大很多，但是罗马文化一般来说其生命力、成就、创造力却远远不如希腊、不如雅典。搞上古史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罗马征服了希腊，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希腊征服了罗马。”所指的是希腊的精神和文化同化了罗马。这就是说我们看问题的价值观也有一个多元化的判断标准，因为我不是艺术史上的行家，所以我讲课着眼点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入手。
“三长制”的确立
魏晋时期儒家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是随着法家大一统体制的部分解构，中国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可是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家从秦始皇以来奠定的“百代皆行秦政治”的传统，不仅这个时期一直有法家“编户齐民”的因素，而且到了北魏以后中国的大一统中央砖-制集-全帝国又卷土重来。北魏首先统一了北方，中间还经过了东西魏、北齐、北周的分裂，不久北周灭掉了被北齐以后，北方再度统一。到了隋又平定了南方，中国又恢复了统一的大帝国。
隋和唐的关系有点类似秦和汉的关系，都是前朝维持的时间短，统一不巩固，秦统一维持了十几年，隋也只维持了三十几年，都很短，之后马上又陷入一场大战乱，战乱以后就出现了比较长的稳定局面，而且它的基础往往都是前面那个很短暂的王朝奠定的。人们都说“汉承秦制”，现在也有人说“唐承隋制”，以后的元、明、清中国又出现了以大一统中央集全为特色的历史阶段。
在实现这个过渡时，中国又一次出现了一些变化，这时期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感觉到，但是最重要的、最需要强调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改革，现在史书上对孝文帝改革人们往往谈的比较多的是“均田制”。但是孝文帝的另外一项措施其影响不在“均田制”之下，那就是政治改革的“废宗祖，立三长。”所谓“三长”，就是建立按照法家原则运作的基层政权体系。这“三长”分别是“邻长、里长、党长”。它实际上和商鞅时代确立的“闾里什五”制很相近，就是朝廷按照一元化的组织意图来取代具有草根性的、带有一定自治色彩、依靠德高望重的地方精英豪强来管理地方的“宗族独户”制度。
孝文帝时北方盛行“宗族独户”制，其特征表现为世家大族聚居，在户籍上体现为“百十合户，千丁共籍”，动辄就成百上千的人组成很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对国家而言，往往处在半独立的状态。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是一个“庄园制”的国家。这种说法显然是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因为西方中世纪是“庄园制”的。套用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国学者就说中国也有“庄园制”。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拿西方中世纪模式来套到中国。但是的确这时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农村出现了很多相对朝廷来说比较疏离的“土围子”式的结构。对这种结构有很多称呼，有的叫做“坞”，有的叫“堡”，有的叫“寨”，有的叫“聚”等等。
秦汉时代社会基层的是“闾里”，“闾里制”在汉末的大乱中解体，传统聚落的下一个轮回就是“坞壁制度”兴起。到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传统的聚落形势开始出现了一个一直遗留到现在的形式——“村”。这个“村”在秦汉时代是没有的，古汉语中也没有这个词，汉语中第一次出现“村”是在三国时期。
学术界对“村”的涵义一直是有争议的，人们一般认为“村”是和“屯”有关的。因此像日本的宫琦市定这样的汉学家都认为所谓“村”的出现与曹魏屯田有关。曹魏时期在北方大量实行国有农制度，在荒地上用军队来进行耕种，就是搞建设兵团。在进行屯田的地方形成的居民点就叫做“村”。对这个说法也有人提出质疑。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北魏以后中国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闾里”结构解体，出现了“坞壁堡寨”，“坞壁堡寨”又向唐以后的“村落”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以孝文帝的改革为例，它采取了强化国家控制废除宗族独户，重新在基层中确立“三长制”，即“邻长、里长、党长”，实际上也就是按照保甲制、里甲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大致是十户为邻，十邻为里，十里为党，当然不是完全按照十进制，这点可以再查阅一下资料。总之，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编制起来。这样就改变了从东汉以来的地方上以宗族原则组合、使朝廷控制力量下降的局面，重新建立了大一统国家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中国历史上这种震荡与轮回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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