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于1881年2月9日」出自：《卡拉马佐夫兄弟》……01.1979年的除夕夜，王朔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会。会上出现了消失许久的交谊舞，还有人穿喇叭裤、烫头发，乃至说英文。那时王朔还是名海军，没成为日后的痞子作家。会场上，王老师感到万分扭捏，感叹世道变了。同样的感觉很快沉淀在更多中国人心中。此后四十年，这感觉会越来越强烈。每当辞旧迎新之际，人们回望前尘，会惊讶地发现生活日新月异，去年的热闹，今日便归于冷淡。新的潮流总会涌来。今年最火的词，莫过于citywalk，它被小红书总结为《2023年度生活趋势观察》之一。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显眼包”、“听劝”。毫无疑问，这是疫情结束后国人释放情绪的出口。透过citywalk，能看到的不止于此，还有过去四十年里，影响国民生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一直在变。「今年爆红的citywalk」很多人不清楚，今年citywalk那么火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红书社群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笔记分享。起初是一个个小火花，随着社群文化不断发酵，终成年度生活方式之一。这要放在1979年王老师面前，他是不敢信的。毕竟过去几十年里，绝大多数生活方式，都并非我们普通人可以引领的。在王老师感叹世道变了的80年代，改开吹风吹拂下的中国人，衣食住行迅速发生变化。80年代的生活，那是一场关于美、关于人性、关于欲望的觉醒。物质还不丰富，心灵已经饱满起来。那时，电视还没普及，人们更多从广播、杂志和电影里寻找生活美的灵感。最早拿出气势的是女孩子。1984年，铁凝发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震动文坛。随后被改编成电影《红衣少女》。此前，全国女同胞统一黑蓝制服。看完电影，姑娘纷纷穿上意味着“反叛”的红裙子。「电影《红衣少女》」这靓丽的红色迅速传遍全国。换下衣装，她们还要抹雪花膏，用蛤蜊油抹头发。城市流行《排球女将》里小鹿纯子的“纯子头”。《血疑》引进，让“幸子衫”火了很久。《庐山恋》里张瑜换了40套衣服，姑娘们馋坏了。当时售价7毛钱的《服装剪裁》，家家户户都有。那是80年代的时尚针织宝典，最流行的针法，都在里面。男人们也不例外。《追捕》高仓健带火了风衣，《上海滩》周润发带火了白围巾。《大西洋底来的人》带火了蛤蟆镜。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让男人们烫上了飞机头。最让男同胞自豪的，是能搞一套自制家具。电视、冰箱、洗衣机，不是普通人能消费的。作家邹静之回忆说，那时你往院儿里一看，男的都在打家具。《渴望》里宋大成的家具叫捷克式。为了学他，小伙子们从图书馆借书看图纸，东改西改。不久，名为“组合家具”的潮流席卷全国。发起者来自上海电视台《生活之友》栏目，他们搞了个“家装布置评展”，从900份投稿里选了18份作品，拍成纪录片，并出了本专门布置家居的杂志。这本杂志，引领了80年代家装时尚。当时众多杂志的发行量，今天看来堪称奇迹。「它才是穿搭鼻祖」1981年，《大众电影》发行量由复刊时50万份上升到960万份，全世界第一。每期封面的女明星，左右了当时的穿搭、发型。她们是最早的意见领袖，能靠一期封面，带领全国姑娘穿上同一款颜色的衣裙。不过，在另一样促使国人欲望觉醒的东西面前，那还差点意思。02.1979年，就有人偷偷听海外电台，听邓丽君。随后，盗版磁带流传民间，广播里“靡靡之音”日渐丰富，年轻人躁动了。1984年一个普通夜晚，人们刚看完新闻联播，一个抱着吉他的小伙子从电视里跳出来，边唱边跳“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是央视组建广告部后拍的第一批广告。跳舞的苗皓钧18岁，成了全国最潮的青年。广告播出，燕舞收录机销量冲上百万台。流行音乐迅速改变人们的社交方式。当时青年人主要分两拨，一拨在跳舞，一拨在碴琴。80年代跳舞火爆到相关部门出手，联合文化部发了《取缔通知》。广大群众热情不减，表示强烈反对。1987年《霹雳舞》上映，贾樟柯受此影响，成为了迪厅小王子。再后来，当初扭捏的王朔，带头策划了《海马歌舞厅》。「苗老师后来还演了《还珠格格》」碴琴那拨青年，意义就更深远了。对此，王朔发小叶京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有详细表现。青年们穿着军棉袄，抱着吉他、姑娘，在街头对峙，先后唱歌。谁接不上，只能灰溜溜走掉。周云蓬在《绿皮火车》里回忆说，当年他参加沈阳碴琴，看到技不如人的，当场就把琴砸了。这一风潮还弥漫到高校。清华有个叫高晓松的，受到严重影响。