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从张爱玲到沈从文,文学和人生一样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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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中华读书报:1990年,夏志清先生调您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现代中国文学教职,接替他的位置,你们在一起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和方法吗?
王德威:夏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很多书架。他对我说,这些都留给你了。然后问我能不能给他保留一张办公桌。我说当然可以。每周他都会到办公室坐一坐,一起聊聊天。他的言教和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思维跳跃,处处机锋,喜欢讲笑话,从这里讲到那里经常离题万里,后来我想这不就是举一反三?
但谈到实际的文学人事,文本,他突然就严肃起来,不假辞色。他对文学作品好恶分明,令我印象深刻。
中华读书报:夏先生对您的影响有哪些方面?
王德威:夏先生对文学的兴趣是很广义的。他有很强烈的信念:文学和人生是分不开的。不能谈作家不谈他的生命,不可能只谈中国现代文学不谈古典文学、不谈西方文学,那种思路的开放性给我很大启发。
夏先生那一代文人,经过严格的西方文学的正统训练,包括文学传统的教养。我联想到钱锺书。读钱锺书《管锥编》,感觉很难进入他的世界:纷乱的、散乱的,但也许后面有很深的寄托。他的方法就是“引譬连类”。我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引用了《管锥编》“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语出《庄子》)的喻意,以无数中西篇章典故碎片,汇集成一股集知识、史观、诗情为一炉的论述。
夏先生对现代文学史有相当个人的立场,他对张爱玲的刻意拉抬,对鲁迅的刻意批评,有个人情性,你不见得同意他,但是不能不理解他做这个判断时投注的热情。他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我们现在写文章都不敢这样写。夏先生有那样的气魄和胆识评价张爱玲,也是读过相当数量西方小说后做出的判断。这是比较文学的方法,是我敬佩,也是我希望做到的。
夏志清
中华读书报:夏先生对鲁迅的认识有过纠偏吗?
王德威:对鲁迅的认识,夏先生是一贯到底的。鲁迅后来转向杂文,夏先生认为很可惜。夏先生有他的一己之见。我可能的反驳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很精彩,杂文也很精彩——杂文也成为一种“文类”——是很见情性、很见时代感的文字的发挥。
夏先生真性情,他有所谓的魏晋六朝、竹林七贤人物特别的风度。不论中国大陆或海外,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是绕不过去的学者。你当然可以批判他或附和他,但是写不出他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
他看小说,对文字特别讲究,特别不能忍受五四以来拖沓的文字。一般讲张爱玲讲她的风花雪月、儿女私情,但他欣赏张爱玲、沈从文,看重的是他们作品中展现的强烈的道德警醒和历史感悟,这在西方作家中是少见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夏先生的坐标是那样的。他的文学史有独特的时间、环境的使然。现在这个时代变成众声喧哗,我做《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对夏先生文学史一种迟来的对话。
中华读书报:您曾出版《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能否简要概括一下,您如何评价张爱玲?和夏志清先生的评价一致吗?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
王德威:我认为张爱玲是伟大的作家,教课也很容易引起学生兴趣。无论中外,没有任何现代中国文学训练的学生,对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往往初读就很容易体会。这是作家神秘的文字魅力。他们的文字、故事、意向能让不同世代、语境的读者感动。
张爱玲是强大的作家,有时候“杀伤力”也很强,但她同时又很脆弱、复杂、怪异。但是我会不会把张爱玲放在我喜欢的作家的名单上?她肯定是我喜欢的作家,是不是最喜欢,我有保留。这也许和个人的气性有关。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王德威:除了沈从文,我推荐七月派作家路翎,张爱玲同世代的作家。他的《财主底儿女们》,除了华丽和苍凉之外,还有更壮阔的东西,个人被卷入历史的风暴,生命本身所透露的痉挛的异质性。
他所呈现的时代的混杂性,暴烈与温柔,比张爱玲更感动我。我会喜欢路翎、沈从文、穆旦,后来还喜欢陈映真、郭松棻等作家。他们都有精彩的作品。陈映真本身敏锐的文学感受,他的生命和作品之间的张力,还有无可奈何的世代环境特征(他是台湾左翼)……都让读者动容,从而思考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作家以文字作为托命所在。
沈从文后面的四十年几乎没写什么严格定义的文学作品,但是我读了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非常感动。他下笔的每一个字,经手的每一个物件,都能生发出对于一个时代的联想,大大小小的篇章都像是一条历史长河沿途的风景。这不就是“史蕴诗心”?这不就是“文”的终极呈现?我从不掩盖对沈从文的推崇。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当然鲁迅也很伟大——有谁规定伟大的作家只有一个?
中华读书报:您写《当代小说二十家》,选择“二十家”的原则是什么?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
王德威:我对当代小说的面向是打通的,不希望局限于某一个区域,内地的王安忆、台湾的朱天文、香港的董启章,还有马华作家李永平、美国的李渝……这样的写作有对话的意义。
当时我拿到的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打字稿,读了三天三夜,很长时间没有那么专注的阅读。我从来没有给作家写信这样的粉丝行为,看完《长恨歌》后我写了封信给王安忆,很好奇地问她怎么这么像张爱玲。
她回了一封很大气的信,她说她当然读过张爱玲,但不认为自己和张派有什么关系。她的小说人物是在现实人生里,是从历史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她想的和我想的不一样。
朱天文也不同意我对她的评价,尤其认为我误读了胡兰成。她曾写了五万字的回应(《花忆前身》),叙述她和我所谓“张腔”和“胡说”的因缘。她认为我完全读错了胡兰成。
这很有趣啊——这就是对话,而不是盖棺论定。对话是文学的一部分。我相信文学不止是纸上文章。我和作家保持刻意疏离的联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二十家”每个都是我亲自邀稿,为每位作家都写了导论。有的作家认为写得对,有的不以为然,认为你写的和我想的不是一码事儿。也有作家拒绝合作。
我希望把心目中的文学扩大到文化的一种互动关系,我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我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专业读者,我在海外教书,能在中文世界做一点事情,很享受。
中华读书报:您会通过学生或朋友的推荐阅读吗?
