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Barbara Kruger 的手中，广告和标语是如何变成高雅艺术的？
或许我们都曾经历过 Barbara Kruger 所经历过的瞬间。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你宿舍里有一张从博物馆礼品店寄来的明信片，钉在一堆磁带上方的墙面上。明信片上写着「你并不是你自己」，并配有一面被子弹或拳头击碎的镜子，倒映出一个支离破碎的女性形象。最初，这象征着一种酷劲儿，但它蕴含的深意却延续了多年。也许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你会从报纸的社论对页版面上剪下她的一幅插图 —— 比如「你想要，你买了，你忘了」—— 恰恰与你刚萌生的怀疑不谋而合：你只是这台资本主义机器上的另一个小齿轮而已吗？许多生活在纽约的人都有她在 2017 年设计的地铁卡（MetroCard），每当我们刷卡搭乘前往曼哈顿的纽约地铁 Q 线时，卡上的问题都会稍稍刺痛到我们：「谁得到了治愈？谁有房子住了？谁沉默了？谁发声了？」又或者，你可能曾经在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乐队 1996 年「邪恶帝国」（Evil Empire）巡演的演唱会布景上看到过 Kruger 的设计，或是买过她设计的 T 恤，比如我的朋友 Ben 就曾在高中买过一件 —— T 恤上是一幅复古图案，上面画着一位家庭妇女，她握着一个放大镜，放在眼睛前面，于是眼睛被滑稽地放大，旁边写着：「世界很小，但打扫卫生时就不小了。」「Barbara 说得没错。」Ben 告诉我，「我从没真的想过需要打扫些什么。」
Barbara 从未错过。（还有一件类似的 T 恤，上面印着「Barbara Kruger 说得没错」。2018 年，喜剧演员 Hasan Minhaj 发行了该款 T 恤的限量版，用来揶揄抄袭了 Kruger 设计的街头服饰品牌 Supreme。）上世纪 80 年代，Kruger 从杂志和教科书中挑选出各种形象，再配上名言警句，因此声名鹊起。在她 1981 年的作品「无题（我的沉默让你安逸）」 [Untitled（Your Comfort Is My Silence）]中，一位身份不详的男子戴着费多拉帽，食指放在唇边做出警告手势；在 1986 年的作品「无题（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Untitled（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中，一个小姑娘指着一个小男孩的二头肌喃喃低语，画风颇有 Norman Rockwell 作品的神韵。白色无衬线字（现已成为 Kruger 的标志性字体，通常采用 Futura Bold Oblique）搭配红框，叠加在相衬的黑白图片上，似乎将我们长期埋在心底的东西都释放了出来，比如厌女症、消费主义，以及与权威和欲望的关系，就像用 Emily Dickinson 那种简洁粗暴的方式去表达 Don Draper 对美国精神病理学的理解。
人们往往是在事后才去思考问题，而没有真正地着眼当下 —— Kruger 的作品几乎总能给人直接的冲击和极强的感染力。这位艺术家坚决抵制阶级制度、挑衅这个世界，从咖啡杯到城市公交，从下东区滑板公园的墙面到法兰克福百货公司的外饰，都能看到 Kruger 的作品。如此一来，即使是从未到过博物馆或画廊的人们也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元素：媒介、信息和场所。目前，Kruger 正在为一些非营利性艺术机构做外观设计，而去年 4 月，她的新闻社论就出现在了新闻专栏上 ——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引道：「尸体不算是顾客。」渐渐地，Kruger 开始完全舍弃了图像，让背景本身发挥魔力，就像她在 2012 年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术博览会（Art Basel Miami Beach）中展出的作品「无题（贪婪的笨蛋）」 [Untitled （Greedy Schmuck）]一样，用大号白色字体将单词印在黑色面板上。就这样，信息的种子播下了，当它生根开花时，你会思考自己去向何方。你究竟是笨蛋，还是只是另一个聪明的现实见证者，虽然能理解这个笑话，但又因过于舒适和自满，而不会有所作为。
虽然我记不太清她的作品出现前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我总会先想到或许是 Kruger 最出名的一张图：「无题（你的身体就是战场）」[Untitled（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诞生于 1989 年的这张图展现了一张女性的面孔，通过偏振将照片均分成正片和负片。当时，反堕胎法对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产生了消极影响，催生了华盛顿的女性大游行。Kruger 创作这幅作品，也是为了将其作为街头海报，推动这次游行。午夜时分，Kruger 在其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独立学习项目」学生的帮助下，在纽约市贴满了这些海报。1990 年，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卫克斯那艺术中心委托制作了广告牌大小的海报，印上反堕胎组织设计的八周大的胚胎图片。短短 12 小时内，旁边的广告牌就贴满了这种海报。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第一次是在哪里见到了这件作品，但肯定比在洛杉矶布洛德博物馆（Broad Museum）见到它要早。