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杂志

【特稿】刘建武丨毛泽东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刘建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要：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的关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不是偶然的，是同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和不懈奋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长期思考和不断探索的必然结果，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体系，从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坚持“两个务必”、实现自我净化和防范“糖弹”攻击等方面，深刻揭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思路，创造性地指出了一条避免“兴勃亡忽”、永葆长治久安的正确道路。“第一个答案”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周期率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大影响和深刻启示。关键词：毛泽东；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原文出处：刘建武.毛泽东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J]求索,2024(1):17-26.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毛泽东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百余年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和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深刻认识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探索及影响，对全面把握百余年来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探索历程和伟大成果，准确理解“两个答案”的科学内涵和内在联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形成背景和主要依据历史周期率问题，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包括农民起义军所无法摆脱的宿命。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于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周期率特别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是高度关注的，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自觉。“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1945年7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给出了如上肯定回答，并且指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因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地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明确答案，绝非偶然，是同他长期的关注和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我们党对这一重大问题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一）“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而奋斗的实践中形成的从根本上而言，历史上之所以无法摆脱周期率的魔咒，当政者与人民大众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以及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统治和压迫多数人的专制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本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从而明确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响亮地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主张。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中央苏区成立的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对于工农是广大的民主”，其任务就是“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针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民主对于中国人是急需的而不是多余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践，则使延安成为了当时人们向往的“民主圣地”。正是经过从工农民主到人民民主、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民主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政治实现了由专制集权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亿万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变，从而也在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周期率存在的政治基础和历史条件。（二）“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不断推进人民监督的实践中形成的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切实做到公权公用和防止公权私用。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监督工作，从党的一大纲领规定的要对党的工作进行“最严格的监督”到党的七大对设立“党的监察机关”的专门规定，从中央苏区设立的方便人民群众对苏维埃工作进行批评和监督的“工农通讯员”“检举突击队”“轻骑队”到陕甘宁边区“三三制”原则基础上的参议会制度，从1928年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到1949年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等等，表明监督工作一直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监督工作，而且对于如何开展监督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一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1934年1月，他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1937年10月，全面抗日爆发初期，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鲜明指出共产党员应接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应该成为在各级政府中“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942年3月，毛泽东在谈及党外人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和干部，党外人员“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另一方面，毛泽东特别重视各种监督的合力作用。他强调在监督的过程中，既要进行上下监督，也要进行内外监督，要做到“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他说：“我们的毛病还很多。……。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正是有了长期开展监督的实践探索和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才会在“窑洞对”时，充满自信地给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答案。（三）“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依靠自身力量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之所以会在历史上形成治乱兴衰的周期率，究其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好自身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切实做到依靠自身力量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呢?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革命的办法。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从党的三大提出开展“批评”和党的领导人带头检讨缺点错误到党的六大明确提出在党内进行“自我批评”的要求，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到延安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表明我们党从成立开始，就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去尘洗灰、治病疗伤的重要手段和武器。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畏惧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检讨工作并在其中推广民主作风，“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还说，“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即是在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正是因为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革命的法宝和武器，我们才能够避免历史上那种因对自身问题和错误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甚至讳疾忌医、文过饰非而深陷泥潭又无法自拔的悲剧的发生，这也是毛泽东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民主新路”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依据。（四）“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的实践中形成的在历史上，骄傲自满、精神懈怠往往是导致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黄炎培在“窑洞对”中讲到这种因骄而败的情况时颇有感触地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其实，对于如何防止因骄傲而导致失败的问题，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思考，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党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导致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1938年的失败和损失，毛泽东认为都是同党内“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告诫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1944年春，当他看到苏联剧作家写的反映因胜利而导致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现象的剧本《前线》时，要求全党全军要从《前线》剧本中汲取因骄傲自满而导致失败的深刻教训。与此同时，他还对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予以高度关注，认为其对防止骄傲自满情绪、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要求《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而且列为全党整风文件，其目的就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他还致信郭沫若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建议他再“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警惕因为胜利在党内可能滋长出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以及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同时还要警惕会出现“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而打败仗的问题，“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正是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戒骄戒躁的高度自觉，我们党才始终保持着不断向前的顽强意志和旺盛活力。由此可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着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习近平明确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然而有学者认为，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一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就给予了高度关注，而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则始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同黄炎培的对话，强调是黄炎培在窑洞对中率先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从此，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还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开始于1940年6月同陈嘉庚在延安的谈话、“豁然开朗”于1944年3月看到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完成于“窑洞对”中对黄炎培谈话所触发的“灵感”，是“黄炎培的‘窑洞对’，促发了毛泽东的灵感，让毛泽东有了完整的答案”。显然，这些说法是片面的、主观的，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需要注意的是，既不能把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主动思考和探索简单地看作一个完全受外力作用而产生的被动过程，也不能将实际探索答案的时间与给出答案的时间混为一谈。如果没有长期不懈地主动探索和思考，毛泽东不可能在窑洞对话中随口就给出有关探索的具体答案，答案是长期思考和探索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灵机一动的主观想象。“探索”是主动作为，“给出”是瓜熟蒂落；“探索”是十月怀胎，“给出”是一朝分娩。二、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基本内涵与鲜明指向如何对“第一个答案”的内涵进行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概括，是必须首先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对“第一个答案”的内涵的表述多达10余种。有“人民监督”“人民监督政府”“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新路”“民主”“民主监督”“民主新路”“民主之路”以及“窑洞对”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与人们对黄炎培当年所记述的他同毛泽东窑洞谈话内容的理解有关，也与今天人们对“两个答案”相互关系的认识有关。笔者认为，要完整准确地把握“第一个答案”的深刻内涵，既要看黄炎培的记述，也要看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我们党的具体实践。首先，对毛泽东所说的跳出历史周期率“民主新路”（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个答案”）的具体内涵，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所作的“57个字”的表述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因为当时两人对话的一些具体内容，除了黄炎培这个极其简要的记述之外，再也无从查考。其次，还应该看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一贯探索和实践。从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思考和探索的实践来看，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有着比黄炎培所说的“57个字”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是一个包括了从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坚持“两个务必”、实现自我净化和防范“糖弹”攻击的完整体系。形成了一个以“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来避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接受监督来避免“官怠宦成”、以“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来避免“求荣取辱”、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净化来避免“积恶成祸”和以“进京赶考”的高度清醒来防范“糖衣炮弹”攻击的系统思路，从而构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民主新路”的完整内涵。只有把黄炎培的记述与毛泽东及我们党的探索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对“第一个答案”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综合来看，“第一个答案”所回答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思路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以“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来避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悲剧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由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就表面而言是偶然性在起作用，但是“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与能否出现所谓的“贤君明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这只是历史的表象。在其内部起支配作用的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制度，是当政者与人民大众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当政者与老百姓的对立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实现由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长期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不合理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的新制度。人民民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只有这样一种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循环上演的社会历史条件，才真正找到了破解“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症结和钥匙。（二）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人民监督来避免“官怠宦成”的现象古语有云：“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历史上因为松散懈怠而导致国亡家破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个政权在经过励精图治和有所成就之后，往往会因为年深月久或是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渐渐地放松警惕，惰性发作而慵散懈怠下来，从而最终走上了失败没落的不归之路。这就是黄炎培在“窑洞对”中所说的“官怠宦成”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从根本上来说，只有靠监督和制度，才能防止出现历史上那种因为执掌政权后滋生的思想涣散、精神懈怠、腐败丛生和贪图享乐而导致最终失败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毛主席同黄炎培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在我们国家，人民赋予了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领导干部是积极上进、担当作为，还是尸位素餐、懒散无为，当然离不开人民的监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需要人民的监督，只有通过监督，才能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风气，才能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积极性创造性，从而避免“官怠宦成”的现象。（三）以“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来避免“求荣取辱”的问题黄炎培在窑洞对话时所说的“求荣取辱”问题，是同历史上那些因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和“个人功业欲”导致的事与愿违、弄巧成拙而最终归于失败的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因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而导致失败的深刻教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指出：“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他还强调：“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防止因急躁情绪而导致失败即黄炎培所说的“求荣取辱”的问题，关键是要做到“两个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近平对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其“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可以说，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密，就是对“窑洞对”中所提出的“求荣取辱”问题作出的鲜明回答。（四）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净化来避免“积患成祸”的危险古人说：“为小恶者，如积小以成大；从微至著，为一恶以至于万恶。”这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古今中外政权演变的规律表明，任何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小错到大难的过程。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治，久而久之，必然会积重难返。我们党的英明和伟大，不在于会不会犯错误、会不会受到外部灰尘和污垢的侵袭，而在于如何通过自身的力量及时地纠正错误和排除干扰，做到防患于未然。在现实生活中，党员的思想和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不可避免地会沾染各种污垢和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的办法就是及时进行打扫和洗涤。毛泽东说，“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打扫”和“洗涤”的方法就是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七大审议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实践证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洗尘除垢防微杜渐的基本方法和最大法宝。正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革命的方法，及时解决了党自身可能存在的毛病和问题，做到了“消祸于未萌”“治乱于未乱”。（五）以“进京赶考”的政治自觉来防范“糖衣炮弹”的攻击所谓糖衣炮弹，就是用糖衣裹起来的炮弹，指的是敌对势力在武力进攻失败和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更具有隐蔽性的、使人更容易麻痹的攻击性手段，目的就是试图通过以吹捧、拉拢、诱惑、腐蚀等各种办法来瓦解执政的根基和改变政权的性质。历史上通过糖衣炮弹的进攻，使政权颠覆或性质发生变化而导致最终失败的例子并不鲜见。习近平指出：“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在我们党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对敌人可能使用糖衣炮弹手段进攻的问题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警告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同时，他还向党内及时提出了六条规定，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并向全党提出了“赶考”的使命。实践说明，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及实现长期执政的“赶考”，关键就在于把加强自身建设与防范糖衣炮弹进攻统一起来，始终保持“赶考”的政治清醒和高度自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意乱情迷、骄奢淫逸，才能防止在敌人的糖衣炮弹攻击面前败下阵来。“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完整的体系，从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坚持“两个务必”、实现自我净化和防范“糖衣炮弹”攻击等方面，不仅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了周期率循环上演的社会历史条件，还创造性地指明了一条永葆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的正确道路，深刻揭示了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内在要求和实践路径，把对破解这一历史难题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在讲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伟大探索的深刻影响时说：“中国革命胜利时，我们党向领导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我们党要继续长期执政，也离不开这三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抓的工作，概括起来也是在这三点上进行努力。”实际上，这三点也是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深刻内涵的一个重要诠释。三、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深刻启示及重大影响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基础上形成的重大成果，提供了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开辟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形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系列重要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深刻的启迪和重大的影响。（一）把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始终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在影响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多种复杂关系中，必然会有一个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任何一个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前提是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发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只有组织起来、团结奋斗才能实现的。毛泽东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组织和团结起来，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力。“第一个答案”告诉我们，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脱离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不可能脱离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把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也是我们能够最终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据和底气。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二）把接受人民监督与勇于自我革命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自觉把接受人民监督与勇于自我革命统一起来。一是要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把自己的一切都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二是要勇于自我革命，用自我革命的办法来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把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有机统一起来，时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必然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三）把及时发现问题与及时解决问题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对自身存在问题的高度警觉和清醒不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政党来说，有缺点和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错误和问题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从而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最后演化成不可挽回的败局。实践证明，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正视问题，就能够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但是回避问题和掩盖问题，就必然会把小问题演化成大问题。可以说，不隐瞒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掩盖错误，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么大一个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习近平指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觉。（四）把不懈奋斗与谦虚谨慎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不懈奋斗的顽强意志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党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也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一方面，要始终保持永不懈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党是在不懈奋斗、英勇奋斗中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色，毛泽东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征程上，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繁重的，遇到的艰难险阻是前所未有的，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做到自谦而不自大、自信而不自满，不论取得多大的胜利，我们都没有骄傲的理由，任何停顿下来、不求进取的情绪都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把不懈奋斗和谦虚谨慎有机地统一起来，就能够始终以勇往直前的姿态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五）把“第一个答案”与“第二个答案”统一起来，始终不渝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深邃思想和光辉实践，科学回答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成果，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是内在统一的，这种内在统一性首先体现在两者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探索所贯穿的根本问题始终是一以贯之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两个答案”都是在回答和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两个答案”内在一致性的基础。那么，为什么在面对同样一张试卷或是同样一个考题的时候，给出的却又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两个答案”?这是因为，无论是“第一个答案”还是“第二个答案”，都反映了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认识和实践不断前进的发展轨迹，是我们党对同一问题在持续探索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产物，是我们党随着探索进程的不断深化而得出的，是与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探索的历史进程、内在规律和成功道路紧密相联的。我们党长期奋斗的实践表明，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的探索从来不是分头推进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毛泽东在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时，自然地包含着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习近平在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时，自然地包含着接受人民监督的内容。“两个答案”始终是一个同心同向同频的互动过程，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个道理，才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两个答案”的内在一致性。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把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和根本经验。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有的学者把“推进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这“两个答案”看作是“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内因”与“外因”、“自律”与“他律”的关系，认为毛泽东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样一个答案，“聚焦点是加强外在的约束，监督的直接意思就是靠他人来管住自己”，明确提出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解决的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因问题和外部条件；“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教训汲取者、理性反思者，倾向于从现有统治集团以外的其他行动主体的角度分析影响政权兴衰的决定性力量”，以及“借助人民群众的外部压力推动执政党启动自我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和改正自身错误”；等等。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探索成果归结为只是解决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因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把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接受人民监督、勇于自我革命这个同心同向、协调共进“两个答案”，看作是相悖相离、制约对抗的关系，也是不正确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只存在接受人民监督与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关系，而不存在借助人民监督的“外在压力”被迫产生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我们党一直以来长期关注、高度重视和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我们要深刻认识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探索和影响，全面把握百余年来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探索历程和伟大成果，准确理解“第一个答案”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周期率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两个答案”的科学内涵和内在联系。我们党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进程中虽然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优异成绩，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习近平指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大考永远在路上。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我们一定能够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不断交出人民满意的新答卷。责任编校：马纯红END具体内容以期刊纸质版为准。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2月7日下午 8:03

