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信息的碎片化、去权威化正在成为信息传播的新特征。根据 Pierre Bourdieu 的理论，社会舆论场是社会元场域的一个子场域，因此必然受到大的媒介、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随着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从有钱人的「贵族游戏」日渐变为全民参与的日常活动。大量的用户涌入，也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信息得以接触数量更多、阶层背景更复杂的人群。而在海量的信息潮中，每个人都成了「观看者」。从图文到视频，现代科技通过一个 6 英寸左右的手机屏，让新闻现场直面受众，这种「现场感」对于观看者的情绪打击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逻辑和价值排序也随着市场和受众之间的信息供需关系随时变化。例如当媒体中出现关于社会暴力事件的报道时，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同类新闻被大量报道的媒介景观。因此，从宏观的社会统计上来说，事件的发生频率或许并无显著的变化；但从新闻受众的感观上来说，这类事情就演变成了一种严重的、频发的恶性事件。这就是美国政治家 Walter Lippmann 提出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 因此，在信息潮成为几乎每个现代人日常的必经时，如何处理在观看新闻事件时所产生的巨大情绪，成为了几乎每个网民都必须面对的课题。这时候，退后一步，放弃探索问题背后复杂的社会背景，转而用一种简单的态度解释这些悲剧发生的原因，便成为了一部分人情绪上自我防御的方法。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学生们挤在一间狭小的教室中听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 年，我国仍有 40% 以上的人群，平均月可支配收入在 1000 元左右。但许多人却对他们视而不见。 为什么卫生巾不能纳入免税商品？为什么婚内暴力事件频发？讨论政策建构上的不足，以及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对「男性气质」的建构和女性的「第二性」，是一件太过复杂的事情。在碎片化的「后真相时代」，一句「是因为她们自己不够努力」便能轻易简化事件的成因，以极低的成本换取自己的心安理得。由此来看，「后真相时代」被视为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下的产物，「何不食肉糜」的反应则是一种应激机制。 与此同时，现实中的阶层固化趋势也在发展。随着经济脱离高速增长的红利期，财富的跨阶层流动也逐渐放缓。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不去选择设身处地、感同身受，而是运用自己所在阶层的惯常思维方式，不仅是一件能够彰显阶层优越感的事情，更能减少财富分配重新洗牌、丧失既有地位的焦虑感。在福柯看来，「观看」的实质其实是在施展权力；而萨特则认为，人在作为「被观看者」时，是丧失了主体性的存在，是一种「为他者的存在」（being of others）。
2014 年，《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社交媒体如何抑制辩论》（How Social Media Silences Debate）的文章。研究表示，互联网公司通过算法，向社交媒体用户推送与该使用者的观点、兴趣相同的其他用户，从而加速同类观点者的聚集。同时，互联网公司引入了用户可以无限次使用的拉黑机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偶尔一次的「热搜」或者出圈的转发，都会引来一批异见者的围观。在「后真相时代」，每个人都因为无休无止的信息浪潮而疲惫不堪，不甘心放下评价的权力感，却又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何不食肉糜」的态度，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更使得各社群部落的壁垒架得更高，他们彼此攻击，忘了去关注真相，寻找解决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