看着展厅内那幅约 2.7 米高的乙烯基绢印设计，我有一种不安的坠落感，仿佛要从镜子里掉下去一样。当时是 2015 年，我正怀着我的女儿 —— 不过你也可以当成是 1989 年，因为那个时候，Kruger 的艺术仿佛是后里根时代的一剂强心针，传递着来自另一端的信息。这位艺术家常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某种形式的评论，但并不能真正传递出她直白表述中的亲密与力量。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还只是个青少年，那时，我便常会感受到这种亲密与力量，就像是一位勇敢的朋友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我心里不由想到「谢天谢地，你来了」。正是那些声音，最终取代了我成长过程中常会听到的声音，包括来自父亲、新闻广播员、神父及政客的声音。你根本不需要读过福柯的作品或是上过艺术院校，就能理解那种声音。在布洛德博物馆看展的次年，特朗普这位骄傲自大的厌女之徒当选总统。为此，Kruger 还替纽约某杂志设计了封面，在特朗普搞笑的特写照片上放上了「loser」（失败者）一词，以示抗议。两年后，另一名曾被指控性侵的男人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此开启了家长式厌女恐同政治新时代。我的身体仍是战场，我女儿的身体亦是战场。在我们出生的这个国度，计划生育尚未被列入基本的卫生保健，堕胎所受的限制远高于 30 年前。
这都什么年代了？已经 2020 年了！但一切似乎都在开倒车。短短半年时间内，美国经历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一场失业危机以及一场姗姗来迟的关于种族不平等的对话。美国人回顾的，不仅是 1989 年，还有 1918 年、1929 年以及 1968 年。神像已然倒塌，体系正在实时改造。有人认为，所有艺术都是一种抗议，而艺术创作从本质上来说一直是充满政治意味的。然而，当倡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活动家们针对种族不平等发起和平示威时，却遭到了催泪弹的攻击，为的是能让总统拍照作秀 —— 显然，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记忆中的任何一刻都更具政治性。最伟大的艺术总是从国民情绪中奋起，明确地回应时事问题。比如，上世纪 60 年代末，Peter Saul 用绘画抗议越南战争，Philip Guston 创作「可怜的理查德」（Poor Richard）素描系列，讽刺理查德 · 尼克松。Kruger 的作品历久弥新，创作方法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部分原因是她一直明白，只要我们的政治体系持续嘉奖、包庇那些腐败的独裁者，我们就注定要重蹈过去的不公之路。
显而易见的是，Kruger 似乎在新抗议时代迎来了另一个时刻。今年 6 月，黑人 George Floyd 惨死于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白人警察的膝下，民众抗议如火如荼，她前几个月在洛杉矶创作的大型作品也见证了这场活动。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你可以看到一群抗议者公然反抗宵禁规定，在日落大道的一堵墙边排起长队形成「人墙」，墙上是 Kruger 的话：「谁来为骗局买单？」
过去 20 年间，Kruger 的创作不断发展，其中包括沉浸式画廊展览，有些是用带文本的墙纸布置整个房间，有些则是通过精心制作的多媒体视频装置引领观众。然而，她直白表述的创作技巧和主题一直保持不变。有一小部分评论家认为，自本世纪初起，这些作品的实用性已开始减弱，仿佛她只是在同身份、文化权威等过时的主题作斗争。但如今看来，这些评论家似乎不能再以这种思维方式自鸣得意了。面对 Kruger 那异乎寻常的坚韧，我们也会惊愕于权力和财富的悬殊，而这种悬殊似乎更大了，或许还会引发对美国探索实践进程中某种往复的思考。目前，Kruger 正在创作 LED 屏动画版「无题（你的身体就是战场）」，通过重新审视并重铸过去几十年间的个人作品，她驳斥了我们以周期性方式看待艺术家作品的习惯，比如博物馆以每十年为节点组织回顾展的做法，也超越时空限制，对我们存在方式中某些亘古永恒的东西予以回应。
以她最出名的作品之一「无题（问题）」[Untitled （Questions）]为例。这是一幅三层楼高的壁画，是 Kruger 在 1990 年为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杰芬当代艺术分馆的南墙绘制的。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这件形似一面大旗的作品出现在纽约玛丽 · 布恩画廊（Mary Boone Gallery）的外墙上。蓝色背景上，原本是星星的地方用白色字体写着：「寻找骄傲沦为耻辱的那一刻。」原本是旗帜条纹的地方则是一系列红底白字的问题：「谁有选择的自由？」「谁逾越了法律？」「谁得到了治愈？」它见证了 1992 年洛杉矶的暴乱，还出现在摄影记者 Gary Leonard 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中，前景是三名持枪的国民警卫队队员。2018 年，Kruger 在中期选举前重新绘制了这件作品（这一次是在大楼北墙），保留至今，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作为一名立足于模拟图案设计（用纸张和胶水「拼贴」）的概念艺术家，Kruger 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数字时代取得巨大成功的？