其他

【专题】王学斌丨“第二个结合”的涵育历程、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考察

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摘要：《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逻辑关联等问题给出了明确而深邃的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由“贯通、融通”到“五层内涵”的发展过程，脉络至为清晰。“第二个结合”的五个方面核心要义是一个丰富而严密的逻辑体系。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需要从文明演进与交融、理论创新与构建的宏阔视野中把握其内在逻辑。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文出处：王学斌.“第二个结合”的涵育历程、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考察[J]求索,2023(6):37-44.一、引言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三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悉心梳理与把握讲话精神可以发现，这三个重要问题一脉相承、层层递进：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论述，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擘画了清晰长远的行动指南。《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对“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逻辑关联等作出了明确而深邃的阐释。回顾新时代以来“第二个结合”的涵育历程，分析其核心要义，把握其内在逻辑，有助于系统理解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二、“第二个结合”的涵育历程“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的这一论断，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重要意义。回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可以看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由“贯通、融通”到“五层内涵”。（一）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2012年12月，在党的十八大后的首次离京考察中，习近平强调要传承和弘扬“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013年，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些重要论述点明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固本铸魂的基础性地位，论述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对此，习近平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从时间上来看，“两创”方针首先被用于阐述如何对待中华传统美德。2013年12月，习近平指出，夯实文化建设根基需要从思想道德抓起，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此后，“两创”方针的对象逐步扩大，从中华传统美德扩展到整个中华文明。2016年5月，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座谈时，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报告，意味着这一理论与实践路径趋于成熟。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愈加深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关联格外受到重视。习近平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此后，习近平又相继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等重要论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精髓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强调的党性修养结合起来。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学术界提出了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破解近代以来缠绕已久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更高要求。此后，习近平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引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就是由于其与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内容有着内在契合之处，指出“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及二者相结合的必要性。2021年3月，在朱熹园考察时，习近平提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作为理论创新重大成果的“第二个结合”呼之欲出。（二）由“贯通、融通”到“五层内涵”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宝贵产物，还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结晶。此后，习近平站在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高度，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守正，即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即通过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等各界一道集思广益、系统集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进一步有机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一论述，指明了“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即贯通与融通。所谓“贯通”，主要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科学真理与文化根脉的水乳交融；所谓“融通”，则更多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融通不仅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关联，还需接续古今，充分挖掘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体性跨越。“第二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又一次重大创获，加深了我们对历史、规律、前途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开创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2022年10月28日，在考察殷墟遗址时，习近平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这就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作用又向前推进了一层。更需注意的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彼此契合”是前提条件，“互相成就”明确了最终成果，“筑牢了道路根基”指明了行进方向，“又一次思想解放”意味着理论和制度创新空间的扩大，“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印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决定性意义。总体来看，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由“贯通、融通”到“五层内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涵育“第二个结合”的过程历历可见，脉络至为清晰。三、“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所揭示的“第二个结合”的五个方面核心要义是一个丰富而严密的逻辑体系。彼此间既是步步深入的意蕴递进，形成了一种层次分明的思想脉络，同时又是相互作用的深度嵌套，构建了一种化于一炉的理论工具。（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不是生搬硬套，否则注定造成方凿圆枘，亦不是排列组合，如此必将流于形似神异，而是至少包含下列三层内容。其一，“彼此契合”的前提是承认双方的“异”，发掘二者的“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产生于悬殊的时代背景，属于两种思想文化系统。马克思汲取了“人类知识的总和”并加以整合融汇，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所内生而成的诸多精髓，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就应对世界性问题而言，亦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华文明一直以开放与包容示人，这注定了其不用单一文化取代多元文化，而是似百川成海般汇聚文化共识，具备了化解文明争议，吸纳外来文化的胸怀与能力，恰如许倬云所言，“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马克思主义一旦进入中国，被先进人士所掌握与运用，就迅速呈现出万钧之力，激活了既有的中华文化，并促使其实现故物重光。其二，“彼此契合”的态度是结合双方的主体对等。细细梳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相遇与碰撞，“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论调先后粉墨登场，然而这些理论不仅没有帮助中华文明迎来新生，反而加剧了国人的焦虑与迷茫，中国思想文化界陷于深深的“古今中西之争”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主体并不是对等的，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东来，欲图侵占中华文化的原有版图，并渐生取而代之、整体消灭之心，何谈结合，何以结合?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两大思想文化主体的平等对话、对等融汇，化解了长期以来文化问题中时间上的古今错位、空间上的中西对立。其三，“彼此契合”的实现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人。“第二个结合”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亦非你死我活的竞争替代，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既善于发掘契合之处，为科学理论深深扎根中国筑牢基石，又善于发明传统，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古老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创造条件。（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互相成就意味着结合的两大主体在复杂而深刻的创造与转型中取长补短、实现超越。这种意义上“结合”既不能是简单数量叠加的“物理反应”，也不是推倒重来的“虚无主义”，而是经过一次次碰撞、互动、会通而实现螺旋式上升后的血肉相连、水乳交融，乃至基因重组，从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深刻把握“互相成就”这一主题，大致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要深谙“互相成就”的具体条件。回顾人类文明史，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另一个文明体内获得较快发展，甚至在短时间内与本土文化相互融通进而跻身主流位置，必然需要具备如下因素。第一，该文化自身必须是一种优质文化，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革命性与对话能力；第二，与外来文化相接触的本土文化已经渐渐不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态势，亟待更新和转型，并且这种更新和转型仅仅依靠其自身力量难以实现；第三，该外来文化绝非要替代或消灭本土文化，而是与之融合，完成原有文化的新陈代谢，同时保存原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和宝贵元素，并与之深相贯通，实现深层次和高层次的本土化转换。换句话说，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外来文化的民族化转换是一个同时发生、相向而行的同步过程。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引入中国，以真理的力量重振了古老文明的恒久活力，中华文明走出了“山重水复疑无路”，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其次，要明确“互相成就”的实现过程。按照文明交融的一般情形，本土化即外来文化进入一种新的文化圈后，经过长时段全局性的融通、结合以至同化后重新形成的一种带有深刻本土化烙印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亦复如此，其通过层层深入的“化”的阶段，最终渐入佳境，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展开讲，主要包括四个层次。先是载体的中国化，即通过传媒、书籍、物质与人的传播与发展；接着是符号的中国化，即经过中国学者的翻译与校释，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变得易于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实际上已开启了不同文化间会通的进程；再次是阐释的中国化，即中国学者使用本国语言和文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符合中国思维方式、现实需求和文化习惯的解释与研究，逐渐使得其成为“中国的”；最后是实践的“中国化”，即运用已经初步或达到某种程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所遭遇的实际问题，并在具体实践中越使用越结合，从而促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令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日益充实丰盈，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愈发日新月异，其所形塑的中国风格与气派亦与日俱增、倍加鲜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正如习近平所说：“‘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行稳致远，必须深深扎根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文明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许多思想和理念，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恒久时代价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必然结果，并非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既有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活力，从而在“两创”方针指引下，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作为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第二个结合”为我们科学对待外来真理与自身文明的关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一方面，“第二个结合”让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思想的引领性和文化的主动权，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自古以来，中国在其独特的空间、时间与历史境遇中形成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商周时代，礼乐文明逐渐发达，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奠定了文化基础。西汉时期，大一统被认为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一部中国史，大一统从未退场，杨向奎将其描述为“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现代中国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而是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应了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正是对中华文化突出的统一性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来看，一部党史就是一场持续不断地解放思想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渐趋深入的过程。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实质性地介入中国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条件和思想氛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在学理和行动上清算了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促成了这种结合的更加深化和自觉，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尤其是问世于此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深刻地揭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意义，也体现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成了全国范围的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历史准备，从而使改革开放提上日程并付诸实践。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都与思想大解放密不可分。就理论与制度创新的实际情况而言，要想真正实现大的理论突破与制度构建，必须开启深层次的解放思想。基于此，我们应当从较为广泛和长远的视野来理解“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在实现强国复兴的愿景中，要时刻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反思以往那些习以为常但已落后于时代和实践要求的观念、做法，不被成见所局限束缚，不因陈规而裹足不前，以敏锐的理论意识、勇毅的开拓精神打开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及时提炼中国道理，不断总结中国经验，持续创新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党的理论、制度等各领域的创新。（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稳固的文化主体性，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有强大的文化引领力，才能树立本民族主流的文化形态；有强烈的凝聚力，才能通过文化的力量与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塑造一个民族牢固的共同体意识；有深厚的文化塑造力，才能因时因势不断与优质的外来文化相交流融汇，让自身文明与时偕行、生生不已；有深远的文化辐射力，才能构筑其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在坚守本国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本国形象。四方面各司其职，又有机地内聚为一体。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文化主体性若是缺位，就难以有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更不可能沿着中国道路奋勇前行。具备坚定的文化主体性，意味着内生出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自醒与自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绝非凭空而来，其夯实与强健的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中华儿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扬弃、对革命文化珍视弘扬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深化。在此基础上，我们积极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而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文化主体性便油然而生。作为“两个结合”光辉典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体现了这一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是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根本遵循。四、“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只有立足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除了梳理其涵育过程，还需从文明演进与交融、理论创新与构建的宏阔视野中把握其内在逻辑。（一）中华文明自我演进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诸多独特的文化基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第一，五个突出特性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用“从根本上决定了”来说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可知，较之其他诸多特性，五个突出特性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本质根性与历史走向最内在的属性。第二，五个突出特性之间不是平面区隔的关系，而是共同形成了立体有机的特质网络，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是我们认识中国的时间依据，“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是我们辨识文明的空间坐标。“统一性”与“连续性”内在同构，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在广袤的空间疆域内，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充分地交往交流交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是推进文明更新的动力，“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是拓展文明内蕴的路径。五个突出特性如同蕴藏在生命体中的基因一般，既各具特色，又内在聚合。绵延不绝源于创新不已，达致中和且包容万象。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将高度契合性作为聚焦点，将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创生点，将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作为立足点，将经由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而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作为着力点，将巩固文化主体性作为关键点。（二）中西文化交融的善果“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文明自我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文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进程有着极为深邃的历史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互动、会通、交锋乃至融合，最终达致最高阶段而生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形态和思想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是从深厚的欧洲文化积累中脱颖而出，直接或间接吸收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全人类一切思想和文化的优秀养分，可以说是携带着由全人类集成的千年智慧进入东方的，倘若从中华文明吸纳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动态互动，形成了一整套“格义”与“反向格义”、“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援中释西”与“援西入中”等阐释模式与理解态度。揆诸中西文明交流的初期历史，中国文化传入西方之后对近代欧洲的影响大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的波澜。中国文化元素进入欧洲思想界，是通过德、法、英三国著名学人而实现的，“一条是由莱布尼兹经由培尔到休谟，另一条则是由魁奈经过亚当·斯密到休谟”。中华文化在斯宾诺莎、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等人的学术资源谱系中都留下了或浅或深、或隐或现的痕迹。进而言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中华文明，都经历着中西思想文化大变局的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这一幕文明合奏大戏的高潮，代表着由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农耕文明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转变。（三）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制度创新的硕果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又深入推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行统一观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矛盾”“相反相成”等概念范畴阐释唯物辩证法，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涵，又带着鲜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风格，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文化思想精髓的深度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意义。习近平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同时，更应接续以往，深入到中华文明的内在机理中进行更高层级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往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理论和制度创新孜孜以求而结出的硕果。五、结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术界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与理解，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与胸怀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责任编校：马延炜）END具体内容以期刊纸质版为准。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2023年12月4日

