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底，电影《小妇人》（Little Women）在中国大陆上映，我和一名男性友人前往影院观看。在结束观影后的电梯里，我激动地询问友人关于这部电影及其原著作者 Louisa May Alcott 的看法。友人踌躇几分，像是在整理措辞。随后，便像电影评论家一样，将「剧情过于简单」的评语颁给了《小妇人》。
动笔的当下是 2020 年 11 月，我所在的城市突然降温，由秋转冬。我在南方有暖气的房间里，远离家务与寒冷，回想关于《小妇人》和女性写作的种种。我想起了第 92 届奥斯卡金像奖—— 2019 年版电影《小妇人》共获得 6 项提名，但颁奖当晚，《小妇人》仅拿下其中的「最佳服装设计奖」。与之相对的，韩国电影《寄生虫》（Parasite）则击败了一众影片，夺得当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殊荣。用友人的话来说，像《寄生虫》这样的电影，才算真正「洞察了社会更深层的冲突与矛盾」。
Mary Ann Evans、Ann Petry 和 Violet Paget 三位不同时期的女作家分别用 Geroge Eliot、Arnold Petri 和 Vernon Lee 的男性笔名出版著作，她们都是「夺回她姓名」项目的入围者。《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小屋俱乐部的玛丽》（Marie of the Cabin Club）和《幻影恋人》（A Phantom Lover）将以作家的真实姓名重新出版。但这部出版于 1868 年的《小妇人》呢？作者 Alcott 长期生活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11 月的新英格兰应该也已经入冬，寒风凛凛，她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书写着这部传阅了超过 150 年的经典？每每观看历史中人的生活经历，我都会质疑自己舒适的现实环境和与之完全不对应的、贫瘠的内容输出。Virginia Woolf 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质问：「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人没有写出一首诗？」紧接着，她用陈述句给出了她的观察和答案：「我也不清楚，当时她们是不是受过教育的，会不会写字，有没有自己的房间，或者，她们中有多少人是在 21 岁前就生孩子了。」
无论艺术还是技术，奖项的存在都有其必要性。《寄生虫》的隐喻与揭露，彰显着 2020 年电影艺术丰富的表达能力与现实连接度。但同时，丰富本身意味着积累；而获得积累的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来自命运的馈赠。对所谓「简单文本」的反思，需建立在对社会的洞察上。为了描述 20 世纪以前女性 —— 尤其是女性创作者 —— 的生存状况，Woolf 曾在书中为莎士比亚虚构了一个妹妹 Judith Shakespeare。「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叫朱迪丝，具有惊人的天赋，那情形会怎么样呢？」与莎士比亚相反，她不会像哥哥那样有机会学习文法和逻辑学，没有机会阅读先贤的著作；即使她得闲拿起一本书，也很快就会被父母要求去补袜子或者去厨房炖肉。在她十几岁时，父亲会在打骂和哭诉之后，将她许配给他人。她若悄悄逃离家庭来到伦敦，也不会被剧院的经理接纳。她将流落街头，或是和某个伪君子结婚，怀上他的孩子，然后被弃之不顾。
但这种跨时空、跨阶层、跨越个人经历的横向比较不完全是公平的。对于 20 世纪之前的女性作家来说，她们没有 Joseph Conrad 的海军服役经历，足以让她们写出丰富的海上见闻；没有列夫 · 托尔斯泰穿越各阶层的生活阅历，让他写就绝佳的战争题材小说。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女人从来就没法说有半小时是属于她自己的」。因此，小说 —— 这种不需要太强连续性的文体，成了她们写作的绝佳载体。而她们可以书写的内容，用 Woolf 的话来说，「除了中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厅外，其他生活领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紧闭着的」。就像《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的作者 Jane Austen 的侄子在回忆录中所写，「因为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大多数时间只能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而那里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
正在写作的 Jane Austen，插画由 Meilan Solly 根据 Isabel Bishop 的速写画创作。即使已经成为功成名就的作家，Austen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页没有自己专用的书房。
即使是这样的现实环境遭遇，「她们」的姓名，也不断在文学史的时空中亮起，直到汇聚成越来越明亮的火焰。推敲某些巨著的作者姓名便会发现，它们背后隐藏的作者其实是女性 —— Alcott 曾以 A. M. Barnard 的男性笔名创作了惊险小说；《安蒂亚娜》（Indiana）的作者 George Sand 其实是女性作家 Lucile Dupin；超自然小说《幻影恋人》（A Phantom Lover）的作者 Violet Paget 署名为 Vernon Lee。还有著名的《简 · 爱》（Jane Eyre）的作者、「勃朗特三姐妹」之一的 Charlotte Brontë 也曾用 Currer Bell 这一男性笔名掩盖着自己的真实面孔 —— 但她们已经是时代的幸运儿，更多的女性写作者往往籍籍无名，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2020 年 8 月，为了纪念女性小说奖（Women's Prize for Fiction）成立 25 年，赞助商 Baileys 发起了「夺回她姓名」（Reclaim Her Name）项目。