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切似乎都变了，但一切又似乎都没变。Kruger 一直吸引着一部分人，看某些语言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文化的苍穹中。她言简意赅的创作预示着一个电视字幕与 280 字符推特时代的到来。如今，我们不再探讨叙事文学，而是谈论新闻标题和邮件中被曲解的片段，不再探讨人物弧线，而是讨论 Instagram 文案。特朗普长女伊万卡手持一罐豆子、一对美国中西部夫妇站在自家前院草坪上向游行的民权人士挥舞枪支 —— 一张图像出现后，很快就会被重新利用，还经常会遭到恶意篡改。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Kruger 就已经开始制造病毒式模因（通过传播进入千变万化的文化领域中），将视觉冲击变成曝光和消除主流机制的武器。Kruger 的话语最终都会变成流行语。比如，1987 年她将笛卡尔的名言改编为「我买故我在」，依据她 1980 年的作品「无题（你构建复杂仪式，触摸男人肌肤）」[Untitled（You Construct Intricate Rituals Which Allow You to Touch the Skin of Other Men）]，她叫响了「复杂的仪式」，一度成为 Tumblr 上对男同活动的委婉说法，颇受欢迎。Kruger 颠覆方言，让自己成为方言的一部分。通过篡夺品牌宣传的视觉语言，她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个品牌。这种模式为后续发展构建了一个模板，随之而来的便是智能手机盛行的数字时代。她说：「我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我们现在已经跟上了她的步伐，至于跟不跟得上她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那就不好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声音和审美始终如一，坚守伦理道德，十分平易近人，而她的箴言也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自由的、充满急迫性的问题。在今年春天的一次采访中，我告诉她，她早期的作品现在看来充满了前瞻性，但她却不这么认为。「我试着去了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她说，「想想这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和相关事件，就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蔑视和崇拜、充斥着对人类的征服与残酷的虐待，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爱、情感和慷慨。我说不清，这个范围太广了。」
通常而言，读者对新闻人物介绍会有这样一个期待：著名艺术家承担公知的角色，能够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但对于 Kruger，就不一样了。我们期望从她身上得到一种与现状相悖的声音，不受市场和政治影响的声音 —— 尽管艺术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权力和金钱相关。「市场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Kruger 告诉我说。虽然艺术如同投资一般能给我们以启发，但它所蕴含的真相很容易被那些自命不凡的成功艺术家的虚伪所破坏。
自 2006 年以来，Kruger 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任教，并任职于多个艺术委员会。她很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没有聘请助手，但又不像涂鸦艺术家 Banksy 那样过着极度神秘的隐居生活。我们没有讨论她个人生活的细节，但并不是她避而不谈，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传记和个人史与她的艺术实践相去甚远。她作品中常出现的「我」「你」以及其他可以指代任何一个人的代词。我第一次收到她的邮件是在 2018 年，她回应了我针对女性极简主义者和大地艺术家所写的一篇故事。当时在收件箱里看到她的名字时，着实让我震惊不已。她巧妙地避免成为自己作品中的主角，而我此前也从未考虑过她的个性。当我慕名已久的声音与邮件那头真实存在的女性产生了连结之后，这种感觉是多么地意外又美好啊！我们保持着通信，大约一年后，我提议要写这个故事。但当我们开始安排采访时间的时候，她单方面断了联系。当时她正忙着准备韩国的一场展览，但我怀疑，她也不会期盼着把自己的故事交到另一个作家手上，毕竟这可能会让她的作品被草率地解读为与传记不符的东西，就像在接受糟糕的治疗一样。
此外，还存在肖像摄影的老问题，即如何让一位数十年来不断打破老套视觉呈现方式的艺术家坐下来拍张照。她于 1981 年创作的「无题（你的凝视无异于打我一个耳光）」[Untitled （Your Gaze Hits the Side of My Face）]是一尊女性半身石像，她静止不动，仿佛是因为被人注视着。这一点在 Laura Mulvey 发表于 1975 年的一篇关于男性凝视的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章题为《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极具里程碑意义。1985 年，Kruger 创作了「无题（我们逼真得惊人 / 救命！我被困在画里了）」[Untitled （We Are Astonishingly Lifelike/Help! I'm Locked Inside This Picture）]，描绘了一位透过手持相框凝视远方的女性，仿佛是她被困的缩影。这是一张凹凸式照片，从不同角度观察时，能看到求救信号。Kruger 确实拍过照，其中包括 Jeannette Montgomery Barron 在 1984 年拍的一张特别夺人眼球的照片。照片中，Kruger 穿着一双松垮的袜子，她脸上的警惕与「轻松的」布景形成了强烈对比。