王德威:会。有时候机缘也要学生或同行的推荐。《三体》是我的学生(现在已是教授)宋明炜在2008年给我推荐的,他帮我买了一本《黑暗森林》,文字没有想象的好,但内容和视野太精彩了。2011年我在北大演讲,题目就是《从鲁迅到刘慈欣》,有些听众觉得有趣,有些感觉有些奇怪:刘慈欣怎么可以和鲁迅并列在一起。
这两年我也在海外推荐了双雪涛、班宇、陈春成等作家。我原来不知道陈春成。一个学生推荐给我,我居然在网上找到他的作品,看了之后很感动,辗转找到他的邮箱,说很想帮你出繁体字版。我看到精彩的作品忍不住想介绍,马华女作家黎紫书的作品也是如此。
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
上海三联书店 | 理想国,2020年9月
但也常有看了某家作品没那么喜欢,就放下了。坦白讲,个人眼界和品味都很有限,很多作家进入不了他的世界,只好半途而废。你的能量只有这么大,当然会有盲点,有自己的审美的判断——但愿我的判断是对的。有的时候很好的作家错过了也没办法。错过就错过了,我不过是“一个”读者而已。
中华读书报:在选择上有一定的偶然性?
王德威:机缘是一部分。当然我读过了相当数量的作品,也有专业知识上的判断力,知道这些作家在某个文学领域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华读书报:您不怎么用社交媒体。
王德威:我需要花很多时间静下来,阅读大量作品和写作。阅读是享受的过程。但如果写文章,特定作品要读好几遍。我愿意把时间花在阅读,不是读Email,读微信。我但愿扩大生活圈,得到很多资讯,可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中华读书报:您有一再重读的书吗?
王德威:一再重读的是沈从文,不论是散文、小说还是后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是不简单的人。他的作品有非常深刻的悲哀和启悟。一个从边城来的作家,进入到文学圈,他有抱负,经历过很多挫折,经历了很多时代环境的不如意。表面看来是抒情作家——抒情很容易引起误解,大家讲到抒情总是太简单、太轻易,以为是邓丽君式的呢喃,以为不外是轻吟浅唱。不是。《楚辞·九章·惜诵》里有“发愤以抒情”,鲁迅写《文化偏至论》也讲抒情,文学是复杂的,不一定敲锣打鼓讲出来才是伟大的文学。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哈佛大学主持举办“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对沈从文有多重发现。
王德威:“沈从文与现代中国”是我在海外几十年所举办的会议中,最令我难忘的经验。我邀请了沈先生的公子沈龙朱、沈虎雏先生出席,欧美日本和华语世界的学者学生共聚一堂,向沈先生致敬。沈从文有一篇《抽象的抒情》,文章不长,我常引用。他讲得很直白,每个时代,每一个人蝼蚁一般,会随时间而消失。我们掌握的文明百不及一,只能抓住一点,抓住文学(后来是文物),抚摸它、感受它,体悟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里生活的悲欢。
大家喜欢鲁迅飞扬“暴烈”的一面,对古旧社会的批判今天仍然感同身受。我崇敬鲁迅,活出他那样的立场太不容易,多半人都是逆来顺受,因此对鲁迅的批判和嘲讽精神心向往之。但多少人能体会鲁迅生命的幽暗面?
沈从文代表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选项。他的坚韧,和他所谓的“慈柔”,形成二律背反的关系,可能需要更大的毅力来贯彻。他就有文字的能力写出深沉静默,像水面没有波纹,但底下暗潮汹涌。这一点对专业读者来讲心领神会。
王德威主编,张治等译:《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 理想国,2022年6月
告别了文学事业之后,沈从文展开另一新事业。这是一种新的“文学”。从这一古典脉络来理解,“文”这门学问不仅是美文而已,也是一种印记,一种“纹理”,一种“文心”,彰显于艺术、文化建构,甚至宇宙天道运行之间。沈从文重新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他从没有放弃他的天分,他的故事。
《抽象的抒情》(1961年)是“抽屉里的文学”,是沈从文过世后发现的。我读了很感动,他“太食”人间烟火了,他了解穿衣吃饭之下最深层的无奈和寄托。他虽然是被动放弃文学创作,但经过多年摸索,已不再认为文学是唯一可行之道,所谓“抽象的抒情”,满可以在博物馆里、在日日相伴的各种文物中找到。
中华读书报:对于海内外的作家您都有评论,而且对年轻作家也总是予以足够的关注。您的评论非常耐读,有足够的学理性,鞭辟入里,又文采斐然,您对批评对象持怎样的态度?
王德威:文学和人生一样千姿百态。文学史收入的话题和人物未必是正统文学史里认同的,必须要有包容的态度,必须吸纳理解,一起放在文学史流变里,不断用我们的判断和想象来推动,无论是文学的创作或文学的批评都是如此。
对于文学的判断除了见仁见智,对阅读经验也是不断的挑战。我常对学生说,某位作家作品很糟,但可以成为作品批评很好的对象,也是欣赏口味的一种磨炼。我不太想一次性地评价某部作品坏到不可救药,或好到无以复加。作为专业读者我得说出来,好是为什么,批评的文字更应该说出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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