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间，第一届 CUSBEA 开始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整整 40 个春秋。
该项目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彼时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国内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普遍的共识是 —— 人才青黄不接。国家也开始恢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
然而，现实是，国内对西方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考试要求等知之甚少，国际学生申请美国学校研究生必须参加的 GRE 、TOFEL 等考试也尚未在中国开办，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路径不畅。
在此背景之下，国内外学者们相继发起了多项帮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项目。1979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诺贝尔获得者李政道发起了 CUSPEA 项目，开始派遣物理学科中国学生去美国学校学习；同期，哈佛大学 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 教授于 1982 年发起了 CGP 项目（Chemistry Graduate Program）。
受 CUSPEA 项目启发，在 1981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Ray Wu）教授发起了 CUSBEA 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选派中国优秀学生赴美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顾孝城主持负责中国学生考试和申请学校等事宜。
图 | 1990 年王小凡与顾孝诚老师在 MIT 合影（来源：受访者提供）
8 年间，CUSBEA 项目共派出了 422 位学生赴美留学，这也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生物领域最大的出国留学项目。可以说，CUSBEA 项目不仅顺利打开了美国大学接收优秀中国学生的大门，而且搭建起一座中美文化交流的 “桥梁”。自此，美国学校开始真正了解中国学生以及中国教育文化。
CUSBEA 四十周年之际，生辉独家专访了 CUSBEA 项目参与者王小凡。
王小凡曾摘得第一届 CUSBEA 项目 “桂冠”，是著名癌症生物学家，也是最早在杜克大学执教的华人教授之一。2017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小凡聚焦于 TGF-β 信号转导及该通路在癌症中作用机制研究，首次克隆出在癌症发生、生物发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 TGF-βII 型和 III 型受体，同时也为中国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作出重大贡献。
上世纪 70 年代，通过 CUSBEA 项目，王小凡实现了从工人到大学教授的角色蜕变。“CUSBEA 项目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决定了我整个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当时如果没有参加这个项目，我可能会走别的路，有其他的选择吧”，王小凡说。
图 | 王小凡教授近照（来源：受访者提供）
从工人到 MIT 博士后
生辉：今年正好是 CUSBEA 的 40 周年，您是否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参加 CUSBEA 的经历？
王小凡：回首 40 年前，当初国家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派留学生出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这一决策不光是派我们出国去学习新的科学和技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人才出国、回国的双向流通帮助中国把科学现代研究体系建立起来。不光是解决怎么做科研的问题，还发展了科学人才培养、评估的体系和制度。
我个人的经历比较丰富。我在工厂做了近 8 年工人，1971 年 2 月 3 日参加工作，直到 1978 年 10 月才进入大学。大学期间，因为我年纪较大，并且是自学参加的高考，基础没别人好，尤其是英语。还记得当初为了提升英语成绩，我每天早上 6 点钟起来背单词，之前高考英文只考了 9 分，最后也被我提上去了。
武汉大学在高校改革中走在了前列，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倡导的学分制。因为当时 77 级入学是 78 年 2 月以后，他们比我们 78 级早半年，这让我有机会提前修了一些 77 级的课 —— 只要报课，通过考试，就能拿到学分。
图 | 1981 年武汉大学生物系 7864 班，后排站立右一为王小凡（来源：受访者提供）
1981 年的夏天，我还记得当时武汉非常炎热，大家都在参加期末考试，而我因为很多考试都已经跟着 77 级通过了，不用再参加考试。然后就有同学问我：“你看 77 级都在准备考研究生，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一想，我的学分已经修够了，除了毕业论文没写，已经没有什么课可上了。
于是，我就申请并获得参加研究生考试资格，考取了中科院遗传研究所。这次研究生考试改变了我的命运。
研究生考试结束后一两个月，我们了解到李政道先生（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那一年组织了第二届物理学科同学们赴美留学，当时我们还挺羡慕的。
结果 1981 年 9 月，我们也接到通知，吴瑞先生（康奈尔大学教授，生物化学家，DNA 测序、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开创学者之一）联合哈佛大学，决定组织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研究生赴美留学。
