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周小毛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价值意涵
周小毛，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占据了全球治理的道义制高点，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释放出巨大的价值效应，为全球治理从世界之乱走向世界之治提供了中国方案。其中明确的全球治理价值目标，以建设“五个世界”描绘出全球治理所追求的理想蓝图，为全球治理走向提供价值引领；提出的全球治理价值原则，则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提出，以其强制性和权威性为国际社会在既定轨道上正常运转提供强有力保障；重塑的全球治理价值理念，以其非强制性和软约束性潜移默化影响全球治理效能；开辟的全球治理新路径，跳出世界之乱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适应了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价值；意涵
原文出处：周小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价值意涵[J]求索,2023(5):35-41.
全球治理是指以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而获取和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人类在遭受热战和冷战的煎熬之后，迫切期盼以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维护和平与发展，生活在有序、稳定和繁荣的状态之中。因此，全球治理历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现代以来，人类曾经探索和实践了多种全球治理模式，但既有的全球治理方案并非尽善尽美，其具体实施也阻力重重，如何治理全球仍然是世界性难题。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然而，世界并不太平，影响甚至威胁、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此起彼伏，通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险象环生，人类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全球治理的难度之大、挑战之多、过程之复杂前所未有。习近平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入思考全球治理问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引领世界之乱走向世界之治的全球治理价值，成为备受国际社会认可的全球治理新思路。从价值目标、价值原则、价值理念、价值路径等维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的价值意涵进行阐释，深刻分析其在全球治理中释放的巨大价值效应，能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提供价值指引。
一、明确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
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全球治理所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描述了全球治理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具有凝聚治理力量、提振治理信心并提供判断和衡量治理成效尺度的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观察当今世界，深刻剖析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认识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认为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是合作还是对立、是开放还是封闭、是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的理性选择，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建设“五个世界”为价值目标引领全球治理走向。
（一）致力于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
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是全球治理的基础，而贫穷落后、发展失衡则是世界之乱的重要因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不仅如此，解决问题的终极办法也在于发展，因为“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从政治学角度而言，社会财富与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三种情形：普遍贫穷时，社会相对稳定，社会处在低水平的有序状态；贫富悬殊时，社会动荡，社会处在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共同繁荣时，社会持续稳定，社会处在善治状态。
面对当今世界发展的数字鸿沟和治理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从解决世界发展难题入手，追求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追求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内在逻辑统一基础上的共同进步，这样的目标追求无疑具有全球治理的重大价值。当前，各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新的经济体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显著上升，充分说明世界经济增长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发达国家，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然而，受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影响，逆全球化现象在近年有所抬头，打破了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平衡，使本来下行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全世界坚持开放导向、发展导向、包容导向、创新导向、规则导向，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交流互鉴、开辟增长源泉、完善全球治理。
（二）致力于建设远离战争、持久和平的世界
追求和平是人类的天性，越是饱受战争的苦难，就越是倍感和平的珍贵。然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国际社会一度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强势国家和民族一再以武力征服弱势国家和民族，侵略与被侵略、制裁与被制裁成为人类文明史中一幅极不和谐的图景。地区战争、局部战争、规模战争、世界战争总是打破世界力量的均势而破坏世界和平。为什么世界和平屡遭战争的破坏?就是因为战争的爆发归根到底是利益使然，只要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如若又采取非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利益冲突，战争这把达摩克利斯利剑就必然悬在和平的上空。两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悲剧，人类本应吸取深刻教训并维护世界和平。但是，战争却又以冷战的方式延续，军备竞赛、世界霸权争夺、局部战争等从未断绝，世界和平的基础依然脆弱。冷战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偃旗息鼓，旧的地缘政治热点尚未化解，新的地缘政治热点又不断出现，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的阴霾挥之不去。
全球治理的任重道远，正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的现实逻辑。习近平强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世界持久和平并不会从天而降，也非唾手可得，需要世界人民共同争取、努力维护。面对世界之乱，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持久和平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把握解决矛盾的主动性、创新性，以协商沟通、平等对话的方法和理性平和、相互信任的态度来解决争端、化解分歧，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存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使热点降温、冲突缓和、对抗减少，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
（三）致力于建设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安全需要是人的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谋求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作为目标。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困惑。首先，“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其次，“安全应该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最后，“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正因为世界安全错综复杂，谋求安全就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核安全是一个关乎全局和长远的问题，谋求核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2014年，习近平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强调，要让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有机融合，各国要努力实现核安全目标。
