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财猫、锦鲤、樱花、黑社会、原宿少女、霓虹灯灯牌 …… 如此多有关日本文化的刻板符号密集堆叠，我们却并非在看一部拙劣跟风的赛博朋克小说，而是 2021 年的春节档电影《唐人街探案 3》（以下简称《唐探 3》）。电影的票房成功令观众和评论家兴奋于「唐探宇宙」和 IP 链条的无限掘进，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以一种轻松乃至轻佻的态度使用异国文化，已经成为我们大众文化中被默许的表达方法。《唐探 3》也并非个例，从《战狼》《湄公河行动》的「跨国执法」到 2018 年春晚小品《同喜同乐》，在一幅幅色彩绚丽、纯真欢乐的民族风情画中总有种异乡异客的尴尬。
或许，最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强加于其他文化的刻板印象，仍会以镜面反射的方式回到自身，照得自己睁不开眼：某时尚品牌 2018 年的宣传短片《起筷吃饭》灾难性地罗列了筷子、眯眯眼、金首饰等刻板印象；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就又念出了「忠诚、勇敢、真实」的东方咒语 …… 无论是措辞傲慢的道歉信，还是对批评的充耳不闻，尽管被直指核心「爱中国钱，不爱中国」，它们仍没有一丝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尊重。一百多年过去，我们仍要与久批不倒的傅满洲作战。如果再考虑同周边国家的文化摩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文化交流上，我们面临着异常破碎的身份位置和越发错位的冲突。
对中华文化的错误运用，是电影《花木兰》遭到差评的原因之一。
这些状况既是寻求文化认同过程中的「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也有忽视文化交流基本规则的结果。首先要做的是为常识补课，无论是将日本文化凝缩为景观明信片，还是假扮口音蹩脚的黑人，它们都是对原文化的不尊重，都是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行为。文化挪用指的是将一种文化的风格、要素乃至物品挪移到另一种文化中，学者 James O. Young 在《文化挪用与艺术》（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Arts）中将其分为物品挪用、内容挪用和母题挪用，因此仅仅使用某一风格、表现某种特定形象也并非无辜。文化挪用本质上是受惠不均的掠夺，《牛津英语大词典》将「挪用」一词解释为「将某物据为私人所有」「作为私人财产」，因此，尽管很多交流行为都有对其他文化的借鉴，但文化挪用更强调以资本形式占有某种文化并从中获益。它常以违背原文化群体意愿的方式发生，并对原生文化群体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白人文学中常见的黑人形象（老忠仆、奶妈和懒散黑奴）使得懒惰、天真、愚蠢成为大众对黑人的固有期待。
将他人文化据为己有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任何两种文化相遇的古老时刻，但它得到明确的反思，并引发美学、法学、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激烈争论却非常晚。20 世纪 80 年代，在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中，西方学院左翼首次提出文化挪用的概念，用它来形容西方博物馆掠夺殖民地文物，并用埃尔金石雕、贝宁青铜器们为西方文明增光添彩的做法。可以说，是后殖民思潮发现了文化挪用，它成为文化上占据优势的西方文化自我反思权力压迫的理论武器。后殖民的视角改变了西方对其他文化的俯视，无论是文学作品中地板流淌黄金的东方宫殿，还是编曲中的非洲手鼓、时尚设计中的印度海娜纹，当美学背后的权力结构浮现，来自殖民者文化的欣赏、穿戴和消费蒙上不光彩的阴影。
20 世纪初，白人侵略者身穿美洲原住民的传统服饰。
然而，当「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传播为某种文明教养，今日的文化挪用也已脱离了后殖民批评的历史语境，在多元文化时代成为一种浅尝辄止的文化政治。「文化挪用」热度不减，然而引发争议的话题往往是：Gucci 在时装秀中使用锡克教头巾，华裔球星林书豪扎黑人脏辫，歌手 Adele 头顶班图结参加狂欢庆典 …… 对文化符号的敏感源于身份政治，被挪用的文化群体成员愤怒发言，这些文化符号对我们有着更深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好玩好看的对象，身份不同的人不懂我们的文化。挪用者诚恳道歉，然而并不真正反思，新的文化挪用出现在下一季时装秀抑或表演舞台上。对殖民和掠夺思维的反思变成了一场「远离雷区」的扫雷游戏，为了团结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的隔绝，这成为多元文化和身份政治时代独有的尴尬景象。其中原因在于，文化挪用往往涉及到商业、美学、族群和身份政治等多重互为关联的冲突，使用者多看重它的商业价值，然而抵制往往止步于符号层面。抗争者总会踢到「文化 / 知识产权」这块铁板，这恰恰是文化挪用从未停止的核心。在现存文化公约和法规之下，文化艺术所有权可能被个体、机构、群体和国家所有，享有本文化的群体却并不占优势。如果诉求仅仅是停止滥用某种文化符号，而没有认识到挪用文化符号的逻辑是垄断和私有，那么批评者的胜利将只是在挪用者的框架里起舞。或许应该多问一句，一种去政治的文化政治真的有效么？
