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张明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
张明，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处理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辩证关系，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是根基，锚定了当代中国文化前进的正确航向；坚持从文化的深厚历史纵深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夯实了“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拓展人类文明新图景提供了根本途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在实践层面不仅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了坚实的精神力量支撑，更具有强烈的世界视野、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中国道路；文明叙事
原文出处：张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J]求索,2023(6):22-28.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文化的力量熔铸于民族前进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的能动作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特别是新时代中，始终注重文化前进的正确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文化在凝聚价值共识、形成历史合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始终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正确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条件下，特别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态势不断增强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文化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原创性观点、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内涵丰富且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不同因素可能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加以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关涉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要素，共同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上述三要素以一定的逻辑关系加以陈列，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发挥着不同的理论功用，共同塑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理论面相及其内部逻辑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挥了“魂脉”作用，塑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底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现实土壤，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根脉”作用，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赋予当代中国文化鲜明的理论底色。文化作为意识能动反映的重要表征，如何衡量其地位和作用构成了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其中，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此问题上走向了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反对文化的能动性作用，另一种则是以抽象极端化方式片面发展了文化的能动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此问题上，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始终强调从现实经济政治的制约性出发理解作为其反映形式的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文化的能动性甚至在一定条件上的决定性作用，又表达了充分尊重和高度肯定。“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始终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理解文化的产生机制及其历史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规定性。对此，毛泽东总结说：“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基础上的产物，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属性和基本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明确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进步的基本方向，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发展方向，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为鲜明的理论底色。诸如，在推动文化工作发展方向问题上，习近平明确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在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上述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论述，深刻折射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指导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立场。
第二，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现实成就，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推动文化发展不是在封闭书斋中的单纯思辨活动，现实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不竭源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把握文化在推进民族复兴历史征程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性作用，就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观点、推进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探索。诸如，明确提出文化自信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根基，进一步强调文化自信对于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价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上述现实实践层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显著成就和丰富经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生成的现实根基。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高度对上述丰富经验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提升，才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性认识，进而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
第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库中汲取理论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塑造了中国人内在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概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概念和话语载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中，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民族性因素始终是彰显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性的鲜明特色。例如，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性建构中，“民族的”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不可或缺重要作用，强调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资源宝库中发掘有益因素服务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有益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合理因子，实现了从形式支撑到内容供给的有机统一。所谓形式支撑，就是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诸多概念表达，经过现代的形式改造与创新，将其用以阐释新时代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所谓内容供给，就是将传统文化中诸多有益因子置于现代生产之上，使其与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化相贯通，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其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进一步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及其连续性内在支撑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并使其不断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不断催生新的文化生命体中丰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系统性认识和总结，涉及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体系。当前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需要全面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目前，国内学界已经开始集中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特别是系统全面梳理这一思想的主干内容，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于现有研究成果，透过表层内涵以深入到观点背后的深层逻辑理路之中，进一步系统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特别是这一思想各组成部分之间以何种逻辑关系相互关联。从结构层面系统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是深入推进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研究的内在要求。
第一，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特征。文化作为特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抽象反映，绝非是所谓纯粹无价值立场的中立性存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反映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表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条件的集中反映，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鲜明特色。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高度重视对文化的领导权，坚持文化发展为革命事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导向。例如，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之下的文化选择。毛泽东明确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进入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党的领导虚化、弱化、边缘化等问题，中国共产党明确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升到“极端重要的工作”的地位，将其摆在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高度加以把握，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比如，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等等。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在多元多变的思想文化交锋中掌握战略主动、保持战略定力的关键，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第二，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夯实中国道路的根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从直观层面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表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分领域的理论结晶。但是，从更加宽广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因其议题的深刻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又超越了单纯文化层面的限制而具有更加普遍的理论所指。换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在文化层面的系统化总结，对文化问题的重视、对文化议题的系统阐释，在本质上关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认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核心的理论问题，在本质上或许就是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认知问题。以往的一些论断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特别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出发理解走出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国外一些论断甚至因为“中国特色”的内在特殊性，错误地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人为割裂对立。