因为当时中国还比较穷，无法为学生提供学费等费用。为此，吴先生与五六十所学校沟通，这些学校都同意一旦有学生通过了相关考核，学校录取他们的同时提供学费和奖学金。
图 | 1982 年首届 CUSBEA 合影，第三排左三为王小凡（来源：受访者提供）
CUSBEA 的报考对象是已考上研究生的学生，英文 80 分以上，专业成绩好。在研究生考试中，在北京地区 2 万多名考生中，我以平均科目 89.5 的分数位列第一名，遗传所推荐我参加了 CUSBEA 考试。
当时国内研究生考试表现好的学校和研究所就有推荐权。记得武大刘道玉校长召集大家，提到这次赴美留学的考核是全英文的考试。刘校长说，据他了解当时国内没有哪个学校真正用英文授课，大家是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不要紧张。这也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为此，我还向学校提出要到北京去复习。在我后来的夫人董欣年（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杜克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的家里静下心来准备考试。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欣年的父亲 —— 当时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全力支持我做好考试准备。
我记得当时好不容易借到了英文原版的 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抓紧时间把这一厚本书读完。
做教科书上面习题的时候，我发现这跟我们国内当时的大学教育模式不一样：我们的生物学考试一般是让你记住科学结论、然后能复述出来，以综述为主，而这本书上的题却要设计实验验证。这还真是一个挑战：因为要搞懂了才能设计实验，然后解答这些问题。
CUSBEA 的考核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康奈尔大学联合出题，题目难度大概是美国一年级研究生的水平。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 GRE 考试，这场考试结果也是为了反馈给美国大学——其将要接收的学生是符合美国研究生一年级水平的。
我还记得在考场一打开试卷，发现题量相当的大（两天的考试试卷竟有 34 页），每天只有三个小时考试时间，基本是做不完的。有一道题有 35 分，要做三步实验，当时我就想一定要解出来，后来才知道我是唯一一个做出这道题的考生。
考试结束几天后发榜，公布获得面试机会的考生，我在榜单最后一名，当时很紧张：我的口语几乎没有练过，只会说 “hello , how are you” 之类的，心里还挺着急的。
结果有个挺高个的北大女老师悄悄给我说，“其实你是状元，放心。”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的习惯跟咱们不一样，他们在宣布名单时常把第一名放在最后。
我的面试官是哈佛大学的 Karnovsky 夫妇。Karnovsky 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些跟学术有关的问题，他的夫人问了我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之后我获得了他的推荐，被几个学校录取了，包括康奈尔和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我最后决定去 UCLA。
图|1982年王小凡在UCLA（来源：受访者提供）去学校之前，我们被安排去广州中山大学与 UCLA 合办的一个英语培训基地，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段经历很重要。培训期间，每天必上“听、说、读、写” 4 堂课，各有一个美国来的老师负责。我记得 George 是讲听的，Ann 是讲写作的，Jim 是讲阅读的。还有一堂 American Culture，就是为了打破我们对美国的成见。后面几届的 CUSBEA 同学们一般去中大学一年，我们当时因为时间比较紧，最终只学习了大概三个多月。国家对我们要出国留学很重视，临走前在北京组织了很多很好的活动，培养我们的爱国情怀，带领我们去中南海看了总理办公的西花厅、长城、十三陵、主席纪念堂，还有主席故居菊香书屋，我还记得大床沿着窗户那一边全都是打开的线装书……图 | 1982 年首都机场为王小凡（左二）送行，左一为董欣年、左三武大校长刘道玉、右三岳父董辅礽、右二岳母刘蔼年、右一母亲朱珂（来源：受访者提供）后来，我们就飞过大洋去到美国。还记得飞机沿着旧金山海湾落地，我当时就感觉这是个很漂亮的城市。那时，在美国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不多，我们被接到驻旧金山的领事馆里住了 3 天，之后我们就分别去了各自的学校，我也就在 UCLA 落了脚。生辉：当时您在挑选科研发展方向时选择了癌症学科，当时是基于什么考虑选择了这个学科？王小凡：在研究生轮转时我选择了三个实验室，主要是他们做的东西还都挺新的，但我最后挑的导师是 Kathryn Calame，她因为过于严厉，很多美国学生都不愿意选她。但我发现她的严厉其实对我是有好处的，比如做报告时，她要求我一分钟都不能超过，如果规定十分钟，就只能讲十分钟。后来我发现这非常重要：在汇报工作时，就应该把要讲的东西都提前盘算好，不超时，不省略。我觉得这些都是关于提炼内容和表达的训练。由于我比同期的美国同学更努力，我的论文工作比较顺利，四年多一点在 Cell 杂志发了两篇一作就毕业了。当时挑了三个关于癌症研究的实验室申请做博后，最终选择了麻省理工 Robert Weinberg 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图 | 2017 年西湖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学前身）院长施一公给王小凡颁发顾问委员会聘书（来源：受访者提供）我知道癌症是中国的一大病，我还在工厂的时候，有几个同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癌症去世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看望一个患癌症的同事，见他已经瘦成了皮包骨，脸上就剩一双大眼睛。我后来到美国学习才慢慢知道癌细胞夺走了他身上的营养。