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部落」是一个很麻烦的词，它承载着几十年来的人类学研究，而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所有传统。不过，我们也可以拯救一下这个词，把它的意思精简到最单纯的层面，也就是基于原始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早期人类群体。这类群体是社会这个伟大实验的起源，也教会了我们如何为人。
Joel Meyerowitz，《普罗威斯顿，马萨诸塞州》，1984 年
人类最早的祖先并不是相互孤立、各自为战的，而是为了活下来，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与身边最亲最近之人的关系塑造了我们的意识。身份认同就像是一个复杂的地址，我们的出生地、血缘、选择崇拜的东西和各自的谋生方式都在这里交汇，而那片有限的空间便是我们口中的家和世界。定义我们的不是看不见的内心世界，而是看得见的外在姿态，共有的仪式和印记，还有对善与美这种共同理想的敬意。也就是说，定义我们的不是彼此的区别，而是共同的特点。
但是，这种观念要如何与主导了西方社会 400 年的个人主义思想协调一致呢？「个人」这一概念源自拉丁语中的「indivisible」，意为与自身不可分离的事物，是较晚出现的构想，要具体到时间和地点。尽管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它的起源最远可以追溯至 12 世纪的欧洲，但其实一直到 17 世纪启蒙时期拉开大幕之时，人们才完全接受这一理念。当时恰逢民族国家兴起，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取代了部落忠诚。成为一个公民，一个无固定架构、由不同人组成、地理范围广阔的团体的一份子（其中有很多成员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谋面），与成为「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个人，意味着不再受制于曾经归属过的部落，至少在理论上，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是谁、决定想成为怎样的人。
Ernest C. Withers，《我也是人，环卫工人罢工》，1968 年
如今，许多文化依然不认同个体的至高无上，尤其是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因为如果把个体置于一切事物之上，就有可能陷入唯我论的泥淖，为了追求完美的独处生活而拒绝承担公共责任 —— 似乎寓居于世与坚持自我是互相矛盾的。但 20 世纪早期的德国哲学家 Martin Heidegger 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为人就是寓居于世。我们存在于他人的存在中。自我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是在空间中不断变化的。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对我们的期望或许与自己内心真实所想不尽相同，二者之间的拉锯也会让自我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生中的每一场交集都会更新自我、塑造自我。其实，在我们还没有把自己视作个体的时候，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甚至就已经有了私欲。就像美国-加拿大历史学家 Natalie Zemon Davis 在写到前现代时代时所说的那样，内嵌于一种受限的社会环境，「非但不妨碍、反而会激发自我探索。」
而当这样的环境变得太过宏大、超出人类理解的极限时，我们可能会脱钩失控，对于自己是谁的信心可能会有所动摇。在这个全球化和企业同质化的时代，当普遍性看似胜过特殊性时，就会让人产生想要脱颖而出、抵抗更泛泛叙事的欲望。与此同时，地方制度和街区生活的侵蚀也留下了空白：有些人害怕自己再也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而从最深层的含义来看，「家」代表着一个属于我们、永远不会被拿走的地方。在《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Change，1975 年）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 Harold R. Isaacs 将这种异化比作移民在「跨越巨大的空间距离和文化差距」之后所经历的真实存在的、精神层面上的背井离乡之感。群体认同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方舟，是远祖奉持的神殿 …… 是某种形式的信条或信念，蕴含着对一切无解之题的答案」。成为部落的一份子，既是对自我的庇护，也宣告了一种信仰。这样就锚定、明确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一席之地。
如今的联盟是靠意识形态或美学（美学本身往往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松散连结在一起的，超越了过去亲缘和语言的纽带，那么，「部落」还是最适合的形容词吗？在英语中，我们找不到最合适的词汇。家族靠血缘关系维系，世代靠年龄，派别靠政治观念，教派靠宗教信仰，政治朋党靠的则是阴谋。小集团之间的关系不如朋友敌人之间的亲密，而帮派几乎是青少年犯罪的专属用词。如果把一个团体称为亚文化的话，就很可能将其推向边缘地带。在英语中，没有哪个单词能够对应中文里的后缀词「族」—— 这个词可以用在「家族」和「民族」中，近来还出现在现代人种学俚语中，用于描述「蚁族」（指出身农村、移居城市后工作辛苦却收入微薄的大学毕业生）、「啃老族」（不工作、吃父母老本的年轻人）等等。不过，这些依然只是观察者起的绰号，而不是人们自愿选择的身份，更无忠诚可言。Renee Cox，《签约》，2018 年
