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下，像方方这么硬核的，武大里至少还有3个
“一句真话，
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作家·索尔仁尼琴
「逝于2008年8月3日」
代表作品：《古拉格群岛》
……
01.
武大查全性的话，曾改变数十万人的命运。
1977年，北京召开“教育科学座谈会”。查被邀请入京。会上，清华负责人说，现在清华学生素质低，很多人只有小学水平。邓公听了：
“那还叫清华大学？干脆叫‘清华小学’！”
查全性“蹭”地站起来，激动地说：
“招生是保证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原材料不合格，哪有合格产品？改进招生方式，每年招20多万合格新生，完全没问题。”
查这番话，可谓石破天惊。此前数年间招生，一直用的是“16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导致有才华的上不去，没本事的进名校。
“招生还没有开始，就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当时还很敏感，这么直言不讳，要冒风险。查全性依然强烈建议：“希望立即恢复全国统考，重点考察语文数学，让全国高中应届毕业生、知识青年和哪怕没读过书但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社会青年，都来参加这场考试！”
「1977年，全国教育科学工作座谈会」
在此之前，全国高校招生会已开。上面决定先用老办法。听了查的话，邓公问大家有何意见。在场教育专家，纷纷表示支持。
又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还来得及吗？”
刘部长还没开口，查又突然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它两个月，也不要再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了。”
邓公早在酝酿78年恢复高考一事。本想再准备一年，听查全性这么一说，随即拍板：“好！既然大家都支持，今年就改！”
于是乎，1977年的高考推迟到冬天。570万学子踊跃报名，从乡村、工厂、矿山奔向考场。加上78年夏季考生，总共1160万人。查全性的直言不讳，加快了恢复高考的步伐。数十万青年的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而在78级里，就有两个考生考入武大。
一个叫易中天，一个叫方方。
02.
多年以后，查老回忆往事：
“人们把倡言恢复高考归功于我，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有此想法，我只是说了几句真话。”
回过头看，历史选中查老，并非偶然。当时参会者里，都是教育界大腕。北大校长周培源、清华校长何东昌、复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吴文俊、王大珩，谁的资历不高？而彼时的查全性，不过武大化学系一个副教授。
真话凭什么是他说出来的？
这不得不提刘道玉。
当年召开座谈会，邓公对参与者提了要求，有一项叫做“敢说话，有见解”。那个时候，刘道玉正被借调到高教司做司长。他深知查全性向来敢讲，所以点名让他去。
这一去，果然起了作用。
提到刘道玉，不能不说他对武大的影响。他最早在武大化学系搞研究，以拿诺贝尔奖为追求。后被借调到高教司。北京让他做官，他推辞，回到了武大。1981年，刘道玉成了全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
刘回武大，意在“雪耻”。那时的武大，科学技术发明、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发明奖都是零，全国23所直属院校，排名倒数第二。对此情景，刘道玉痛心疾首：
一座历史名校，竟然沦落至此！
暗暗发誓，要让武大重回荣光。
「武大“永远的校长”，刘道玉」
上来第一件事，就是抓教育人才。先找到被下放到贵山沟里的张尧庭，再挖来了北大法语系的叶汝琏、社科院的郑克鲁。还有蹲了十年监狱的杨小凯（此君日后两次提名诺奖）。
提拔完人才，又对学制创新。
那时，学生田贞见给他写信，说自己喜欢写作，却阴差阳错进入生物系，十分痛苦。刘被这苦恼触动，火速推行校内转学制。
还有社会青年写信，说因高考一次发挥不佳，错失武大，刘道玉扭头建立插班生制。只要通过武大的特殊考试，就能插班入读，补充了“一考定终身”的不足。
最终，田贞见成了武汉作协副主席。插班生里，诞生了作家野夫。
由于刘道玉的一系列措施，武大校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快活的空气。
谁有意见，可以在路上拦住刘道玉谏言；师生以讨论最前沿的思想、科研为荣；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听；为让老师专于学术，专门推出学术假，支持老师全身心搞科研；学生组织“快乐学院”，让他们自由创造。
开学时，刘对学生说：
老师讲得不好，你可以不听。
老师也对学生说：“要是你们觉得我讲课烂，可以不来，来了觉得讲得不好，可以睡觉。把你讲睡着了，那是我自己没本事。”
易中天和方方，就受到这风气影响。
武大给了他们求真的灵魂。
03.