（四）致力于建设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
近现代以来，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彼此分割的国家和区域相互关联，生产和消费日益国际化，任何国家都无法孤立于世界而生存，封闭被开放所取代，狭隘的国内分工让位于发达的国际分工，开放成为世界近现代史的关键词。开放具有全方位的意义，不仅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开放，而且是精神生产领域的开放，不仅是物质产品的交流，而且是精神产品的交流，任何形式的排他、保护、封闭都必然走向衰落。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为目标，主张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应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
（五）致力于建设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工业文明时代的高科技和社会化大生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丰富了社会产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也带来了环境和资源的巨大压力，空气污染、水污染、冰川化解、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等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无限制甚至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改善民生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致力于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倡导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
二、提出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
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不能随意更改、擅自违背，更不能蓄意破坏。因此，世界各国共同遵循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原则，是确保国际社会在既定轨道正常运转的强有力保障。当前全球治理中，挑战原则的现象屡见不鲜，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
（一）主权独立的原则
主权原则是国际准则的核心，也是构建国际关系的生命线。主权得到维护和尊重，世界就太平，而主权遭到践踏和破坏，天下必不安宁。人类社会在吃尽因破坏主权而导致战争的苦头之后逐步认识到尊重主权的价值与意义，理性地确立了主权原则，以此引导和规范国际关系的发展。回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主权原则历经数个世纪逐步深入人心。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主权独立的原则，习近平指出：“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中国素来主张把尊重主权同尊重领土完整有机结合起来，并把主权原则贯穿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中，自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所有国家进行友好合作，不断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二）公正合理的原则
引发国际冲突和世界之乱的重要原因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实力即准则的传统思维长期左右国际社会，其惯性影响源远流长、积重难返。尽管联合国的建立使国际秩序逐步朝着更加理性和公正的方向发展，但是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现象仍然不绝于耳，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制度性话语权导致全球治理失衡、失序、失控的现象时有发生。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球治理要坚持公正合理的原则。现行国际秩序是在相关方相互妥协和博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应该在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秩序。参与全球治理的每个国家既要承担全球治理的义务，也要共享全球治理的红利，绝不可权责不匹配甚至倒挂。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公正合理作为全球治理必须遵循的准则，主张改革现行全球治理秩序中的不合理规则，“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
（三）平等互利的原则
世界是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民族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追求平等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夙愿，如果人为地把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划分为三六九等，必将引发对立和冲突，埋下全球治理的隐患和祸根。比如，一度流行的“种族优越论”“民族优越论”“文化优先论”特别是近年出现的逆全球化倾向加剧了世界之乱，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究其根本，就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不平等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改革和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就要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让发展中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和原则。习近平多次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呼吁“在制定新规则时都要充分听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确保他们的发展空间”。比如，非洲是全世界大陆最集中的地区，历史上长时期被西方国家殖民，一直处在比较边缘化的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把非洲放在重要位置，“中方始终主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非洲的事情应该由非洲人说了算”。
（四）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全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世界人民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切身利益。因此，全球治理不是一国或几方的事，而是大家的事；不可能由一国或几方治理好，而需要由各国群策群力；其治理成果不能由一国或几方独享，而必须由世界人民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共商共建共享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商是前提，共建是关键，共享是目的。习近平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国际规则冠以“国际”的名义，实质却是西方规则、大国规则，其后果必然是世界的无序与混乱。现行国际规则仍然延续了不平等的惯性，按照新的准则进行改革已经提上议事议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而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
三、重塑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
价值理念是一种价值思想或价值观念，属于思想意识层面的范畴。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同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以一种规范的方式作用和影响全球治理，其区别在于价值原则是以强制性的方式影响全球治理，是硬约束；而价值理念则是以非强制性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全球治理，是软约束。尽管价值理念具有非强制性，但是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却不可低估。不同的价值理念往往导致截然不同的治理结局，有的价值理念同价值原则不可截然分开。比如共商共建共享既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也是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具有推动全球治理的综合性功能。习近平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不仅从价值原则的角度而且从价值理念的角度论述了共商共建共享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价值。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必须与时俱进，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价值理念更需更新和重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五种全球治理的崭新价值理念。