但事实证明，还存在另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我这篇故事中的结构用语，注定是要被归入这期专刊的。这一点从她最初给我发的邮件中可以窥见：她感谢我对那个时代阶级制度和刻板印象的解读，她说这「在当时（乃至现在）显得非常不羁」。1988 年，Kruger 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组织了一场名为「描绘『伟大』」（Picturing「Greatness」）的展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名人艺术家的肖像展，他们全是白人，且大部分是男性，包括 Man Ray 拍摄的毕加索和 Cocteau，还有 Edward Steichen 镜头下的 Rodin 和 Brancusi。在墙面文字中，Kruger 指出了这些肖像的刻板本质：艺术家散发出「一种精致的高雅气质」，或是像「命途多舛的 Houdini 一样，头戴贝雷帽，充当上帝和公众之间怪异的中间人」。[Kruger 正在为明年 4 月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综合展览更新作品，这也将是她职业生涯以来最大型的展览。该展览将于 2021 年 10 月搬至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Kruger 曾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我们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有意抬高某些人物的做法，而写这样一篇正是通过差异来颂扬她的文章，难道不矛盾吗？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不那么排外的方式来谈论伟大，来指出我们的文化英雄没必要被神话。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像 Christine Blasey Ford 这样的人 —— 她在参议院委员会上亲证自己曾遭即将被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Brett Kavanaugh 性侵；或是像年仅 17 岁的 Darnella Frazier 这样的人 —— 她不顾警察的威胁，拍下了弗洛伊德被杀害的过程。这些女性为我们所有人都做出了极好的表率。因此，我认为现在正是给予这位艺术家认可的绝佳时机。在近 50 年的职业生涯中，Kruger 一直在引领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权力在文化领域的作用，思考在我们对历史和权威的诸多观念中，都有哪些偏见和不堪一击的浮夸。
「哦，但我有多幸运呢？」今年 5 月我和 Kruger 通电话时，她在位于好莱坞的家中如是说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否认很容易被理解为某种虚伪的谦虚。但我不是故意这样的。能和你通电话，真的很幸运。因为这一切也很有可能不会发生。你可能不知道我姓甚名谁。这一切都与生活中悲剧的不确定性有关。」她明确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得到认可，只是不相信那些炒作罢了。「我总说，无论是电影、建筑、绘画、小说还是其他艺术品，都不像它被描述的那般重要、那样光鲜，但也绝不是残缺渺小的。」在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的电梯里，有她创作于 2008 年的一件装置艺术，名为「无题（苛责）」[Untitled （Shafted）]。该作品通过将一些愚蠢的描述串在一起，来嘲弄艺术评论的语言。此外，她以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写过的一段文字为灵感，对该作品进行了丰富，多年来一直以「无题（这件作品是关于）」 [Untitled（The Work Is About）]为名通过各种形式展出，而现在，她计划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将其以卷轴的形式展出。开篇写道：「这件作品是关于接合空间的架构与限制。」
如果说 Kruger 的文风与她的艺术创作方式如出一辙，那她的艺术创作就是在做自己。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在这个奇怪的时间点，虽然她言辞冷酷，但又充满同理心，让对话者受益匪浅。和许多人一样，她也被无穷无尽的 Zoom 会议缠身 ——「不开视频，」她冷冰冰地补充道，「我觉得很多会议只是一种极端的结构化手段，目的是要分散我们对定局的注意力。」我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焦虑，也感同身受。她说：「回想几个月前，我和朋友坐在餐厅里，或只是购购物、跑跑腿，无论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糟糕多悲惨，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相比，简直像是一场闪耀而炙热的梦。」洛杉矶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又开始激增，旅行的风险太大了，但她一直很怀念在纽约长岛斯普林斯（Springs）的那栋小农舍，她喜欢到那儿避暑，或阅读，或工作。1989 年，她买下了那栋房子，成为了家族中第一个拥有房产的人。「它救了我的命，对我来说就像是 Fresh Air Fund（纽约一家非营利组织）一样的存在。」房子凌空建在水面上，还配有橡胶管道。「我太想它了，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再撑一年。」
