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见啊，俱乐部
信号不稳，电路不通，「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一步步失去」。疫情第三年，北京、上海、成都的地标性跳舞俱乐部（Night Club，以下简称俱乐部）陆续宣布停业，「保持期待，有缘再见」的声音最终变成了众筹网页上的文案，抑或谢幕时分的台词。告别信中，成都 Cue Club 写道，「这与冬天无关的极寒，音乐 / 像一条结冰的河 / 我们过河，被冻得直跳 / 而灵魂总是一副烧着的形象」—— 由于众筹到的金额远不及预期，今年 7 月 31 日最后一场活动后，成都武侯区科华街 2 号附 8 号 2 楼将再无人起舞，「比最冷还要冷」。
在北京，歇业 6 周后，Dada「快闪」般地开了两天，6 月 10 日又关门了；在上海，Elevator 自 3 月 23 日起暂停营业，6 月 5 日，俱乐部对外发出了「我们已经用尽其他选择，决定发起一次筹款」的声音。这场「极寒」中，上海的 44KW、北京的 Clash、成都的 Cue 均已宣布结束营业，国内 90% 的俱乐部则至今无法恢复正常营业 —— 这还只是一个圈内人保守推算出来的数字。
不好的预兆在 2020 年春节就开始了。按照北京灯笼俱乐部的传统，大年三十是免票日，许多留在北京的年轻人都会来灯笼聚一聚，但那年没有聚成。也是那一年 4 月，德国电子音乐先驱、Kraftwerk 乐队成员 Florian Schneider 因癌症去世，隔海飘来了一声几乎微不可闻的丧钟。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俱乐部面对的，也绝非仅仅一个集体萎靡的 2022 年之春。国内俱乐部的生存空间越来越不容乐观 —— 这是长期以来各种重压后的必然。派对组织品牌 Boiler Room 中国区负责人王淼说：「疫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44KW 则在临别前的微信推送中说，「俱乐部和演出场地永远是第一个被关，同样也是最后一个被允许恢复营业的。」
偶尔，憋不住的人会组织一场「野迪」，在北京亮马河、四得公园、朝阳公园，人们还能享受一种有阳光、植物、河流参与的自由摇曳的氛围。
但「野迪」同样有风险。DJ 王姐（艺名）回忆，今年 5 月 20 日晚，位于北京的某俱乐部在公园筹划了一次隐蔽的活动，只有一小部分人收到了具体的位置，想参加，要么自己找路，要么等朋友来接。然而当他摸索到现场时，音乐已经停了 —— 有警察精准地定位了这里 —— 警灯闪烁。活动取消。即刻停止。不可聚集。
他意识到，这是被举报了。没有任何犹豫，也无须确认或者争吵，连打听「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欲望都没有，王姐扭头就走：「真的是怕得要死，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危险，（而）是真的会被抓起来。」
王姐出生在千禧年，是一个自学成才的 DJ。于他而言，新冠疫情带来了一些后果难以预估的打击，被打击的包括他刚刚冒头的叛逆，以及刚刚发现的一点「个人追求」。他找到了爱好，学会了技术，却不剩什么在俱乐部锻炼的机会了。20 岁出头，不可抗力就像他每天进出小区时都会看到的，左边是一座坟堆，右边也是一座坟堆。关于那个「扭头就走」的决定，他一阵自嘲：「我是个怂人，我在国企工作，我不想把工作丢掉，没有工作我就不能出来玩了。」
但他还是忍不住问，「真的不能随地跳舞？」
除了音乐，俱乐部也在
提供一种更自在和亲密的空间。
疫情似乎正在将地下文化场景乃至整个音娱产业定性为「非必要」，甚至人们的日常秩序和乐观主义也难逃一劫。在「非必要」的逼视下，俱乐部不再具备十足的合理性：「把一个社会的正常细胞，变为癌细胞，然后癌变就会到处发生，成为大家默许的事。」长此以往，「我们不是说仅仅失去了俱乐部，（而是）失去了很多。俱乐部就属于非必要吗？那我觉得我听音乐是有必要的。」Weng Weng 说。
朴树也曾在采访时表达过他的困惑，被作家王小峰记录在了他的作品集《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增订版，2019）中：「我记得从 1999 年开始，大家在听电子音乐。到了前几年我才明白，电子乐是一种享乐的音乐。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放松过，我不知道什么叫放松，我就觉得一肚子苦，躲在一个地方弹琴唱歌是种很压抑的状态。我不知道什么是放松，不能跟黑人似的什么都不想，晒着太阳喝啤酒。但是电子音乐就是那样享乐的音乐。」
