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社会性死亡」的人是谁？

在世界现当代文坛诸多非著名人物中，来自美国密歇根小镇 Milfore 的 Thomas Lynch 绝对算得上名号特殊的一位。这位「每年都要安葬大约两百位死者的」诗人、散文家兼殡仪馆老板，以亲身经历生死的见闻写下了散文集《殡葬人手记》（The Undertaking）。在书中，他提出「死亡有多重意义」：听诊器和脑电波仪测出的 ——「肌体死亡」；以神经末端和分子的活动为基准确定的 ——「代谢死亡」；最后是亲友和邻居所公知的死亡 ——「社会性死亡」。

Lynch 大概不会想到，在大洋彼岸社交媒体场景下的中国，年轻人会为他的「社会性死亡」赋予千奇百怪的全新形态。近一段时间以来，「清华学姐诬告学弟」事件沸沸扬扬，几经反转又以闹剧收场，「社会性死亡」的话题热度不断。在新浪微博上，#社会性死亡# 话题阅读量超过 2 亿次，而一个自称「社会性死亡」的豆瓣小组也聚集了 20 多万名自称「尸体」的用户群。不过与清华男生不堪网络暴力的「社会性死亡」不同，微博话题和豆瓣小组中的「尸体」们更多以自嘲甚至自黑，戏谑或者戏说的方式，将或真或假的尴尬经历搬上屏幕，成为供其他「尸体」或者「路人」围观的谈资与笑料。

老实讲，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大部分出糗遭遇或经历，都远达不到清华男生「社会性死亡」的界限。抛开 Lynch 的原意不谈，「社会性死亡」更像前几年流行的另一个词汇 ——「公开处刑」。这个日本舶来词本指的是「在公众面前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播报时出丑」，在进入中国网络空间后，成为年轻人们自嘲不愿被人知道的秘密被公开后的羞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男生们理解的「社会性死亡」确实可以称为「公开处刑」的升级版 —— 不仅是公开出丑和受刑，甚至因此而羞愧到死，套用影视剧中的常用桥段来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另一个「社会性死亡」的实例贡献者来自交通肇事者李某 —— 著名互联网金句「我爸是李刚」的创造者。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刑满出狱的李某近况，称其与亲人失去联系，父亲失联，本人已经「社会性死亡」。从这些所谓「社会性死亡」者的经历和心理来看，这种状态或许既非他们的本意，也不是他们的理想状态。这才是让中国式「社会性死亡」引人深思的一面 —— 即便你想避免「社会性死亡」，我们的网络空间允许遗忘吗？

健忘或许是人的某种本性使然，因此才有了纪念碑存在的必要。但记忆似乎也是人的天性，所以才会有「铭记于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类的成语警句。2001 年，古天乐主演的穿越剧开山之作《寻秦记》中，秦王政问李斯如何才能让一个人再也不被人提起，李斯回答只需要将所有记载他的书籍烧毁，将所有认识他的人埋葬就可以。这当然是编剧对「焚书坑儒」的一种想象和演绎，但却揭示了古典时代操纵记忆的秘密 —— 事实不能更改，但关于事实的记录和记忆却可以销毁和抹杀。当竹简纸张随着大火灰飞烟灭，当知情者永远闭嘴，记忆也就成了不可靠的东西。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过去的认知，也只能停留在史料的记录和考古发现上。不要说两千年前，两百年前的事情，怕也说不清道不明。

在信息化浪潮澎湃而来的互联网时代，

人们的「遗忘权」荡然无存。

然而，互联网时代，我们是否有可能被主动遗忘呢？答案或许有些悲观。互联网空间中的信息虽然浩如烟海，新的信息会不断覆盖旧有的信息，但却并不意味着旧信息的消失。这甚至往往被电子存储设备制造商们引以为傲，无论你有多少海量信息都可以被长久保存。甚而，有人幻想，制作一枚穷极当今人类一切信息的超大硬盘（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若干年后，它将作为考古发现，告诉后人今天发生的一切。这种想法当然浪漫又奇幻。一如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千年前庞贝古城中火山爆发后依然清晰的罹难者。不过易地而处，如果地球明天开启重启模式，你真的愿意被后代看到最后的样子吗？