其他

【专题】张明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

张明，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处理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辩证关系，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是根基，锚定了当代中国文化前进的正确航向；坚持从文化的深厚历史纵深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夯实了“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拓展人类文明新图景提供了根本途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在实践层面不仅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了坚实的精神力量支撑，更具有强烈的世界视野、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中国道路；文明叙事原文出处：张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J]求索,2023(6):22-28.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文化的力量熔铸于民族前进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的能动作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特别是新时代中，始终注重文化前进的正确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文化在凝聚价值共识、形成历史合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始终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正确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条件下，特别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态势不断增强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文化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原创性观点、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内涵丰富且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不同因素可能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加以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关涉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要素，共同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上述三要素以一定的逻辑关系加以陈列，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发挥着不同的理论功用，共同塑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理论面相及其内部逻辑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挥了“魂脉”作用，塑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底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现实土壤，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根脉”作用，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赋予当代中国文化鲜明的理论底色。文化作为意识能动反映的重要表征，如何衡量其地位和作用构成了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其中，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此问题上走向了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反对文化的能动性作用，另一种则是以抽象极端化方式片面发展了文化的能动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此问题上，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始终强调从现实经济政治的制约性出发理解作为其反映形式的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文化的能动性甚至在一定条件上的决定性作用，又表达了充分尊重和高度肯定。“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始终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理解文化的产生机制及其历史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规定性。对此，毛泽东总结说：“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基础上的产物，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属性和基本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明确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进步的基本方向，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发展方向，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为鲜明的理论底色。诸如，在推动文化工作发展方向问题上，习近平明确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在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上述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论述，深刻折射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指导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二，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现实成就，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推动文化发展不是在封闭书斋中的单纯思辨活动，现实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不竭源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把握文化在推进民族复兴历史征程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性作用，就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观点、推进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探索。诸如，明确提出文化自信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根基，进一步强调文化自信对于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价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上述现实实践层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显著成就和丰富经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生成的现实根基。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高度对上述丰富经验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提升，才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性认识，进而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库中汲取理论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塑造了中国人内在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概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概念和话语载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中，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民族性因素始终是彰显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性的鲜明特色。例如，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性建构中，“民族的”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不可或缺重要作用，强调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资源宝库中发掘有益因素服务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有益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合理因子，实现了从形式支撑到内容供给的有机统一。所谓形式支撑，就是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诸多概念表达，经过现代的形式改造与创新，将其用以阐释新时代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所谓内容供给，就是将传统文化中诸多有益因子置于现代生产之上，使其与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化相贯通，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其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进一步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及其连续性内在支撑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并使其不断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不断催生新的文化生命体中丰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系统性认识和总结，涉及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体系。当前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需要全面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目前，国内学界已经开始集中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特别是系统全面梳理这一思想的主干内容，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于现有研究成果，透过表层内涵以深入到观点背后的深层逻辑理路之中，进一步系统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特别是这一思想各组成部分之间以何种逻辑关系相互关联。从结构层面系统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是深入推进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研究的内在要求。第一，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特征。文化作为特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抽象反映，绝非是所谓纯粹无价值立场的中立性存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反映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表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条件的集中反映，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鲜明特色。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高度重视对文化的领导权，坚持文化发展为革命事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导向。例如，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之下的文化选择。毛泽东明确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进入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党的领导虚化、弱化、边缘化等问题，中国共产党明确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升到“极端重要的工作”的地位，将其摆在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高度加以把握，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比如，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等等。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在多元多变的思想文化交锋中掌握战略主动、保持战略定力的关键，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第二，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夯实中国道路的根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从直观层面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表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分领域的理论结晶。但是，从更加宽广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因其议题的深刻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又超越了单纯文化层面的限制而具有更加普遍的理论所指。换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在文化层面的系统化总结，对文化问题的重视、对文化议题的系统阐释，在本质上关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认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核心的理论问题，在本质上或许就是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认知问题。以往的一些论断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特别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出发理解走出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国外一些论断甚至因为“中国特色”的内在特殊性，错误地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人为割裂对立。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意识到：关于中国道路历史分期、来龙去脉等问题的争议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涉当代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政治问题。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探索相互否定，“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认识，被置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更加长时段的历史距离中加以综合审视。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以更加深远的历史距离审视把握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进一步提出中国道路不仅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中走出来的，更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连续性构成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特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生生不息，是塑造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更加深远更加本质的层面而言，是由坚定的文化自信所形塑的。习近平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5000多年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谱系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我们既具备了无比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前所未有夯实了“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特别是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精髓的“第二个结合”，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经由“第二个结合”所形成的现代新文化使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新文明的创造，使我们具备了在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更加深厚的历史纵深中思考“走自己的路”的文化基因问题，从根本上夯实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底气。第三，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彰显人类文明发展新图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深刻扎根中国大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理论结晶，同时也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人类文明发展走向“十字路口”的重要历史当口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产物。坚持胸怀天下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红线”。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着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浓厚的人类价值关怀，特别是在引领人类文明的全新走向上提出了诸多原创性思考。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和发展，从根本上都是以生产方式的重大革新为依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形式与之相适应。资产阶级在推进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中，催生了以启蒙和理性等为内核的现代文明对传统古老文明的更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逻辑既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巨大作用，即马克思主义所言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同时也恰恰因为资本使抽象成为统治的内在弊病，不可避免导致资本主义文明走向自身反面的“二律背反”，即以抽象的姿态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性内涵，人为抽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进而将其打扮为先验性的永恒存在，构筑了人类社会文明图景中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并非是回到书斋中的概念创造或文字转化，而是深刻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上。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上，同时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既遵循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彰显出立足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守正与创新、本土与世界的有机统一。这种新文明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协调性、包容性等特征，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抽象性与排他性，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图景。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路线图和任务书的战略谋划，更有超越文化层面而上升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性高度的前瞻性理论思考；既有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更有关于全人类文明走向的清晰擘画。因此，衡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需要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双重统一，即一方面要实现文化视角与超文化视角的有机统一，从更加宽广的视野综合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国立场与世界情怀的有机统一，从超越个别进而实现一般的维度出发，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第一，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文化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叙事、现代化叙事与文明叙事的逻辑统一。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并致力于通过推动现代化完成这一历史目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话语逻辑中，民族复兴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呈现出“一体两面”的有机统一关系。进入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关键时期，以“中国梦”等概念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凸显民族复兴叙事话语的重要性，并从文化和文明的视角重构了民族复兴叙事的话语逻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提出“文明蒙尘”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这意味着实现民族复兴不仅包括物质丰富，也包括文明复兴，从文明逻辑出发把握民族复兴叙事具备了更加宽广的理论空间。较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现代化和文明问题的阐释——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先进成果充分继承基础上的产物，其创造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理解被赋予了民族复兴的深刻意蕴。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备现代化实践的一般价值导向——推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升级，更因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具备现代化实践的特殊价值导向——承担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不仅遵循了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凸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求索民族复兴的强烈文化价值追求，深刻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的逻辑机制。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锚定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重要内容的理论规定，明确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辩证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两大维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拷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的“古今中西”问题。近代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全方位侵略，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遭受巨大历史性解构，如何从“文明蒙尘”中扭转文化发展的颓势，成为国人不断致力于求解的关键问题。在西式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强势逻辑下，中华文化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古今中西”矛盾和冲突。所谓“古今”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张力，而所谓“中西”则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近代仁人志士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系列探索，但都未能跳出“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梦魇。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通过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在今天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方案，为从根本上求解这一历史难题提供了全新思路。从“古今”维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确处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滋养，同时又不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西”维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地理平移和复制粘贴，而是在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充分继承和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第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为求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提供中国智慧。文明一词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野蛮相对立，特别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突飞猛进，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新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样态被冠以文明之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阐释了由资本所开辟的文明形态，“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性结构，但生产方式内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在本质上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缺陷，即巨大物质财富与文明失落之间的深刻矛盾，在文明表层包裹着原始野蛮的社会文化形式。“这种反抗性或界限，本身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二重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决定，这就造成了资本既创造文化，又以现代文明文化历史的形式毁灭了自身”。在资本逻辑的文明叙事之中，西方社会代表了人类由蒙昧走向启蒙、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唯一可能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被硬性划分为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的巨大分野甚至是对立。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文明叙事表征了对东方传统“文明”的巨大历史性超越，在那里，人类文明的图景只存在资本文明的唯一色调，广大后发国家通往所谓文明之路只存在西方唯一模式。“在这类现代性话语中，只存在一个故事，它是‘先进’国家/民族/文化领头的故事。只存在一种历史。空间性的现实重要性，多元叙述的可能性，都丧失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将本土文明的再造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密切关联，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坚决摒弃“文明冲突”“文明隔阂”“文明优越”的差序性文明理念，强调不同文明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在相互沟通包容、交流互鉴中共同丰富人类文明多元图景。并且，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新文明的创造并不是抽象的思辨活动，而是立足于现实客观的现代化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凸显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式现代化弊病的显著优越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提供了全新选择。（责任编校：马纯红）END具体内容以期刊纸质版为准。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2023年12月1日