因为这波风潮，才有了90年代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80年代，《射雕英雄传》《霍元甲》《上海滩》港台剧虽然红，并非人人都能看到。广播和音乐则不同。《蔷薇处处开》《甜蜜蜜》谁都能听。主流媒体扮演推手。《北京晚报》在1980年搞“新星音乐会”，“歌星”成了流行词。5年后，“红锦杯羊城新歌新人大赛”在广州举办，为94年广州歌星崛起埋下伏笔。音乐，是那个年代社交最好的佐料。制造流行歌、传播流行歌的报刊、广播和盗版磁带，自然是大众娱乐生活的领头人。「《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的碴琴青年」03.近些年，每到年底，观察分析大量国民生活趋势数据的小红书，都会总结一年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预判大众生活趋势的方向。夜跑、户外游、乡村休闲、老钱风穿搭、便利店饮酒…各类新鲜玩法层出不穷。变化的源头，得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张颐武说过，80年代虽有物质吸引，还表现在精神层面，到了90年代，物质追求变成了主流。中国人的消费生活，这才算真正展开。1990年10月，深圳一家餐厅开业，连市领导都去了。当天排队的人，从二楼排到一楼。这家餐厅的见习经理，战胜了6000多人、经过3轮面试、见过7位考官，才被录用。那一批见习经理一共10人：8个本科生，2个硕士生。这家餐厅名叫：麦当劳。那天，深圳店刷新了麦当劳单日营业额全球纪录。「当年麦当劳开业盛景」这是90年代生活的一个缩影。10年间，洋品牌纷至沓来。90年，卡地亚成了最早的奢侈品；92年，LV门店在北京开业；94年，百盛进入中国；98年，宜家进入上海；99年，北京国贸开了第一家星巴克。那一年，皮尔·卡丹甚至把时装秀开进了紫禁城。一个叫“大宝”的牌子，天天跟大家打招呼。女孩不再满足于珍珠霜，学起了毛戈平。小伙子不再手打家具，开始跟星级酒店学家装。“永久牌”自行车并不永久，城里满地跑面的，后来变成捷达。人们不光在家炒菜，还下馆子。刘震云把《一地鸡毛》卖给冯小刚，赚了八万块，立马带女儿去吃了顿肯德基。中国人慢慢有了更多钱，以及更多的——时间。1995年，工作改为双休制。周末的富余时间，催生了逛商场、农家乐。购物血拼变成放松，旅游休闲蔚然成风。1999年，国务院政令确保了黄金周，从此旅行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穿搭、家装、餐饮、美妆领域，新的生活趋势一个接一个到来。今天吊带裙，明天牛仔裤；今天大波浪，明天齐刘海。随之改变的，还有流行文化和社交娱乐。1992年，全国首家KTV“金嗓子夜总会”在广州开业。2年后，《亡命天涯》让一线城市居民看到外国大片风光。靠近香港，无数盗版VCD生产线崛起，把“双周一成”和“四大天王”的耀眼光芒送到内地。追星族诞生。没钱的小镇青年，则泡在迪厅、台球厅、游戏厅、录像厅里，挥霍青春。卡拉ok风靡后，王小波还专门写文章，讽刺邻居唱歌如驴鸣。「电影《亡命天涯》上映宣传」但在如此眼花缭乱的消费趋势中，依然有一样东西，统领大家生活。那就是迅速普及的电视机。九十年代中期，全国的彩电企业，多达98家，国产彩电年产量3000万台。全国电视塔684座，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了82.3%。一块小屏幕，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媒介中心，掌握极大话语权。吃穿的档次、品牌的风潮、流行的趋势，都开始被它左右。04.1990年，《渴望》热播，让街上小偷都变少了。这是电视取代图书、电影成为最受欢迎传播载体的里程碑。刘慧芳的命运牵动全国观众的心。还没晃过神，琼瑶、金庸又来了。VCD机和DVD机流行。港台电影、音乐轮番轰炸。北视中心出品、第五代导演文艺片、内地滚圈和先锋文学，一夜间过气。气得王朔老师在《无知者无畏》里把四大天王、成龙电影、金庸小说和琼瑶剧列为四大俗。90年代的电视影像牢牢抓住国人生活，制造海量国民记忆。电视剧的大爆发，在90年代末促成《还珠格格》爆红，内地诞生了第一个全民偶像。90年代中期，新闻也得靠电视。央视新闻评论部送出了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这些精英，崔永元更因《实话实说》爆红。连1999年本山大叔的《昨天、今天、明天》，也得假借《实话实说》的形式。上演此小品的春晚，更是90年代的全民记忆。长达十几年里，它都是年度流行词的发源地，拥有不可撼动的影响力。「这俩字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大众的生活趋势、消费决策，自然逃不出电视文化的手掌心。《正大综艺》教会你世界真奇妙；旅游卫视让你“身未动、心已远”；《娱乐风云榜》告诉你这一年什么音乐最火；《美丽俏佳人》教你怎么化妆显脸小；《生活空间》让你学会了极简风家装；《天天饮食》改变了你的厨房和冰箱…节目里，香港明星的发型、穿搭，成了大众模仿对象。