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并没有成功驾驭年龄的答案

「三十而励，三十而立，三十而骊」—— 敢把年龄标注得比菜价还明显 —— 让人不禁怀疑这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姐姐》）吆喝的目的。以性别为基础，年龄和与之相关的身体话题，正被公开讨论。这档以「年长」女艺人为核心的综艺节目横空出世，「姐姐」一词也随之被注入了更充沛的能量和饱满的内涵。

我们对特定对象的理解，既关系到这些对象自身的特质，也关系到我们思考这些对象的方式。《姐姐》本意上是打开观众思考「姐姐」的方式，找寻她们可能的价值。「姐姐」并不是一个「万劫不复」的称谓，它更多地承载着因阅历而生发的独立、成熟、自信的美 —— 区别于长期占据亚洲文化产业中的幼态化审美。但显然，围绕「姐姐团」逆龄或冻龄状态的讨论被过分强调了。肤白人美、腿长腰细，这样的审美显然还是男权和消费社会规训女性身体的结果，其实质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权力关系。一直以来，权力审美标准的不平衡与不平等，正在通过阶级、种族、性别和年龄等文化表象，变得愈发明显。

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福柯的「身体 - 权力」理论来理解。权力运作总是涉及身体，即利用身体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来规训、打造身体。如今，规训已不再通过暴力、血腥的惩戒方式，而是让身体感觉「这对身体有切实的好处」（最为强烈的作用效果就是通过「美」）来完成的。至于「美」，无非一种权力体系和社会规训形式（规训既是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又是不断制造知识的手段，它本身还是「权力 - 知识」相结合的产物），比如春秋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唐代则崇尚额宽、脸圆、体胖的女性体态美。这种审美标准来自权力话语内部，而话语权决定了这种标准是什么，以及怎样运作。

节目中，「姐姐们」不单纯是年纪 30+、40+ 和 50+ 的女艺人，而是构成了身体消费的符号。在此符号的建构上，《姐姐》理应打破社会文化对年龄和身体的规训，并探讨新型消费文化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的重塑。然而，这档综艺对于年龄的真实态度和价值观念，是真的击碎了你的年龄焦虑，还是将年龄焦虑将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在《姐姐》中，30 位年龄超过 30 岁的女明星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成团潜力。

除却《姐姐》，网络上与年龄最相关的话题莫过于 Bilibili 借「五四青年节」之名发布的《后浪》视频。如果说《后浪》是主流文化在年轻人抵抗主流文化时的一次示好，那么，「后浪」不买账的态度，则表明了代际互动沟通的失败。压迫型社会用「代沟」一词来定义由年龄差异带来的矛盾。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 Margaret Mead 所言，人与人有代沟，从来不是因为年龄，而是从价值观、文化态度、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上来衡量的，只有思想行为相似的人，才是同代人。

近些年来，生物学上的「年龄」逐渐被人类社会学「问题化」—— 这不仅出现在哲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也出现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在此基础上，年龄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多维概念，是基于身体、心理、智识等不同层面的积量的变化。年龄本是生物学概念上的自然标志和特征，但由于在生理和心理上出现了表象差异，自然增长的年龄就逐渐被「丑化」成了人类的缺点，从而引发了大众意义上的年龄焦虑。从心理学上来讲，「焦虑」意味着理想与现实的失衡。可以说，焦虑与否意味着是否满足于自身年龄，同时，它也是衡量一个人幸福与否的标准。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 Brian Nosek 与 Nicole Lindner 共同研究过一个课题 —— 主观与实际年龄之间的差距在人一生中的变化过程。「主观年龄」的存在也许能解释为何个人在年龄增长时的表现不同，降低主观年龄其实是一种自卫行为，能保护自己不受社会对衰老的负面成见的影响。说到底，我们能否成功地驾驭年龄，而不是被年龄奴役，在于是否敢于面对年龄并坦然接受年龄赋予的系列特征（而非「特权」）。不论「前浪」还是「后浪」，任何年龄都应有更为多元的答案，每个年龄段都需要更多元的理解。

当然，没有人不向往年轻，因为即使年龄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和与之关联的心理映射，「年纪小」都直接关联着机体从内到外的活跃。正如张含韵在节目开篇就坦承的，30 岁之前的青春来自天赋，而 30 岁之后的美好则要自己努力创造。「30」，是这个节目的「题眼」，这个数字既是青春与成熟、年轻与年长的界限，也被寄托了「女性获得内在力量」的隐喻。

