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书 | 百五人瑞：钱存训先生一生行述
周末
荐书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六十周年纪念版）
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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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人瑞
钱存训先生
一生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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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国图书馆学前辈、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前馆长钱存训先生，于2015年4月9日，回归道山，从他1910年出生开始，享寿105岁。
钱先生硕德懿行，学界大老，仁者大寿，他的一生跨越超过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正是中国转变极多的时代，也是世界在各方面经历了许多变化的时代。
这个世纪，中国摆脱了两千年来的帝制，经过三次革命，又经历了无数次列强的欺压与日本全面的侵华。中国的文化，也经历了大幅度的改变，从保守到革新，到新文化运动，到最近半个世纪来的巨大变化。在二战之后，华人寄留在美国，人数众多，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迁徙。海峡两岸与海外的华人，身处于时代的动荡之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如何调适，既有困惑，也有奋斗。
在世界的整体局面，这一百年来，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迅速地发展。今天科技文明的影响力，笼罩每一处人类的生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斗争，两次发生全球性的热战，及长期延续的冷战。中国与西方之间，既有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旧恨，又有转向西化的因缘。尤其美国与中国，曾经长期是友好的关系，而在上述的背景下，却是恩仇交织，时敌时友。于是，居住在美国的华人，也在这夹缝之中，常常有无所措手的难局。
以上各个阶段的变化，惊涛骇浪，各处的中国人，都曾经有过生命中的巨大起伏。钱先生一生，经历了上述的时代剧变，大时代的变局，影响他的一生。在这一百多年来，钱先生自己确实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积极地成就了他的贡献。他的一生，可以从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分别叙述，呈现一代巨人在艰困之中，如何因应时势，努力地参与时代的变化。
1957年到1962年之间，我在芝加哥读书，钱先生和师母，对我照顾备至。因为我的身体伤残，他们给予长久的帮助，从下飞机那一时刻，钱先生来接机，到芝大毕业回台时，钱先生又送我上飞机。五年来，每逢我住院开刀，进出医院，以及疗伤时期，从医院到课堂，钱先生领我出院，送我回院。平时，师母关怀我的生活，犹如家人。上课时，每天的中午，钱师母准备两份午餐，一份是钱先生的，一份是我的；周末假期，钱府就是我的家。在图书馆读书时，钱先生总是特别替我拿一些要看的书，自己用小车推到我的桌旁，免除我提取书籍的困难。这份家人子弟一样的待遇，我现在已经八十五岁，那一段岁月的一切，念念不忘，行文至此，泪如雨下。
有此机缘，我对于钱先生的生平，以及他的为人做事的风格，与读书治学的心得，都有相当长期而近距离的理解。钱先生撒手归去，我义不容辞，应当将所知所见，报导于学术界，让大家对这一位学术界的楷模，有大概的了解。钱先生的犹子钱孝文先生，曾经编过钱先生的百岁年谱，现在还在继续补充资料，准备编成完整的传记。本文叙述，当然不可能像孝文兄正在进行的著作同样完整，不过在他大作完成以前，本文作为先驱之作而已。
钱存训（1910—2015），字公垂，号宜叔，
东亚研究图书馆学家，中国书籍史、印刷史专家
钱先生，字公垂，讳存训，1910年1月11日（因为阴阳历换算的错误，他的官方资料出生日期是1910年 12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县，书香门第，翰苑世家，其尊翁曾有清代朴学的著作，因此，他一生在学术界，也是家学的传统。
他六岁时，在私塾读书，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后来进入新制的当地小学和泰州淮东中学（后来成为泰州中学）。十五岁时，日本屡次在中国造成事故，那一年是五卅惨案，又是杀害中国工人。中国的青年学生，举国愤怒，钱先生也义愤填膺，主编《青年旬刊》，鼓吹民族自强，宣传革命，为当地军阀的驻军逮捕入狱，经过家人营救，方能回家。家人为了安全起见，送他到南京，由大哥存典先生照顾。
次年，他与三位同学，投笔从戎，加入北伐军方振武部，随军进入北京。北伐完成，他也退伍南返。这一段军旅生活，虽然短促，却因为他曾经驻扎在杨柳青，使他有机缘能够直接观察中国传统彩色套印的技术。