王小凡：通过这个项目出国得到了非常好的 PhD 训练，这种经历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生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这批人最早都打算选择教授这条路，但后来发现，其他很多职业也需要经过分析性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训练培养出来的人才。Harold Varmus（1989 年美国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所长）在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时就表示很多职业都需要经历过 PhD 训练的人才，包括医药工业界、还有很多政府管理部门比如 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 CDC（疾控中心）等。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对，实际上我自己培养的三十几个博士毕业生，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包括专利律师。现在做生命科学产业相关专利，你不光是要懂法律，更要懂生命科学。还有选择当华尔街的分析师，该行业单懂金融往往不够，还需要知道公司宣传的资料是否有科学依据。 PhD 训练与其他训练不一样，它培训人的分析性头脑和批判性思维。经过这个培训以后，学生往往能拥有系统科学思想的能力，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进行分析，不会轻易接受结论，不迷信权威、勇于创新。根据科学的步骤与思想方法了解新事物、解决新问题。一定程度上，CUSBEA 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和未来选择的路。我对吴瑞先生非常感谢，感谢他组织了这个项目，改变了这么多人的命运，在他过世后，我们都非常怀念他。生辉：在您看来，CUSBEA 项目对学术界、产业界、甚至是国家来说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王小凡：当时我们这些留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大家都非常用功，毕竟都意识到机会来之不易。而美国人对中国也很好奇，都在关注赴美中国学生的情况。中国学生给各个美国大学留下了聪明、勤奋、好学的印象，后来各大学校都愿意接收中国的学生，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之前学生的努力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所以我觉得 CUSBEA 的意义不仅仅是培养了四百多个人，它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中国学生、对中国的印象。这种改变发生之后，也逐渐叩开了其他大学的校门，中国学生有了更多在美交流学习的机会。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中国学生都可以自费参加考试、赴美留学。综合来看，CUSBEA 实际上帮助中国学生打开了美国高校的大门。它让美国大学认可了中国学生的能力，也让更多的中国学生知道了如何去美国参加研究生教育等，为国内带回了更多新信息。生辉：在您留美的经历中，有哪些特别值得国内借鉴的呢？王小凡：直到现在，美国仍然在很多前沿科技领域维持着领先地位，这得益于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学术组织制度。在科学人才教育、培养、就职、评价等一系列过程中都有不少值得国内借鉴的经验。比如，美国有一套系统的终身教授评价体系。在美国一个学术单位申请到教职后，会得到非终身教授职位的助理教授头衔。任职一段时候后，由院系组织、邀请五至十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来进行学术评价，而且这些教授应已经获得终身教职。在通过这个学术评审后，才能获得终身副教授或正教授职位。通过这一制度，挑出最优秀、最有创新性的人才成为终身教授，在制度上更好保证了大学高层次人才的质量。数年前，国内很多地方还没有这样的体系。为了建立这一整套制度，我们有一批在美或归国的教授们都参与了关于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的改革，其中很多人都曾是 CUSBEA 项目的同学。到现在，国内一批一流大学和研究所已建立了类似于终身 / 长聘教职的评审制度。另外，不久前我和张赟（曾经的博士学生）一起为《科技导报》撰文，讲到科技领域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些新挑战，尤其是如何建立完善、独立的科学教育体系。这方面一些美国的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图 | 2015 年与学生张赟在杜克大学合影，左为王小凡，右为张赟（来源：受访者提供）在当前国内的大学教育评价体系里，如何完善博士生、博士后的科研训练，如何全面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演讲能力等重要科研素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接受过海外顶尖学术机构培训的青年人才相比，目前很多国内培养的青年人才往往有杰出的科研动手能力，却在科学思想的提炼总结、科学发现的表达交流方面存在短板。另外，在面试中，一些人回答问题不是特别好，或许是他想得不够深。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主要可能在于国内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教育方面还有短板，还没有特别重视这一层。因此我们未来在培养科学人才的方面，不能光在硬件上下功夫，在人才综合实力上也要多关注。写作、演讲、科学思想方面的培养和加强也是为了培养一些科学家不仅能做科研工作，也能够积极参与到国际交流活动中。能够在全球或区域科学组织中代表中国发声，讲好中国的故事，为科技领域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提出中国方案、协调全球合作，这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方面。