郭富城的中分，让少年韩寒写过一篇《头发》，寄给第二届新概念。成龙一句“望子成龙”广告语，让小霸王成了一代人童年记忆；六小龄童的“金猴皮鞋”，堪称初代洗脑营销；脑白金送礼话术，带来了保健品市场爆发。90年代，电视广告产品在群众心中代表着体面和档次。人们对品质生活的想象，都来源于电视。每年生活趋势的变化，在于电视报道、呈现了什么。在大多数次发达和欠发达城市，人们习惯通过电视来获得最前沿的时尚资讯、最时兴的休闲方式，跟风模仿。「那时候，易老师还没现在那么瘦」千禧年后，电视的力量依然巨大。2005年，一档地方台选秀，造就一位登上《时代周刊》的平民明星。央视《百家讲坛》，就能让易中天、于丹爆红，掀起汹涌的“国学热”。大家都读起了《三国》《论语》。又过了几年，养生节目来袭，张悟本一句话，把绿豆汤炒热。人人开始谈论亚健康。90年代的生活，就这样被电视文化左右着。但在1999年，一场实验，已经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05.1999年9月，台湾“梦想家中文网”联合大陆十家媒体，搞了场实验。12名参与者在封闭房间里，通过网络来满足生存需求。一个叫范红军的志愿者崩溃了，他发现网上除了永和豆浆，啥都没有。夜里睡在木板床上，范红军被冻得瑟瑟发抖，并发誓这一辈子都不吃永和豆浆了。四年后，“梦想家”倒闭。就在那年，大众点评在上海成立。1999年的范红军一定想不到，日后打开大众点评，上面会是琳琅满目的餐厅。也是那一年，马云把几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说公司要做一个项目，你们要离开家，不能跟任何人讲你们在做什么。随后，几个人搬去阿里创业的湖畔花园。几个月后，淘宝网上线。同年10月，支付宝诞生。只不过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对此毫无察觉。虽然1996年，胡泳就翻译了《数字化生存》，但这一生存趋势只属于极少数。比如有个叫宁财神的破产写手，在90年代末混迹网络，培养一身网感。6年后，他把从互联网上积累的段子、巧思编到了一部的情景喜剧里，取名《武林外传》。「1999年，它还被称为：闹剧」经过两年苦战，2005年淘宝崛起，逐步拉开国人网购的大幕。第二年，每天超900万人在淘宝逛街。一种即将改变国人消费习惯的生活趋势，由此蔓延开来。与此同时，资讯分发、即时通讯、在线聊天、同城服务、网络游戏，各种日常需求逐渐被网络覆盖，中国网民人数疯涨。正是在这段岁月里，一件事发生了巨变。2003年，《大众软件》介绍了一个叫猫扑的网站。此前，很少人知道它。看完文章，许多人成了猫扑用户。大家厌倦门户网站千篇一律的页面，希望找到新的乐趣。在类似猫扑的论坛里，千万网民聚集，搅动了最初的网络江湖。在那里，草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911事件”时，西祠胡同千人网友在线讨论；猫扑网上，一个手捧奶茶的姑娘被捧成了清纯代表；李毅吧对李宇春吧的爆吧行动，成为贴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曾几何时，只有在电视上发言、报刊上撰稿，声音才能传播，被陌生人听见，但到了互联网时代，你只需要一张帖子。草根的声音，突然可以传很远了。06.2006年，有三件事，足以反映电视一家独大的话语权正被瓦解。那一年，在大学宿舍，你会发现男生们没有打游戏，而是扎堆追一部名叫《越狱》的美剧。随着字幕组横空出世，在美收视率跌出前20的《越狱》，迷住了无数大学生、白领。人们熬夜追剧，从此习惯了“季”播。随后，《迷失》《英雄》《绝望的主妇》《24小时》等剧风靡一时。90年代全国同看一剧的风景，不复存在。上网看剧、看综艺变成新日常。「还记得米帅吗？」那一年，郭德纲火遍全国。他不像其他任何同辈相声演员，是上电视走红的。2005年，土豆网上线。他和于谦各种被盘出包浆的视频，在土豆疯传。通过网络，郭德纲迅速走红。《我是文学家》《我是黑社会》《我是军事家》等“我是”系列，奠定了他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德云社崛起。老郭一红，甚至带动了大批白领去剧场听相声。没几年，王自健、嘻哈包袱铺相继出圈，在剧场博得大名。尽管以报刊、电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依然强势，但已不再是唯一的言论场。还是那一年，徐静蕾博客开通112天后，访问量达到一千万。早在2003年，写《遗情书》的木子美老师，就凭借大胆文风，让博客第一次走向大众。但全民关注博客，还要等到2005年韩寒和徐静蕾入驻新浪。这两位博客时代杰出名人代表，获得巨大影响力。韩寒的博文，成为网络公民必读刊物。他本人也被送上《时代周刊》，排名超过奥巴马。一时间，写博客、读博客，成为最热的网络生活方式。类似徐静蕾、韩寒这样的名博，自然是顶流。