（一）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历史发展到后工业化和后现代时期，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创新发展理念以促进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发展理念正逢其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新发展理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经济赤字鸿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冲破市场壁垒、共享全球治理成果。要以新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安全理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狭隘的传统安全观助长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仅仅关注自身安全而忽视别国安全的势头，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使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更无法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对别国的动荡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最终会影响自身的安全。因此，为了自身的安全同样需要维护别国的安全，要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走出狭隘的安全误区，克服传统安全观的短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整体安全观。世界安全形势变了，全球治理的安全价值理念也要有所变化和更新。
（三）合作理念：开放、融通、互利、共赢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极大地消解和弱化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的个性与特色，世界性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已经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繁荣、安全、绿色、有序、共享，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为共同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球化时代离不开竞争，也少不了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不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弘扬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抛弃你赢我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树立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这些合作理念都有利于更好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要“超越疆域局限和人为藩篱，集全球之智，克共性难题，让创新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四）文明理念：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使世界春意盎然。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和文化，每一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风雨积淀而成的，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都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种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封闭，要融合不要隔离，这是全球治理的全新理念。实质上，“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五）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
面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问题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全球治理的种种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中国主张遇到分歧通过协商解决，不搞小圈子，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国际力量还在深刻调整之中，国际格局处在深刻变化之中，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都很大。正因为如此，全球治理就更应该倡导民主精神，加强协商对话，体现平等原则，求得广泛共识。
四、开辟全球治理的价值路径
为破解全球治理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世界难题，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曾进行过探索，但是都没有跳出世界之乱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适应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开创了全球治理的价值路径。
（一）发挥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引领性作用
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内的全球治理框架，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之治的实践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其权威性却受到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随意退出国际组织而不担当大国责任的现象多次出现。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还要不要维护其权威?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肯定回答：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仍然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其所主张的多边主义代表了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引领性作用，应该争取有更多的新作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的期望，肩负着诸多重大使命。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解决全球性难题和挑战，需要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携手努力。联合国要抓住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要“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引导作用”，在反恐和网络等问题上，明辨是非，积极作为，讲规则、讲主权、讲透明，实现共同治理。
（二）发挥各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
全球治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不能依靠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而需要依靠世界人民和一切国家与民族。各国政府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必须克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无所作为的思想，必须调整坐山观虎斗与幸灾乐祸的心态，充分发挥各国政府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开辟了实践路径。习近平指出：“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兼顾当前和长远，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中国是这样倡议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中国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仅是权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三）发挥国际规章制度的关键性作用
国际规章制度是依据法定程序而制定的，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和权威性，在全球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际规则为基本遵循，注重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同的角度倡议全球治理要发挥国际规则的关键性作用，在国际贸易方面，强调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在世界网络治理方面，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世界安全治理方面，强调要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其合作纲要，扎实推进核安全工作机制化、法制化。
（四）发挥公共产品的基础性作用
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公共产品都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是治理的稀缺资源，全球治理更需要有效的平台和丰富的公共产品作为支撑。在全球治理中，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也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强调要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以推进全球治理，设计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地区治理的公共产品，必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责任编校：马纯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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