其他

【马克思主义】周小毛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价值意涵

周小毛，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占据了全球治理的道义制高点，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释放出巨大的价值效应，为全球治理从世界之乱走向世界之治提供了中国方案。其中明确的全球治理价值目标，以建设“五个世界”描绘出全球治理所追求的理想蓝图，为全球治理走向提供价值引领；提出的全球治理价值原则，则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提出，以其强制性和权威性为国际社会在既定轨道上正常运转提供强有力保障；重塑的全球治理价值理念，以其非强制性和软约束性潜移默化影响全球治理效能；开辟的全球治理新路径，跳出世界之乱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适应了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价值；意涵原文出处：周小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价值意涵[J]求索,2023(5):35-41.全球治理是指以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而获取和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人类在遭受热战和冷战的煎熬之后，迫切期盼以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维护和平与发展，生活在有序、稳定和繁荣的状态之中。因此，全球治理历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现代以来，人类曾经探索和实践了多种全球治理模式，但既有的全球治理方案并非尽善尽美，其具体实施也阻力重重，如何治理全球仍然是世界性难题。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然而，世界并不太平，影响甚至威胁、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此起彼伏，通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险象环生，人类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全球治理的难度之大、挑战之多、过程之复杂前所未有。习近平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入思考全球治理问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引领世界之乱走向世界之治的全球治理价值，成为备受国际社会认可的全球治理新思路。从价值目标、价值原则、价值理念、价值路径等维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的价值意涵进行阐释，深刻分析其在全球治理中释放的巨大价值效应，能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提供价值指引。一、明确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全球治理所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描述了全球治理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具有凝聚治理力量、提振治理信心并提供判断和衡量治理成效尺度的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观察当今世界，深刻剖析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认识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认为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是合作还是对立、是开放还是封闭、是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的理性选择，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建设“五个世界”为价值目标引领全球治理走向。（一）致力于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是全球治理的基础，而贫穷落后、发展失衡则是世界之乱的重要因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不仅如此，解决问题的终极办法也在于发展，因为“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从政治学角度而言，社会财富与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三种情形：普遍贫穷时，社会相对稳定，社会处在低水平的有序状态；贫富悬殊时，社会动荡，社会处在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共同繁荣时，社会持续稳定，社会处在善治状态。面对当今世界发展的数字鸿沟和治理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从解决世界发展难题入手，追求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追求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内在逻辑统一基础上的共同进步，这样的目标追求无疑具有全球治理的重大价值。当前，各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新的经济体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显著上升，充分说明世界经济增长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发达国家，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然而，受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影响，逆全球化现象在近年有所抬头，打破了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平衡，使本来下行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全世界坚持开放导向、发展导向、包容导向、创新导向、规则导向，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交流互鉴、开辟增长源泉、完善全球治理。（二）致力于建设远离战争、持久和平的世界追求和平是人类的天性，越是饱受战争的苦难，就越是倍感和平的珍贵。然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国际社会一度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强势国家和民族一再以武力征服弱势国家和民族，侵略与被侵略、制裁与被制裁成为人类文明史中一幅极不和谐的图景。地区战争、局部战争、规模战争、世界战争总是打破世界力量的均势而破坏世界和平。为什么世界和平屡遭战争的破坏?就是因为战争的爆发归根到底是利益使然，只要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如若又采取非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利益冲突，战争这把达摩克利斯利剑就必然悬在和平的上空。两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悲剧，人类本应吸取深刻教训并维护世界和平。但是，战争却又以冷战的方式延续，军备竞赛、世界霸权争夺、局部战争等从未断绝，世界和平的基础依然脆弱。冷战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偃旗息鼓，旧的地缘政治热点尚未化解，新的地缘政治热点又不断出现，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的阴霾挥之不去。全球治理的任重道远，正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的现实逻辑。习近平强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世界持久和平并不会从天而降，也非唾手可得，需要世界人民共同争取、努力维护。面对世界之乱，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持久和平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把握解决矛盾的主动性、创新性，以协商沟通、平等对话的方法和理性平和、相互信任的态度来解决争端、化解分歧，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存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使热点降温、冲突缓和、对抗减少，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三）致力于建设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安全需要是人的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谋求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作为目标。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困惑。首先，“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其次，“安全应该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最后，“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正因为世界安全错综复杂，谋求安全就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核安全是一个关乎全局和长远的问题，谋求核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2014年，习近平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强调，要让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有机融合，各国要努力实现核安全目标。（四）致力于建设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近现代以来，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彼此分割的国家和区域相互关联，生产和消费日益国际化，任何国家都无法孤立于世界而生存，封闭被开放所取代，狭隘的国内分工让位于发达的国际分工，开放成为世界近现代史的关键词。开放具有全方位的意义，不仅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开放，而且是精神生产领域的开放，不仅是物质产品的交流，而且是精神产品的交流，任何形式的排他、保护、封闭都必然走向衰落。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为目标，主张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应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五）致力于建设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工业文明时代的高科技和社会化大生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丰富了社会产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也带来了环境和资源的巨大压力，空气污染、水污染、冰川化解、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等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无限制甚至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改善民生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致力于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倡导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二、提出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不能随意更改、擅自违背，更不能蓄意破坏。因此，世界各国共同遵循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原则，是确保国际社会在既定轨道正常运转的强有力保障。当前全球治理中，挑战原则的现象屡见不鲜，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一）主权独立的原则主权原则是国际准则的核心，也是构建国际关系的生命线。主权得到维护和尊重，世界就太平，而主权遭到践踏和破坏，天下必不安宁。人类社会在吃尽因破坏主权而导致战争的苦头之后逐步认识到尊重主权的价值与意义，理性地确立了主权原则，以此引导和规范国际关系的发展。回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主权原则历经数个世纪逐步深入人心。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主权独立的原则，习近平指出：“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中国素来主张把尊重主权同尊重领土完整有机结合起来，并把主权原则贯穿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中，自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所有国家进行友好合作，不断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二）公正合理的原则引发国际冲突和世界之乱的重要原因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实力即准则的传统思维长期左右国际社会，其惯性影响源远流长、积重难返。尽管联合国的建立使国际秩序逐步朝着更加理性和公正的方向发展，但是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现象仍然不绝于耳，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制度性话语权导致全球治理失衡、失序、失控的现象时有发生。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球治理要坚持公正合理的原则。现行国际秩序是在相关方相互妥协和博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应该在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秩序。参与全球治理的每个国家既要承担全球治理的义务，也要共享全球治理的红利，绝不可权责不匹配甚至倒挂。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公正合理作为全球治理必须遵循的准则，主张改革现行全球治理秩序中的不合理规则，“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三）平等互利的原则世界是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民族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追求平等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夙愿，如果人为地把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划分为三六九等，必将引发对立和冲突，埋下全球治理的隐患和祸根。比如，一度流行的“种族优越论”“民族优越论”“文化优先论”特别是近年出现的逆全球化倾向加剧了世界之乱，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究其根本，就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不平等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改革和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就要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让发展中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和原则。习近平多次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呼吁“在制定新规则时都要充分听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确保他们的发展空间”。比如，非洲是全世界大陆最集中的地区，历史上长时期被西方国家殖民，一直处在比较边缘化的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把非洲放在重要位置，“中方始终主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非洲的事情应该由非洲人说了算”。（四）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全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世界人民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切身利益。因此，全球治理不是一国或几方的事，而是大家的事；不可能由一国或几方治理好，而需要由各国群策群力；其治理成果不能由一国或几方独享，而必须由世界人民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共商共建共享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商是前提，共建是关键，共享是目的。习近平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国际规则冠以“国际”的名义，实质却是西方规则、大国规则，其后果必然是世界的无序与混乱。现行国际规则仍然延续了不平等的惯性，按照新的准则进行改革已经提上议事议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而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三、重塑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一种价值思想或价值观念，属于思想意识层面的范畴。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同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以一种规范的方式作用和影响全球治理，其区别在于价值原则是以强制性的方式影响全球治理，是硬约束；而价值理念则是以非强制性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全球治理，是软约束。尽管价值理念具有非强制性，但是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却不可低估。不同的价值理念往往导致截然不同的治理结局，有的价值理念同价值原则不可截然分开。比如共商共建共享既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也是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具有推动全球治理的综合性功能。习近平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不仅从价值原则的角度而且从价值理念的角度论述了共商共建共享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价值。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必须与时俱进，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价值理念更需更新和重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五种全球治理的崭新价值理念。（一）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历史发展到后工业化和后现代时期，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创新发展理念以促进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发展理念正逢其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新发展理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经济赤字鸿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冲破市场壁垒、共享全球治理成果。要以新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安全理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狭隘的传统安全观助长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仅仅关注自身安全而忽视别国安全的势头，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使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更无法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对别国的动荡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最终会影响自身的安全。因此，为了自身的安全同样需要维护别国的安全，要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走出狭隘的安全误区，克服传统安全观的短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整体安全观。世界安全形势变了，全球治理的安全价值理念也要有所变化和更新。（三）合作理念：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极大地消解和弱化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的个性与特色，世界性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已经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繁荣、安全、绿色、有序、共享，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为共同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球化时代离不开竞争，也少不了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不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弘扬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抛弃你赢我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树立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这些合作理念都有利于更好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要“超越疆域局限和人为藩篱，集全球之智，克共性难题，让创新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四）文明理念：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使世界春意盎然。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和文化，每一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风雨积淀而成的，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都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种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封闭，要融合不要隔离，这是全球治理的全新理念。实质上，“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五）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面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问题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全球治理的种种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中国主张遇到分歧通过协商解决，不搞小圈子，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国际力量还在深刻调整之中，国际格局处在深刻变化之中，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都很大。正因为如此，全球治理就更应该倡导民主精神，加强协商对话，体现平等原则，求得广泛共识。四、开辟全球治理的价值路径为破解全球治理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世界难题，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曾进行过探索，但是都没有跳出世界之乱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适应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开创了全球治理的价值路径。（一）发挥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引领性作用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内的全球治理框架，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之治的实践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其权威性却受到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随意退出国际组织而不担当大国责任的现象多次出现。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还要不要维护其权威?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肯定回答：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仍然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其所主张的多边主义代表了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引领性作用，应该争取有更多的新作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的期望，肩负着诸多重大使命。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解决全球性难题和挑战，需要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携手努力。联合国要抓住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要“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引导作用”，在反恐和网络等问题上，明辨是非，积极作为，讲规则、讲主权、讲透明，实现共同治理。（二）发挥各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全球治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不能依靠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而需要依靠世界人民和一切国家与民族。各国政府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必须克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无所作为的思想，必须调整坐山观虎斗与幸灾乐祸的心态，充分发挥各国政府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开辟了实践路径。习近平指出：“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兼顾当前和长远，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中国是这样倡议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中国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仅是权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三）发挥国际规章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国际规章制度是依据法定程序而制定的，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和权威性，在全球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际规则为基本遵循，注重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同的角度倡议全球治理要发挥国际规则的关键性作用，在国际贸易方面，强调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在世界网络治理方面，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世界安全治理方面，强调要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其合作纲要，扎实推进核安全工作机制化、法制化。（四）发挥公共产品的基础性作用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公共产品都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是治理的稀缺资源，全球治理更需要有效的平台和丰富的公共产品作为支撑。在全球治理中，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也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强调要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以推进全球治理，设计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地区治理的公共产品，必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责任编校：马纯红）END具体内容以期刊纸质版为准。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2023年10月10日