但对于互联网发展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从此，任何一个草根，也可以获得和精英一样的话语权。他们可以在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不久，互联网给他们颁发了一个响亮名号：大V。一个普通草根，可以通过自身积累，成为一个领域的意见领袖，成为一个垂类的生活趋势引领者。这在八九十年代，是无法想象的事。「当年他版税的单位，是千万」2006年，石悦在天涯连载历史小说，因流量被质疑，转战到新浪博客更新。点击量迅速破百万。随后，他的博文被整理成册，取名《明朝那些事儿》。同年，新东方的老师李笑来把英语教学提炼出来，发在博客上，形成英语教材，成为出国考试必读书目。他还出了杂文集，叫《把时间当作朋友》。和论坛不同，博客有强烈的订阅性、追随性，拿魏武挥老师的话说，虽然二者都以用户创造内容（UGC）为核心，但博客更强调“人”。从此，主流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中心，不再是引领生活趋势的权威。成为大V的草根们，一样可以造势。07.可实际上，今年小红书上citywalk、显眼包和听劝的爆红，都不是某一个大V带起来的，都不是某个头部博主分享引爆的。Citywalk最早被关注，是因为小红书上一位武汉用户分享了武汉的旅游笔记。笔记里，没提任何5A风景区，把重点放在武汉有特色的老街、店铺上。没想到笔记一发，点赞、收藏数猛涨。很快，其他城市一些早有过citywalk经验的素人，也开始分享宝藏经验。或许是出于对自己城市的热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撰写citywalk攻略。这些笔记带动了线下出行。从上海到宁波，从郑州到北京，一座座城市的citywalk路线相继出圈。普通人写，普通人看，普通人行动。至于“听劝”的流行，更是充满戏剧性。一名叫“小艾同学”的小红书素人用户，因长期找不到对象，去社区发求助帖，上传了半身照，希望大家指出自身问题在哪儿。很快，一些女性用户赶来出谋划策。面对众人建议，指出各种问题，小艾全都坦然接受，一点也不杠精，丝毫没有玻璃心。大家怎么指点他，他就照着去做。于是被誉为小红书最听劝的人。「“小艾同学”听劝前后对比」前前后后，居然有多达三千名素人姐妹为他出主意。与此同时，小艾不断改变发型、体型、穿搭，成功蜕变。就这样一条普通人的求助帖，冲上社区年度精选热搜，获得6,824,000热度。听劝由此流行开来。过去一年，“听劝”成了人们出行时最爱贴的标签。不看旅游博主、不看探店大V，出门后，直接去小红书吼一声。会有许多当地的普通用户或打过卡的用户赶来帮忙。它演变成了普通人之间的互助旅行。无论是citywalk的发酵，还是“出门听劝”的玩法，都不是意见领袖引领的。早在2010年，《新周刊》就预言过一件事：“过去30年，你被大趋势所驱使，追求财富，提升生活品质，接下来，你将选择属于自己的小趋势，去见证一个新时代。在这个多元世界里，集体正退下，个体将会登上舞台。个人的选择汇聚成小趋势，小趋势再变成大趋势。”「小红书2023年度生活趋势」这件事，早在2009年就有了苗头。200‌‌‌‌‌‌‌‌9年7月，贴吧有人发了句“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3分钟后，“贾君鹏”回帖，表示不回去。几个小时后，事件发酵，走红网络。随后三天，帖子点击冲到781.8万，回帖数30.2万，贾家“亲友”倾巢而出。这一事件，被《新周刊》列入“新世纪十年十事”，可见意义深远。对此，刊物撰文说，社交网络重构了社会关系，任何一个小山头，从此都可能成为风暴中心，任何一个信息，看似无聊，出发点卑微，但经过群体加工，都可能成为一股龙卷风。网络事件和热词，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听劝”“citywalk”这样由小变大的趋势，这种由一个小山头掀起的龙卷风，偏偏发生在小红书？08.杀死新浪博客的不是另一个博客，而是新浪微博。写作本质上是一项偏精英化的活动，要能长时间输出高质量内容，门槛是很高的。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到来，微博把发声机会再次拓宽。140个字的口语表达，加上随手转发的传播速度，改变了论坛、博客时代的信息流动方式。所以，才有了“围观改变中国”的说法。随后，互联网+的大爆发，又一次从购物、出行、餐饮、社交等领域重构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期，延续博客时代话语权分化的趋势，各种承载内容的APP诞生，公号、知乎、快手、B站、抖音纷至沓来。会写文章的、会拍美照的、懂科技的、教美妆的、能拍段子的、热爱表演的…无数的大V和网红，从草根沃土中崛起。一时间，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粉咪蒙，明日迅猛龙，今日papi酱，明天何同学…可与此同时，大部分普通用户，都只是看客。