尽管 Kruger 不相信存在什么至高无上，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鲜有艺术家像她一样受到如此广泛的模仿 —— 在现代文化中，她标志性的红框白色无衬线字体随处可见，却从不标明出处。（我昨天在沙滩上碰到了一位体毛旺盛的男士，他身着一件黑色背心，背心上有一个印着红底白字的图案，用 Futura 字体写着「Savage」，但我猜他肯定没听说过 Kruger。）2011 年，她做了一件墙面艺术品，命名为「无题（这就是我们的做事方式）」[Untitled（That's the Way We Do It）]，将她在网上找到的数百张同款设计拼贴在了一起。在这一点上，她的创意剽窃者也遭到了剽窃，这让她觉得很有意思。2013 年，街头服饰品牌 Supreme 起诉另一家街头服饰品牌 Married to the Mob 的设计师 Leah McSweeney，称她设计的 T 恤盗用了自己的创意。但事实上，Supreme 已经承认，品牌为了提升限量版连帽衫的销量，直接盗用了 Kruger 的创意来设计 logo。因此，这场诉讼本质上是侵权人在起诉另一种侵权行为。（Supreme 目前是一家市值达 10 亿美元的公司，私募股权公司 Carlyle Group 持有部分股权，而 Carlyle Group 曾与国防承包商有业务往来。）《Complex》杂志就此事采访了 Kruger，她在邮件里回复称：「多么可笑而土里土气的一群小丑。」她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我的作品就是描述这些愚蠢又悲哀的闹剧，我就等着他们起诉我侵犯版权。」这段插曲激发了 Kruger 的创作灵感，推出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演出「无题（坠落）」[Untitled （The Drop）]，并作为参展作品，参加 2017 年 Performa 双年展。展览会上的一家快闪商店内，全是 Kruger 为揶揄 Supreme 而创作的限量版商品，其中包括写着「做个人吧」的滑板。Kruger 表示，在看《纽约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 of New York）这部剧时，她发现主角之一 McSweeney 在公寓里就放了这样一件作品。从创意剽窃到商品化，Kruger 亲历了这整个令人反感的过程，找到了一种接受它的方式，然后释怀。
Kruger 饱读诗书、自学成才，也很乐于谈论《温达普规则》（Vanderpump Rules）或《到美国结婚去》（90 Day Fiancé）。「看这些节目可真是一种慰藉」仿佛自己就是当代的 Walter Benjamin 或 Roland Barthes。她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担任《艺术论坛》（Artforum）的影剧评人，有时会像 Barthes 一样突然迸发灵感。在她出版于 1993 年的评论合集《遥控：权力、文化和表观世界》（Remote Control: Power, Cultures and the World of Appearances）中，有一篇题为《艺术与休闲》（Arts and Leisures）的散文，经典而鲜活，将我们区分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与其他更具破坏性的二元对立现象联系在一起。除了一股不认输的韧劲儿外，Kruger 那种不势利、不做作的性格也是她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对她的整体事业大有裨益：打破分类思维，瓦解分裂人群的刻板印象中的无情力量。她痴迷于真人秀节目，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体现了一种现象学，成为她批判性写作的一种延伸。作为一个极度注重隐私的人，她对当代的自我曝光标准既着迷又反感。「我在想，真人秀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是自恋与窥私欲交织而成的野蛮人类学吧。我们可以不活在镜头下吗？」她问我。这也是她视频装置作品中的主题。比如，2010 年的「世界在缩水」（The Globe Shrinks）和将在艺术学院展览中展出的新作品「无题（不予置评）」[Untitled （No Comment）]都以多媒体形式展现了她的创作抱负。后者涵盖动画、截屏和文本，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探索了评论与自我反思的数字化形式。
