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情管理是一门「显学」吗？

女演员刘敏涛最近一次火爆全网，并不是因为她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而是因为表情：她在江苏卫视「青春选择之夜」晚会上，「三分薄凉三分讥笑四分漫不经心」地演唱了一首《红色高跟鞋》。

是全情投入、自我陶醉，还是如刘敏涛本人自嘲的那样「表情管理失败」，有一点是确定的 —— 这次「失败」的表演现场，让她以一举拿下 4 个热搜，视频播放量也迅速突破 3000 万次。此后的一段时间，刘敏涛的综艺价值被嗅觉灵敏的娱乐市场捕获、收割和释放，成为一场不大不小的「流量变现操作」。

凭借在晚会上「出其不意」的表情管理，刘敏涛瞬间引起了社交媒体的广泛讨论。

就在「红色高跟鞋」风波渐渐恢复平静的时候，随着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热播，#魏大勋看黄圣依组的表情# #张萌一秒变脸# 等话题又频登微博热搜榜。其实，一直以来，各类明星名人的表情包和表情管理动图，就已经在民间日常的线上交流中广为流传。譬如主持人撒贝宁在马云说出「对钱不感兴趣」后的脸色，就是我的常用表情。

频频惹火网络的表情管理，似乎并没有带来过多的恶意评价，相反，从主流舆论来看，戏谑、调侃，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赞赏才是主要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表情管理在信奉「人设至上」的娱乐圈过时了吗？诚然，一系列表情管理「翻车」事件的出圈与狂欢式的受追捧，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表明，作为一种程式化的固有肢体表达方式和明星包装手段，表情管理确实正在受到娱乐圈新市场结构与消费风气的冲击。

表情管理无疑是伴随着近年大众文化和传媒造星工业的发展流行起来的新词汇。在表情管理大行其道之前，中国人对表情管理的认知其实长久以来受到传统儒家礼教文化的限制而更偏向于含蓄内敛的表达。例如，中国古代常常将「喜怒不形于色」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人品质，是稳重、深沉、有涵养的标志。刘备、阮籍、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等人均曾在官方传记中被称赞「喜怒不形于色」。而与表情管理相关却更为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约 3000 年前的西周末期。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西周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源于周幽王那表情僵硬不会笑的宠妃褒姒和为搏美人一笑的「烽火戏诸侯」事件。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中国「入世」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开放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文化市场逐步向世界开放，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现代社交礼仪与商业服务观念也逐渐进入中国。表情管理的概念流行之前，中国老百姓更早接触的表情管理常识是见诸于空乘、银行等服务行业的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微笑服务」。然而时光流转，当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早已传遍大街小巷，人们对程式化甚至日益僵化的「微笑服务」已然不再新奇。2019 年，杭州湾跨海大桥某收费站的一位收费员甚至因为他略带个性的职业微笑走红网络，给他带来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真正意义上的表情管理是伴随着韩国娱乐造星工业的崛起和韩流进入中国流行开来的。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服务业不同，现代文化和娱乐产业将大众媒介上的娱乐明星看作流水线工业生产的新商品，从而使得传媒学者 Marshall McLuhan 对「机器新娘」的描述变为了现实，也形成了现代工业人的新民俗。韩国偶像明星在出道前即开始进行艺术特长、语言、形体甚至表情方面的专业训练，以期在各方面最大限度迎合与赢得粉丝的欢心，力求成为永不过期的完美「爱豆」。

在韩流之前，中国的明星甚至整个文化界，对表情管理并没有太多概念认知与足够重视。2012 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张 1987 年的旧合照也在互联网上迅速流行。这张拍摄于山东高密的老照片中，年轻的莫言、姜文和张艺谋都在镜头中赤裸上身，是真正意义上的「坦胸露乳」，按照当下语境解释，绝对称得上「毁形象」的黑历史。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文化界人士对于表情管理和个人形象还没有太多概念，以至于很多至今仍活跃在文化艺术界的资深从业者也都在从艺初期留下了各种所谓「黑历史」的影像资料。

直到韩国娱乐工业的风头进一步吹遍神州大地，表情管理才真正作为中国明星的必修课开始登堂入室。然而，作为与流量明星们一样出口转内销的舶来品的表情管理，在中国娱乐圈的地位也一如曾经的流量明星们，正面临尴尬、紧缩甚至下滑的窘境。归根到底，作为一种符号生产方式，造星工业的流水线可以批量生产和复制大众文化消费所必要的明星产品，却难以提供作为个体消费者所看重的意义消费的个性化定制服务。说白了，作为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消费，以符号生产为产品端，以意义消费为用户端，如果二者在供需上不能实现有效满足，那么就必然催生新的消费需求和新的产品形态。追星这件事，也是场景化社交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最新表现形式而已。

如果把我们每一个个体参与者与明星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进行考察，就有必要先厘清社会交往的历史与实现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定唯物史观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交往」理论的框架。所谓的社会交往，无外乎两个层次，物质交往 —— 以物为媒介进行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精神交往 —— 以语言为主要媒介进行的人与人精神层面的交往。

仍然以中国古代史为考察对象，早期的社会交往显然是以「物」为主要实现方式进行的。最直观的例子即是书信，中国古人所讲求的「见字如面」，通过书信这种物质媒介形式实现人与人的交往，并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审美景观。而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精神交往系统，其进化和发展的体系则更为庞大复杂。抛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千奇百怪的语言本身不谈，仅语言的外延就有有声语言、无声语言、肢体语言、表情语言等等多种分类。因此基本可以这样断定，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丰富立体交往使得人类社会发展越进步，交往方式越多样，交往成本也越高昂。