1977年恢复高考，易中天本就该去。但他觉得跟学生一起考，万一落榜，脸上无光。于是等到78年，直接报考研究生。
研究生考试，不限学历，但要考外语。
易老师多聪明的人啊，赶紧打个电话给武大招生办，问：“你们考外语吗？”
对方回复原话是：外语不论语种，一律考试。成绩是否分记，无可奉告。
易中天心说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嘛，我只问你考不考，又没问你计不计分！于是推测外语不计入总分，考前直接把外语弃掉，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猛补基础和专业课。
1978年，易中天成为170名武大研究生中的一人。进了大学，如饥似渴地读书。碰上刘道玉回武大立新风，师生思想活跃，不爱听的课就翘掉，溜去听名家讲座。不过很不幸，毕业后，他只能屈才，回新疆。
第二年，他给恩师胡国瑞写信，希望回校。
胡国瑞知他是个人才，特意找到刘道玉。为将易中天调入武大，刘道玉又主动联系新疆。新疆不愿放人，说易老师是咱大力培养的，工资发了三年，你说弄走就弄走吗？刘不肯罢休，扭身去了教育部，以“武大毕业分配优先考虑新疆”的承诺，换来了易中天的留校任教。
「易老师（中）年轻时还是很鲜肉的」
易中天没让恩师和刘校失望。
进武大任教后，不仅学术上颇有斩获，讲起课来，妙趣横生，简直“武大爆款”。野夫撰文说，那时做插班生，听说易的“《文心雕龙》美学研究”很火，就跑去听。没想到，300人的大阶梯教室，连窗台上都是人。
“这阵仗，在我从前的大学却未有过。”
同样是在1978年，在武汉百步亭干搬运工的方方，也考入武汉大学。
方方生在书香世家，父亲去世得早，母亲身体不好，哥哥下乡。她读完高中，当起搬运工养家。4年里，一个80多斤的姑娘，要扛100斤的大包，每天跟着糙男人们出门挣钱。这期间，看尽人间冷暖，阅遍底层辛酸。
日子捱不下去时，她对同事说：
“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
「搬运工时期的方方」
高考改变了方方的命运。那个夏天，她每天坐30路公汽，再转2路电车，赶到20中应考。考完最后一门，一个监考老师说：
“我看这教室里，就你能考上。”
果然，方方顺利考入武大中文系。在武大，方方开启文学生涯。大三时，写了篇《羊脂球》，一个青年在社会压力下的堕落故事，被老师当成反面教材批评。她只好改了个光明结局，发表在《长江文艺》上。
这篇《大篷车上》，就是她的处女作。
但武大给方方的，远不止文学启蒙。
她说，在武大那四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四年，没有那四年，她成不了如今的方方。因为那个武大，教会了她一件事：
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听书上、报纸上和别人的教导。
“从武大出来后，我成了一个不喜欢被人左右，喜欢独立思考的人。”
04.
在武大任教时，查教授常告诫学生，作为年轻人，一定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
武大教授陈胜利也说：查老一生，最讲慎言与必言，没有把握的事，绝不评论，但必要时，一定挺身而出，直言不讳。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易中天敢言，想必大家早有耳闻。
且不提一路怼记者、怼主持、怼伪学究，逻辑之缜密，话风之犀利，已经可以出一本段子大全。除了怼人时怼出过“我幸不幸福关你鸟事”之类的金句，直言不讳的话，易老师也讲不少。回武大做活动，有学生问：
“现在许多学术论文大同小异，您怎么看？”
易说：“北大教授写《学校不是养鸡场》。这样向学生要论文，不就相当于向母鸡要鸡蛋？胡乱定考核的人，该被拉去种树！”
还有演讲，就更直接了：
“我们的教育评价标准是‘成王败寇’，忘了根本。这种成王败寇的标准，就是不把学生当人。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过的什么日子？从上到下，从学校到家长，全都望子成龙。但我一贯的主张是，咱们要望子成人。”
“什么是真正的人？八个字，真实、善良、健康、快乐。反观当下，学校像工厂，班级像车间，学生流水线批量生产，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塑料膜。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健康，没人去想。”
易中天说，现在教学，最缺科学精神。
何为科学精神？是为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四种精神之总和。缺了这个，人就丧失自我。一个人丧失自我，必然伴随着道德沦丧。
「谏言恢复高考的武大教授查全性」
至于作家方方，同样硬核。
毕业后，她到湖北电视台做记者。每次开会，领导就让她先走。为啥？因为一旦方方发言，总要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2014年，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公示。方方指出，湖北作协的柳某，不但写得差，还到处拉关系，简直丢湖北作协的脸。其实文学跑奖，早不新鲜。马爷在《都嘟》说，当年他做文学编辑那阵，眼看一个个作家送礼，实在凉了心，这才扭头去做生意、搞收藏。
言下之意，这是潜规则。像方方这种“不看脸色，不懂瞻前顾后”的，有话可就直说了。因为她捅破了窗户纸，柳某没能拿奖。类似的事，还不止一次。有作家评职称搞暗箱操作，她直接向上面点名批评。
查老当年讲话，必要时挺身而出，敢言敢当，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
方方在《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里写道：“在我看来，在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判断上，伪知识分子多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标准，真知识分子则站在一个健康社会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上进行判断。”
不同的造句，同一个指向。
05.