到了 2022 年，有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 —— 小沙（化名）—— 在美国的酒吧里跳舞时，看着身边欢脱的年轻人，也在想，我们不能就只要快乐吗？
这个问题，早在电子音乐诞生前就反复围捕着中国人，按《纵乐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一书作者，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说法，持续了至少有一千年。
我问 Weng Weng：在一个紧张和有限的环境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无忧无虑的电子音乐？Weng Weng 回赠了我一个电子音乐发展早期的故事。
1989 年柏林墙被推倒，在某座坍圮大厦的地下室，出现了柏林最早的跳舞俱乐部。从美国底特律传来的 Techno —— 一种更低沉、更硬核的电子舞曲 —— 成了当地年轻人面对困苦和巨变时的一个出口。（也有说法认为，底特律 Techno 和德国 Techno 体系并无先后之分。）「Techno」一词出自 Alvin Toffler 的科幻小说《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小说中的信息化高阶叛军就名叫「Techno Rebels」，这决定了 Techno 有反骨。彼时，冷战尚未终结，但墙毕竟塌了，人们开始选择修复一些东西。而率先被修复的，便是近乎原始的、以蹦蹦跳跳为形态的希望。
新电源被插上了，因时局波动而无处宣泄的眩晕被释放了。在 Techno 的文化内核中，既有后工业时代人类对科技的怀疑与反思，又包含了人们对于庇护和享乐的渴求。只不过，它恰好是一种舞曲。在柏林的地下俱乐部，用舞步同时阐释 Techno 的两面性似乎并不矛盾。
人们享受俱乐部的类乌托邦性质：没有阶层，没有歧视。所有参与者会一起清理场地；灯光简陋？那就租发电车 —— 人人都愿意贡献力量，在「冷酷」的音乐中建立亲密的关系 —— 当然，这是文学性的回眸一瞥。DJ 10000（艺名）说，在俱乐部几十年的演化里，Techno 从一种经济下行环境中的自我麻醉，到近 10 年间对现实议题的介入，「种族、性别平权、反霸权等等，已经有了更多社会意义了。」
但实际上，电子音乐自落地中国起，就一直被归为边缘文化。今日的萎靡，不仅仅来自疫情的冲击，更在于有效经验的缺失。王淼很早就开始参与各种活动的策划和音乐节的组织。在她看来，这个行业一直起伏跌宕，短时间内的发展未能创造巅峰，但每一次「下行」都是实打实的：商业夜店的冲击、北京五环以内禁止大规模演出活动、临时出台的营业性演出条例、胡同改造、三里屯「脏街」整顿 …… 以及疫情。（但王淼强调，暂时的下行不能用来证明俱乐部文化本身的没落。）有几年，实在找不到场地，「针刺疗法」的 DJ 要么寄人篱下，要么做流浪艺人。起初王淼认为还是应当保持乐观，「我们是时候触底反弹了，」但今天看来，「（俱乐部）怎么还在说触底反弹？」
那些幸存的俱乐部和资深 DJ 往往被视为「活字典」，Weng Weng 甚至玩笑道：反正大家总问我，要不然我去开一个咨询公司吧，就算不是活字典，也是一个错题本。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
起舞的时候，也是在和自己相处。
成都的第一家俱乐部 Underground 诞生于 2006 年。创办人 Cvalda（化名）相信，如果说电子音乐是舶来品，俱乐部和派对文化需要一块本土化的土壤，那么应该没有比成都更适合的城市了 —— 但成都人对「耍」的热爱也没有帮助俱乐部活下来。Cvalda 说：「在我们之后的好几代 Club 也都很难经营得特别顺利，做地下俱乐部最重要还是人群的问题。需要大家愿意走出门，也愿意去了解，甚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俱乐部运营者和 Promoter（推手）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把文化氛围制造出来，也要真的有料。」
