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打工人」能独善其身
今年 9 月过世的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曾在《Bullshit Jobs》一书中说，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是「狗屁工作」。书中援引数据分析公司 YouGov 在 2015 年对英国人进行的调查，37% 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13% 的人表示不确定。
虽然 Graeber 的这本书尚未在中国大陆出版，但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具体到互联网语境，从关于「996」的讨论，到「社畜」「保安日记」…… 近些年来，互联网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生产一个关于工作的模因，伴随着使用者的自嘲和自我宽慰。这次兴起的，是「打工人」。
20 世纪初，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随着高度自动化时代的来临，人们平均一周只需要工作 15 个小时。近百年过去，人类不仅没有实现工作生产的解放，更陷入了「996」到「007」的「打工人困境」，这背后是技术进步成果的被窃取 —— 自动化没有成为把人类从生产劳动中解放出去的利器，反而变成资方在劳资谈判中新的筹码，进而对「打工人」进行更全面的压榨。
据网友考据，「打工人」一词最初出现在博主「抽象带篮子」的短视频中。他剃掉了以往标志性长卷发，留着圆寸，竖起大拇指对着镜头说：「朋友们累了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
至此开始，各色各样的表情包和「打工人语录」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之中。使用者们多用「打工人」自称，与此经常同步出现的形容包括：「打工人们」对重复又繁杂工作的抱怨，对早起上班的抗拒和对暴富的渴求 …… 除此之外，还有正能量式的自我鼓励。
从互联网的话语权分配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打工人」—— 以蓝领工人们为主的群体，或许并不掌握将这个模因推广至全网范围的能力。在实际使用中，掌握着一定的文化资本、并且拥有互联网冲浪的时间与技能的年轻白领们，似乎成为了与「打工人」共情最深的群体。
坐办公室、空调房、咖啡 …… 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办公环境，与白领阶层持续不断的「玩梗」行为间的对比，在舆论场引发了讨论，甚至是群体之间新一轮的撕裂。在这股潮流之下，也有明星加入进来，与粉丝互动时自称为「打工人」，引发了部分网友的反感与批评。
在 Graeber 看来，一份工作是否是「狗屁工作」，不全然与获得报酬的金额，或者这个工作在结构中、在评价体系中的位置有关，其判断标准更多是基于劳动者对于其工作内容本身的感受。他据此将「狗屁工作」分为五类，包括让上级觉得自己很重要的「马屁型」、巩固雇主利益的「打手型」、处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的「补丁型」、作为不必要的上级的「监工型」以及专门写书面报告的「报价机制」。
对于一些白领来说，坐在办公室格子间里，按照固定的格式和流程写文书、开会、制作 PPT，其实和制造业生产线上的蓝领工人其实别无二致。虽然白领的办公环境更优越，但二者都是高度重复性的、带有高压任务指标的工作模式。加之白领们普遍面临着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压力，这种「狗屁工作」难以持续地向劳动者提供满足感。
这其后的根源，是因为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大多数工作正在变得「去技术化」。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的工作范式，导致了大多数工作习得成本和单次完成时间的降低。这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但资本却不会因此放过这部分因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力资源，而是会转而要求更多的生产额 —— 这无疑使得劳动者不得不把时间放在重复劳作上。
19 世纪时，生产工具的有限发展使其只能在手工制造业领域发挥一定的替代作用；现在，从信息整合到简单的文字创作，人工智能技术都能轻而易举地胜任。在大多数领域，劳资市场的话语权将进一步向资方倾斜。另一方面，是资方能通过技术侵占「打工人」工作之外更多的生活时间 —— 24 小时都可以找到你，从而对劳动力进行更全面的压榨。
与「打工人」意义感的幻灭同时产生的，是当下多数工作的可替代性增加了。有下属抱怨？没关系，自然有别的人愿意做这份工作。这种焦虑感会在劳动者之间蔓延，因而生成一种「不想工作但又不得不工作」的普遍认同。正因如此，Graeber 才激进地将这种被异化类比为封建制度下的管理模式，甚至将矛头直指被社会学创始人韦伯视为进入现代社会标志之一的科层制，认为科层制扼杀了人类整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形成了上下层权力不对等的结构性暴力。
目前，白领是舆论场上掌握话语权的多数，因此这种无处反抗的愤怒不太会被倾注给这个群体本身。可当明星敢以「打工人」自称时，那些拥有较少财富的阶层，就会将日常感受到的压力全部集结起来，化为情绪施加给前者。
可这样结构性的异化下，真的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吗？美国作家 Nikil Saval 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Workplace）称，20 世纪中期时，「白领工人所获得的威望和象征的权力是其他所不能提供和赋予的」；到了当代，白领成了新一代的「打工人」。而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贪婪会进一步向上侵蚀，在当今的综艺节目和娱乐圈里，已经有因高压的工作安排和精神剥削而意外死亡或主动选择自杀的明星。
把「被剥离感」转化为情绪，瞄准视线所及处相对优越阶级中的某个个体，其实并不能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另一个由「打工人」模因引发的冲突，则聚焦在它背后的情绪内涵上：究竟将它视为社畜们的自嘲，还是一种正能量式自我鼓励的争论？这种争论同样也出现在这个词使用者的内部。
对于拥有不同工作的群体来说，由于工作环境与际遇的差异，他们对待这个词的态度可能截然不同。对于部分网友来说，「打工人」意味着「付出 - 收获」的市场逻辑，含有进取和平等的积极意味，是一种激励；对于从事另一类工作的人来说，这是在对自我处境捕捉之后，一种无能为力的自嘲和微弱的反抗。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从英美国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成为一种潮流。对市场经济的头等强调，换来的是多年以来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和阶层壁垒的固化。在不同的阶层背景下，人们对于机遇、未来的感知会有更多层次的差异，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矛盾和张力。
「打工人」或是「奋斗者」，这其中自然有个体因素的影响。但仅就这个词而言，任何单调的解读 —— 例如某些媒体将其美化为「年轻人的坚韧与奋斗」—— 都是对那存在于整个结构之中的暴力、对「打工人」被异化的无视。
在后现代社会，消费代替生产成为了阶层划分和认同的标准。紧随着「打工人」火起来的，还有「双 11」语境下的「尾款人」，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学家 David Lyon 便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认为不同于将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核心过程是消费以及需求和欲望的生产。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各阶层工作生产的同质化，正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社会分工仍在细化，工作的种类越来越多，但越来越多的工作变得只是新的「福特流水线」。包括外表光鲜亮丽的白领在内，都只是一个个顶着消费主义诱惑和高度紧张的生活压力的「打工人」，在做着一件件找不到意义的「狗屁工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