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如同让人满足的马戏团，从中诞生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针对这一系列自发性行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Ligaya Mishan 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我们「取消」他人的过程中，偶发飘忽的道德恐慌时，我们是否被闹剧背后真正的主导者和机构牢牢控制住了？本期，《T》中文版邀请李易峰，演绎文明社会期求的男性气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呈现与 Mishan 的论述不谋而合 —— 他们都在尝试保留一点什么。李易峰的自我表达基于「人」，而非性别特权；他的善良、谦逊、同理心和共情力，也是如此。
21 世纪初，互联网诞生十周年之际，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尚未问世，中国却出现了一个热词，「人肉搜索」（Human Flesh Search）。这个词的寓意很奇妙，将人比作当年刚面世的计算机引擎。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召集网民，或者换个更亲密的说法 —— 网友，组成临时侦查小组，搜罗热点人物或事件的真实相关信息。这本来只是一种粉丝行为，但很快，它的施加对象就转向了那些被认为有道德漏洞的人，如一个低级别官员被发现戴着远高于其工资水准的名表，就说明他可能贪污腐败；以及更可怕的「动物虐待视频」中用高跟鞋踩死一只小猫的女性。这些犯错者一经识别，被曝出个人信息，他们就会受到追查、言语攻击，直至社会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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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西方旁观者，我想说：他们的确罪有应得。西方媒体将人肉搜索报道为一种异域现象，认为它仅存在于中国境内，西方世界是不可能发生这种行为的。一位评论员曾在《纽约时报》2010 年刊登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这种搜索的强度之高令人惊叹，我认为这是东方人的一种特质。大多数西方人都不可能有这种困扰，因为我们太自我了，满足于现有的生存机制。」不过，英文中早就出现了用于描述类似网络行为的词汇 ——「doxxing」，它首次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电脑黑客讨论板。《清华中国法律评论》（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的创刊编辑沈伟伟曾在 2016 年的一篇文章中发表过类似看法，不过说辞更为精妙，他指出，人肉搜索是一种「草根」行为，因此它更可能出现在拥护「集体主义」的中国，而不是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
过去一年间，关于取消文化的文章数不胜数，以至于光是看到这个词就足以让人厌烦。什么是取消文化，如何定义它，甚至于它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都存在争议。人们肆意将这一术语应用于各种线上线下事件，从民间执法到恶意争论，再到跟踪、恐吓和骚扰，不一而足。以下事件皆为例证：2019 年夏天，一段手机录制的视频被曝光，视频中一名白人科技公司高管在加州某餐厅对着一个菲律宾裔美国家庭大声咒骂（据报道他刚从公司辞职），由此引发了人们的强烈抗议；一位流行歌手因父亲被人怀疑是中情局特工而背上了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计划帮凶的骂名；《纽约时报》和《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编辑因刊登了引发自家员工不满的争议文章而引咎辞职；一位白人教授因在课堂上使用了一个在英语中听起来有些种族歧视意味的词而被停职；一位 YouTube 美妆博主因被同事指控劈腿和玩弄感情而在一周内流失近 300 万粉丝（他已经挽回了这一损失，目前粉丝数维持在 2300 万）；一位反特朗普电影制作人因被右翼阴谋人士挖出早年间发布的具有攻击性的推文而被迪士尼解雇（不过 8 个月后他又再次被聘用）。
我们曾经提出「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但这种通过一味强调个人错误来呼吁更多人围观的时代，如同中世纪的道德剧，似乎已经谢幕了。「取消文化」的拥护者（这种说法可能不够准确）寻求的远不止当事人轻描淡写的道歉和悔过，但他们的最终目的到底是想纠正错误行为、改善权利不平衡现象（通过报复行为这种不完美的手段来实现正义）、公开反对并不完善的「现有机制」、谴责当前这个并不值得信任的社会制度、要求施行更为公平的制度，还是只为了追寻血腥的刺激感而成为陌生人的施暴者，这尚无定论。而「责任文化」（accountability culture，它的含义也有其复杂之处）这一更为冷静词汇的信奉者则前往企业和公共部门任职，以上级或是外部权威人士的身份来约束员工和机构履行应尽义务，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只衡量生产力，而不评判个人行为或价值观。