从词源学上讲，部落（tribe）是一个很中性的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 tribus，指的是指定投票单位的一个行政类别，也就是一群被赋予一定政治权力的人。日语中有 uchi-soto 一词，意为「内外」，预设种种对立的情况，比如内部与外部、熟悉与未知、我们和他们。但「部落」不含这种预设，这些群体都是被对立面明确界定的。但从 15 世纪欧洲人开始探索世界之后，「部落」这个词就蒙上了殖民主义的阴影，被用来指代欧洲人眼中西方世界以外、社会进化尚处于低级阶段的人群。美国人类学家 Marshall Sahlins 批判这种长期将「部落与文明」对立成「战争与和平」的做法，认为部落并不一定代表着凶残狂暴，不一定就倾向于使用暴力。此外，他还指出，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个词已经基本从人类学研究文本中消失了，只是又重新回到大众流行语中。如今，美国的专家在谈起国家分化和部落主义强化时，总是充满担忧，仿佛集体认同就是向「野蛮」时代倒退似的。
不过，没有哪个英语单词能像「family」（家庭）一样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承诺。「部落」是新近出现在西方的一种理念，代表一种急切的主张，如果只着眼于政治领域中的党派分歧，无异于忽视了部落的多样性、忽视了它会给公共生活注入的活力。文化的力量不在于倡导某一种存在方式，而在于维持多元的观点。不然，要怎么保证社会观念来自于交流、辩论、方方面面，而不是同一种论调呢？边界模糊、相互沟通的团体并非一个个封闭的气泡，而是持续扩大化的存在。对于某些团体来说，如果作为成员加入了，那就代表是经历过磨练的。在墨西哥主厨 Enrique Olvera 那里历练过的厨师，身上不仅有疤痕和烫伤，还能扛起墨西哥美食的旗帜，让它在世界众多的美食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立于 1987 年的「艾滋病释放力量联盟」（ACTUP）曾极力谴责医药产业集团联盟无力应对 HIV 危机而又无比消极，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通过对早早离世的「战友」的回忆，得以维系至今。此外，还有人在艺术圈、时装界找到了同伴：一群黑人电影人一边努力作为，一边捍卫美国摄影大师、导演 Gordon Parks 的作品；在特立独行的 Gucci 设计师 Alessandro Michele 身边，助手和缪斯组成了灵感交换的小圈子。有时，这样的联系并不是苦苦寻求来的，而是机缘巧合与地心引力的产物。例如，在过去 30 年间，有许多博学名士都来到曼哈顿苏豪区人流较少的街区，造访了低调的 Omen —— 一家小小的日式田园风味餐厅。Omen 餐厅对潮流的无动于衷，反而深深吸引着弄潮儿们。
从左至右：1969 年，荷兰 De Bezige Bij 出版社成立 25 周年合影，摄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2004 年，出版社 60 周年的合影；2019 年，出版社 75 周年的合影。
按照 19 世纪法国社会学家 Émile Durkheim 的说法，这些团体的共同点便是拥有一种「集体欢腾」的体验。这种在历史上被宗教崇拜激发出的精神宣泄与兴奋感在现代找到了对应，能够如电石火花般，在为同一目标聚在一起的人群中迅速蔓延开来。「宗教生活有一种来源，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而且永远不会枯竭 —— 那就是意识的融合。」Durkheim 在 1914 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仅仅通过聚在一起，一起思考、一起感受、一起行动，」便能够实现超越。
20 世纪的加拿大媒体理论家 Marshall McLuhan 认为，部落文化之所以衰落，是因为系统化的书写语言战胜了口头传统，而 15 世纪印刷机的发明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在他看来，这是我们与世间万物之间、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原始性直接关系被腐蚀的一种表现。一旦我们不再需要面对面沟通，或者不再需要传信人，就会变得疏离隔绝。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 1969 年，McLuhan 曾在一次采访中预言，电子媒体将使同时性体验成为可能，使人们直观地感受某个早已失落的村庄里的伊甸园风情，并以此复苏部落主义。在这个数据不停流动的时代，部落可能会变得和品牌没什么两样，部落成员的身份认同可以简化成他们购买的商品（比如漩涡图案的气泡浴球、霓虹灯牌上草草书写的流行语等）。这样的选择很容易被货币化、被开发、被利用，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商人会谈论起「消费者部落」的话题，而企业主也会接受建议，给员工灌输部落文化，利用忠诚感和使命感来扩大生产、提高利润。
Tseng Kwong Chi，《午夜后的艺术》，1985 年
然而，真正的部落会甩掉标签，拒绝被轻易塞入某个指标之内。它们是本能使然的，形态是不断变换的，同时也在书写着自身的命运。无论是激进的煽动者还是安静的思考者，任重道远的十字军战士还是与美好不期而遇的胜利者，他们都是一家人。这些个体选择成为一体，也让这种交流成为了新世界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