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历史上对自然界的观察、理解上面，基本没有成系统，直到 “五四运动” 才开始进行科学方面的系统性学习研究。但我们该学的地方都会放下架子去学，而且会做得更好。大批留美的中国学生都在帮助中国建立一整套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系统。未来，我们应花更大努力建立一个完善、独立的科学教育体系，做出更多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不仅能模仿、更要引领前沿科学技术。生辉：关于科学诚信，想要提高国内这方面的素养，您的建议是什么？王小凡：科学诚信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教育、监管、制度建设、惩戒多方面形成合力，建设一个更好的教育科研环境。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 “述而不作” 的传统，历史上文人之间喜欢互相引用，却没有注明出处的习惯。小孩的教育往往从背诵出发，但是在美国文化里面，主张从 “自己做” 出发。这种文化传统导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发表的很多论文有文字表述方面的 “抄袭”。后来，随着国内在教育和制度上的加强，这一情况逐渐有所改善、目前 ，这种“抄袭” 不再是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学术不端的主要问题了。另一种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是 “打擦边球”。比如某科学家的论文数据在多次实验中都被证明是可重复的，却在论文的产生和修改过程中因为粗心甚至偷懒使用了非原始数据。现在科研论文要求的数据越来越多、方法越来越复杂，这种情形确实出现得更多了。这也要求我们的科研人员在报告结果时更加认真负责，对原始数据有更好的保存整理，如果遇到这类问题要能拿得出证据证明自己的科学结论。最后一种学术不端行为便是 “恶意造假”。例如，一些研究成果没有可重复性，本来不成立，但作者故意编造数据来达到目的。或者有些人文章是第三方公司加工的，自己都不清楚具体的实验、数据和结论。这些结论会误导学界甚至触犯法律，假如有些成果被用于临床医学领域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应该看到，恶意造假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制止，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基础研究领域里恶意造假在中国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国家。下一步我们要从多个方面出发做好科学诚信方面的工作，教育和道德的制约是很重要的，科研经费、科技评价的管理体制也应与时俱进，在这方面基金委和中国科协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相信未来这个方面的治理会更加系统、合理。生辉：假如说 CUSBEA 项目再次重启，或者说有一个加强版，您觉得还会为中国带来那么大的改变？王小凡：我觉得不会的，因为时代已经过去了。CUSBEA 主要是在特殊的时期起了特殊的作用，主要是历史意义。生辉：在 CUSBEA 40 周年，您对广大的生物领域、化学领域的从业者有什么希冀或者寄语？王小凡：改革开放满足了中国彼时的发展需要，不仅是让学生出国去学一些具体的科学和技术，还通过人才出国、回国的双向流动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一整套现代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体系，奠定了我们现在迅速发展的基础。现如今，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未来，我们是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引领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文化其实也在逐渐转变。比如过去对 “原创” 的概念并不很清楚，也不是很看重。而现在，如果要在科学的领域和美国一较高低，就必须把原创放在第一位，要去认识原创、鼓励原创，从整个思想观念上尊重原创。在观念转变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在制度上鼓励、保护原创，要有一些相应的科研经费资助模式，要体现以人为本。以项目为基础的资金支持模式，对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有一定的局限，因为项目计划本身就限定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技术，项目内容的进展也很难预测。美国在这方面的作法值得借鉴。例如在生命科学领域霍华德休斯研究所通过以人为基础的资助模式，鼓励原始创新。每五年进行评价的时候，该研究所根据有无新意、有无促进新学科的发展来评定。他们的资助方式是按照学者过去的能力来评价，而不是按照要做什么项目来予以资金支持。中国确实需要加强以人为本的支持。一方面是科研经费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给科技工作者稳定、体面的生活保障。这种以人为核心的资助方法在国内部分地区有实施，例如北生所、北大清华的联合中心，但是一直没有大规模扩展。当然，抛开这些还需进步的方面，实际上国内很多学者已经在基础研究领域做创新工作。我认为今后的五年、十年会有很多原始创新的成就会从国内出来，我对此非常乐观。从更大的方面说，我认为要把过去 40 年学到的东西，比如开放的态度和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要放眼世界，别人先进的东西我们都要学，要既自信又谦虚的发展自身。即使受到国外打压，我们也应该想尽各种办法来发展国际科学合作，增强和世界的联系、促进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历史经验看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利好。科学的本质是求实、开放的。科学无国界，真正的科学问题，都需要全球共同解决。我相信，未来中国会通过发展科技创新、参与全球合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