她对我们如何构建身份、如何为自己设定和过滤意义颇感兴趣，并将这种兴趣延伸至新闻 —— 她会收看 MSNBC 和 Fox 新闻频道，在网上阅读《纽约时报》，同时浏览 Reddit、Breitbart、Stormfront[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称，Stormfront 是第一个传播仇恨言论的大型网站]等网站，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冲浪。而社交媒体，也正是我们碎片化公众意识的另一种体现。「我喜欢上面的评论，简直太棒了：『美好的』『美丽的』『女王』，诸如此类。这很可怕，但也证明了我们的匮乏，就像是令人称奇而又生动鲜活的人类学。」近来，我俩都发现，自己会被更黑暗、更可怖的文化产物所吸引。用她的话说，虚构世界「与这个内爆的星球相比」，「犹如杜冷丁」，会给我们一种不可思议的慰藉感。在她的推荐下，我阅读了匈牙利作家 Agota Kristof 以二战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恶童日记》（The Notebook）。该书讲述了一对野蛮的双胞胎兄弟的故事，他们敏锐地观察着人类堕落的各种极端 —— 这本书似乎有助于我解决自己的问题。最近，她还读了 Angela Davis 的自传、Mehrsa Baradaran 的《金钱的颜色：黑人银行和种族贫富差距》（The Color of Money: Black Banks and the Racial Wealth Gap），以及 Mike Davis 与 Jon Wiener 合著的《将夜晚点亮：六十年代的洛杉矶》（Set the Night on Fire: L.A. in the Sixties）。
我们第一次谈话结束后的次日早晨，我给她发了一篇 68 岁作家 Jill Nelson 写的文章，Nelson 曾因在一栋板封店面上用粉笔写了「特朗普 = 瘟疫」而遭逮捕，关押了五个小时，但 Kruger 已经读过了。「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人们说，『我惊呆了，我惊呆了。』我总会说，『我们之所以会落得今天这个田地，就是因为你们缺乏想象力，』未必是疫情造成的，一切皆有可能。我只觉得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瞬间。」她将特朗普形容为「纽约熟食店老板与光头党的结合」。「他说话就是那样。那是噱头，他有时很搞笑，他也确实擅长搞笑。他知道如何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自我。」她还说，民主党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输在了言辞上，太真实了！「太让人伤心了。风险太大了。」她如是说道。
Kruger 早期是做街头海报的。她会在小西区 12 街和甘斯沃尔特街用一台小型商业打印机印刷数百张海报，然后像「狙击」一样，把海报贴到纽约的大街小巷、板封窗户和建筑工地上，就像是互联网出现前的公告栏。（后来，她雇用了专业的「狙击手」，一夜之间就能让海报贴遍全市。）她张贴的每样东西都只有有限的生命 —— 几个小时后，海报上可能就会覆上新的广告或演唱会宣传单。她记得成名前曾给交通部门打电话，表示希望能得到一块广告牌，却被对方询问她想卖什么。
她还曾致电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希望对方启用「无题（你的身体就是战场）」，但却被告知已有广告代理合作方。（从那以后，她开始向他们捐赠作品。）起初的必需品很快发展成一种策略，成为在传统艺术展示方式之外让信息传播范围最大化的一种方法。
「我刚起步时，画廊界的女性并不多。」她回忆道，「因此，一开始展示作品时是很有趣的。当时真的有些人会说，『你是个街头艺人，怎么能在画廊里出售作品呢？』好几代人被拦在画廊之外，如今，你终于艰难地在画廊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却突然之间成了『共犯』。这像是某种二元诅咒。这里病态丛生，你懂吗？」
Kruger 认为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1945 年，她出生在纽瓦克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独生女。母亲是一名法务秘书，父亲是一名化学技术员。早年间，她在绘画方面极具天赋，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一名插画家，但还是随大流学习了盲打（当时只有女性才学习打字）。1964 年，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学习一年之后，父亲去世了。在大学里，「我觉得自己像个火星人。我很肯定，自己与那儿的阶级格格不入。」于是，她回家和母亲住，做着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并到帕森设计学院继续求学，师从 Diane Arbus 和 Marvin Israel，后者是当时《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的艺术总监。21 岁时，Kruger 成为了 Condé Nast 公司旗下女性时尚杂志《小姐》（Mademoiselle）的一名设计师，在那儿工作了几年后，便跳槽到《House & Garden》担任图片编辑。很快，她就学会了如何只用寥寥数词就发挥出巨大影响力。「我意识到自己没法成为一名设计师。」她回忆道，「我做不到别人眼中的完美，但我也不知道说自己是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对摄影很感兴趣，但却备受摄影具化人物方式的困扰。[就连 Susan Sontag 在《论摄影》（Susan Sontag）中诟病过的 Arbus 也承认，「我觉得摄影多少会让被拍的人感到受伤。」]在 Magdalena Abakanowicz 纺织墙饰设计的启发下，Kruger 简要地探讨了传统女性工艺品向美术品的进阶：「我喜欢编织、钩针编织之类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仿佛会让我的大脑休眠。」她回忆道，「所以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我在 Condé Nast 做设计师时所学到的技能，确实让我看清了我与世界的联系。」正如从商业插画家起家的 Andy Warhol 一样，Kruger 从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白日梦魇中、从满是向我们推销自我想法的女性原型的光面书页中，找到了丰富的意蕴。