他们和80年代看《大众电影》、90年代看电视综艺、00年代搜海外资讯的人一样，只能被动接受生活潮流，从一个趋势赶往下一个趋势。过去几十年，他们一直在跟随。跟杂志封面学烫发，跟电视剧主角学穿搭，跟美妆博主学化妆，跟探店网红找食堂…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Citywalk、听劝的走红，意味着新力量介入。不再由某个领域的资深玩家来引领，不再是某个权威，把小趋势推给大众。而是实打实的由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形成气候。这种无中心的爆发，连小红书的运营都承认，带着混沌的无序性，难以预测和人为操控。可能在趋势抬头后，他们会邀请大V去助推，但在趋势诞生之初，它们完全酝酿在一个个极为普通的小红书素人用户的笔记里。就像《新周刊》总结的，看似无聊、卑微，却是飓风起点。这离不开小红书的氛围。作为一个生活分享社群，来这里记录生活、分享攻略的都是真实可触的普通人。他们的分享，蕴藏温度和诗意，希望传递给更多人。用户“茉莉的魔力”分享过自己带3岁孩子babywalk的路线，向人们展示了小孩子走路回家时和世界不期而遇的欢快心情。素人用户“璇子”，也不止一次书写过焦虑生活被citywalk治愈的感受。「孩子的citywalk，是探索世界的欢喜」在这里，普通用户不需要精美文笔，通过口语表达，把真实体验和心里感受说出来，带上自己的故事，就能感染他人，引起共鸣，带动更多人参与。社区的生活化倾向，也利于共鸣发生。譬如热词“显眼包”，这本来是抖音直播间传出来的，综艺圈子又拿它做不少宣传，被广大网友“滥用”。结果到了暑假期和十一期间，人们涌向博物馆，找到不少“显眼包”，自发记录在小红书上，寻找生活中显眼包的玩法，就这么被广大用户带火了。「带薪拉屎的博物馆显眼包」这期间，用户“肥仔妹”分享了家里抗癌的“显眼包老爸”。整个抗癌过程中，老人家乐观积极，还常用一些搞怪、搞笑的手段给病友打气，以老顽童姿态来跟病魔对抗。笔记在社区里感动了不少人。用真诚、温暖，具体鲜活的生活场景和人生片段，去打动另一个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在小红书，一个普通人能成为掀起飓风的蝴蝶。09.岁月如流，光阴荏苒。四十年生活一次次改变，好像一眨眼的功夫。80年代交谊舞会上的红裙子，90年代遍布大街小巷的港台明星海报，00年代开心网偷菜，那些消失在时光中的衣食住行的细节，对个体而言，是岁月变迁里的甘苦自知，是一段段隐秘的成长心事，对集体而言，是过去四十年来社会进程的缩影。其中镌刻的，是中国人的奋斗、憧憬和人生冷暖。所谓的生活方式，无非是文明与科技的总和。文明层面上，只有当一个社会足够开放、包容，每个人的选择，才能被充分尊重。科技层面上，每个个体的声音传到最远，这个世界的色彩，才能足够丰富。这不，又到年底了。一年即将收尾，在过去的365天里，除了citywalk、显眼包、听劝，想必每个人，都有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人人都能成为掀起飓风的蝴蝶。说不定某天，你的一篇帖子、一个笔记，就能在社群发酵，连接更多人，结出累累硕果。「上世纪80年代中国，如今已是沧桑巨变」新的一年，必将有新的趋势，新的热闹，新的流行词。但不管如何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会变。这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最关心的事。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又一种生活，能在小红书扎根的原因。用每一种独特的生活喂养心灵，用每一次热烈的感动铭记岁月。2024年就要来了，希望我们都能寻找到新的连接，又同时坚守内心的秩序。希望在不断变幻的生活趋势里，我们总能爱我所爱，行我所行。就像卢国沾在歌里写的：每当变幻时，快乐永记取，深刻藏骨髓。//拓展阅读过去四十年，内地不光有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娱乐生活内容的大变化。文中提到八九十年代受港台文化影响的事，我早就梳理过一篇相关稿件。关注本号，后台回复「红人」，获取本文拓展篇「港台红人沉浮录」。「全文完，下次再会」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中国生活记忆》，陈煜[2]《「新周刊」二十年精选》，新周刊[3]《PC互联网时代那些事》，人人都是产品经理[4]《中国电商20年》，虎嗅[5]《「越狱」的中国隐秘流行》，三联[6]《请回答2005：为何它成了中国互联网关键一年？》，首席人物观，江岳&陆缘。[7]《默默死去的博客与启蒙时代》，叶克飞[8]《“木子美”日记网上持续发烧》，中青报[9]《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新周刊[10]《我和我的九十年代》，新周刊[11]《我们到哪儿听相声》，三联[12]《当虚拟“闯入”现实，2006年网络博客志》，新华网-END-商务&转载：zougengxin作者私微：lswenan……//顺手关注·长追不亏//

