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社会学跨！跨！跨！ | OCF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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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跨学科虽越来越受关注，其发展现状远非一帆风顺。不同领域方法论不同，学者们不仅知识技能不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更是不同。不同学科团队合作时该如何有效对话？个体学者应该学习多个领域而非单一专业吗？我们又如何平衡专精和跨界呢？

在2022年牛津中国论坛3月18日的“跨学科”分论坛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教授从社会学出发，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和实践经历，为我们分享了社会学的三条跨学科路径。社会学究竟是怎么“跨”的？和谁“跨”？“跨”得有意义吗？“跨”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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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学“跨”成了“四不像”？

严飞：我想和大家介绍的，其实是我自己在跨学科上面的一些个人的实践和一些研究的经历。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比较集中在历史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一部分是研究过去，一部分是研究当代。那研究过去的这一部分的话，我特别喜欢回到历史的维度、纵深去探讨历史发展背后的一套制度性的逻辑。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把历史学和社会学进行一个交织，交织在一起后，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那历史社会学当然是社会学下面的一个分支的领域。

在北美整个社会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历史社会学也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慢慢兴起。兴起以后必然遭到了同时来自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不同学科的老师的共同“攻击”，觉得历史社会学是”四不像“。比如说做社会学的老师，基本上会使用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的研究方法。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要进行随机抽样，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一个被分析的对象，你就需要科学的统计的方法，去找寻到我们的这些潜在的分析对象，这样才是一套科学的方法。

但是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里面，我们是在历史的维度里面去找到一些小的比较的对象。一般来讲，我们的比较对象会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比如说历史社会学的元老巴林顿·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里面就是比较了三种不同的国家的一种发展的路径；还有斯考切波，也是比较了中法俄三个不同的国家革命的爆发和消失的不同路径。所以实际上在历史社会学的领域里面，它比较的是小的这种案例。

巴林顿·摩尔

那为什么会选择中法俄，而不是选择其他的一些国家呢？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的统计的抽样，选取的样本就是没有代表性的吗？事实上，从历史社会学这些研究学者的自我分析角度上来讲，比如说斯考切波，她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当中去选择中法俄，去比较三个国家不同的革命爆发的路径，她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从来不进行超过三个以上的案例的比较。这是她的一个个人的偏好。所以从这个研究对象的选择角度，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学学者的批判。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

同时来自历史学的学者也会觉得，社会学的学者做历史维度的一些研究，缺少历史的一种切肤的感觉、缺少一些历史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读档案的一些研究方法。比如你不懂法语、不懂中文、不懂俄语，就去做中法俄的一个比较研究，那必然会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对于二手文献进行再次的阐释，从而产生很多的偏误。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做历史社会学必然变成一个看上去不是特别“讨巧”的学科，会同时面临来自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两者的批判。

但是我觉得把这两者交织在一起，会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历史的一个纵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社会的现象、历史的场景是怎么发生的。这些身处历史风暴眼的行动者，他们当时做出了怎样的选择，那这样的选择对于我们今天世界及中国社会的发展会有启发吗？古人和今人之间在特定历史情形下的选择会不会有一致性？所以我自己在历史社会学的领域里面，做得是越来越有兴趣，而且会不断地在历史社会学的维度上做出很多的拓展，这样的拓展就又会生发出不同层级的跨学科合作。

一“跨”：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会学研究

实际上，我们做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也会通过数据分析，甚至是大数据的分析方法，来去深度地挖掘历史背后，特别是历史学中本来没有办法进行深聊的一些机制和规律。

那比如说我自己就做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用大数据的手段去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300年的时间里面去查询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维特效应。有本书出版了以后，书中主角维特因为爱情失恋以后自杀了，大家就纷纷仿效这一本书里面的这个场景，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自杀的传染，自杀会有一个传播的链条。但是自杀传染这一个理论，实际上在之后的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大部分都是去证实在通过传媒的散播之后，自杀率会不断地上升。比如说4月1号张国荣事件，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在香港自杀率就会上升。但是从来没有人从维特效应的缘起——书本，来进行探究，人们是不是读了书以后，通过书里面的关于自杀的桥段进行仿效、模仿自杀。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所以我们就通过百万书籍数据库进行了大数据的分析，从1700年到2000年，然后再和北美的、美国自杀率的数据进行一个结合。大数据和小数据放在一起，就发现这两者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相关性。人们确实会通过书本里面对于自杀的一个描绘，产生一个自杀的模仿和自杀的传播效应。

二“跨”：社会学与文学、城乡规划的碰撞

我在清华大学在教授本科生的历史社会学这一门课上，我教授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我的期末作业，会让我们的同学们去阅读一本有关中国历史题材的小说，比如说余华的《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格非的《望春风》、张炜的《古船》。

余华《活着》

如果我们单纯地去读一本小说，会觉得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主人公在时代的变迁当中起起伏伏，它本是虚构的题材。但同时我希望同学们把历史社会学中学习到的一些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比如说暴力的产生、国家的诞生、记忆的裂痕、性别的欲望等等，和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进行一个紧密的结合，然后理论和文学作品，社会学的理论和文学作品交织在一起，做一个跨学科的分析。你去看到不同的范式、不同的理论维度和文学结合在一起，怎样体现出中国社会在过去时间里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挣扎、撕裂，撕裂之后给人们带来的暴力的裂痕、记忆的伤痛等等。

格非《望春风》

另外，我们也在和建筑学院，做一些城乡规划的讨论。因为我们自己感觉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在城市规划、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大部分是从城市的外立面来做一个城市的改造。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城市最重要的载体，是居于其间的居民。那就要让居民感受到城市空间改造以后，人和人之间可以产生一种深度的连接。有了这样的一种连接，才会感受到对这座城市有强烈的归属感。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不仅仅只是需要建筑、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社会学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一直深度地在和建筑学院做很多不同维度的一些学术研究。一直在和大家介绍的，是自己关于北京菜市场的研究，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面一直延续，比如城市的更新、城市的人口控制对于菜贩们的影响、对于菜贩的孩子的教育的影响，以及菜贩们如何在短视频平台上不断地去让自己得到一种身份的展现等等。

北京菜市场（图源网络，侵删）

三“跨”：当社会学与非虚构写作相遇

最近两年，我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跨界尝试，就是把非虚构写作和社会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叫做“不一样的社会观察”的尝试。我们今年是第二季，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五六十篇的投稿，然后我们会在4月底来举办一个小型的研讨会。这个尝试就是把非虚构写作和社会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在这里面的话实际上还会和其他的一些面向，比如说文学、艺术等，进行一个紧密的结合。

严飞教授在第二季“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上

（图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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