回到南京以后，他投考金陵大学，兼读历史和图书馆学。当时中国只有三家大学开有图书馆课程，金陵是其中之一。为了筹措生活费，他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员。承蒙金女大校长的特许，他也可以在金女大选读功课。于是，他在两校选读的功课，跨越的范围很宽。在一般的历史课程中，除了中国历史，他还选过欧洲史、俄国史、印度史和中日交通史，有关图书馆的编目学、书史等类科目，也选过翻译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科技历史。在他从金大毕业时，他的学历是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这一段的经历，使他的学问基础，比一般图书馆学或历史学，都更为广阔，而且具有实务的经验。
1932年，从金大毕业后，经校方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担任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主管西文部。那个时候，中国图书馆拥有大量西文图书的书藏者不多，他以管理交大图书经验，编印了西方图书编目规则和西方图书目录，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西方图书编目的专业规则。在交大任职五年，1937年，被国立北平图书馆延揽为南京分馆的主任，专职管理以科学工程为主的图书，这是他与北平图书馆终生关系的开始。
北平图书馆在清朝末年开始筹备，称为“京师图书馆”，收藏是以“文津阁”的藏书为主体，再加上八国联军劫掠后圆明园剩下的图书，其中最珍贵的是《永乐大典》200多部，堪称世界最大的《永乐大典》遗存。北馆也陆续搜集了不少藏书家的书藏，并接收了北京一些皇室单位的书藏。于是，北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在南京成立以后，南北两馆是平行的两大国家图书馆。
任职交大期间，钱先生结识了后来的钱师母许文锦女士。钱师母籍贯苏州，据钱师母见告，钱先生每逢周末，必定从上海赶夜车到苏州，清早就在许府报到，到周末的晚上，又赶夜车回上海。1936年，他们在南京金陵大学礼堂结婚。然后在上海新居。这一段美好的姻缘，从沧浪亭互许终身，到2008年师母故世，其中除了1947 年到1949年之间两地分隔，七十年来，他们相敬相爱，互助互谅，比翼连理，彼此扶持，孟梁垂范，蔚为人间佳话。他们有三位千金：孝岑（Ginger，1937—2008）、孝峨（Gloria，1940—2019）、孝岳（Mary，1944— ）。孝岳与夫婿Alex Dunkel，居住亚利桑那州，她在百事可乐主管推广业务三十年，成绩卓越，现已退休。
钱存训和许文锦
其时，滞留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大多还没有安顿。钱先生伉俪是少数有家有室的留美学人。虽然自己的收入也并不丰厚，钱府已是芝城青年华人依靠的“家”。家中同学们来去不断，每逢周末和假期，更是一屋子人。
除了在家接待学生以外，他们夫妇还参加中国教会活动，和曾经在华的传教人士（例如，天主教的伏开鹏神父，新教华北传信会的Ellen M. Studeley女士）共同组织“美中西部中国留美学生服务协会”（CSAS），帮助解决中国羁美留学生的生活困难，例如协助滞美人士转变身份、交友婚嫁等事。他们是青年人依靠的长辈——在困惑迷茫时，他们安慰鼓励；在困苦艰难时，他们伸手救援；在节庆思乡时，他们给予家的温暖——凡此，是许多当年老留学生，至今还常常提起的事。我在1956年到达芝城，五年之久，忝列门墙，受他们二老照顾之恩，已如前述。此处不赘。
回到他还没出国前的情况。1937年，他转任北平图书馆驻南京分馆主任。这时候，日本进迫中国，频频肇事，政府已经准备必要时的措施。北馆的图书，开始分批南运。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钱先生调任上海办事处，处理北馆图书运到上海租界的工作。分批运到上海的图书，主要是善本书，及一些有关科技发展的参考图书。他的全家，包括老母和四五位弟妹，以及子侄十余口，都搬来上海租界，和钱先生新婚的家庭同住。
他在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主要是将东南地区书刊，寄往已经迁到昆明的北馆和内迁的主要大学。那些善本书，非常珍贵，不敢冒险经过战区运送内地。因此，北馆的善本书，仍旧存放在上海的租界，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放置在李玄伯（宗侗）先生在法租界的书库（据《李宗侗自传》，应为“车库”）。
过了一年，胡适之先生与北馆的袁守和（同礼）先生商量，将这些重要的珍本图书，运送美国寄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待将来战争结束后，再运送回中国。政府还特派蒋慰堂（复璁）先生，潜返上海，督办这一任务。这一个执行任务的责任，就交给钱先生处理了。钱先生自己和李府的工人，亲自打包装箱，准备交运。困难之处，在避开已经占领上海的日本人耳目。幸而，钱师母的闺友有一位兄长，在江海关担任验货员。经过他的同意，钱先生自己每天步行押运，用平板拉车，运送海关验收，名义上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上海采购的图书，钱先生自己虚设行号，开发票，报关交运。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3000多卷、100余箱的图书，终于从此离开上海，运去美国。1945年，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南京，教育部特颁发奖状，表扬他保护重要文物的功绩。——这是他一生非常重要的工作，既辛苦，又冒风险。有人问起他，你为什么干冒如此危险？他回答：“这是我的责任。”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的收据