“有没有一个人,教会了你成长，却没有陪你到最后。”——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逝于1996年9月23日」代表作品：《哆啦A梦》……编者荐语：今天的文章，再一次来自老朋友「8字路口」。这个早已消失在江湖上的公号，写过太多对我口味的文章。这篇属于童年回忆杀，符合8字一贯的以小见大，以某一个领域窥探一个时代的文风。类似的选题，我也想过写一篇，未必能写得比这有意思。文章里提到的那些片子、那些角色，就和8字一样，虽然如今看不到了，但曾几何时，它们的陪伴，让我们的生活，多了许多滋味。我们不该忘了它们。1984年工作日的一天，辽宁电视台录音棚。几个东北人，正在给一部岛国来的动画片配音。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翻译岛国片，大家对日语台词都没经验（不像现在），还特意请来了教日语的大学老师做指导。就连这部片子的片头主题歌，第一句应该怎么翻译，都得好好想想：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各地，阿姨兮带路录音棚里特意准备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为的是能随时能把东北话拉回到蒲通话。剧组还指派了一名台词监督，防止配音演员说到动情处，东北话脱口而出。比如把全片最后一句结束语说成：就整到这，拉倒吧。没错，这部片子，就是《聪明的一休》。中国引进海外动画片的历史，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不过，规模最大也最精彩的一次，还要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全国人民普及电视和对外睁眼的时候。和一休一样远渡而来的海外动画片，陪一代人度过了整个童年。01《聪明的一休》，并不是从跟东北一衣带水的日本来的。而是绕了半个中国，从广东来的。那个年代的广东，有一个奇观：从高楼大厦到穷乡僻壤，房顶上都竖着一片片的天线。这些天线都是违法的，它们都带着放大器，专门用来接收香港的电视节目。隔壁的资本主义长啥样，一目了然。这让广东省政府十分头疼。法不责众，别说明文禁止了，出动消防车都没用，只能用大功率干扰电台放干扰电波信号。但香港来的老板又不干了：连香港电视也不让看，还算什么经济特区？我们的生产怎么做？我们的信息哪里来？这样的特区，能让我们有信心投资吗？这最后一句话，非常能制造焦虑。于是，广东只好在有中央领导视察的时候才放干扰电波。后来广东人民都习惯了，一看电视屏幕上出现雪花，就知道：噢，北京又来人了。有一天，广东人民的电视上又出现了雪花，这次来的是一位姓胡的老人。在佛山，胡老人问一个县委书记怎么评价香港电视台。这个耿直的县委书记说：您是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胡老人说，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听真话。县委书记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开讲，还分了三个层次：第一，香港电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宣传社会主义。第二，香港电视的市场信息来得快，看了抓经济有好处，就是广告太多，商业味太浓。第三，香港节目也不是黄色，最多穿穿泳衣。很快，办好广东台就以政治任务的身份被提上了日程。广东省特地给电视台划出一批外汇，去海外采购了一批电视节目。其中就有《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原本轮不到广东电视台。如果它没有被央视先拒之门外的话。央视的人看了样片后，觉得是个好片子，但要在央视播出还得考虑考虑。我的同事朱十一追女生，天天晚上拎着两大瓶热水去。女生说：你是个好人。真实的理由是：一休僧侣的身份及该片或会引发唯心主义和消极避世思想之类的争议。毕竟，改革开放的当口，怎么可以佛系呢？在此之前，央视引进的《铁臂阿童木》就让领导很满意。当时正值国家卯足了劲要科技强国之时，这部由日本现代漫画之父手冢治虫创作的科幻动画片就十分应景。比如阿童木的名字来自于英语单词“ATOM”，意思是“原子”。简直就是在给四个现代化高唱赞歌。被央视放弃的一休，在这种情况下被广东电视台买了下来。中央这边也觉得广东偷看香港电视的事丢面子，特地发文，要求全国电视台向广东台支援优秀电视节目，以加强与境外电视媒体竞争的能力。然后，又召开了一次“支援闽、粤电视节目座谈会”。