2004年，已成为厦大教授的易中天，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崭露头角，回武大做了一次演讲。也就是这一年，辽宁锦州北镇一个秉性善良的青年，考入了武大临床医学专业。
他的名字，叫李文亮。
从小学到高中，李文亮一直成绩优异。在老师眼中，质朴、正直，学习勤奋，乐于助人。2004年，他以609分的高分，考上了武大临床医学专业，本硕连读7年。
毕业之后，先去厦门工作了3年。
2014年回武汉，进入市中心医院工作。
也就是这一年，《奇葩说第一季》海选，清华某学霸进场，当着高晓松、蔡康永、马东的面，说自己本科、硕士、博士，读了三个系，问三位老师，以后该去哪个行业找工作。高晓松一听，当场质问学霸：
大紧扭头对马东，说一座历史名校，要都是跟技校一样，教学生学手艺，找工作：
“那我们要名校干嘛？要名校的传统干嘛？”
武大，毋庸置疑，自然是名校。可要依大紧老师“胸怀天下”的高标，李文亮医生，大约是担不起所谓的“名校生风范”。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
北镇是辽宁锦州市下属一个县级市。李父曾是机修厂职工，李母是民族商场职工。后来双双下岗。他们都只有初中文化，接连找工作，接连不如意，接连再下岗。养个孩子，很不容易。据《财新》报道，李文亮当初报考临床医学，是因为想要“比较稳定的专业”。
说穿了，这关系谋生。
他考武大的选择，看上去很实际。
但这并不妨碍他做个真正的人。
前面易中天讲话，什么叫真正的人？
八个字，真实、善良、健康、快乐。
摊开来说，真实就是不说假话，善良就是有恻隐之心，健康就是心理阳光，快乐就是热爱生命。看看李医生生前微博上的信息，这个爱吃炸鸡、喜欢追剧、认真对待工作生活、还会写一些柔情句子的理科男，想必很是符合易中天老师所言“真正的人”。
尤其符合善良、真实。
「李文亮在武汉大学」
翻开武大校训，名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其中“求是”一条，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在追求真理。
可见在这点上，李文亮是个好学生。
名校风范沾不上边，至少是合格的人。
李医生不像查教授那么高尚，有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但他有一个普通人的真实、善良。也在讲话上，维护了母校的传统。
他的话，不像前辈易中天、方方那么深刻。
但在关键时刻，发出了温暖的人性之光。
06.
