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后郭柯宇，影后归去来
2016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她倒在了美国的一张床上，头晕目眩。她很害怕 —— 与 4 岁的儿子同处异乡，可不能突然撒手。当地医院为她做了全身检查，开出几盒不管用的止吐药。她想，中国人的身体还是需要中国人医。她准备回国。
儿子懂事。一路上接到她投来的眼神，便知道把手中的饼干递过去；机场搬运行李时，会向周围人求助。
北京某医院的诊断结果是频发室性早搏，心脏病的一种，常见症状包括心悸、胸闷、恶心和眩晕。接下来八个月，她开始规律服药。可能是因为副作用，她胖失了形，30 斤的体重从天而降。但病不见好，失眠、多梦、神经衰弱，每一丝声响都是折磨，儿子的磁力球玩具掉在地上，声音刺耳难耐。
这场病抹去了她引以为傲的东西：对身体的控制权。她反复做同一个梦，梦中回到了儿时，和玩伴们不知疲倦地跳皮筋，脚步轻盈，载笑载言。但现实沉重，她脸上冒虚汗，连头皮都沁着汗珠，「我是个爱干净的人，所以就拿纸巾一直擦」。有的纸巾濡湿破损后，会留下小粒纸屑，她索性把纸揉成团，从脖颈到额头，一处一处按压。
2017 年春节，往年会张罗发小聚会的她第一次缺席，直到夏天。友人们急了，纷纷替她寻医问药。有人推荐了一位老中医，说是治好过不少达官显贵，问诊时脾气也古怪，不让病人说话。她将信将疑地去了。老人指摸脉象，缓缓抬手，说她颈椎和胸椎有恙，「但心脏没有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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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信。但她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服用五个方子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居然有效。这下信了 —— 方子是宝贝，她准备裱起来。然后是登门、道谢。老先生的治心手段也高，眯着眼道：「我给你治病，等于是你摔倒了，我扶你起来，你不能让我拿药护着你，之后的路你得自己走，把腿脚练开咯。」
现在，她保温杯常年在手，每日要饮姜汤下肚，忌口节食，规律作息，勤运动。养生养生，命要自己养。
2017 年底，她大病初愈，凑巧看了部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但共情寥寥。经不住朋友磨，她买了原著小说《夏日终曲》。一天凌晨四点多，她醒了，坐在床上开始读，最后一气呵成，眼泪是刷刷掉下来的。中年人，熟悉的是欲哭无泪，比如听《蒋勋细说红楼梦》。而这么生猛的情绪，她差不多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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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特意搜索了《夏日终曲》作者 André Aciman 的照片，好奇是何等人写就了这样千转百回的文字。在 Aciman 广为流传的一张肖像照上，他颔首微笑，眼底有柔情。她感慨：就是这双眼睛，只有长了这样一双眼睛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自传。在作为演员的前半生，她擅长捕捉情绪的波动，表演时与之竭力周旋。但这不够。她没有那双眼睛 —— 命运和生活抛给她的选项，她力所不及。更何况，过去有太多事情已经超出她的可控范围。
不可控的，包括年少成名。14 岁，她被导演章家瑞选中，拍了电视剧《太阳鸽》，「然后就好像出名了」—— 至少她在学校的感受如此。很多人往她学校寄信，有的赞美表演，有的表达倾慕。上世纪 90 年代，成名兹事体大，加上校园背景，容易小题大做。有学生私拆她的信，读完扔在公厕的地板；老师找她父母谈话，担忧她早恋 —— 如此成名，更像一种打扰。
三十年后，中文互联网关于《太阳鸽》的全部信息不超过百字，记得它的人恐怕无几。但三十年前，命运一定要送她礼物：1992 年，导演叶大鹰为电影《红樱桃》寻找女主，《北京晚报》有一张她的黑白照，不过寻人启事大小，入了导演的眼。叶大鹰来学校找到她，让她试了一段台词。不久，她在《红樱桃》剧组变成了「楚楚」。
《红樱桃》并非一鼓作气拍完的。影片开拍前一年，苏联解体，铁幕被震碎，溅起一粒灰，砸中了已经成形的剧组。莫斯科去不成了，潇湘电影制片厂也无力追加投资，演员被遣散。1995 年，项目重启，原定男主因生理发育不再符合角色需求，换成了徐啸力。至于她，叶大鹰不愿放弃，于是和制片人张黎一道，蹲守在她家旁，暗中观察她是否女大十八变。她没有 —— 还是几年前的样子。然后她远赴莫斯科，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里，再次变成「楚楚」。
《红樱桃》被记住了。她也是。她成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成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一位中国「影后」。但她现在不想重温《红樱桃》，「老黄历了，总拿来当谈资显得脸皮太厚。」
然而荣誉是她的。媒体对《红樱桃》的宣传铺天盖地，那张刺青裸背的电影海报，是辱，是恨，是诉，也为进入新自由主义语境的中国观众制造了幻想。「少女影后」与「拍裸戏的女演员」—— 总有好事者煽风点火。她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抵御众口铄金。家中电话铃响，来电人直问「那场戏怎么拍的」；菜市场熙熙攘攘，但她不敢张口还价。
然而荣誉是她的。她决定活在片场。
《红樱桃》后，她走上了职业演员的路。一走二十年 —— 但二十年也不算长。她没有乘风破浪，没有被贴标签。她只是留在这个行业，不想改行，「因为其他活儿也干不了。」她组过乐队，发过专辑，玩过现场，但年轻人不认识她，知道她的，印象也渐模糊。荣誉是她的，声名不是。她想开了。
有一次，她在酒店醒来，望着熟悉的布局，懵了。她想不起自己在哪座城市、哪个剧组，疲于奔命感让她失落。她还记得重拍《红樱桃》那年，她在莫斯科的地铁站迷路，被一个白俄罗斯姑娘「捡」回了宿舍。宿舍有一只猫，她和猫吃了一样的晚餐 —— 一瓶牛奶，一包饼干。后来是张黎赶过来把她押回剧组。她也不后怕。因为她知道，自己能被找到。
但这时候，她觉得自己又丢了。谁来找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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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她中场休息了近十年，不在影视剧中露面。但表演没丢，话剧舞台有她，先演，后导，也方便她陪伴幼子。不演的时候，她被叫去「观摩指导」，北京鼓楼西剧场的后台曾经是她的厨房 —— 因病缺席的那阵子，她给全剧组做北方凉面。
今年，她决定结束中场休息。休息的时间够长了，能量要被释放。她能适应新环境吗？她给不了答案。不过，在与病痛和恐惧对峙后，她的胆量更大了。毕竟这条路，从一开始就与未知同行。那是 1991 年，家用电话尚未普及。一天，她陪邻居去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的传达室打电话。排队的时候，有个中年男人一直盯着她看，她想，「这人该不会是流氓吧」。片刻，男人开始自我介绍：小姑娘你好，我叫章家瑞，是个导演，这是我的名片。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壮着胆子，羞赧地答道：你好，我叫郭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