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从张爱玲到沈从文，文学和人生一样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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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中华读书报：1990年，夏志清先生调您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现代中国文学教职，接替他的位置，你们在一起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和方法吗？
王德威：夏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很多书架。他对我说，这些都留给你了。然后问我能不能给他保留一张办公桌。我说当然可以。每周他都会到办公室坐一坐，一起聊聊天。他的言教和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思维跳跃，处处机锋，喜欢讲笑话，从这里讲到那里经常离题万里，后来我想这不就是举一反三？
但谈到实际的文学人事，文本，他突然就严肃起来，不假辞色。他对文学作品好恶分明，令我印象深刻。
中华读书报：夏先生对您的影响有哪些方面？
王德威：夏先生对文学的兴趣是很广义的。他有很强烈的信念：文学和人生是分不开的。不能谈作家不谈他的生命，不可能只谈中国现代文学不谈古典文学、不谈西方文学，那种思路的开放性给我很大启发。
夏先生那一代文人，经过严格的西方文学的正统训练，包括文学传统的教养。我联想到钱锺书。读钱锺书《管锥编》，感觉很难进入他的世界：纷乱的、散乱的，但也许后面有很深的寄托。他的方法就是“引譬连类”。我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引用了《管锥编》“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语出《庄子》）的喻意，以无数中西篇章典故碎片，汇集成一股集知识、史观、诗情为一炉的论述。
夏先生对现代文学史有相当个人的立场，他对张爱玲的刻意拉抬，对鲁迅的刻意批评，有个人情性，你不见得同意他，但是不能不理解他做这个判断时投注的热情。他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我们现在写文章都不敢这样写。夏先生有那样的气魄和胆识评价张爱玲，也是读过相当数量西方小说后做出的判断。这是比较文学的方法，是我敬佩，也是我希望做到的。
夏志清
中华读书报：夏先生对鲁迅的认识有过纠偏吗？
王德威：对鲁迅的认识，夏先生是一贯到底的。鲁迅后来转向杂文，夏先生认为很可惜。夏先生有他的一己之见。我可能的反驳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很精彩，杂文也很精彩——杂文也成为一种“文类”——是很见情性、很见时代感的文字的发挥。
夏先生真性情，他有所谓的魏晋六朝、竹林七贤人物特别的风度。不论中国大陆或海外，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是绕不过去的学者。你当然可以批判他或附和他，但是写不出他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
他看小说，对文字特别讲究，特别不能忍受五四以来拖沓的文字。一般讲张爱玲讲她的风花雪月、儿女私情，但他欣赏张爱玲、沈从文，看重的是他们作品中展现的强烈的道德警醒和历史感悟，这在西方作家中是少见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夏先生的坐标是那样的。他的文学史有独特的时间、环境的使然。现在这个时代变成众声喧哗，我做《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对夏先生文学史一种迟来的对话。
中华读书报：您曾出版《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能否简要概括一下，您如何评价张爱玲？和夏志清先生的评价一致吗？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
王德威：我认为张爱玲是伟大的作家，教课也很容易引起学生兴趣。无论中外，没有任何现代中国文学训练的学生，对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往往初读就很容易体会。这是作家神秘的文字魅力。他们的文字、故事、意向能让不同世代、语境的读者感动。
张爱玲是强大的作家，有时候“杀伤力”也很强，但她同时又很脆弱、复杂、怪异。但是我会不会把张爱玲放在我喜欢的作家的名单上？她肯定是我喜欢的作家，是不是最喜欢，我有保留。这也许和个人的气性有关。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王德威：除了沈从文，我推荐七月派作家路翎，张爱玲同世代的作家。他的《财主底儿女们》，除了华丽和苍凉之外，还有更壮阔的东西，个人被卷入历史的风暴，生命本身所透露的痉挛的异质性。
他所呈现的时代的混杂性，暴烈与温柔，比张爱玲更感动我。我会喜欢路翎、沈从文、穆旦，后来还喜欢陈映真、郭松棻等作家。他们都有精彩的作品。陈映真本身敏锐的文学感受，他的生命和作品之间的张力，还有无可奈何的世代环境特征（他是台湾左翼）……都让读者动容，从而思考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作家以文字作为托命所在。
沈从文后面的四十年几乎没写什么严格定义的文学作品，但是我读了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非常感动。他下笔的每一个字，经手的每一个物件，都能生发出对于一个时代的联想，大大小小的篇章都像是一条历史长河沿途的风景。这不就是“史蕴诗心”？这不就是“文”的终极呈现？我从不掩盖对沈从文的推崇。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当然鲁迅也很伟大——有谁规定伟大的作家只有一个？
中华读书报：您写《当代小说二十家》，选择“二十家”的原则是什么？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
王德威：我对当代小说的面向是打通的，不希望局限于某一个区域，内地的王安忆、台湾的朱天文、香港的董启章，还有马华作家李永平、美国的李渝……这样的写作有对话的意义。
当时我拿到的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打字稿，读了三天三夜，很长时间没有那么专注的阅读。我从来没有给作家写信这样的粉丝行为，看完《长恨歌》后我写了封信给王安忆，很好奇地问她怎么这么像张爱玲。