事实上，年岁渐长产生的焦虑在不同性别间是共通的，「什么年龄做什么事」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随着年纪渐长，在婚恋、就业、社交场合中，外在是否匹配的隐藏要求，迫使男男女女在维护外形方面持续投入。

而仔细观察年龄对男性审美的影响，不难发现男性的年龄焦虑在「个人外表」方面的体现相对有限。尽管流行文化推动了年轻化甚至幼态化的审美，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韩国的「爱豆」审美，还是中国的「鲜肉」审美，对少年感的追求都不是社会审美的主流。譬如 21 世纪初，与主打年轻偶像的 K-Pop 男团的一派繁荣相对的是，韩日世界杯的主场情怀带来的「爱国主义强壮」；「小鲜肉」在过去的几年里更几乎被全面推翻，成为明星空有美貌而业务能力不足的代名词（除精致外形外，实力不足也因此成为消减「男性气质」的因素，即使这些男孩们身型健美）。

防弹少年团（BTS）是少数以实力收获众多拥趸的 K-Pop 男团。

对男性的幼态化审美中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矛盾，即人们在欣赏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偶像的面孔时，会同时关注他们的自信和机灵，以及在懵懂的青春期就知晓自己人生方向的坚定。说到底，不是年龄本身让年轻的男明星吸引人，而是他们身上的自信和勇气（无论这种自信或勇气是否有迹可循），而这，在刻板印象中早已与男性的强者特质交缠（即使这些敢于试错的勇气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年龄带来的底气）。但对拥有这些特质的男人来说，外形是否「显得年轻」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

相对地，女性的少女感则被赋予了更多无关个人品质的言外之意。少女感一定程度上意在消减年龄增长带来的自然痕迹。一位生育过的职业女性要塑造或维持（生理上）年轻化的单薄身形，方能有力地说明她在好好经营事业与家庭 —— 这正是《姐姐》呈现给我们的 —— 「姐姐们」充分投入并获得了可观的回报；相反地，被网友视作女团绝对候选人的李小璐不属于这样的姐姐。「姐姐们」的遴选，暗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高门槛 —— 对希冀个人发展机会、获取与男性同等决定权的姐姐们来说，包括家庭管理在内的优异自我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乘风破浪的女明星在为个人实现而努力时，不仅面临年龄与身份带来的隐性规则，也要面临诸多由女性身份引起的关于个性和综艺感的负面预设。

除了看入行十几年的「姐姐们」大展隐藏技能，很多人对《姐姐》的期待还包含着「看热闹」的心态：我们好奇，强势如宁静、张雨绮、黄圣依的「姐姐」们要如何相处，仿佛已经确定她们之间会有「一场大戏」。那些对节目嘉宾间友谊真实与否的窥探和她们言谈中透露的对当下生活满意与否的线索，是以女明星为主角的综艺真人秀的售后服务 —— 你显然不会对《极限挑战》中的男明星进行全面的微表情分析。早在国内综艺节目全面开花之前，从女人们的互动中获得心理满足的节目设计就已经四海皆准了：在《比弗利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 of Beverly Hills）、以「三个女人一台戏」为基础的《与卡戴珊姐妹同行》（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乃至以专业背景为支撑的《全美超模大赛》（American's Next Top Model）中，没有冲突，节目就失去了它最吸引人的卖点。

嘉宾间的言语甚至肢体冲突，是真人秀《比弗利娇妻》的看点之一。

如 John Flügel 所述，18 世纪男性着装的「Great Male Renunciation」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男性在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彼时，男性通过放弃繁复精致的时尚、建立沉稳简洁的形象来强调自己作为关键生产力的重要地位，女性则顺理成章地戴起手套和面纱（以便保持精致与整洁），担任花边的角色。除了过剩的生产力对女性提出的要求，在男性主导的叙事中，女性构成的「小团体」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展示冲突和虚情假意的任务。挑剔、计较、情绪化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某种女性特有的性格特点（弱点），事实上它们都不过是人类普遍而自然的情绪和个性而已。

根据 John Flügel 于 1930 年提出的「Great Male Renunciation」，18 世纪末，男人开始放弃对于装饰和美的要求。于是，西装在 19 世纪的男装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

《姐姐》的出现和它受到的关注标志着一次新的尝试，它更像是中年女明星从家长里短的婆媳、夫妻、亲子综艺中抽身而出，试着把握自身主导权，获得「男性品质」的一个出口 —— 衰老不是女性的原罪。在不甚高明的年龄卖点之外，如何让这场选秀真正成为女性主义视角作品的起点，避免它成为无异于饮鸩止渴的虚伪狂欢，才是值得去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