因为，胡建那边也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聪明的一休》引进后的翻译和制作，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被外包给了辽宁电视台。真接手了，东北老铁们才明白了央视的顾虑。原来，这部片子很不好翻译，容易犯政治错误。比如有一集，有个做豆腐的镜头，旁白说：豆腐是日本人发明的。这简直就是随意歪曲篡改东亚历史嘛。你咋不说小提琴是鲁智深发明的泥？再比如另外一集，有一个情节：给新佑卫门相亲。这也太少儿不宜了。要知道，东北人堂堂正正地相亲，还要等到6年以后，赵老蔫和马丫丫演的那个小品。于是，在翻译的时候，相亲这个情节就改成了：收女徒弟。02当东北老铁们还在冥思苦想怎么让一休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一个美国鬼子已经瞄上了天真无邪的中国孩子。这个鬼子叫迈克尔·艾斯纳。他有一句恶狠狠的名言：所有给人们提供娱乐和信息的公司都是迪士尼的竞争对手。刚上任迪士尼总裁没几天，他就特地飞到北京，直奔复兴路11号——央视。当时，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了一些盗版过来的美国动画片，有些地方台偷着播。但要正式引进还是个大事，没人敢做主，毕竟还在时刻警惕着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艾斯纳这次带来的是看家法宝：《米老鼠和唐老鸭》。米老鼠当时56岁，唐老鸭49岁。这对搭档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动画巨星。在一些地方，它们也引发了很多文化上的冲突。比如70年代芬兰闹经济危机，有人建议停播唐老鸭。停播的理由是：这只鸭子从来不穿裤子，而且总是和一只未婚的母鸭子在一起打打闹闹。在中国，米老鼠和唐老鸭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以电影版的方式在上海、南京放映过。刚巧当时的央视少儿部主任徐家察是上海人，当年就是它的小观众。于是，在她的力推下，央视一次购买了104集动画片的版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果然还是要警惕的。迪士尼和央视的谈判一直持续了整整半年，带来的协议书厚厚一沓，什么播放权、播放时间、版权保护，都是当时的中国人民没见过的词儿。比如，这104集的动画片只能在央视播出一次，不得重播，也不得复制、出版任何音像产品。而且，如果发现中国其他地方有人盗播，央视必须前往制止和问责。迪士尼的版权意识绝对能说地表最强。他们发现中国有好多盗版的米老鼠，就把所有的商标都注册了一遍。有家糖果公司，做奶糖的，本来从30年代起，就在奶糖包装上印米老鼠，很受欢迎。这下不得已改成了大白兔。对，就是那个大白兔。引进之后，就是配音。美帝的霸道一览无遗。他们规定，配音演员必须海选，每个人要把自己配的片段录下来邮到美国，由美国人最后敲定。尤其是唐老鸭，这个全片台词最多的角色。其实，原先有个二十岁的小伙，模仿鸭子叫声很像，已经被钦定为中国版唐老鸭。不料，他刚配了十集，就被派到外地出差了，只能换人。这事成了他的终身遗憾。22年以后，他主演一部战争大片，扮演一个中国军官，狠狠揍了美国人一顿。最终确定的配音演员，是刚在央视86版《西游记》里，给六老师配过音的另一个年轻人，李扬。李扬下了很大功夫，学习怎样做一只真正的鸭子。为了多听鸭子叫，他故意在鸭子屁股后面追，吓唬它们。还用了很多民间偏方，比如学乌鸦叫。刚刚说过了，徐家察主任小时候就是上海滩的小观众，是看过美国版唐老鸭的。懂行的当领导，这可把李扬坑惨了。她亲自担任这部中美合拍动画片的首席观众。经常，她因为觉得李扬的鸭子味不够，或者太重，让他再来一遍。有时候一来就是20遍。从1986年到1990年，每周日晚上六点半，央视一套都会播放一集《米老鼠和唐老鸭》。千万名中国孩子都坐在电视机前，眼巴巴地等着那二十几分钟。被吸引的，还有数不清的大人。报纸刊登文章说：《米老鼠和唐老鸭》提供了一个让成年人“合法”地大笑一场的园地。不料，刚播出十几集时，央视突然收到了迪士尼的举报，说上海台把动画片录了下来偷播。上海台当时和央视是平级，央视管不着，最后找到广电才摆平。没几天，迪士尼又打电话过来，说厦门的渡海轮上又有人在偷播。折腾得央视疲于奔命。1988年春晚，李扬被邀请参加，他的节目就叫《孙悟空和唐老鸭》。在这个节目里，李扬一会儿装成孙悟空，一会儿装成唐老鸭，文体两开花。之后这么多年里，他再也没吃过鸭子。03美帝国主义的风吹来了就不走了，还一阵更比一阵猛。1984年，美国一个叫孩之宝的玩具公司，为了卖玩具，和漫威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漫画。没想到，他们打造出了一个跨越世纪的超级大IP：变形金刚。主角是两伙会变形的机器人，一边是好人，老大哥叫擎天柱；一边是坏人，代表人物威震天。这两拨机器人从外太空打到了地球。实际上，这两个名字都是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特意取的。