可怕的是，大数据时代不仅信息无处不在，信息的刺探与收集同样无处不在。无论是公有的还是私密的，有益的或是有害的，信息总在某个层级和维度上被收集、被存储、被以某种方式传输和再现，即便是已经「404」的信息，也不过是在某种技术手段下被隐藏，而非彻底消失于互联网的汪洋大海中。

这些被永久记录着的，充满个人色彩与识别特征的，可以随时被调取和利用的信息，在信息贩子和所谓平台供应商的加工处理下，有时候被称为「大数据杀熟」，有时候被称作「算法推荐」，有时候又叫做「个性化定制」。

当我们或深受其害或乐在其中的时候，你的被遗忘权，早就荡然无存了。

所以，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信息还在，互联网还在，曾经发生过的「我爸是李刚」将随时被检索，随时有痕迹。所以，烧掉书籍，掩埋旧人，躲进深山的做法再也无法让你不为人知。即便为主报仇，漆身吞炭改头换面的豫让，在信息化的今天也无所遁形，人脸识别不看容貌看骨骼。

虽然清华男生们的「社会性死亡」让人不寒而栗，但豆瓣「尸体」们对「社会性死亡」却另有一番解构与重构。这种带有明显自嘲性的或真或假的「段子」，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家 Immanuel Kant。在他的皇皇巨著《判断力批判》中，他写道：「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一种荒谬背理的东西存在着」。在他看来，可笑的东西，是荒谬的、不伦不类的、乖讹的，让人们的心理期待突然转化成虚无的感情。说白了，自嘲的目的是为了引人发笑，而引人发笑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增近距离，开始社交。

引人发笑可以增进距离吗？20 年前，喜剧演员赵本山、宋丹丹在春晚舞台上表演了小品《钟点工》。一人说「我给你讲个笑话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另一个则说「我也给你讲个笑话，我这半辈子就指着这个笑话活着。」至少在那一代喜剧人看来，让人笑是有效的。

可是在互联网日益高维化的当下，传媒学者 Marshall McLuhan 对「重新部落化」的预言也愈演愈烈。地球村建起来之后，人们正日益被兴趣、爱好等文化异质性的圈层和部落所包裹和划分。看不见的社交网络正如蜂巢蛛网一般将每个人严格区分又牢牢掌握。充满自嘲气息，适合缓解尴尬的「尸体」文无疑是互联网匿名社交的一块敲门砖。

墨西哥「亡灵节」认为，

只有被所有人忘记才算真正的死亡。

难怪在一些人看来，这类「尸体」文被冠名为「社交货币」。说到底，他们不想「社会性死亡」，他们只是要摆脱「社交性孤独」—— 即便微信好友千百个，依然需要不同类型的社交平台源源不断提供存在感。只要人和「社交媒体」同时存在，求点赞、求转发、砍一刀，就永远不会消失。

实际上，在中国当下的网络社交生态中，不仅有「社会性死亡」和「社交性孤独」。如果「社会性死亡」存在，无论是以上二者中的哪一种，必然还存在一种「社会性生长」。不久前，康巴男孩丁真再一次刷屏社交媒体。短短几天，媒体、粉丝、迷妹、MCN 机构、骗子与蹭流量者纷至沓来。继而又爆出人设翻车、签约国企等一系列新消息。从「社会性」的野蛮生长到「社会性」的热度消退不过几天而已。

人类今天所接收的讯息、积累的知识、创造的数据比过去 20 个世纪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传媒资本市场日益硝烟四起的当下，每个个体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中国传媒学者普遍认为，在以新一代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为基础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中，中国互联网发展抓住了难得的黄金时代入场券。这使得中国互联网企业逐渐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大放异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互联网使用者都从中获益。截至今年 6 月，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达到 9.4 亿，其中 99.2% 是移动互联网使用者。作为互联网大国，我们在由现实社会向互联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确实迈进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之间，也有许多功课要做。

与 Lynch 的理论类似，更近乎墨西哥的「亡灵节」，在我的老家，也有一种对死亡的划分：肉体的死亡，祭祀仪式圆满后的死亡（一般以三年为期），所有与死者有关的人都忘记他的死亡 ——一个人，真正意义上从这个社会的消亡。与 Lynch 不同，老家人认为，死亡的界限直到被遗忘为止，而避免「社会性死亡」，最好的方式，就是永远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