这批图书，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二战结束，1947年钱先生奉派赴美，准备将这些图书运回中国。当时内战已亟；他先将家眷送到远离战争的贵阳，然后回上海，转赴美国。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往台湾，钱先生在美国，也无法回去接眷，在国会工作，是北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交换馆员身份，并不是美国的职务；他的奉派公干的身份，也不容许他在美申请工作。幸而，芝加哥大学的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教授，有一批中文图书，乏人管理，就向袁馆长请求借用钱先生，替他整理这批图书。由于移民法规，如上所说，他不能申请正式工作，因此，他在芝大只是顾先生的私人助手，薪俸也是由顾先生的研究费用支付。这一工作，确实开始了他大半生的事业。
这批珍本图书，在1965年，由美国转运台湾，存“中央图书馆”。其时，胡、袁二公均已归道山；蒋、李二老，见面，执手互贺，又思念故人，悲欣交集。蒋慰堂先生转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这批图书，存放在故博山洞的仓库贮存，并且特制安全装置的书架置放原装的书箱。1984年，钱先生应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赴台，特往故博，眼看书箱的封条，宛然当初墨迹，内心十分激动。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希望见到这批图书最终回归北馆。
1985年，钱存训在台北和这批书的合影，
书箱上写的“平40”
代表的就是194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
2009年，他吩咐我，替他交涉，希望台湾同意，将这批图书，归还北馆。当时，虽然我尽力为之，仍因两岸关系微妙，任何举动，都可能节外生枝，以致不能成功报命。对他的嘱咐，我没能完成，只能劝解。回忆过去，钱先生和李师玄伯先生，都是我的恩师，胡适之先生和蒋慰堂先生也对我有提携之惠。他们在这一历史事件中，为了保护中国的文物，均曾经尽力以赴——今天，我也已老迈，作为旁观的后生小辈，作此见证，郑重盼望世人，明白前辈学者们珍惜中国文化传承的苦心孤诣。
芝加哥的中国研究，是顾立雅先生开始的。他在北京学习时，为了自己的需要，购买了研究上的基本图书，再加上著名汉学家劳佛（Berthold Laufer）的书藏，本来赠送芝大的纽伯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也经过校方转移给中国研究图书室。这一批书藏，存放在东方研究所的地下室。东方研究所本身的研究工作，是两河和埃及的考古学，其实没有中国研究。顾先生和另一位研究中国近古史的柯睿格（Edward Kracke）教授，为了将就这批图书，也在该所借用了研究室。于是，设立了一个东方文化研究系，包括中东和远东的研究。不过，该系的学生，几乎都是兼跨另外一个学科系，双修专业和区域研究。
钱先生接管这图书室，书藏已将近十万本，可是并没有编目。钱先生最初是一个人，和顾教授的一位秘书工六月女士（June Work）合作编目。1949年底，他得到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也因此调整在芝大的工作，担任东亚语言文明系的教授衔讲师，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
该年年底，钱师母和三个女儿，也终于来美团聚。钱师母也投入图书整理工作。钱先生分类编目，钱师母书写封皮和卡片。钱师母的一笔娟秀的小楷，今天还可以在芝大图书的架上见到。芝大送往国会图书馆作联合编目的卡片，引起国会图书馆同仁的惊佩：“有如此好的书法！这是图书卡片的珍品。”他们贤伉俪，共同努力，将这十万卷书，几乎整理大半，芝大才从联邦的资助，取得经费，雇用正式的图书馆员和助手。钱师母才离开了志工的职务，那时已经经过七八年了。我在芝大读书时，钱师母还在地下室写卡片。
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设立发展区域研究的经费，帮助各大学购置图书。芝大每年得到相当的联邦补助款，发展为东亚研究重点大学之一。钱先生是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对中国文化和书籍的知识，又非常丰富，因此，在他手上，芝大陆续购置的图书，都是非常珍贵而且实用的。我自己的经验，国会和三四家主要大学的东亚书藏，都起步甚早，不仅有很好的善本珍本，例如唐代敦煌写经、五代吴越钱氏刻本宝箧佛经，以及元、明刊本，有些甚至是孤本的图书。芝大的手抄本和私人文书，也颇有别处未见的，例如，清朝末年一些著名学者彼此来往的信件和手札，这些都是世间难有的珍贵资料。