武汉疫情下，易中天和方方还在讲话。
易中天犀利不改，在《武汉铆起，马屁精滚开》里，说“吃人血馒头的往往是马屁精。”对于那些写“感谢您，冠状君”和看到“领导眼里血丝织成迎春花卉”的人，直接问道：
“不拍马屁，会死人啊？”
在《没有一种本职工作叫做该死》里，针对“武汉医生干的都是本职工作，不需要说的那么伟大”这种二缺言论，易中天反问：
“照你这个逻辑，捉拿犯罪分子是刑警的本职工作。如果被犯罪分子杀了，是该着的。保家卫国是军人的本职工作。如果被敌人杀了，是该着的。可以这样说吗？没有一种本职工作叫做该死。脑子有水，甩甩干吧。”
至于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记”，这段时间想必不少人追着看。方方用她朴实、真切的文字，传递着一个封城下武汉居民的听闻、感受。
让武汉之外的人，了解到了那座城市的紧迫、眼泪、疼痛和希望。
因为方方的文字，我们才更清楚、更细致地了解武汉的情况，才知道原来在“我的遗体捐国家”后面，还有一句“我老婆呢？”。
因为方方的文字，我们才从更近的心理距离上，感受到武汉疫情之危，感受到这座城市里每个个体的悲欢，以及他们的坚强。
一如戴建业教授所言：
“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也从她那儿感受武汉人的忧戚。”
在日记中，方方坚守她的独立思考。但还是有一帮键盘侠看不惯。要么说她“矫情”，要么说她“添乱”，要么说她“负能量”。
水平稍烂一点的，说她身为作家，写这种垃圾文字，对不起作家名号，辱没文学。说出这种话的人，我看这智商，基本也就告别文学了。
说点你听来不快的，就叫辱没文学？
说两句你喜欢的，就叫有担当？
就算谈文学，至少要搞清楚，像方方这种现实主义作家动笔之时的文学观是什么：
“很多宏观大事之类，并不是我关心的。我要做的是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关注他们的爱恨情愁，生离死别，关注他们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方式，以及他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他们拉着你的手跟你叙叙叨叨时，让我觉得我理解的文学我热爱的小说，是能够照顾到人心的，它是一种有情怀的东西。现实主义小说最本质的就是这点：它和弱者心息相通。”
稍微想表现点水平的，又说方方是杂文、随想，立不起文学高标。这同样是屁话。
一个写出《琴断口》《万箭穿心》这种级别作品的作家，要你告诉她什么叫高标？
这都啥时候了，方方写封城日记，是为了追求文学之高标，是为了沽名钓誉？
易中天有句话讲得好：
“身体进了病毒，还有医生救你。脑子进了病毒，神仙都救不得。”
「李文亮微博对武汉秋天的描述」
2013年底，远在厦门的李文亮在便签里写道：“你一度认为那座城市与你似乎已缘尽情了。你偶然还想起那座城市，但心中总有些不踏实…尽管你甚至不想再提及那座城市，但你却不能否认你对那座城市仍然充满依恋。”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行云流水的武汉》里，方方写道：“对我来说，它已经是一个镶嵌在我生命中的城市，它与我童年的欢乐，少年的惆怅，青年的热情，丝丝相扣；与我的梦想，我的热情，我的追求，以及我的婚姻和爱，血肉相联。我只有一脚踏在武汉的土地上，才有一种十分切实的安全感觉。”
在武汉度过青春的易中天，也曾写道：“情系武汉，无心过年，因此敬告亲朋好友和各位网友，本人谢绝一切拜年贺岁。在我同胞和乡亲面对生死存亡的日子里，哪有心情听什么‘新春快乐，恭喜发财’之类！恭请诸位海涵！”
透过文字，可见他们有多爱这座城市。
爱之深，痛之切。所以才要用各自的方式，表达自身与这座城市的血脉勾连。要么是看不过眼的痛骂，要么是遵守内心的书写。
无论哪个，都是身在其中的悲痛。
而那些并不了解武汉、也未身处武汉的看客，只是靠键盘发议论和牢骚的留言区评论员们，到底又有几人，有他们切身的痛感？
也难怪刘道玉当年指出社会病：
“讲真话从来是两个人的事，一个要有人愿意说，还得有一个人愿意听。”
07.
行文至此，该说的差不多点到了，不该说的，透过冰山，水下面的留给诸君思考。
最后，再给大家讲个段子吧。
相传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举人张锳，一生最最重视教育。任职安龙城时，每晚都派两个差役出门，一个提灯笼，一个挑桐油篓，见到哪户人家亮着灯光，两人就高唱一声：
“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
等读书人开门，便取出油筒，舀出桐油，倒进这读书人的灯盏里，补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
言毕，又向下一户读书人家走去。
如此前后坚持13年，风雨不改。“加油”一词，也因此广为流传。
而张瑛的第四个儿子，即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1893年，张之洞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起开办学堂。其中一座，名为“自强学堂”。它是武汉的第一个专业学堂，经百年之变，由方言学堂，到武昌高等师范，再到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最终于1928年迁入珞珈山下。
从此，定名为武汉大学。
今时今日，当我们不断喊着“武汉加油”时，或许多少该记起“加油”这两个字的由来，记得最初我们是在为谁加油，为何加油。
想想一座历史名校，要培养怎样的书生。
想想当下的读书人，该为何读书。
「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
「全文完，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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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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