她回了一封很大气的信，她说她当然读过张爱玲，但不认为自己和张派有什么关系。她的小说人物是在现实人生里，是从历史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她想的和我想的不一样。
朱天文也不同意我对她的评价，尤其认为我误读了胡兰成。她曾写了五万字的回应（《花忆前身》），叙述她和我所谓“张腔”和“胡说”的因缘。她认为我完全读错了胡兰成。
这很有趣啊——这就是对话，而不是盖棺论定。对话是文学的一部分。我相信文学不止是纸上文章。我和作家保持刻意疏离的联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二十家”每个都是我亲自邀稿，为每位作家都写了导论。有的作家认为写得对，有的不以为然，认为你写的和我想的不是一码事儿。也有作家拒绝合作。
我希望把心目中的文学扩大到文化的一种互动关系，我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我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专业读者，我在海外教书，能在中文世界做一点事情，很享受。
中华读书报：您会通过学生或朋友的推荐阅读吗？
王德威：会。有时候机缘也要学生或同行的推荐。《三体》是我的学生（现在已是教授）宋明炜在2008年给我推荐的，他帮我买了一本《黑暗森林》，文字没有想象的好，但内容和视野太精彩了。2011年我在北大演讲，题目就是《从鲁迅到刘慈欣》，有些听众觉得有趣，有些感觉有些奇怪：刘慈欣怎么可以和鲁迅并列在一起。
这两年我也在海外推荐了双雪涛、班宇、陈春成等作家。我原来不知道陈春成。一个学生推荐给我，我居然在网上找到他的作品，看了之后很感动，辗转找到他的邮箱，说很想帮你出繁体字版。我看到精彩的作品忍不住想介绍，马华女作家黎紫书的作品也是如此。
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
上海三联书店 | 理想国，2020年9月
但也常有看了某家作品没那么喜欢，就放下了。坦白讲，个人眼界和品味都很有限，很多作家进入不了他的世界，只好半途而废。你的能量只有这么大，当然会有盲点，有自己的审美的判断——但愿我的判断是对的。有的时候很好的作家错过了也没办法。错过就错过了，我不过是“一个”读者而已。
中华读书报：在选择上有一定的偶然性？
王德威：机缘是一部分。当然我读过了相当数量的作品，也有专业知识上的判断力，知道这些作家在某个文学领域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华读书报：您不怎么用社交媒体。
王德威：我需要花很多时间静下来，阅读大量作品和写作。阅读是享受的过程。但如果写文章，特定作品要读好几遍。我愿意把时间花在阅读，不是读Email，读微信。我但愿扩大生活圈，得到很多资讯，可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中华读书报：您有一再重读的书吗？
王德威：一再重读的是沈从文，不论是散文、小说还是后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是不简单的人。他的作品有非常深刻的悲哀和启悟。一个从边城来的作家，进入到文学圈，他有抱负，经历过很多挫折，经历了很多时代环境的不如意。表面看来是抒情作家——抒情很容易引起误解，大家讲到抒情总是太简单、太轻易，以为是邓丽君式的呢喃，以为不外是轻吟浅唱。不是。《楚辞·九章·惜诵》里有“发愤以抒情”，鲁迅写《文化偏至论》也讲抒情，文学是复杂的，不一定敲锣打鼓讲出来才是伟大的文学。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哈佛大学主持举办“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对沈从文有多重发现。
王德威：“沈从文与现代中国”是我在海外几十年所举办的会议中，最令我难忘的经验。我邀请了沈先生的公子沈龙朱、沈虎雏先生出席，欧美日本和华语世界的学者学生共聚一堂，向沈先生致敬。沈从文有一篇《抽象的抒情》，文章不长，我常引用。他讲得很直白，每个时代，每一个人蝼蚁一般，会随时间而消失。我们掌握的文明百不及一，只能抓住一点，抓住文学（后来是文物），抚摸它、感受它，体悟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里生活的悲欢。
大家喜欢鲁迅飞扬“暴烈”的一面，对古旧社会的批判今天仍然感同身受。我崇敬鲁迅，活出他那样的立场太不容易，多半人都是逆来顺受，因此对鲁迅的批判和嘲讽精神心向往之。但多少人能体会鲁迅生命的幽暗面？
沈从文代表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选项。他的坚韧，和他所谓的“慈柔”，形成二律背反的关系，可能需要更大的毅力来贯彻。他就有文字的能力写出深沉静默，像水面没有波纹，但底下暗潮汹涌。这一点对专业读者来讲心领神会。
王德威主编，张治等译：《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 理想国，2022年6月
告别了文学事业之后，沈从文展开另一新事业。这是一种新的“文学”。从这一古典脉络来理解，“文”这门学问不仅是美文而已，也是一种印记，一种“纹理”，一种“文心”，彰显于艺术、文化建构，甚至宇宙天道运行之间。沈从文重新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他从没有放弃他的天分，他的故事。
《抽象的抒情》（1961年）是“抽屉里的文学”，是沈从文过世后发现的。我读了很感动，他“太食”人间烟火了，他了解穿衣吃饭之下最深层的无奈和寄托。他虽然是被动放弃文学创作，但经过多年摸索，已不再认为文学是唯一可行之道，所谓“抽象的抒情”，满可以在博物馆里、在日日相伴的各种文物中找到。
中华读书报：对于海内外的作家您都有评论，而且对年轻作家也总是予以足够的关注。您的评论非常耐读，有足够的学理性，鞭辟入里，又文采斐然，您对批评对象持怎样的态度？
王德威：文学和人生一样千姿百态。文学史收入的话题和人物未必是正统文学史里认同的，必须要有包容的态度，必须吸纳理解，一起放在文学史流变里，不断用我们的判断和想象来推动，无论是文学的创作或文学的批评都是如此。
对于文学的判断除了见仁见智，对阅读经验也是不断的挑战。我常对学生说，某位作家作品很糟，但可以成为作品批评很好的对象，也是欣赏口味的一种磨炼。我不太想一次性地评价某部作品坏到不可救药，或好到无以复加。作为专业读者我得说出来，好是为什么，批评的文字更应该说出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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