就像做 DJ 需要不断自我革命一样，俱乐部的经营者也在反思。二十几年过去，除了年轻时用不尽的积极和热血，这个领域也需要更专业的厂牌、制作人和店长。Weng Weng 认为，俱乐部文化所处的「非主流」状态和相对业余的组织环境，或许就是既无真正的改变，也没能形成更好的文化情境的症结：「并不是选择了这种所谓的地下文化，你就比别人更不幸。你的运营能力和理想是没有关系的。」正因如此， Weng Weng 一手开创的灯笼，一直在稳定的生命力和较高的专业水准上饱受好评。有 DJ 曾在灯笼里看到 Weng Weng 扫地，如果问「灯笼如果不开了怎么办」，他会说「Weng Weng 还在呢」。
和 Weng Weng 这样的行业开创者不同，李匪是一个外行人。他选择在 2021 年开办 Clash 的动机相当「不纯」：大病初愈后，他感觉自己老了，「要不然就去做一些年轻人的混蛋事儿吧，我还能再躁一躁，让大家有个玩的地方。」他的俱乐部事业是一次纯粹的实验和冒险，试图借此混入一个青春的世界。但他失败了。
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对一些东西很敏感：能不能盘点库存、有没有职业化经理人，以及这帮人是不是接受商业。答案都是直截了当的「不」。他甚至怀疑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就是喝酒、玩音乐，江湖里不能讲究记账，谁斤斤计较运营，谁就会被踢出游戏。如果研究俱乐部的短期效益和商业上的可持续问题，李匪的实验很重要。他认为，倘若这个行业在运营上的专业度始终无法提升，又只培育了一个小众，且忠诚度很低的群体，俱乐部「别说盈利，连存活都很难」。
但对于 Weng Weng 这样的行业老炮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然不是经营能力和专业素养的缺席。天花板已经明明白白地暴露在头顶 —— 越来越多的不可控、不确定，以及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才是问题 —— 局面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一共也没有多长的时间让这个（俱乐部）文化把根扎下来，现在就要逃跑了。」王淼说。已经有 DJ 朋友开始离开北京、上海，一些新的俱乐部则出现在海口、大连和西宁这样的城市。众人口中俱乐部的「纯真年代」，只能到回忆里去找寻一些踪迹。
射灯穿透的空气里，似乎有荷尔蒙散播的「孢子」。
比如北京。那时候，三环以外都是卖地的，三里屯的脏街还热闹非凡。依附着脏街，周边陆续有 Loft、88、99、九霄、灯笼、白兔、Migas 等俱乐部浮出水面，形成了一个丰富、混乱又完整的文化场景。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记得当时一场好的派对是什么样子。
就像 Weng Weng 认为好的 DJ 应当像一个巫师，好的派对往往也有「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性质。在所有文化的生命仪式中，你都能看到派对的「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无论它是被叫作庙会、狂欢、演唱会，还是葬礼。这意味着，人类始终需要一片空地起舞。而根据法国社会学家 Émile Durkheim 的理论，集体欢腾是生产生命力和社会团结的源泉。
2000 年 6 月 17 日，金山岭长城旅游公司 —— 这是写在票根上的主办方 —— 在长城组织了一场锐舞派对，而实际策划者是 Weng Weng、DJ Yang Bing（艺名）和英国 DJ Will 三人的组合「中国打气工厂」（China Pump Factory）。Weng Weng 形容这场派对的感觉「就像初恋」：美好不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恰好在同一刻，快乐与快乐发生了共振，仿佛世界不存在什么彼竭我盈，唯一需要遵循的只有偶然、随机与巧合。有人玩得忘记了第二天还有航班。Nico（化名）记得，她回头看见 88 俱乐部的老板 Henry（化名）满脸笑容地看着众人跳舞，她说：「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
Nico 曾是一名电子音乐的重度发烧友，从一个人在家听张有待的电台节目 Dance FM 起，她就喜欢上了这种音乐。可以说，她的整个青年时代，十多年间的每一个周末，都泡在了俱乐部里。