当你说出「取消文化」，就已经暗示了你对类似行为持否定态度。尽管取消文化不是一场运动，因为它既没有领导人，也没有成员，参与这一行为的人表现都很反常 —— 他们可能只参与过某一次行动，也没有一致的意识形态，但人们却一直将取消文化归因于左派政治势力的极端思想和对意识觉醒（wokeness）的恐惧。「wokeness」是一个舶来词，从黑人英语中的「woke」变化而来，表示人突然醒悟看清现实。[实验小说家 William Melvin Kelley 可能是将「woke」作为形容词引入主流文化的第一人，他曾在 1962 年发表过一篇介绍黑人习语的文章，名为《如果你醒着就去挖掘它》（If You're Woke You Dig It）。在文章中，他指出了不同肤色的人使用词汇的变化过程：「『jive』原本是个褒义词，而现在却变成了贬义词，或者说难以判定情感色彩的词。」]不过，那些与极右势力观点一致的人同样会参与取消文化行动：还记得 2014 年，一群电子游戏玩家打着弘扬新闻职业道德的幌子，向批判游戏行业缺乏多样性的媒体机构资方施压，要求它们撤资；与此同时，他们却向女性游戏玩家与创作者发出了强奸和死亡威胁。
有些人认为，这种极度不确定性尤其危险，让取消文化从微观意义上变成了一种环境控制文化，用《论公正和公开辩论的一封信》（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中的话来形容，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这篇文章于去年 7 月发表在《Harper's Magazine》上，旨在呼吁人们武装起来，对抗所谓的新教条主义（不过尚未为之命名）。共有 153 位学术和演艺界名人署名，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有组织地「黑」过了（也就是说被「取消」过），因为他们表达了与公开信类似的信息，抽象点说即「求同存异」。很多人对这封信不屑一顾，大多是因为：类似行为一直存在。取消文化不是突然出现的，因为它一直存在于谣言、密语和诽谤等行径中。当国家支持或默许这种行为时，当事人受到的审查和惩罚就会更为严厉。例如，极权主义下那些发表自由言论的人会被监禁、被判有罪；又比如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期间，疑似共产主义者会被列入黑名单且不允许在美国就业（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阿谀奉承的私企联手促成）。社交媒体的高效、随意和相对匿名性等特征并非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欺凌方式，而是助长并加剧了已有的欺凌。有人也许会说这根本不是欺凌，相反，这是一种打击滥用职权和权利的手段，是在国家未能保护公民时采取的必要翻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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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未得知为何制止、谴责以下行为的需求迫在眉睫：替罪羊和人祭等古老习俗的复兴；美国社会从罪恶感文化转变为羞耻感文化；以数字形式的狂欢和暴政成为释放人们受压制的愤怒的安全阀。又是为何，当专家将取消文化斥为暴徒的鲁莽行为时，当权者却无动于衷。这些问题至今未有答案。「取消」（cancel）是一个源自消费文化的动词，几乎总是与商品或交易搭配使用。例如，读者取消杂志订阅；演播室负责人取消电视节目；银行出纳取消（拒绝兑换）不具票面价值的支票。Vox 传媒的记者 Aja Romano 经过调查发现，取消人而非物品这一说法首次流行于 Mario van Peebles 于 1991 年执导的邪典电影《新杰克城》（New Jack City）。电影中，罪犯头目 Nino Brown 因女友反对他嗜杀成性而将女友摔到桌子上，然后一边把香槟泼到她身上，一边说道，「取消（扔了）这个婊子，我重买一个。」说唱歌手 50 Cent 在他 2005 年发布的热门单曲《Hustler's Ambition》中引用了 Nino 的台词。五年后，Lil Wayne 在《I'm Single》中也引用了这句台词。随后，「取消」的这一非正式用法开始广泛流传（这个用法与前文提过的「觉醒」一词，以及许多当代美国词汇一样均源自黑人文化），取消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动词属性，成为了弃粉的必要条件。首次使用「取消」一词的取消文化案例大概发生在 2014 年。