1976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客座艺术家期间，Kruger 接触到了批判理论。同年，学校的太平洋电影资料馆（Pacific Film Archive）放映了电影制片人 Chantal Akerman 的《让娜 · 迪尔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这部近三个半小时的影片是 Akerman 在 25 岁时拍摄的，讲述了一位中产阶级中年寡妇的家庭故事，她的生活严格按照固定次序进行，连接客也不例外。作为女权主义的试金石，这部影片从本质上给男性凝视泼了一盆冷水。「《让娜 · 迪尔曼》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Kruger 说，「无论是片长，还是耐人寻味的细节，都是如此。太神奇了！」Kruger 也是一名诗人，曾在纽约 Artists Space 画廊展出过个人诗作。舞蹈革命艺术家 Yvonne Rainer 和 Patti Smith 也都敢于打破传统，Kruger 见证了她们为自己开辟新空间的过程；她还曾在农场圣马可堂（St. Mark's Church in-the-Bowery）看过 Smith 的演出，至今仍记得在伯克利宿舍的窗户外听到 Smith 1975 年专辑《马群》（Horses）时的情景。
1977 年，评论家 Douglas Crimp 在 Artists Space 画廊组织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极具影响力的展览「图像」（Pictures），展出了 Sherrie Levine、Robert Longo 等人的作品，他们都是对视觉传递现实的方式以及符号和图像中所谓中立性感兴趣的艺术家。在未来几年，所谓的「图像一代」最终将涵盖 Cindy Sherman 和 Richard Prince 等当下一些最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就像唱片艺术家在几年后拿出一首现有的曲子去创作新歌一样，他们通过引用和挪用图片，仔细审查原创性的理念。一幅图像经过重构、剪裁或其他方式的语境重赋后，会有全新的意义，由此应运而生的作品在重塑文化的同时，也在解码文化。例如，Levine 重新处理黑白艺术摄影时，第一步便是借用 Weston 儿子的肖像创作了「爱德华 · 韦斯顿之后」（After Edward Weston，1979 年）；Prince 在上世纪 80 年代创作「无题（牛仔）」[Untitled （Cowboy）]系列时，在作品中重新利用了 Marlboro 的老广告。Kruger 的艺术作品与同龄艺术家相比更直接，但也充分表达了她的关切。1981 年，其艺术作品与 Jean-Michel Basquiat 和 Holzer 的作品共同在纽约安妮娜 · 诺赛伊画廊（Annina Nosei Gallery）一场名为「公共广播」（Public Address）的群展中展出。在那里，她展出了挪用而来的黑白图像，上面覆有白框黑色 Futura 字体文本，全加上了红色边框。1984 年，她为单幅折页杂志《Aqui》打造了绢印设计的红框白字，写道「我们之所以爆炸，是因为他们口袋里有金钱有上帝」（We Get Exploded Because They've Got Money and God in Their Pockets）。不久后，这也成了她的标志性作品。1999 年，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时任策展人 Ann Goldstein 为 Kruger 举办了首场大型博物馆展览，巩固了她在艺术界之外的名声。
在 1980 年的作品「蛊惑」（Deluded）中，一个女人用纸面具蒙住了脸，呈大字形躺在一堆时尚杂志旁 —— 和她的平面设计背景及艺术实践一样，Kruger 作品的造型和立场也带有明显的朋克风格，又如她当时听的音乐一样内敛朴实，充满反独裁主义色彩。因此，当我得知她过去常去默德俱乐部（Mudd Club）时，我并不感到惊讶。默德俱乐部是翠贝卡区一个传奇音乐和演出现场，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纽约反主流文化的中心。[Kruger 住在离俱乐部几个街区远的伦纳德街（Leonard Street）的一间跃层公寓里，续租了 30 年。]Kruger 不愿过多谈论好朋友的话题，担心怕漏掉谁，但她明确表示，她感觉自己那一代的女性在艺术领域碰到的障碍受到了挑战，至少在纽约，男性俱乐部已经开始解散了。「正是在那样一个时间点，少数女性 —— 白人女性开始有机会进入市场。」她解释道，「这不意味着我们靠自己的艺术品赚了钱，但我们的确获得了入场券。这很关键。」