其他

【马克思主义】谢迪斌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

谢迪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有着深刻理论逻辑和突出现实需要：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在具有鲜明实践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基础上；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在具有突出实践导向的新时代伟大实践经验基础上；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实践提供指导。关键词：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文出处：谢迪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J]求索,2023(4):34-42.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六个方面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重要理论特征之一，就是有着鲜明的实践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总结过去实践成就和经验的需要，也是更好推进未来实践和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要求所决定的，也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务实求是精神为基础的。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深刻理解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要求的理论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就的现实逻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未来逻辑来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从理论、现实与未来的三维逻辑上，才能全面理解“六个必须坚持”所蕴含的实践意义，才能更加自觉地用“六个必须坚持”指导和引领新时代的实践行动。研究和阐释“六个必须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对全面理解、准确把握、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指导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科学理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实践行动提供思路和行动，它不是一般性的抽象阐释和空泛言说，而是提供现实问题解决方案的原则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确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中间环节，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具有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唯心主义，忽视了客观规律的实在约束作用，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作用；二是机械唯物主义，忽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意识和改造能力，导出不可知论和宿命论的观点。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这两种偏向的基础上，对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超越，将实践的概念和范畴引入现代哲学，突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形成了将客观和主观统一于实践场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原则和依据，那就是坚持实践导向。因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为了适应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具有开放性与动态性，因为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生产力，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实践的根本力量。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两个要素一经引入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将一般唯物主义转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的运用与展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这里提出和确认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原则：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固守具体的观点和一般的结论，还是遵循与运用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答案显然是后者，最根本的是要遵循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结论，都必须接受发展着的实践考验，坚持同发展着的实践相符合的结论和观点，创新同发展着的实践不相符合的结论和观点。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两个方面的基本逻辑，既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突出实践导向，坚持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实践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就是以实践为标准，一切理论观点和行动方案必须放在实践中去检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近200年的历史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质。列宁指出：“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行动的正确与否、成功与否，必须经过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有着深刻理解与准确把握。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撰写的《实践论》之所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就在于它系统体现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原则。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人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具有真理性，必须放在实践行动中去衡量。正因为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髓与真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奠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之所以产生失误和挫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很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当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要避免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僵化误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前，开展了一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深刻阐述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一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承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否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体现了是否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够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才能不断深化发展，社会主义才会在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制度优势。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理解与运用不断深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政治自觉与理论自觉不断增强。早在2013年1月，习近平就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要坚持实践的真理标准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将实践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的确认，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和新境界，已经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与真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的根本要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新时代伟大实践不断取得胜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理论自觉与实践确认，奠定了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实理论基础。2023年2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拓展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认识，从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概括和实践运用，提供了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支撑。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在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在新时代取得系统全面发展，就在于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努力奋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新时代，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深刻的实践经验。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和创新，这些实践探索和创新的理论概括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没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实践，就不可能有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就不可能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党的创新理论与新时代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紧密联系在一起，确认党的创新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是对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哲学提炼和概括。经过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努力奋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变革。波澜壮阔的进程、辉煌壮丽的成就，为深化和丰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鲜活资源和材料，为总结和概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系统经验与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伟大变革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必然要彰显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开辟了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形成了在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基础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践新变化和新要求，充分说明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建立在新时代伟大实践基础上。有了这一坚实的实践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总结与概括出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继续推进新时代的实践创新，必须把握和运用好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无论是在整体结构还是系统功能上、无论是在理论逻辑还是行动原则上，都彰显和透示了突出的实践导向。（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实践的人民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人民的学问”。新时代十年之所以产生里程碑式的伟大变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实践的人民主体性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地位。实践的主体是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民通过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实践，推动历史进步。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实践原则，就要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人民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创新提供鲜活素材和不竭源泉，离开了人民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就会僵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理论创新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创新的结论是否建立在对实践创新的总结和概括上，也就是说，理论创新必须突出实践导向。人民主体性必须在主动和独立的实践中体现，坚持实践中的自信自立是彰显实践主体性的重要前提，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正是在这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必须体现主动性与独立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前的一切政治势力，之所以在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存在局限，就是因为他们领导的社会实践往往受到私有利益束缚和主观偏见遮蔽，不能开展完全主动和独立的实践行动。当实践触及他们私利的时候，就不敢往前推进实践行动了，就对实践产生恐惧，就不自信了，就不自立了，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践也就半途而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全部价值指向就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没有私利羁绊，不会受到利益集团影响。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光明磊落、自信自立的。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色，就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的实践主动性和实践独立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信自立原则进行了深刻阐释，彰显其突出的实践导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只有在自信自立的基础上的实践才能不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突出实践的过程协同性实践是复杂的行动过程，涉及的要素和环节是多元的，是主观与客观、目标与过程、资源与路径等要素的统合，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推进实践进程，取得实践成效，必须坚持实践的协同性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面立场认识和安排实践进程中的各种要素与各个环节，使这些要素和环节处于良性互动的结构状态之下，为实践进程的顺利发展，为实践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功能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坚持实践协同原则，全面协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实践协同的具体体现。正是在协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新时代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变革。为了将协同推进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坚持和弘扬下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协同性，将协同的实践导向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是实践辩证法的具体体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是新时代实践过程协同的经验总结。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守正创新就是协调好历史逻辑的统一性，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秩序协同和统一于实践过程与场域。坚守和开创必须保持协调与平衡。没有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坚守，实践就没有基础，就会成为没有原则和路径的盲目行动；没有发展和超越，实践就失去了前进动力和方向，就变成了简单的重复与循环。所以，要更好发挥实践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就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将守正和创新协同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同时又要“顺应实践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新时代实践过程协同的经验总结。问题导向充分体现了实践导向，在多要素和多环节的实践过程中，抓住矛盾和解决问题是实践的根本目标，所有要素与环节必须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核心进行协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强化实践中的问题意识，突出实践中的问题导向，必须将问题导向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与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理论的任务就是实践的任务，发现和解决问题就是实践的根本目的，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表征之一。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实践过程协同的经验总结。实践的协同性决定了实践过程必须是全面推进，要将多元要素与多元环节安排在相互作用的实践过程结构中，发挥实践解决问题的功能。这就是实践的系统性特征，实践的系统性特征必须通过实践的系统观念来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进到新时代。正是在这一实践经验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践系统性原则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这就从普遍和总体维度上强调了实践协同性要求。（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映实践的空间广泛性实践不仅是纵向演进过程，而且是横向结构联动。人类社会的实践除了在时间上不断加快之外，在空间上也不断拓展。从单一实践走向局部实践，从局部实践走向民族国家实践，从民族国家实践走向世界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深刻洞悉和把握全球化新趋势新特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创新，为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新时代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之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强化世界意识、拓展国际视野。正是在这一实践经验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将这一实践导向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实践是有意识的活动，在实践进程之中，必须要有世界情怀，将横向结构的全球要素和世界环节考虑进去并融通于实践的全过程。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建立在实践的空间广泛性基础之上，彰显新时代伟大实践的空间广泛性。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实践提供指导党的二十大报告之所以在新时代伟大实践成就和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和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要目的就在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未来实践提供思想理念和行动指导。这些思想理念和行动原则必须具有实践性，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更加宏伟。只有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才能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未来实践需要。（一）为未来实践指认了力量源泉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未来征程上，在面临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会出现各种风险和挑战。要抓住机遇，要化解风险挑战，就必须寻求和依靠实践中的创造性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认了未来实践的力量源泉：人民的创造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勇气与实践智慧，在实践中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并同时推动实践自身的创新。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这就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诠释了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内涵：越是复杂的环境，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尊重人民的创造，依靠人民的智慧，在实践中探索解决方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印证了这一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民有着无数的智慧创造，在改革开放中解决了很多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来一补”企业，等等。在未来实践的新征程上，人民智慧一定能够产生更多的实践创造，一定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实践作用。只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靠人民创造和人民智慧，就一定能推动未来实践朝着既定方向前进并最终实现目标。在未来实践中，必须强化人民的理论自信和历史主动。中华民族是充满聪明才智的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但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受到打击，聪明才智的运用与发挥受到制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增强和提升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这方面更加重视，将其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强调。“四个自信”的提出与贯彻，就包含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蕴。必须坚持自立自信，是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和聪明才智的根本前提，没有自立精神的民族和人民，是不可能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求：“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这就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未来实践的目标定向。（二）为未来实践提供了思维方式和行为原则实践的目的在于发展，发展的前提在于创新，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人类正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创新实践中，实现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出现。所以，在未来的实践中，在思考理论观点、设计行动方案时，必须以问题为支点，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导向的具体体现。必须以解决问题为实践目标。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是在回答和解决实践课题中产生与发展的，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这些重大时代课题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与原则，也决定了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的重要指导性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是未来实践的核心主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行动。必须以创新思维解决问题。仅仅具有问题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和探索行动，将创新思维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人类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很多问题是全新的问题，依靠传统理念与行动，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创新性要求。正是为了回应这一时代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守正创新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实践原则，要求“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实践的根本要求是创新，因为实践中会碰到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变化的，要针对变化的问题和矛盾，思考和实施解决方案，必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高度自觉坚持创新。（三）为未来实践规划了空间整体性方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中推进。这就要求未来实践必须从空间最大化的系统上，确立实践理念、设计实践方案、实施实践行动，必须用哲学思维来观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这种哲学思维就是具有全球空间思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未来实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要用空间系统思维和行动来指导新征程上的伟大实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目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这些要素与环节是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要素和环节的变动必然带来其他要素与环节的调整。所以，新征程上的实践就不能孤立推进，必须要系统考虑和综合实施。在继承“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同时，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对未来实践的科学预测，在未来实践面临要素与环节更加多元复杂的判断下，强调要以系统思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未来实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要把握好这些关系，就必须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导向中的空间系统理念。在未来实践中，要将这些关系统一在优化“两个大局”的空间结构之下，优化这些关系的空间要素功能，为宏大的实践过程和目标服务。在“两个大局”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而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空间意识，就必须坚持以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未来实践导向。坚持胸怀天下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要求，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经验，在未来实践中必须自觉坚持，要把世界各国先进科学技术、优秀文化思想、成功管理经验吸收进来，转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未来实践的思路理念和行动方案之中。同时，也要把中国发展的理论和智慧、成就和经验传播到世界各国，发挥中国人民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立足中华、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未来实践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这一理论特征，更加彰显了实践导向。实践导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六个必须坚持”中的每一个“必须坚持”都闪耀着实践的光辉，承载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伟大实践的引领功能。（责任编校：马纯红）END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2023年8月17日