而新媒体时代的「明星 - 粉丝」社会交往互动关系，早已脱离了简单的物质交往层面，成为一种高阶属性的精神交往。

在古代，作为诗仙李白的迷弟，杜甫对李白的追星之路基本停留在作诗传情方面，流传下来的有《赠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等等。然而杜甫的时代没有微博、推特、朋友圈，李白要知道杜甫的一片冰心还需颇费几番周折。到了当下，如果你是某个明星的粉丝，只要发个微博，@ 这位明星本人、他的工作室、粉丝团、后援会，只要文案清奇，话题感强，获得与「爱豆」的互动并不是难事。李雪琴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唐代的追星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追星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从文化意义建构的角度来说，共同之处就在于当「明星 - 粉丝」的互动关系构成一种社会化交往，他们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 —— 场景化社交。

要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知道「场」是什么。「场」的概念来自物理学，是为描述重力电磁力等物体相互作用时的场现象而提出的。法国社会学家 Pierre Bourdieu 将「场」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从物理学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场域」的概念。他将场域定义为位置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意味着在场域中有几个要素需要被注意：不同的主体、相对的位置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物理或精神空间。

所以，当从场域视野观察人类的社会交往行为，社会交往无论从物理空间还是精神范畴都是一个社会化的传播场域。进而，无论是杜甫与李白的精神交往，还是当下的追星活动，作为在特定场域中进行的传播活动，显然都需要构建基于某个特定场域的场景。无论是忆李白，怀李白，还是梦李白，作者的精神世界中是有一个作为符号的「李白」的存在，以及与李白的社会交往的真实可感的场景的。

放到当下来看，一些粉丝往往将其喜爱的男明星称为「男友」「老公」，这本身也是一种虚构的场景在个体精神世界的存在。但是唐代的明星社交与当下追星依然还有不同 —— 那就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壮大，随着新媒体传播环境的日趋成熟与复杂，我们作为个体所建构的虚拟化社交场景，正在变得日益复杂、精细和高维。这就意味着，在信息闭塞的时代，杜甫心目中的李白形象可能保持很多年不变。而在当下，我们与心中偶像的虚拟化社交场景却可能由于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而迅速导致整体的分崩离析，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路转粉」「粉转黑」和天天换「男友」的女粉丝了 —— 不是故人心易变，实在是这种虚拟化社交场景本身就是易碎品。

Bourdieu 还给我们贡献了另一个有趣的观点，他提出了社会场域中的「资本」概念，与经济学中所讲的「资本」不同，他将社会场域中的「资本」界定为场域中不同活跃力量所积累的可以作为社会资源被不同群体使用的劳动成果。放到「明星 - 粉丝」互动的社交场域中来看，明星辛辛苦苦形成的「人设」就是资本，粉丝真金白银的「打赏」也是资本。不同资本在同一个场域中相互竞合，或者达到一种新的动态平衡，或者动摇整个场域的稳定运行。

回到明星的表情管理上，对消费口味日益多样和挑剔的明星文化、粉丝经济消费者而言，如果投入大量的资本（无论是时间、金钱还是情感的投入），得到的是程式化的表情管理和一成不变的僵化人设，那这个脆弱的场景化社交场域就有了崩溃的危险。

所以，无论是刘敏涛、魏大勋的表情管理「失败」，还是宁静、张雨绮等一众个性鲜明的姐姐成功「出圈」，说到底，在全新的场景化社交场域中，是一成不变的「表情管理」和明星「人设」不够香了，还是浸淫在现代文化工业生产线中早已被媒介化、物化、异化的消费者口味太刁了？二者或许兼而有之。

传播学者 Joshua Meyrowitz 在他的名作《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描述了从印刷媒介场景到电子媒介场景的三个社会变化维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成年与童年的模糊，政治英雄降为普通百姓。从电子媒介场景到虚拟社交场景，这种变化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深化。

Meyrowitz 认为，媒介的演化降低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事实上，「亲身参与」并没有被取代，在互联网时代，它更多的化身为「参与感」「现场感」和「具身性」等需要被感知的具体要求，继续左右着我们的社交场域与交往场景。

清代《胤禛行乐图册》之「看云观山」，其后被故宫博物院制作成了《雍正行乐图》中的一幅作品。

在这方面，知觉心理学家 Rudolf Arnheim 或许更有发言权。他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眼睛正在退化为纯粹是度量和辨别的工具。结果，可以用形象来表达的观念就大大减少了，从所见的事物外观中发现意义的能力也丧失了。在那些一眼便能看出其意义的事物面前，我们倒显得迟钝了，而不得不求助我们更加熟悉的另一种媒介 —— 语言」。事实上，作为消费者的粉丝个体正在觉醒。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对明星的认知不能仅仅来自于他们说什么，做什么，表演什么，或者通稿里怎么说。真情流露的自然表达，或许才是评价一个明星「人设」的真实指标，也是重构与自己所爱明星社交关系的全新尺度。

2014 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先后推出了《雍正行乐图》《雍正美人图》《皇帝的一天》等一系列传世名画动态图片。一经推出，不仅迅速赢得口碑爆棚，也带动了故宫周边文创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话说回来，如果连唯我独尊的古代帝王也学会了卖萌，那么现代明星们的表情管理再多一点人间烟火气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