无论是印第安人的羽毛头饰还是非洲部落的纺织风格，文化挪用总是发生在强势文化挪用弱势、边缘文化的情形下，然而，近年来屡次发生的中韩文化冲突，被挪用方却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势群体。韩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长久引发着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他们指出，许多被列入韩国文化遗产的项目都来自中华文化：越冬泡菜文化、江陵端午祭、拔河 …… 尽管这些指控不一定代表全部事实（例如此「端午祭」非彼「端午节」），但不可否认「文化遗产」这一形式内在的所有权占有，中韩这两种曾经同源的文化，也在以割裂和争抢的方式为本族群文化构筑独特性。然而，与西方最常见的文化挪用方式（殖民者挪用被殖民者文化）不同的是，构成文化挪用前史的并不是殖民体系，而是以华夏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宗主国的文化以和平的方式辐射从属国文化，从属国在宗主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本民族文化，如在汉字基础上形成字喃，以隋唐科举制为模板的朝鲜科举、汉诗汉画等。当朝贡体系断裂后，从属国往往会以去宗主国文化的形式确立自己的独立，比如去汉化同样也发生在越南、蒙古等前从属国身上。这期间会发生文化断裂、挪用、强占和改造，但同经典意义上的文化挪用相比，挪用方的主体位置和文化诉求显然不同。
不久前，李子柒因发布自制四川泡菜的视频被韩国网友批评。
如果说，时尚界、艺术界通行的文化挪用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界定，中韩之间的文化抢夺更涉及到民族国家层面的身份认同。从前现代的朝贡体系到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因为能够聚合「想象的共同体」而重要。尽管现代生活已培养出完全不同的现代文化，但无论是中韩，建构认同的重心都是发明传统文化。很难认为「国风音乐」「汉服」不是对它的传统形式的大胆挪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思考：在这种对传统的再造中，挪用是如何发生的？行动者和受益人是谁？
无论是批评文化挪用损害弱势群体，还是欣赏文化挪用产生了新的创意，问题的核心都在于所有权，继而是代理人：谁是原生文化的所有者，挪用会让谁受益，谁又在其中受到损害？没有比文化挪用引发的争议最能凸显这样的文化事实：即使是看上去相似的文化行为，也会因主体位置的变动截然不同。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春晚上，朱明瑛献唱扎伊尔风格《咿呀呀欧雷欧》，依旧是全身用油膏涂黑，依旧是非洲风格的载歌载舞，但表演情境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 80 年代：创作《咿呀呀欧雷欧》时的文化逻辑是广泛的亚非拉团结，第三世界同气连枝，而今日重提的逻辑则更多联系着非洲作为资本开发新大陆的进程。朱明瑛曾提到，在她访非演出期间，当地人民非但不感到冒犯，反而因为她能如此地道地表演本民族文化而高兴，每场歌舞最后都变成了台上台下的大联欢。同样，尽管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直接从非洲雕塑中获取灵感，但少有人认为这是对非洲文化的冒犯。只有当文化挪用以自私的态度对待原文化、以他者的视角看待文化原住民时，冒犯才会发生。
将其他肤色涂成黑脸（Blackface）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行为。但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一边是《唐探 3》和非洲小品的资本逻辑，一边是中韩申遗的国族身份认同，复杂到精神分裂的主体位置显然不能仅以「文化挪用」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我们能从西方有关文化挪用的讨论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没有一种文化能永远纯洁、永不更移 —— 帕特农神庙会倒塌，维特鲁威人会被扯下神坛，雅典娜也可能是黑色的。挪用未必都是坏事，但符号背后，活生生的文化和人群才更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