其他

《求索》2023年第1期目录

刊名：《求索》主管主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求索》编辑部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浏河村巷37号邮编：410003编委会主任：钟君电话：0731-84219107线上采编系统：qszz.cbpt.cnki.net郑重声明：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投稿请一律通过线上采编系统，投给编辑个人的稿件一律不受理。本刊从未委托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组稿，请勿上当受骗。文章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

2023年1月17日

其他

《求索》2022年总目录

2022年12月27日

其他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研究专题】王旭丨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

王旭，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摘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揭示“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实践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提供中国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构建的根本知识支撑等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应该具有本土性、独立性、融通性、稳定性和原创性的基本特征，由纪检监察理论、党的纪律学、监察法学、廉政学四个部分有机构成。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基本途径是教材体系建设和深入地交叉研究。关键词：纪检监察学；自主知识体系；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交叉研究原文出处：王旭.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J]求索,2022(6):22-30.一、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一）开辟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理论创新的根基是知识创新。习近平在2022年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纪检监察学从知识来源和知识运用上来说，具有极强的中国本土性、主体性和原创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为指导，与中国纪检监察监督作为专责监督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伦理资源与廉政传统文化相结合，必将推进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中国化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孕育了深厚的权力监督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赋予了通过铁的纪律锻造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性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指出，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在公众监督下进行工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列宁谈到，“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机器之后，要继续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就要对通过执政权产生和运行的国家权力提出监督要求。马克思指出：“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国家理论在保持政党先进性必须依靠纪律，保持“公权力姓公”必须受到监督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权力监督学说，蕴含着构建中国自主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概念范畴基石、原理原则基础、制度规范根基。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发展、创新，始终保持“两个结合”，才能具有生命力和引领力，才能回答中国自身面临的监督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有效解释中国权力监督现象、成功破解中国权力监督难题、精准提炼中国权力监督规律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制度规范，也就是一套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保持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的生命力。（二）揭示“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实践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根本来源，构建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归根结底是“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所决定的。在这场变革中，我们确立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形成了“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围绕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治理机制；形成了党的纪检机关与国家的监察机构合署办公的重大制度安排，形成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相得益彰的格局；提出了“纪检监察监督是专责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的本质是政治监督、权力监督”“一体推进三不腐”“运用全周期管理思维反腐败”等一系列原创性命题，这些归根结底都是由中国权力监督的实践环境、实践条件、实践问题所决定的，对它们从概念、范畴、原理等进行系统总结和概括，形成一套描述实践、解释实践、引领实践的知识体系，说清楚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是成功揭示中国破除“自我监督”这个问题、回答第二个“窑洞之问”背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必然追求，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实践对纪检监察学提出的重要要求，它要求我们要围绕“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形成一套知识体系，为培养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高素质纪检监察人才队伍供给言之有理、行之有效、圆融自洽的概念工具、科学方法和制度规范解释、适用体系，推动实践中的“纪法贯通”“纪法衔接”“法法衔接”，以及持之以恒针对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人员进行党风廉政建设，为纪检监察人才队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奠定坚实的认识基础。（三）提供中国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构建的根本知识支撑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纪检监察学的学科体系是围绕研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以及纪检监察理论、制度和实践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创性事业。纪检监察学科体系对自主知识体系的依赖归根结底取决于对不同知识进行有机集成、产生化学反应的需求。一方面，在知识的学理来源层面，纪检监察学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的属性，知识来源与多个一级学科有关。它兼具“纪”和“法”的特点，同时，基于深厚的理论内涵和广泛的实践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政治学、党史党建等多学科融合性。但是上述学科都有自身构成闭环的知识逻辑前提、概念范畴、原理原则、实践素材，要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就不能是知识的简单拼凑，而是要从物理反应走向化学反应，从简单的嫁接走向生成全新的、独立的知识概念范畴、原理原则、制度规范体系。另一方面，在知识的实践来源层面，纪检监察学的知识来源具有二元性。纪律检查与监察监督在传统实践中积累了两套不同的知识生产、认知、理解和操作手册，在基本概念理解、原理价值推导、制度规范运用、思维方式设定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要形成独立的纪检监察学科必然需要一套有效圆融两套实践知识、有机生成独立知识体系的供给。总之，只有形成自主、独立的概念轴心、原理谱系和制度整体，进而带动课程开发、教材建设、科学研究、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才能形成具有解释力、指导力，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中国纪检监察学科。纪检监察学术体系由围绕前述研究领域形成的学术判断、学术命题、学术观点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学说和思想组成。知识体系是学术体系的生产资料和素材，是产生学术体系的催化剂。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具有极强的本土性、实践性和探索性，要产生具有解释力、原创性的学术判断、命题、观点，要形成具有独创性、体系性的理论、学说、思想，就必须吃透这些本土知识，提炼实践素材蕴含的规律、政理、法理。要避免学术生产的游荡无根、牵强附会、嫁接移植，发现真问题、形成真思想，尤其要避免落入西方权力监督学术体系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就必须建立在对这套本土与实践知识的有效理解和运用之上。习近平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总之，纪检监察学术体系必须在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的逻辑起点、价值立场、概念范畴工具基础上，才能真正进行有解释力的独创性研究。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纪检监察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中国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的实践成果，要讲清楚其中的中国方案、中国逻辑、中国道理，必须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作为话语支撑，尤其是“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果不进行深度的知识加工、提炼和总结，是无法实现的。二、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提炼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对“自主性”的理解，也包含对纪检监察学知识来源、知识形态、知识内容、知识运用、知识创新等一系列独特性品格的把握，我们据此可以提出如下基本判断。（一）知识来源上强烈的本土性纪检监察学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产物，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观照的产物，具有极强的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实践基础和理论根基，纪检监察学的知识来源因而具有强烈的中国本土性。具体表现为：第一，纪检监察学是围绕完善中国独特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形成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指出，“我们把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反腐败相关职责进行整合，解决了过去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我们把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纳入统一监督的范围，解决了过去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不同步、部分行使公权力人员处于监督之外的问题”，从而优化了反腐败资源配置，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了对公权力监督和反腐败的全覆盖、无死角”。可见，纪检监察学是综合了传统党的纪律学和国家监察理论的产物，是在体制机制结构性调整、整体性重塑的过程中为适应这个改革而有机形成的新的知识体系，它完全是从中国问题出发、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本土知识。第二，纪检监察学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制度规范来自于本土指导思想和理论学说，与西方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基础上的权力监督理论有本质不同。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首先由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构成，例如“纪律检查”“国家监察”“监督”“政治监督”“国家监督”等，它们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提炼和总结，带有鲜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烙印、理论烙印和话语烙印。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这些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出无产阶级政党独有的自我监督革命品格。同时，纪检监察学有一套从实践中产生提炼，需要从自身的实践特征中才能理解的原理原则和制度规范体系。例如，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专责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迥异于建立在权力分立模式下的西方党派及其控制的国家机器互相制衡式监督。要理解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建党学说和党的建设学说作为支撑，尤其是要深刻建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这个重大判断实际上指出了自我革命的道德哲学基础，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和革命性具有一种彻底的人民性、为公性和道义性，这是西方以利益政治和短期执政为追求的政党理论所无法回答的。纪检监察学的重要知识还体现为制度规范体系，它们是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兼顾纪和法的形式。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这套制度规范体系所使用的概念术语，所构成的要件要素，所适用的体制机制等种种知识内容都来源于中国自身的实践，很多内容从古今中外的维度看，都具有独创性、原创性。（二）知识形态上坚定的独立性中国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从内容角度看，可以分为理论性知识、制度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三种基本形态：理论性知识涉及概念范畴、原理原则、价值观念等；制度性知识涉及对制度规范体系的解释、适用和建构；实践性知识则是技术性、操作性和经验性的总结。从渊源角度看，可以分为围绕党规为核心的知识和围绕国法为核心的知识以及围绕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相得益彰的知识三个形态。无论从何种形态看，中国纪检监察学自主的知识体系都包含独立性的内在要求。理论性知识、制度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都体现着独立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知识的逻辑起点与推导过程都有完整而构成闭环的系统，形成清晰的线索。例如，在理论逻辑上，它的逻辑起点体现为对公权力的监督，推导出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监督环节等完整而独立的链条。