除了图书之外，钱先生还为芝大收集了一些文物，例如，汉代的封泥、敦煌卷子以及古代经卷等等。1978年离职退休时，芝大远东书藏20余万卷，中文占三分之二，已经是美国大学五大图书馆之一。他在主持远东图书馆时也训练助手，有些后来进入图书馆专业，在各处大学图书馆工作。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1957年到1962年之间，我在芝大读博士学位，除了上课，大半的时候，都是在图书室内，查书、看书，因此，有机会亲眼目睹钱先生的工作方式。他每天工作一段时间后，必定在书架之间巡行，随手把书架上放错或是放倒的图书，放回应有的位置。我记得他的名言：“最难找到的遗失图书，是在书架上插错了地方。”在几十万本书中，要找到一本插错位置的书，犹如大海捞针，他随手纠正，就为了避免这些小错误造成的大麻烦。
同样，他核对卡片，每天收集助手们编辑的卡片，自己重新过目检验，以求精确。这种点点滴滴的工作，琐碎而必要，使芝大图书馆训练的图书馆员，经过谨严的训练，都有别的大学罗致，独当一面，或者在东亚大馆，担任梁柱。当然，对于使用图书馆的研究人员来说，假如没有这些精确的编目和排列，寻找一本图书，就不是方便的事情了。
1958年，远东图书馆迁移到当时的总馆哈珀图书馆（Harper Library）；同时，中文图书以外，又增加了日文和韩文图书。1970年，迁入芝大新建的雷根斯坦图书馆（Regenstein Library）。地方宽敞，设备齐全，是许多大学图书馆中，著名的合用又舒适的大厦。设计这座大厦时，钱先生是建筑委员会的委员。他建议，整个外形不要采取对称，宁可是不规律的多角形，以便将来在任何角落，增加一翼，或者在某一处加盖一二层，都不致妨害外观。我后来在匹大服务，匹大的图书馆形状规整，方方正正一片，全无增建的余地，四周也没有空地可开拓空间；至今大家非常懊悔，设计建筑式样，没有预留将来扩张的余地。
钱先生在芝大图书馆系开设的东方图书馆学课程，以及在东亚语言文明系开设的史料导读，都是芝大训练东方学年轻学者的必修课。他在图书馆工作，一些研究生经常会向他请教，应该查看哪些书。他会自己带领学生，从书架上取书，仔细地解释，这些书的内容如何，以及怎么样和研究专题配合。在我离开芝加哥大学前最后一年，他也在图书馆内，为我设立了一个小的玻璃隔间，让我做帮助研究生解决研究专题和寻找书籍的桥梁。这也算是我短期分担了他的工作。
1962年，他在芝大的东亚语言文明系和图书馆学研究院担任正教授，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1969年，他接受联邦教育部的委托，在芝大开设远东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训练各处的专业人员。他在图书馆系，指导博士研究生，训练高级图书馆员，正式的学生和暑期训练班的学员中，有不少人已经是美国著名大馆的馆长。台湾、香港的一些重要图书馆，也有他的门生子弟。
钱先生在发展芝大远东图书馆和教学以外，也全力以赴做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在芝大一面工作，一面选修研究所的课程，十年之力，完成了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博士学位。在这一个阶段，他深受芝大当时图书馆学研究院几位资深教授的影响，对于文字记录发展历史，以及这些记录和传播讯息的关系，有深刻的感受。从这一角度，他对于古代印刷和书籍史的研究工作，实已摆脱了传统版本学的范畴。一方面，他有很多利用考古学资料以及实体的文物，直接从事工艺范畴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注意讯息传播的影响，他也在考察书籍历史时，常常顾及知识传播和当代文化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特点，使得钱先生的研究工作，不受图书馆学的限制，而成为文化史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
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工作是印刷以前的书写方式和其发展，这成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毕业以后，他将博士论文改写，成为第一部英文的研究专书，书名是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书于竹帛》），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问世，立刻成为中国研究和图书馆研究的热门书，三个月之内，第一版售罄，从1962年到 1969年，连续两次再版。这本书的中文本，名为《中国古代书史》，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这本书曾经经过韩日的学者，翻译成韩文、日文，各种版本陆续经过增订，流传广远，成为图书馆界的经典著作。该书内容，主要是讨论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陶文、玉件刻辞，然后，再讨论丝帛、竹简、木板上的书写。其中材料，几乎都与考古学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本书中，读者可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从来不被注意，却是经过钱先生的解释后，恍然大悟。例如，为什么中文的排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他的解释: 中文用竹简书写，竹片窄窄的一条，从上往下写，左手持简，右手书写，最为方便，写完以后，右手将竹简顺手放在右边，如此进行，竹简编列成册，就形成了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体例。相对而言，西方古代的文字，例如，埃及的纸草，却是必须左边压住，右边向右一行行推开，就发展了从左到右的体例。