那时候，她一瓶矿泉水也能跳一宿，仿佛不知道什么是累。从九霄玩到对面的 88，再去大成永和吃早饭；或者去三里屯 3.3 大厦地下的灯笼，穿过一家游戏厅，窜到白兔，一直到早上七八点，然后买一张「脏街」上的煎饼。「醉里不知身是客」，不知一夜几万步，偶尔喝得烂醉，她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从一家挪到了另一家。
她回忆说，那时的自己，某些瞬间真的进入了「冥想状态」。最近几年，她发现自己的膝盖有严重的积液 —— 她并不怎么运动 —— 罪魁祸首大概是那些年「跳舞太猛了」。遗憾？绝不。那是「幸福的积液」。
哪怕是「非典」那年，他们也没有停止跳舞。
2003 年，Nico 大学一年级。这一年 2 月，她和朋友一起在朝阳体育馆看了一场演唱会，主角是 Suede 乐队。（根据当年媒体的报道，演唱会堪称混乱：直至暖场嘉宾表演结束，场地中央仍空着 400 多席；约 100 位乐迷在 Suede 登场前几分钟突然拥向了舞台；现场除了乐迷，还有打瞌睡的中年男人、哄孩子的老头儿老太太，以及一直「像一块雕塑一样」站着观演，中途退场的崔健。）FM 俱乐部的老板张有待和竹书文化公司的沈永革操盘了这次演出，并将 Suede 请来 FM 做了一场余兴派对。「非典」期间，学校停课，街上的柳絮比人多，但俱乐部没有关门，到了晚上，Nico 会溜进 FM。她记得，俱乐部里总是人满为患，人们不分国籍地聚在一起，好像疫情不曾发生。有一天，张有待忽然把 FM 通往日坛公园的后门打开了，一群人把 DJ 台和设备搬到户外，爬上了公园里的小山，望着长安街，「整个北京在音乐的包裹里，安静得像个婴儿。」
音乐不光制造集体欢腾，
也能塑造人对一座城市的认同。
音乐即故乡。
Nico 不会忘记这样的北京。
那几年，王淼真的觉得北京有戏，她充满了希望。一代人正年轻，有活力，也有想象力，王淼「恨不得北京会是将来的柏林」。2009 年，她和电子音乐厂牌「针刺疗法」的同伴在 751 炉区广场，做出了第一届 Intro 音乐节。
751 厂区被认为是北京最适合操办电子音乐派对的场地之一，工业遗址之上，闪烁着亢奋的电子火花。在这里，你不需要读什么《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或《技术与时间》，节奏一响，就该雀跃 —— 21 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即将结束，下一个十年仅一步之遥，你可以听着 Techno、跳着舞，闭眼跨过去。
Intro 音乐节自立项之初就被纳入了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和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相约北京」系列联欢活动。「这是一种 Peace and love（爱与和平）的能力。」Weng Weng 说。他认为，好的活动与健康的文化环境很有关系，关键词是求同存异，找到共鸣。电子音乐造就的便是这样一种美好：「在 Intro 里面，每个人都笑开了花，大家喝一杯，每个人拥抱一下，各种肤色和不同国家的人，都找到那种爱的感觉，这才叫作『相约北京』。」而面对如今俱乐部文化的每况愈下，「我们越发忽略和失去的，就是人的多样性，价值的多样性。」
往事已然不可追。一家俱乐部关门，会有新的开张，但许多场景是不可复制的。「让你激动不已的、对未知的好奇心改变了，无论如何是达不到当时的那种情景和心态的。」Weng Weng 说，「真正好的状态，是自由，是找到自我。比如当我们说要『复制』一个经典，或者要穿一个什么衣服（来致敬经典），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就抑制了思想的解放。」
一句话，俱乐部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独立思考。
王淼的理解略有不同，她把俱乐部文化比作「自我和集体的一个矛盾体」：人们追求个性与独立，又寻找共鸣和亲密无间，就像王姐说的「想要一脸孤独地走到人群里去」。每一代年轻人都面临与社会化抗衡又和解的难题，而俱乐部给了这种分裂一个合理的空间。人们用「卧室艺术家」这一同时包含了赞誉之情和戏谑之意的称呼比喻一部分 DJ 及音乐制作人，在潮流品牌 Floso 的主理人刘伟看来，「卧室」代表的相对局促的空间或环境，以及音乐上更远的延伸，形成了一种只属于俱乐部的巧妙张力。他在 2004 年开办的电子音乐厂牌便借鉴了这一意象，名叫「BedZoo」。