正如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分、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这一重要论述围绕公权力及其要素、环节完整独立地推导出纪检监察学的根本理论逻辑，既包含丰富的建党管党治党学说，又体现丰富的法治监督体系原理，既蕴含着以政治建设和政治监督为要义，适用于“党内监督是第一监督”的要求，又蕴含着规范和约束国家公权力的法治思维。（三）知识内容上丰富的融通性中国纪检监察学自主的知识体系还体现在内容上的丰富融通性。自主性不是单一性，而是有机集成的结果。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具体可以体现为：一是知识基础上的集成性。中国纪检监察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监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也吸收了近现代西方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学说的合理内核。正如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二是知识板块上的融合性。纪检监察学包括纪检监察理论、党的纪律学、监察法学、廉政学四个板块。尽管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知识基础，但在整体上看，其内在逻辑和线索呈现出以制约和规范公权力为核心的原理—制度—实践—文化四个有机面向；三是知识来源上的综合性。纪检监察学从根本上看涉及党的建设理论与法治监督理论，通过知识的具体推导、运用和体系建构，完美综合了二者，有力解释了中国的体制和实践。（四）知识结构上突出的稳定性纪检监察学的知识结构具有突出的稳定性，尽管正式列为一级学科的时间不长，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探索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已经为这个学科的知识积累了稳定的基础逻辑、概念范畴框架和知识生产机制。从基础逻辑来看，纪检监察学知识始终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决心，围绕对监督和约束公权力的规律探讨来建构，这个逻辑没有因为时代和实际情况改变而改变，只是在发展中不断围绕这个逻辑进行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方法创新。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从概念范畴框架来看，纪检监察学知识的核心概念范畴，例如纪检、监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监察权等始终有稳定的内涵，始终强调纪检监察的政治性对理解具体制度和实践的重要原则，强调将纪检监察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作为知识积累的重要方向，强调围绕党的纪律检查的监督执纪问责、国家监察的监督调查处置及其二者的有机贯通、一体建设来展开制度规范体系的知识建构等，使得知识体系建立在稳定的框架中。从知识生产机制来看，始终定位“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推动专责机关按照稳定的领导体制、工作制度机制、工作方式方法、工作标准规范源源不断产生、发展、检验、创新中国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五）知识运用上独特的创新性自主的知识体系最后表现为强烈的创新性，只有创新才能做到知识体系不依附、不落伍、不虚构，始终保持自主性所需要的生命力。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始终围绕纪检监察实践中的积累的大量创新性思想、论断、命题来形成知识、提炼知识、发展知识。可举两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一是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政治纪律、政治监督，创新性提出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工作是政治工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习近平明确要求，“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为此，“要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行”，而“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二是强调创新纪检监察体制，一体贯通，协同推进。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执纪执法运行机制，贯通运用‘四种形态’，既依纪进行纪律审查，又依法进行监察调查，这方面的运用要不断成熟自如，尺度把握要更加严谨科学。”这就需要在知识运用中更好体现纪法贯通、纪法衔接、法法衔接，更好总结实践中的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例如政治监督、日常监督、派驻监督的综合监督体系，“四种形态”适用中的纪法衔接，调查处置中的管辖权制度、监察建议制度等等，推动了知识体系源源不断的更新。三、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已经初步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纪检监察理论、党的纪律学、监察法学和廉政学。这个体系沿着概念原理论、制度规范论、实践技术论、思想政治文化论的线索加以展开，形成以概念原理为基石，以制度规范体系为中轴，以实践技术知识为照应，以思想政治文化为理想的综合知识体系。纪检监察理论需要提供一套概念科学完整、范畴稳定明确、原理原则深刻、作为整个知识体系根基的内容。从概念范畴来看，党内监督与法治监督，政治监督与业务监督，党内纪检与国家监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与专责监督等都是基础性概念范畴，需要有更加精确、科学、合理的界定与对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从原理原则看，纪检监察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政党学说、国家学说、权力监督学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重要的理论渊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论述则是重大理论创新与重要指导成果。通过这些原理发展出的纪检监察基本经验、价值理念、工作原则等则是对具体制度规范体系进行解释、适用和构建时必须遵循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实践的发展，融合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凝练、贯通和集成。党的纪律学和监察法学本质上都是“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学，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所形成的中国权力监督领域新的制度文明形态，也是知识生产的主轴。党的纪律学围绕党的纪律的概念、特征以及重要的党规、党内法规所形成制度规范体系展开知识铺陈，要围绕习近平指出的“要用好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为主体的管党治党制度利器，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来形成准确、科学、全面的党的纪律学知识体系。监察法学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体系的解释、适用和体系建构为知识生产的重点。需要注意的是，党的纪律学和监察法学既要研究各自领域的规范解释与适用，更要在新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重点研究二者的衔接、转化、协同的制度问题，尤其是重点围绕领导体制、管辖制度、内部结构等组织法问题，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函询初核、审查调查、审理处分、案件管理、监督管理等行为法与程序法的问题，还要对专责机关自身的监督、问责、救济（包括国家赔偿）等责任法问题以及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等涉外领域问题进行综合研究。从实践中来看，还有很多技术性知识、通过经验总结的知识需要更好融入制度体系中。例如，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保证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个方面强化政治监督，需要在制度规范体系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方面有更多知识积累和总结。又如，日常监督中的大量实践活动，类似谈话、函询、初核等环节，还需要在知识上有增量发展。再如，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如何与日常监督、派驻监督等更好有机贯通、相互促进，也需要在制度创新时有更多知识支撑和有效论证。在准确适用“四种形态”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还需要有更多的解释规则、证据规则、程序规则的知识供给与建构。廉政学本质上是纪检监察学中的思想政治文化知识构成，这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决定的。习近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廉政学的知识内在结构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另一方面也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历史、廉政品德、廉政制度建设，还涉及对腐败问题全球治理的国际经验的合理吸收，因此在知识构成上具有非常强的集成性。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党风廉政建设基本经验、重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也都是廉政学重要的知识生产内容。四、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基本途径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是当下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也是关系到这个初生的一级学科能否培育更加成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根基，更关系到培养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纪检监察队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一）以教材体系建设为基础，形成正确、准确、科学、创新的知识体系教材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知识生产最重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正确的知识价值立场能否传播，准确的知识概念范畴框架能否形成，科学的制度规范解释、适用、体系化能否呈现，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下的知识体系能否更新，归根结底取决于通过教材呈现出来的稳定的、共识的知识体系，取决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大问题。习近平指出，“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具体而言，在纪检监察学领域，要围绕四个基本研究方向，开发系统性、科学性的教材。尤其需要把握几个重要原则：一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准确。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纪检监察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工作是政治工作，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方向和政治思维。因此，确保教材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准确，是建构纪检监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原则。二是概念范畴、原理原则、制度规范体系准确反映纪检监察实践的活动规律，准确体现实践和经验的真实状况。纪检监察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知识支撑，不是闭门造车和玄思冥想的产物。因此，教材一定要立足中国的纪检监察工作实际，体现真实的做法、制度与活动，在此基础上对经验背后的规律进行准确总结，对概念范畴的内涵进行精准界定，对制度规范的解释、适用做到以准确理解为前提。尤其是要看到，由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所要求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对待域外学说、制度和实践，要有清晰的辨识能力，不能牵强附会、生吞活剥，“错把他乡作故乡”。三是教材体例安排、篇章结构、知识板块设计要科学合理。纪检监察学知识的自主性建立在融合性基础上，尤其是要同时处理党的纪律理论和国家监察理论，实现体例上的科学合理，正确兼顾纪与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这些知识生产中的重大辩证关系，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四个方向的教材编写中，如何避免内容的重叠与交叉，如何处理好不同知识的阐述深度和广度，这些都是对科学性的重要要求。四是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在教材中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导，尤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论述，体现知识的创造性、独创性和原创性，这对于建立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二）以交叉研究为重要进路，实现知识融合的化学反应，形成真正独立的、完整的、全新的中国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中国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还取决于交叉研究方法，这是由这个领域本身与多个学科知识有紧密联系所决定的。只有充分进行学科交叉研究，才能生成自主的知识生产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才能避免纪检监察学成为简单的相关学科知识的拼盘、拼凑，才能产生真正化学反应。第一，是在纪检监察理论领域。围绕纪检监察原理原则、概念范畴、制度规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学说、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维度，法学学科关于法治监督原理、宪法实施与监督原理的阐释，管理学科运用全周期管理原理，以及政治学学科，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原理原则、制度规范、体制机制，原创性地凝聚形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理论构架，协同搭建起纪检监察理论的四梁八柱，形成权力监督和反腐败研究的全球学术视野。第二，是在党的纪律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可以从党的建设、党的监督理论方面，法学学科从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方面，政治学学科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治建设、政治监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纪检监察体制的关系等方面，共同协力构建形成原理、制度、规范、程序相交叉融合的党的纪律学领域。第三，是在监察法学领域。法学学科在紧扣监察法、监察官法、政务处分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协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的研究，互为促进、互相转化，围绕党和国家监察制度原理、渊源、形式、内容等领域，形成纪法衔接、纪法贯通的整体研究格局；协同政治学学科中国政治学专业学者，围绕监察法学中的政治与法治的逻辑、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等问题开展交叉研究；协同管理学学科中国行政管理专业学者，从管理学的价值目标、原理原则、流程机制等角度，优化监察法规范体系，引入组织管理学优化对法律规范的解释、适用和体系建构。第四，是在廉政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法学学科、政治学学科可协同开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研究、党的建设与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纪检监察学领域“两个结合”等问题研究；引入中国法律史与政治学学科中国监察史视角，可开展廉政文化交叉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管理学学科围绕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党的作风建设、廉政治理、预防腐败文化与治理等问题可开展协同研究。（责任编校：段泽孝）END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2022年11月24日