当时喜剧中心（Comedy Central）频道《Colbert 报告》（The Colbert Report）节目组官方推特账号发布了一则看似在诋毁亚洲人的笑话，于是活动家 Suey Park 发布了一则带「#CancelColbert（取消Colbert）」标签的推文回击，结果自己却遭到了人肉和反噬。大量谩骂向她袭来，最终她逃离了自己的家，只能使用一次性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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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 Isabel Wilkerson 曾在《种姓：不满产生的源头》（Caste: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s，2020）一文中引述《利未记》（Book of Leviticus）的内容，以此批判等级制度与排斥外族的制度：替罪羊，又称 sa'ir la'aza'zel，就如字面意义，由大祭司通过仪式让「羊」担负人们犯下的「各种罪恶和恶行」，然后驱逐至荒野。希腊曾有过一种类似的以人为祭的仪式：古希腊人会挑选出城邦中最丑的居民作为替罪羊（称之为「pharmakos」），绕城游街，接受众人的鞭笞，最后流放 —— 在当时流放就等同于死刑。（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也曾有祭祀对象直接被处以死刑，但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缺乏确凿的证据。）这既是一种罪责转移，也是一种赎罪，主流群体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异类」贴上邪恶的标签，然后驱逐。似乎这样做就能将邪恶从他们的内心驱散，从而使自己成为「没有污点的人」，Wilkerson 如是写道。
当代替罪羊制度也有同样的作用，联合其他争吵不休的群体对过错嫌疑人进行攻击，以此减轻自身的负罪感。加拿大哲学家 Charles Taylor 在《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2007）中指出，人们失去的，是牺牲的受害者身上自相矛盾的精神二元性。尽管人们如今已不承认这种制度的存在，但人们有意或无意地默认了，不管有没有犯罪，替罪羊都只是用来替代真正引导社会走向歪门邪道的罪魁祸首。替罪羊被妖魔化，被迫承担自身及其他所有人的罪恶感。这些驱逐必然是公开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倒退：17 世纪时，神权政治在当年的殖民地美国式微，启蒙运动和民主思想逐渐兴起，鞭笞、上枷锁和 Hester Prynne 在小说《红字》中提及的烙字等刑罚不再盛行。正如英国记者 Jon Ronson 在《当你被当众羞辱》（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2015）中所说，大部分刑罚已被政府明令禁止，不过对黑人使用的私刑却不受法律限制，一直从美国重建时期延续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崇尚独立，这里的公民也理应能够承担自己的罪恶感。20 世纪，美国人类学家 Ruth Benedict 在一篇关于日本和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中，将罪恶感视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遗留思想，认为罪恶感源于内心知道现实的自己不符合「理想中的自我」，而羞耻感则源于害怕外界的批评和嘲笑。即便没有社会制裁，也没人知道你犯了错，罪恶感也会起效；而羞耻感则「需要观众」，需要社会网络才能产生作用，迫使你改变自己。
六福珠宝 Love Forever 爱恒久系列 18K 金然而罪恶感也是源自人们共同商定的标准，如宗教、意识形态、法律规范以及群体赖以为系的基本道德准则。21 世纪，美国社会日益原子化，这些共识逐渐失效。随着标准的改变，有些人想要重拾旧典却发现旧典早已不见。如果你不能相信他人会摸着良心做事，或是不能相信他人甚至有良心，不能相信政府机关有能力或者想要维护正义，不能相信我们生活在山巅之城（出自《马太福音》），不能相信我们的社会公平公正，或是努力做到公平公正，那么，你只能像个当代清教徒，除了责骂和威胁，别无选择（除非发生革命）。羞辱这种行为在好与坏、我们与别人之间画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cancel」源自拉丁词汇「cancelli」，后者的词根是「cancri」/「cancer」，表示一个线条交叉的网格，也就是障碍栏，「carcer」（监狱）是它的同根词，早期英文变体直接取了它的字面意义：删去，表示划去纸面的词。