很长一段时间，王姐都没有自己的卧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算「卧室艺术家」，但他会问很多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有一天出来玩，同一个俱乐部，同样的人，放同样的音乐，这星期是这样，下星期还是这样，那我还来吗？人们为什么没能发现有时候一个月放的（音乐）几乎一样？」
「最近大家好像都只听 Techno，有的人出门就问『有 Techno 吗？我需要 Techno』，他们是真的喜欢吗？」
「俱乐部的音乐从多元变得单一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玩露营，这个也玩腻了就玩野迪，现在野迪也玩腻了，我们还能发现什么新东西？人为什么总是需要新东西？」
「有一波人跟你说你就是你，你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波人跟你说，你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你就是普通人一个。这时候你该相信谁？还是只相信你自己的想法？」
「我发现，可能我觉得很高级的东西，有人就会觉得很低级。我其实和别人都一样，和其他 DJ 是一类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那我是谁呢？」
Nico 在另一个层面上同样经历过这些问题的拷问。她的故事或许是另一种答案：
2014 年，参加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声呐音乐节（Sonar Festival），Nico 在柏林待了一周，满街的电线杆上贴着各种活动海报。三天三夜，她忘了睡觉，逛遍了那些传说中的俱乐部 —— Berghain、Watergate、Weekend …… 还有大大小小的户外派对，每天都与奇迹狭路相逢。她跟随意犹未尽的人群，梦游般从一个派对到另一个派对，最后停在湖边，搭好 DJ 台，继续跳舞。
湖边派对结束后，已经是早晨，街上正举行骄傲大游行。她走入人群，又精神抖擞地走了好几条街。那一天没有吃到高压水枪，但后劲凶猛，猛到此后很多年她都提不起玩的兴致。回国后再去俱乐部，就算音乐再强，也只是含混的回响，相比回忆中柏林的声浪，像失了真。
大狂欢散场后，人们确实有可能这样：光芒万丈的心气停留在了某一刻，不再跟随，只是目送。年轻人总有新的玩法和他们挥霍自由的方式，而关于未来，Nico 说：「它（俱乐部文化）会自然地发展下去，会根据所在的城市，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去发展，它会变成它应有的那个形态，就是像水一样。」
今天的她眉目舒展，皱纹也妥帖，从「集体欢腾」过渡到了「冥想状态」。过去清晨 6 点还在舞池的人，如今同一时间会出现在瑜伽课教室，用新的智慧压倒乐往哀来。练习瑜伽之后，她觉得自己竟然更懂音乐和跳舞了 —— 它们是最「自然而然」的东西。亮马河边，一台蓝牙音箱，每人放一首歌，也能跳起来。音乐和环境带来的「沉浸感」就是这样：你在树边是树，在水边是水，在俱乐部里是摇晃的风景。
2022 年 7 月底，有一些派对陆续恢复了。Weng Weng 说，他对后半年仍有一丝好奇，像看一本小说一样，想知道后面的故事，比如灯笼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俄乌战争会怎么样。
王姐说，他想知道，如果现在硕果仅存的俱乐部已经把演出排到了 9 月，那他什么时候能上台？他能做出别人没玩过的新东西吗？
7 月 16 日，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十层，Dada 和 U2 美术馆合办了一场久违的派对活动。在名为「爱的艺术」的流动影像展旁，是一个大舞池。音乐震颤，从设备里泻出一片堰塞湖，从 DJ 台开始，上游的水坝正在解体，摇晃的人群乞求都市荒漠里的人工降雨，他们的动作被灯光反射成一帧一帧的破碎镜头，好像舞池也会眨眼睛。我开始沉入其间，时不时碰到朋友甩荡的手臂。我眨眼睛，感受到了一阵人们所说的有限的、自由的眩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