其他

林盼丨从“单位制”到企业史：国营企业发展史研究的视角转换

林盼，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要：既有关于1949—1978年国营企业的研究状况相对薄弱，多数研究也从社会学“单位研究”的视角介入，讨论作为“单位”的国营企业如何在社会管理和物资分配等方面发挥作用。借助企业史研究的视角转换，总结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作用贡献，了解企业组织的运作过程与方式机制，呈现案例的丰富特征，并将国营企业研究领域与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把握企业管理制度演变历程的整体脉络，呈现前后贯通、内容饱满的国企发展历程，对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政企关系、党政关系、激励机制、国别比较等议题是从企业史角度研究国营企业时值得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档案材料、厂史厂志、口述历史、个人书写以及工业小说等资料在企业史研究中各有其重要价值，构成支撑这一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关键词：国营企业；企业史；单位制原文出处：林盼.从“单位制”到企业史：国营企业发展史研究的视角转换[J]求索,2022(4):49-5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当全面回顾国有经济70余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总结发展成就与经验规律，加深对国有企业历史特征和性质职能的认识，为当今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借鉴。目前，关于1978年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问世。而1949—1978年期间的国企（当时称“国营企业”），研究状况相对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以助于理解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既有关于这一时期国营企业的研究，多从单位研究的视角加以介入，讨论作为“单位”的国营企业如何在社会管理和物资分配等方面发挥作用，相对遮蔽了企业的生产功能。本文认为，应当从企业史的角度理解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作用，并将1949年之后国营企业的研究与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把握企业管理制度演变历程的整体脉络。此外，企业史研究还能够拓展研究视野，开拓资料来源，使国营企业研究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一、单位研究：视角与问题从1949—1978年，国营企业作为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修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外社会学学者围绕国营企业的资源分配、社会治理、控制整合等属性加以分析，形成了“单位制”的概念命题，也就是将单位（以国营企业为主）视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认为单位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出面协调、庇护单位人的利益，满足成员的实际需求。单位组织不仅是国家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社会资产的占有者，既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组织手段，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社会学学者对单位体制的研究，首先是对单位的资源分配功能进行论述。学者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主要是通过单位（以国营企业为主）实现的。单位“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惟一桥梁。整个社会资源的生产、交换和分配都是通过单位这个中介来完成的”，构成“国家—单位—单位人”的联结模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乃至社会身份获得都需要以单位为依托，单位也承诺为其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活福利保障。这一时期，国营企业承担着繁重的社会功能，包括职工住宅“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消防市政等方面。其次是从劳动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有学者提出，对单位成员的考核标准不只根据生产行为和效果，还与政治表现、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群众关心等因素相联系，主观评价的高度政治化是构建权威体系的重要基础。其三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加以讨论。有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根据单位在资源分配体制中的地位高低，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了各种各样的单位当中，然后再由单位分配给其成员。单位成员社会地位的差异，有时不取决于职业地位和人力资本，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单位的性质、级别、地位。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单位体制的影响仍未随着社会转型而减弱，社会成员所属单位的所有制形态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职业声望，这与单位文化持续稳定的作用密不可分。其四是对单位体制形成原因的探讨。研究认为，单位体制的雏形产生于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供给制，这一制度在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之后，为了巩固社会基础，新政权在社会资源总量贫弱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力量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单位制就是新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新调控形式交互作用的产物，为社会管理机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调节提供新的制度架构。其五是对单位体制延续问题的分析。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之时，在中央的各项文件中就已提到，要分离“企业办社会”的功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将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有学者提出“后单位时代”的概念。但也有学者发现，单位仍是决定当今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城市社会的极好折射，国有企业依然兼有推动经济生产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因此不能轻易作出单位已经“远去”的结论。从单位研究的视角观察国营企业，存在两个较为显著的问题。首先，单位研究关注企业承担的“政治稳定器”或“社会减压阀”角色，相对遮蔽国营企业的生产功能。无论如何强调单位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整合作用，都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进行生产，依然是这些组织极为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工作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如果检索国企内部的治理原则就会发现，生产劳动一直都是企业单位行动的重点”，企业多次调整社会管理和动员的手段，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日常生产。这些观点促使我们审视国营企业在生产方面的角色功能。其次，单位研究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趋向于将研究对象抽象化处理。但是，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内部成员，都不是千人一面的，而是各自具有特征。有学者指出，单位研究“忽视了普通行动者如何在单位这一特殊组织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有策略地行动，从而产生制度和组织中独特的行动结构，反过来对制度和组织的各种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产生巨大影响”。还有研究者发现，单位成员绝非单纯的政策执行者，他们本身就有多元的工作动机，包括政治和道德因素、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等，拥有完成工作任务以提升个人地位、获得职业回报的强力激励，体现出了“能动者”（agency）的相关特征。二、缺失的生产视角与企业史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集中资源刺激经济增长，使后发国家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改变贫穷落后局面。国营企业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社会生产量多、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生产职能一直是国营企业的基础使命，需要通过计划制定、劳动动员、任务攻关等方式提升劳动生产率。如何才能将国营企业的生产功能在研究中加以揭示与呈现？我们需要调整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认为，企业史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作用贡献，帮助我们深入企业内部，了解企业组织的运作过程与方式机制；还能够将国营企业研究与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形成历史的延续性，避免单位研究过于强调单位制度特殊性的弊端。我们认为，前30年的国营企业，需要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进行生产，并为此进行经营管理和成本核算，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企业”加以讨论。企业史是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分，涉及的是“在历史情景下个体企业所采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关于企业经营和一般利益的研究”。企业史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研究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过程的历史演变，亦包括对企业决策者即企业家的研究以及可能影响企业内部经营活动的外部因素的研究”。既有从经济史、企业史的角度研究1949年之后国营企业的成果相对较少。根据学者巫云仙的不完全统计，在主流经济史刊物《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刊登的300余篇企业史的论文之中，55%以上都是关于近代中国企业相关问题，相比之下，涉及1949年后当代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论文约有46篇，集中在1949—1978年时段的成果不足10篇，以宏观制度变迁过程为主，包括产业布局、产权改革、治理结构、工资制度、干部任用等，涉及企业内部微观制度设计和实践的论文很少，“这与当代中国企业蓬勃发展的现状不太相称”。从企业史的角度研究国营企业，可以获得以下方面的新视角。首先，企业史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国营企业在生产管理方面的作用，放大企业的生产职能。按原价计算，与1952年相比，1980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千瓦时；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企业成员的劳动生产率也从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至1978年11130元，增长了近3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已基本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49%。这些成就都与国营企业的作用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需要从企业生产经营的角度，深入讨论组织决策、投入产出、成本控制、激励约束、劳动力管理、技术创新相关的议题。其次，企业史的视角能够拓展研究视野，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典型案例的细致分析，规避单位研究过于注重通则性、抽象性的问题。有历史学家指出，任何一个故事都是独特的，具有经验上的明显差别。对于企业而言，由于所处地区、行业、部门、功能、劳动力结构等因素的不同，在经营过程中必然出现显著差异，即使是在同质性较强的国营企业之中，这种差异也是存在的，需要在研究中加以识别。同时，对企业进行针对性的案例分析，能够给研究者带来接近事实的有效反馈，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企业管理特征。目前，已有一些关于国营企业较为成功的案例研究，如北京电子管厂、鞍钢、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三线工厂等代表企业，工人作家、劳动模范、技术干部、青年工人等职业群体，以及职工福利、工资改革、劳动竞赛、劳动保护等。当然，在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也应当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景观结合起来，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小见大，“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其三，企业史的视角有助于将1949年后的企业研究与成果丰富的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近代企业史逐渐成为学界重点研究领域。既有微观视角下的企业个案研究；也有对商会行会、商人社团、企业家群体的深入关注；还有从企业内部结构与治理机制、产权制度变迁、政企关系等视角研究近代企业的成果。这些成果基本将研究时段的下限置于1949年之前，也有部分研究跨越1949年，将两个阶段的企业经营制度加以勾连，如高超群关注近代企业兴起的科学管理改革，认为这一改革对中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劳资关系的塑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1949年之后企业激励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总之，1949年之后国营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受到之前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有必要在研究过程中不受时段限制，把握中国企业管理制度演变过程的整体脉络。三、走进企业内部：议题与资料从企业史的视角进入国营企业，可以大大拓展研究视野，开拓资料来源，吸引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者共襄盛举。这种学科之间的并行“大有好处，可互补互促，共臻繁荣”。进行中国特色的企业史研究，就应当充分发展本土经验的企业史研究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与企业治理的关系、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历史传承等，同时也要实现“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的融合交汇，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这对于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将会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几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略加说明。首先，从政府—企业关系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推进对产业政策、条块治理等宏大议题的深度研究。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企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中央多次调整企业的管理权限，国营企业的隶属关系、利润分成、物资分配、人事管理、计划指标等内容在央地之间几经周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能够从相对微观的视角，自下而上地讨论条块分割、央地分权对企业制定计划和经营活动的具体影响。已有一些个案研究，或讨论部委、地方党委、企业党委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企业通过与上级“讨价还价”来化解“条块”带给企业的实际影响；或论述在不同层级行政机构的互动中，央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问题。其次，从企业管理制度的微观视角出发，能够深入了解企业层面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与发展特征。有学者表示，已有关于中国经济故事的讲述，几乎不涉及企业的生产活动，缺乏管理学意义上的微观基础，导致不少研究成果陷入抽象的理论争论之中，因此需要更深层地进入企业内部。例如对企业管理的党政关系问题加以关注，分析党组织嵌入企业管理、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方式，充分认识党组织与企业决策、经营主体功能领域的差异边界。从企业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将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径。又如企业生产的激励机制问题。既有关于国营企业激励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国营企业在外部资源匮乏的制约下，管理人员用“上下齐心”的思想动员，充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以激励制度为视角，寻找破解企业激励难题的“钥匙”，探寻国企成长变革的内在动力机制，既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对于企业具体的发展实践也具有借鉴价值。此外，从企业理论的国别比较出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特征的认识。企业史研究的重要学者钱德勒指出，比较研究是企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要比对单个企业全部历史的研究能够提供更准确的解释和更有意义的结论”。鉴于中国国营企业的制度设计在最初阶段借鉴苏联经验，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调整改造，尤其是在成本核算和生产激励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将中国国营企业与苏联（以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对比，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方式的异同点及其效果，为我国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要深化国营企业的研究，需要借助大量资料的支撑。近年来呈现井喷状态的一些议题和领域，正是借助对海量资料的发掘整理才得以推进。例如，目前学界对于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1000种，这与三线建设相关的企业档案、口述资料不断推出有关。通过资料搜集和人物访谈，研究者深入田野，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式观察，使三线建设研究展现出细节饱满、论述生动的特征，尤其是在企业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企业史研究所需的资料，一般分为企业档案和个人资料。目前研究者常用的企业档案多分布在各地档案馆，尤以上海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最为丰富。同时，一些较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也以摘编的方式出版发行。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收录、节录、摘录了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共出版了31卷，约3500万字，“为研究建国初期的经济背景、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学术资料”。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编纂了大量的厂史厂志，由各企业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编写，将本单位零散量大的资料进行系统搜罗整理，进行归类汇编，呈现企业整体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成就业绩、重大事件及主要人物等内容。这些资料具有原始、真实的史料价值，颇受企业史研究者的青睐。上述提及的企业档案，仅为档案资料总数的冰山一角。总体而言，存留至今的国有企业一般较少将其内部资料公之于众，改制的企业档案或是归档到上级部门，或是破损散佚，难以使用或识读，不利于研究者的使用。目前，不少研究机构建设企业史研究中心，努力收集企业档案，新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企业档案作为尚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宝库，将会为企业史研究的未来提供资料支撑。同时，企业史研究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既要关注对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导人物、技术精英和骨干分子，也要关注默默无闻的普通职工、家属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更要对不同群体有所侧重，如外地移民、转业职工、农转非家属等。群体及个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身份认同、社会关系、文化娱乐、家庭生活、生产消费等内容，都可以成为企业史的研究对象，使企业研究真正鲜活起来。这些研究需要更多“目光向下”的个体资料，如通过口述访谈或回忆书写的方式，使历史现场的见证人站到幕前。当然，如何保证口述及回忆录的真实性，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回忆而被唤醒的记忆，容易出现无意识的变形或者差错，必须进行史学方法的细致考证，才能将其作为资料来使用。此外，日记、书信等“非公共写作”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这些资料“多真率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深藏于心的行为动机，从中大到可以找寻历史事件的线索，小到可以领略人物的性格和脾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广为收集1949年以后的各种民间资料、口述实录、档案文献等，尤其是50万封书信资料与4000多本日记与工作笔记，为研究企业史和“企业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总之，跳出单位研究的“窠臼”，从企业史的角度重新进入国营企业，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成就与创新，跨越企业研究的时段障碍，呈现前后贯通、内容饱满的国企发展历程，对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理论具有重大意义。（责任编校：刘险峰）END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拿下，与美国一份报告是否有关？

“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记者的退场意味深长

“被指居者”之死：嫌犯身体遭长时间束缚，警方称指居使用械具是惯例

周一，重点事件必读！

复旦袭师学生被开除学籍，法学院学生竟然无法无天！

求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