取消文化的目标选择非常武断，从众多同类罪行嫌疑人中任意挑选，这些人通常既不是公众人物也不是权力机构的所有者。在被迅速污名化之前，他们往往只是个普通人，正是这种随意性给了攻击一种具有仪式性的距离感，纵容人们肆意妄为。正如美国作家 Shirley Jackson 在她饱受争议的短篇小说《彩票》（The Lottery，1948）中所写，村民们开始毫无顾忌地攻击他们随机挑选的对象。法国哲学家 René Girard 在《暴力与神圣》（Violence and the Sacred，1979）中指出，「在当选为受害者时，他就被赋予了异类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不再像其他人一样被视为社区的一员。」为了说服自己报复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你就不能认为你谴责的人与你有共同点；你必须相信，正如 Taylor 所写，他们「罪有应得」。
反对取消文化的人认为，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以及 1950 年至 1990 年期间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编外线人的 60 万至 200 万公民（当时总人口约为 1700 万）都是同类人。不过，不同于取消文化的践行者，他们的惩罚权是国家赋予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该机构一直致力于清除异教；17 世纪末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女巫审判事件。这两者都是由国家和教会联手促成，不过在当时，国家与教会几乎没有分别。上述例子是用来说明过去使用暴力来排除异己的行为是如何演变为服务于现代意识形态的手段的。在法国，大肆执行的断头刑罚被合理化为对善的追求：以恐吓为统治手段才能造就崇尚美德的共和国。1794 年，著名革命领袖 Maximilien Robespierre 宣称，如果没有恐惧，「美德就无法发挥其作用」，Robespierre 一边下令将成千上万人送上断头台，另一边却声称自己支持未来废除死刑。此外，尽管史塔西的线人可能是出于恐惧才举报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但研究人员认定，大多数人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国家正义，进而为自己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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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这些专制政权主导的事件相比，取消文化没有领导者，它是一系列自发性破坏行为，毫无章法，并无任何官方机构施行相关政策或制度来约束它。如果说取消文化与上述事件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就是取消文化是反对独裁的：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反对向政府及执法者揭发他人，他们将有这种行为的人贬称为「告密者」或者「纳克（narc）」，后者在 1859 年出版的一本英国俚语词典中被解释为「背信弃义」的人。人们也会教育孩子不要打小报告。（我们更欣赏公开反对权势者的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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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行为给予我们的其实是一种替代性、扭曲型镜像版的司法手段，既混乱又仪式化。这不禁让人想起中世纪时期，天主教的狂欢节与暴政传统造成社会混乱，尽管当时教会和管理机构遭到嘲讽，等级制度也被颠覆，但这一切却没有真正威胁到盛行的霸权，甚至还加强了霸权主义。美加人类学家 Natalie Zemon Davis 曾写道，「暴政往往会透露出它所效仿的政权」；狂欢带来的过度、偶发性破坏证明了当权者的聪慧。Davis 认为，节日是现有秩序的替代品，但为何不能容忍任何异教思想的天主教会纵容这种颠覆行为？从教会的角度来看，狂欢是一种直接的宣泄方式：节日里，人们可以短暂地脱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限制，释放自己的反抗冲动，充分消耗焦躁不安的精力，节日过后便能更好地回归顺从的状态。