包括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George Eliot 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在内的 25 部作品将被重新出版 —— 以女作家的真实姓名重生。这一次，Eliot 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 Mary Ann Evans。插画师 Dessy Li 引用了 Virginia Woolf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名言 ——「那个写下如此多诗歌却没有署名的无名氏多半是个女人。」—— 以此诠释她对女性写作主题的理解。在厘清女性写作者为什么隐姓埋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怎样的。Woolf 深谙男性作家自大的凝视。她诙谐且略带嘲讽地描述了她在大英博物馆的经历：她前去寻找关于性别与写作的「真相」，却发现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男性作家都对女性感兴趣。「女人简直已经成了世界上被人谈论最多的动物。」Woolf 说。对有的男人来说，女人近乎于神；而有的男人则鄙夷没有头脑的女人。但无论是安娜 · 卡列尼娜，还是麦克白夫人、安提戈涅 …… 她们都寄生于男性剧作家笔下，在男性的凝视中构建自己的人物价值。
因此，对于印刷术发明之后、提笔写下小说的那一代女作家而言，重塑、描绘更真实的女性形象，成了一种下意识的潜在冲动。而假意采用男性作家之名，或许就是让自己在那个时代「被聆听」的唯一策略。「我决定使用笔名继续隐藏身份，因为笔名既能保住一切好处，又不会带来名誉上的麻烦。」谈及使用男性的笔名时，Evans 说。直到现在，当某个个体（特别是女性个体）细腻且富有洞见的段落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倘若作者为男性，这些文字便容易被描述为有同理心；若作者为女性，则有大的概率被贴上「描述自我」「格局小」的批评标签。
此时，回到那部电梯里，我大概能更加直接地回答友人的疑问。相对于更隽永，或者说涉及人群更广的文学艺术作品，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创作（例如《小妇人》）是否更单薄、缺乏文学性和解释力？我承认，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曹禺笔下的繁漪 …… 这些女性角色的人物形象丰满而具体，指向彼时社会环境下的某类问题或者某种人性。但在性别平等仍未真正实现的现实下，女性缺乏观察和书写这种视域的权利。所以，由此将此类洞察断言为「男性视角」实在有失偏颇。其次，书写是一种视角，而视角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性的体现。就像鲁迅在《祝福》、曹禺在《雷雨》中选择以女性角色作为观察视角一样，女性写作者选用的腔调和观察方式，也是对现有文学表达的一种强有力且同等重要的补充，是洞察社会或人性的崭新角度。
1973 年电影版《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海报。戏剧原作由 Henrik Ibsen 创作，女主角娜拉从家庭出走的故事也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
而对于女性创作者来说，更大的创新，则是在写作中对第一人称「我」的使用。我时常想起戏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那句振聋发聩的经典对白：「我是同你一样的人。」娜拉的出走，成为了「五四运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认为，女性写作中的第一人称意味着主体性的确立：「确定『我』与『自己』的关系，意味着重新确立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意志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物质精神存在与女性称谓的关系。」从女性的写作开始，从假借「他」之名，再到「我」的抒发，她们不再是玩偶，而是会呐喊、拥有表达喜怒哀乐的权利的人。
自 1868 年《小妇人》的出版到 20 世纪初 Woolf 的呼声，再到 2020 年电梯里我的错愕，横亘在女性写作与读者之间的误解仍在延续。那些由女性书写的，有关私密身体的写作 —— 无论这份私密属于男性还是女性 —— 都常常与围绕女性解放思潮的辩论联系在一起，从而引起额外的争议甚至压力。但男性作家惯常的身体描写，却不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Jessie Willcox Smith 描绘了《小妇人》（Little Women）中四姐妹围坐读信的场景，作为封面或内页插图出现在多个版本的图书中。
2019 版电影《小妇人》中一个有趣的改编细节，那是 Jo 与书商的一次争论：要不要在小说结局安排女主人公结婚？这一版《小妇人》给出的解答是 —— 要，因为读者都喜欢女主角觅得如意郎君的大团圆结局。但现实中，作者 Alcott 却选择了终身未婚。而在上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那一批女性作家的独立意识，被学者张莉认为出现在学校教育 —— 这个当时几乎仅有的、远离「家国同构」价值体系的温床之中。但与 Austen、Brontë 等具有一定的社会承担能力的女性不同，两千年结构性的压力倾注在那一代的中国女性作家身上，使得当时女性的写作意识要么必须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不断跳动，要么回归男权文化的社会现实。如今，无论是层出不穷的女性文学创作者还是经典文学的改编者，女性写作（不是被狭隘化的「女性文学」）越发丰富，能为世界提供愈加新颖且独特的解读视角。对于女性，包括男性而言，写作或许都是系统性地整理与表达自身的过程。女性写作的大规模兴起及其与被污名化的对抗，无不意味着在这个社会，女性能更加多元、更为全面地参与社会生活；同时，将笔化为棱镜，折射出这个世界被遮蔽了数千年的复杂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