在我写这篇故事时，我突然想到，Kruger 的大部分项目都可以被解读为同理心测试，包括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无题（公交车站海报）」[Untitled （Bus Shelter Posters）]。这是她自 1991 年起为非营利组织 Public Art Fund 设计的性别互换版 P.S.A.，在纽约各地均有展出。该作品包含三幅海报，每一幅各有一位看上去怀了孕的男人，分别是一位学生、一名建筑工人和一个中产阶级父亲，用的是非常严肃的黑白色调（第四张海报上的主角是年轻时候的老布什，出现在《纽约时报》社论对页版面）。海报上用红底白字印着大大的「HELP!」（救命！），底下用一小段文字描述了他们各自的困境，要上大学、要还贷款等等，结尾都是「我该怎么办？」这是典型的 Kruger 风格，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来揭示内在精心营造出的伪善。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面对局促的现实？如果说艺术让我们对生活的领悟变得具象化，那么 Kruger 就是让我们永葆好奇，去探索艺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生活。
「历史的后果」（A Consequence of History）：Deborah Roberts 今年为《T》独家设计的拼贴文字作品，创作灵感源于 Kruger 的艺术。这两位艺术家都在作品中运用了拾得图像。Roberts 通常不会将图像和文字结合起来，但「历史的后果」是个例外，她希望通过该作品致敬 Kruger。二人都曾在雪城大学就读，但不同届。Roberts 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 Kruger 的艺术中，「完全可以理解她想表达什么。」
同理心可以改变世界，正如 Kruger 1994 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某火车站的一幅壁画上第一次写的那样。情绪之真挚，或许已经足够激进，但作品悬挂在成千上万名通勤者头顶上方不受关注的大片空间，其实又是一种挑衅，而非陈腔滥调。我告诉她，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她如何将对「边缘化」的理解化为创作的动力，她同意了，但又急忙作了限定。「长大后，我感觉自己像是艺术界的局外人，但不同种族、肤色、阶级和性别决定了不同的局外程度。」她解释道，「无论是从创意层面还是物质层面来说，无形都极具破坏性。遁于无形就是磨灭自己的存在感。」
富有同情心、充满魔力的文字功底 —— 这些特质让 Kruger 在同期视觉艺术家中脱颖而出，也让她在艺术界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借用他人图像吸引了我们，那她的文字却总能给我们一记重击。Kruger 对其 1988 年的乙烯基作品「无题（宣誓）」[Untitled （Pledge）]做了一番改进，巧妙改写了美国《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的几个关键词，感人肺腑。作品最后如是写道：「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 部分人 / 少数人 / 富人 / 穷人 / 给予者 / 索取者 / 全民皆享。」近日，我在看她为此制作的动画时，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我读过的那么多作家中，我总会把 Kruger 和 Sontag、Joan Didion 等战后作家归为同类。那是因为，他们一边审视身为美国人的自我信念，一边又怀疑这种感性倾向，激荡出一种紧张感。
正如 Kruger 一直要求我们做的那样，或许我们终于开始把一些要素联系在了一起。这些要素存在于我们思考个人生活的方式与主导我们公共现实的结构之间，也存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我们创造的媒体冲击之间。要明白，花 10 美元买一杯养生奶昔并不能给我们救赎。家庭暴力和警察暴行是一体两面，打量女性身体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着独裁主义。虽然我们对视觉画面及其代表意义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但它们并不总是像富人郊区海滩上印有联盟旗的毛巾或 Max Mara 白色手袋中塞的《圣经》那样显眼。此时此刻，艺术史正被美国各大院校改写，而与此同时，阿片类药物和监狱制度牟利者的名字在各大主要艺术机构的画廊中仍然很显眼。
Kruger 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正是因为我们眼前藏匿了太多东西，它们无处不在，却毫无用处，就像那些纪念雕像一样，他们的成就全是来自对他人的征服。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沉浸在自我表现中、没有真正去注意，还因为哪怕我们注意了，也是在关注错的事情。在 Kruger 的最新展览中，文字变得非常大，整个画廊从地板到天花板再到墙壁都贴满了壁纸，让观展者感受到她的紧迫，感觉她在对你大吼大叫，想让你醒过来。2017 年在柏林 Sprüth Magers 画廊展出的装置艺术「无题（永恒）」[Untitled （Forever）]中，地上铺满了 George Orwell《1984》中的文字（「如果你要设想一幅未来的图景，就想象一只脚踩在人脸上 —— 永远如此」）。去年，这件设计的另一个版本在首尔爱茉莉太平洋美术馆（Amorepacific Museum of Art）展出。明年春天，她计划在自己的综合展览中加入一些「干预」，包括在芝加哥商品市场（Merchandise Mart）立面投射近一万平米的视频，上面将写着：「是谁的希望？是谁的恐惧？是谁的价值观？是谁的正义感？」Kruger 提出的问题也是她一直叩问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鼓舞我们去过更审慎的生活，一种复杂和矛盾并存的生活，最不美国的生活，却定义了现在的我们。Barbara Kruger 总是对的，但她并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