值得深思的是，尽管取消文化引发了各种恐惧，但它并没有成功推翻过高层政客、企业巨头等重要人物，更不用说组织机构了。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往往是事发前并不知名的普通人。例如，2013 年，一位通讯公司主管因在其个人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则关于非洲、艾滋和自己享有的白人特权的无心笑话而被公司辞退（六个月后她又重新找到了工作）；再比如，去年春季，在 George Floyd 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发生不久之后，一名数据分析师在推特发布了一项研究，表明暴乱会抑制而不是增加民主党的选票，他因此而被解雇（雇主否认解雇他是因为这条推文）。不过上述两个例子更多体现的并非是取消文化的影响，而是就业的不稳定性 —— 普通人可能会因为各种理由而遭到解雇，不管这个理由合法与否。然而权势越大的人却越不容易受到取消文化的影响：《Harper's Magazine》公开信的签署人之一英国作家 J. K. Rowling 在过去的一年中曾因发表对性别特征和生理性别的看法而受到公众谴责，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继续买她的书；有污点的知名喜剧演员毫无悔意地回到舞台，台下依旧座无虚席。有权势者单是道德败坏还不够，必须要违法乱纪，也往往需要数年才会倒台。大牌制片人 Harvey Weinstein 最终是因为犯罪被起诉，而不是被人们「取消」。
六福珠宝 Love Forever 爱恒久系列 18K 金1972 年，法国哲学家 Benny Lévy（那时他化名为 Pierre Victor）在与法国理论家 Michel Foucault 的一次谈话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二战结束时，「一些年轻女性因为和德国人睡觉而被剃光头」，但是与纳粹有过密切合作的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此，对付敌人可以利用人们自发的正义行为；但仅限于新敌 —— 法国中产阶级，而不是旧敌 —— 纳粹驻派军」。取消文化的焦点仅在于小规模违反社会契约的行为。因此，正如美国散文家 Meghan Daum 所写，取消文化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的「破窗」政策有着意外的相似之处。破窗政策源自美国犯罪学家 George L. Kelling 和 James Q. Wilson 提出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打击微小罪行可以防止重罪。然而，这一政策却导致了肆意滥用拦截与搜查的行为，无辜的有色普通人经常反复遭到怀疑、搜查、逮捕和审讯。
取消文化中提及的非法入侵往往是更大弊病的缩影和象征。例如，去年春天，一名白人女性报警谎称中央公园里有一名黑人观鸟者威胁恐吓她。将这些行为作为不公平对待的日常证据，可能会启发一些人，甚至能引发人们反思当今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主义、厌女行为和阶级压迫。正如英国社会学家 Stanley Cohen 所写，当人们团结起来应对公共道德观念所遭到的威胁时 —— 即我们所谓的道德恐慌 —— 这些威胁尽管被夸大，但仍是「真正的、更深层次、更普遍的有效警报信号」。但道德恐慌按照惯例一般是由当权者为确保统治的稳定而谋划，或是由商业利益集团为通过丑闻谋求关注而促成的。这些都是操纵手段，将公众的愤怒从结构性不公正转移到某一特定受排挤的群体身上。Cohen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将这一特定群体比作邪恶或人间恶魔的化身。（对取消文化的恐惧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恐慌，一种对道德恐慌的道德恐慌，一种当权者精心策划的对其下层制造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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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取消文化中，道德恐慌是飘忽的、偶发的，但仍可为统治阶级谋福利。只要取消文化中当选恶魔化身的是普通人，或是演艺圈名流，或是政界、商界内的小人物，那么世界就不会发生改变。美国的取消文化大概是在 2019 年 9 月进入了鼎盛期，当时一位历史和非洲研究教授在网上公开承认自己是白人而不是她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假扮的黑人。「你们必须取消我，我也会取消我自己，」她说，但接着她又补充道，「可这有这么意义呢？我不知道。」一口否定了之前说过的话。她坦言自己很自责，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弥补。她肯定了取消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必要的、正义的手段，可以让弱势群体对抗强权者，」但她坚称，「我弥补不了自己的过错，」就好像自己可以接受问责，但是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好像她没有权力剥夺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事情发生近一周后，直至她所就职的大学开始调查她的公开声明，她才辞去了自己的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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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特上，人们经常自嘲要取消自己 —— 这是一种玩笑，也是一种先见之明，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随时被取消。