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意识到：关于中国道路历史分期、来龙去脉等问题的争议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涉当代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政治问题。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探索相互否定，“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认识，被置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更加长时段的历史距离中加以综合审视。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以更加深远的历史距离审视把握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进一步提出中国道路不仅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中走出来的，更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连续性构成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特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生生不息，是塑造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更加深远更加本质的层面而言，是由坚定的文化自信所形塑的。习近平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5000多年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谱系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我们既具备了无比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前所未有夯实了“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特别是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精髓的“第二个结合”，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经由“第二个结合”所形成的现代新文化使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新文明的创造，使我们具备了在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更加深厚的历史纵深中思考“走自己的路”的文化基因问题，从根本上夯实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底气。
第三，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彰显人类文明发展新图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深刻扎根中国大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理论结晶，同时也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人类文明发展走向“十字路口”的重要历史当口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产物。坚持胸怀天下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红线”。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着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浓厚的人类价值关怀，特别是在引领人类文明的全新走向上提出了诸多原创性思考。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和发展，从根本上都是以生产方式的重大革新为依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形式与之相适应。资产阶级在推进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中，催生了以启蒙和理性等为内核的现代文明对传统古老文明的更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逻辑既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巨大作用，即马克思主义所言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同时也恰恰因为资本使抽象成为统治的内在弊病，不可避免导致资本主义文明走向自身反面的“二律背反”，即以抽象的姿态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性内涵，人为抽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进而将其打扮为先验性的永恒存在，构筑了人类社会文明图景中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并非是回到书斋中的概念创造或文字转化，而是深刻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上。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上，同时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既遵循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彰显出立足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守正与创新、本土与世界的有机统一。这种新文明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协调性、包容性等特征，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抽象性与排他性，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图景。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路线图和任务书的战略谋划，更有超越文化层面而上升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性高度的前瞻性理论思考；既有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更有关于全人类文明走向的清晰擘画。因此，衡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需要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双重统一，即一方面要实现文化视角与超文化视角的有机统一，从更加宽广的视野综合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国立场与世界情怀的有机统一，从超越个别进而实现一般的维度出发，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文化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叙事、现代化叙事与文明叙事的逻辑统一。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并致力于通过推动现代化完成这一历史目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话语逻辑中，民族复兴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呈现出“一体两面”的有机统一关系。进入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关键时期，以“中国梦”等概念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凸显民族复兴叙事话语的重要性，并从文化和文明的视角重构了民族复兴叙事的话语逻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提出“文明蒙尘”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这意味着实现民族复兴不仅包括物质丰富，也包括文明复兴，从文明逻辑出发把握民族复兴叙事具备了更加宽广的理论空间。较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现代化和文明问题的阐释——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先进成果充分继承基础上的产物，其创造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理解被赋予了民族复兴的深刻意蕴。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备现代化实践的一般价值导向——推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升级，更因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具备现代化实践的特殊价值导向——承担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不仅遵循了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凸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求索民族复兴的强烈文化价值追求，深刻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的逻辑机制。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锚定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重要内容的理论规定，明确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辩证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两大维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拷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的“古今中西”问题。近代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全方位侵略，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遭受巨大历史性解构，如何从“文明蒙尘”中扭转文化发展的颓势，成为国人不断致力于求解的关键问题。在西式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强势逻辑下，中华文化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古今中西”矛盾和冲突。所谓“古今”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张力，而所谓“中西”则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近代仁人志士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系列探索，但都未能跳出“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梦魇。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通过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在今天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方案，为从根本上求解这一历史难题提供了全新思路。从“古今”维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确处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滋养，同时又不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西”维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地理平移和复制粘贴，而是在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充分继承和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第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为求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提供中国智慧。文明一词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野蛮相对立，特别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突飞猛进，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新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样态被冠以文明之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阐释了由资本所开辟的文明形态，“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性结构，但生产方式内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在本质上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缺陷，即巨大物质财富与文明失落之间的深刻矛盾，在文明表层包裹着原始野蛮的社会文化形式。“这种反抗性或界限，本身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二重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决定，这就造成了资本既创造文化，又以现代文明文化历史的形式毁灭了自身”。在资本逻辑的文明叙事之中，西方社会代表了人类由蒙昧走向启蒙、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唯一可能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被硬性划分为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的巨大分野甚至是对立。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文明叙事表征了对东方传统“文明”的巨大历史性超越，在那里，人类文明的图景只存在资本文明的唯一色调，广大后发国家通往所谓文明之路只存在西方唯一模式。“在这类现代性话语中，只存在一个故事，它是‘先进’国家/民族/文化领头的故事。只存在一种历史。空间性的现实重要性，多元叙述的可能性，都丧失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将本土文明的再造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密切关联，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坚决摒弃“文明冲突”“文明隔阂”“文明优越”的差序性文明理念，强调不同文明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在相互沟通包容、交流互鉴中共同丰富人类文明多元图景。并且，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新文明的创造并不是抽象的思辨活动，而是立足于现实客观的现代化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凸显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式现代化弊病的显著优越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提供了全新选择。
（责任编校：马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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