另一例子：刀、笔二字，常常连用，如果书写者要临时削竹简，哪有这个功夫？他的解释: 刀是书刀，用来削除错误的文字；孔子著《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以为行文时的改正。书刀是写作必备的工具。经过如此解释，少数存留下的青铜小刀，在使用方面，就有了着落。
另外一部重要的专书，这部书乃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的一个分册。1967年，李约瑟邀请他，在该系列的第五卷第一册撰写一章。没料到，因为材料众多，论述复杂，从一章扩张到100余页，终于又扩张到一部30多万字的专书。费时十五年，钱先生终于完成了这一部巨著，成为这一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英文所谓“A definitive Work”，是关于这个题目至矣尽矣的著作。在李约瑟的巨著系列中，这部书占有独特的地位。
这部讨论中国造纸术发明以后造纸、印刷与出版的著作，正好接上《书于竹帛》——一本讨论古代抄写的书籍；这一本书，论述纸张和印刷出现以后，信息大量传播的新现象。该书分成十章，其中造纸、印刷（包括制墨和装订）以及传播，各三章，另外绪论一章，以及提要，引用的资料2000多条。1982年全书完成，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立刻重版到第三版，成为李约瑟巨著系列中，最为畅销的一本。因为这本书的成功，李约瑟东亚科技研究所聘请钱先生为终身研究员。
这本书的资料，很多是考古所获的实物，也有不少留传的古籍和刻版。以纸张本身而论，中国古代纸张的实物，不断经由考古学家在各处发现；每次有新的考古资料，钱先生必定纳入书稿。这本巨著，耗时十五年才完工；有好几次，就是因为新的材料出世，为了讨论这新资料，他不惜整章整节，全部改写。他工作谨严如此，也无怪著作能够成为经典。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有多种版本。大陆的版本，书名为《纸和印刷》，1990年上海出版，是由刘祖慰翻译，作为送给李约瑟先生的九十岁寿礼。台湾的译本，则是由刘拓和刘次昕父女翻译，书名为《造纸及印刷》，1995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文和韩文也均有翻译本，在本文同时刊载的书目中，可以查到，此处不赘。
在这部巨著中，钱先生自己觉得，应该特别关注之处则是，印刷术发明造成的影响，乃是将中国文化的载具，即文字资料，经过印刷，深入社会各阶层，也广布于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因此，印刷术的出现，于中国文化区的整合与扩大，有重大的影响。他特别提出，在西方，印刷术出现的影响，却完全不同。他以为西方民族国家涌现的过程，与各民族均可用自己的文字传述自己的历史资产，彼此之间颇有关系。印刷术出现于欧洲以后，自由思想得以挑战宗教权威，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一切的知识传播，都与印刷文献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钱先生这一类的讨论，正是反映他从专门的科技史上，看出社会与文化史的意义。
另外两部著作：《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和《中美书缘》，两者都是散篇及杂文，前者是《书于竹帛》和《纸和印刷》的副产品；那两本书中，一些特殊的课题，钱先生都经过自己深刻的研究，然后才落笔。这些研究工作，也就是上述二书的前者。例如，书刀的研究，在《书于竹帛》中只是几节陈述；可是，为了证实如此陈述，钱先生写了一万字的论文。《中美书缘》则是论述，中国与美国之间书籍与文献的交流：一方面，论述西文的译著，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各处重要中文书藏的发展过程。其中许多项目，都是他亲身的经历，言之娓娓动听。他的许多著作，散见于书刊与研究报告，大家可以参看与本文同刊的书目，由钱先生及门弟子潘铭燊先生编，钱孝文兄增补，非常详细。
钱先生硕德大年，一生经历宏富，成就非凡。举凡保护珍贵书藏、建立芝大远东图书馆、研究书籍历史、教诲训练后进，无不功绩斑斑。他为人仁善，爱护后生，都是仁者的楷模。如本文前面所说，我自己深受其惠，终生不忘。其做事勤奋，一丝不苟，乃是其事业成功的原因。君子三达德，“立德、立功、立言”，钱先生当之无愧。博厚高明、天赐大年，在他102岁时，还是不断工作，直到最后三年，身体渐衰，才颐养天年。
钱先生是基督徒，我借用《圣经》上的话语，他的一生确实符合“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在105岁的时候，钱先生安静地归去。我自己深受钱先生的庇护，被视同自家子弟，数十年如一日，他们的言行，终生不忘。现在我也已经85岁，为钱先生撰写行述，感激不已，盼望以此篇幅，将这位长者的言行，缕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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