我们生活在透明的 Instagram 世界，身后留下的是一个个数字化的出丑痕迹。[加拿大媒体理论家 Marshall McLuhan 在 1967 年出版的《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一书中诡异地预言了取消文化的出现，原标题中 message（信息）一词被排版人员误录为 massage（推拿），McLuhan 发现后将错就错，未作修改。当时第一个可以共享信息资源的计算机网络尚未建成，McLuhan 就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担心通过建立「电子计算机档案库」，人们将「从出生到死亡都会受到监视，在这样一个没有宽恕、没有遗忘的八卦专栏里，人们没有办法弥补、抹去早年犯下的『错误』。」]因此，人们只能默默希望，如果自己能够先行取消自己，那么自己所遭受的排斥将是短暂的，甚至将这短暂的排斥期视为远离社交媒体的一段假期。赎罪沦为一种表演，只是低着头走过嘲笑的人群和泥泞的道路。我们不必反思，不必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仅仅需要接受惩罚，然后想象自己已经洗清了罪恶，也无需弥补过错。我们从此脱胎换骨，或者说我们从此相信自己已经脱胎换骨。
但是，如果这些促成不法行为的上层建筑继续吱吱作响、隐隐作祟，照常运行，那么这些对自我和他人的鞭笞又有何意义？替罪羊并不总是边缘人物。以 Oedipus 为例，他既是忒拜的王也是替罪羊，他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了弑父娶母的重罪，百姓因此遭受瘟疫和饥荒，要想解救百姓他就必须牺牲自己。这种对主权下放的恐惧似乎一直困扰着美国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 Peter Thiel。他曾在 2014 年发表的手册《从 0 到 1》（Zero to One，与 Blake Masters 合著）中谈到过以下焦躁不安的一类人：「或许现代国王只是能够给自己延缓行刑的替罪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代领袖并不像过去那样受神和预言的约束。
六福珠宝「峰」格黑 · 潮系列足金挂坠、串饰及戒指我们曾经生活在道德经济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体曾经是在乎道德准则的，尽管可能不是时时遵守。英国社会史学家 E. P. Thompson 曾以道德经济体作为理解 18 世纪英国食物暴乱产生的框架。当时，食物严重匮乏，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奸商，在他们店外组织了所谓的「喊叫或呻吟仪式」，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今我们依旧会通过喊叫或呻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似乎处处都有喊叫，事事都有不满，以至于最有价值、最紧迫的需求都淹没在喧嚣之中。很多亚文化群体在通过抱怨声引发了大规模的取消文化后，又试图将重点专注于小事情。但这往往会分散实现更广泛变革的努力。
这种转移注意力也许是他们的有心之举。每次你在谷歌上痴迷地搜寻错误证据，或是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布愤怒的言论，都是在帮助这些公司闷声赚大钱，因为它们就是通过高用户参与度来吸引广告商的投资。「尽管利欲熏心的工程师宣称社交媒体是实现平等主义的地方 …… 但在目前来说其实都不过是专门生产资本的敌区而已。」英国文化批评家 Mark Fisher 在他 2013 年发表的文章《逃离吸血鬼城堡》（Exiting the Vampire's Castle）中如是写道。推特，作为取消文化的主舞台，无论如何吹捧，都不是数字化的公共广场。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因为我们不需要门票就可以进入。但但我们却忘记了它是一个致力于圈住我们的企业。我们既是客户，也是编外员工，我们在为平台无偿劳动，使它更有价值。
如今，社交媒体成为了让我们感到满足的马戏团，它阻止我们认清生活的真相，阻止我们转身摔门而去。我们烧掉自画像，忘记那些替罪羊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而这时管理者在远处看着这一切，尽管他们眉头紧锁，但尚未表现出过分担心。不过，这些「现代国王」最好记住：在 Sophocles 的叙述中，Oedipus 并没有逃离自己的命运。他祈求神将自己流放以救助百姓。他取消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