擎天柱的原文是Optimus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打工诗人·许立志「逝于2014年9月30日」代表作品：《杀死单于》……01.1984年，老人去深圳走了一圈。回广州后，老人肯定了深圳的发展经验。许多人因此看到机会。王石跑去搞了个展销中心，李经纬推出健力宝，柳传志在传达室里成立计算机公司…许多抓住时运的人，成了日后大佬。那时节，深圳大地上，无数的工厂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南方新鲜的空气吹拂到一些落后的边缘地带。那里的人听说南边可以挣钱，纷纷背井离乡，扛起行李涌向深圳。他们不像前面几位，有关系、有资源、有知识。也没办法扛着巨大风险创业。这些外来务工者，大部分时间被钉在了车间流水线上。1984年，也是文学的年份。路遥在写他的《平凡的世界》，阿城在写《棋王》，莫言写《红高粱》张承志写《北方的河》…后来许多名利双收的作家，都是从这一年起步的。而远在南方，1984年的《特区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叫《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写的是农民工青年进城后的挣扎。此文作者叫林坚。后来，人们把这个短篇，视为中国“打工文学”开山之作。「1980年建设中的深圳」三年后，高中毕业的张伟明放弃铁饭碗，进数家工厂打工。这个文学青年，想亲身体验一下打工者的“疾苦”。在厂里，他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凌晨才能回宿舍。1988年，他回老家，写出《我们INT》，发表在著名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创刊号上。INT是港资厂检验用语，意为“接触不良”。两年后，只有初中文化拉过煤、搬过钢、做过木匠的周崇贤，也南下进厂。1991年，他将5年间吃过的苦，写成一篇《打工妹咏叹调》，发在《佛山文艺》上。同年，安子的纪实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文中记录了包括她在内的16位打工女性的故事。当时，南方工厂里数以万计的打工者过着机器人一样的生活。远离乡村，难以融入都市，情感得不到慰藉。他们吃了很多肉体、精神上的苦。单调的生活中，上面这些纪实或虚构，在无数夜晚，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也能变成文学作品，原来书中人的那些困惑、挣扎和迷惘，和自己一样。如此庞大的打工群体，构成了一个时代独特的读者群。在那些没有抖音、快手，没有智能手机的夜晚，无数打工仔捧起了杂志。《佛山文艺》鼎盛时期，可以卖到60万份。此外，《大鹏湾》《打工族》《打工知音》《飞霞》《西江月》《南飞燕》等刊物备受打工人追捧。影响力巨大的《大鹏湾》，一期能卖出15万册。很多打工仔求助无门时，都会打电话去编辑部。连《特区文学》《宝安日报》也成为打工文学阵地。「90年代的《佛山文艺》，能卖60万份」有了土壤，自然会开花结果。初中毕业的王十月来到广东后，搬砖、刷盘子、印刷工，都干过。他从小热爱阅读。投稿给《大鹏湾》杂志后，顺利进入杂志社，成了一名编辑。杂志停刊后，他坚持写作，一路从地方杂志，写到了《人民文学》。2010年，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的郑小琼，本想做一名医务工作者。为挣学费，她南下进厂。在流水线上变成了“编号245”。阅读许多打工杂志后，郑小琼受到启发，把打工感受写成了诗。2009年，《星星》《诗刊》发表她的作品。高中毕业的柳冬妩到东莞打工后，两年内写了上百首打工题材诗歌，组诗《我在广东打工》在《诗刊》发表。后来，他出了一本关于“打工诗歌”的专著。2013年，一首《纸上还乡》登上国际诗坛，诗集《纸上还乡》拿下国际华文诗歌奖。它的作者，居然是深圳出租屋综管站的临时工，郭金牛。在当年，那些打工作家或诗人，或多或少，命运得到了改变。2003年，周崇贤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作协的打工文学作家，做了《南海日报》的编辑。张伟明被宝安区文化局破格任命为《大鹏湾》的副主编。安子在深圳创办了家政公司，后来还上了央视专题片。郑小琼和王十月，一个做了《作品》杂志社的副社长，一个做了杂志的副主编。多年以后，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有许多打工者，像他们一样书写人生。可其中一些把血和泪写成诗篇的人，就没他们那样幸运了。02.《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发表第二年，远在湖北襄阳打火村，12岁的范菊人读完琼瑶小说，自作主张改名为“范雨素”。家里五个孩子，她最小。她两个姐姐，一个烧坏脑子，一个小儿麻痹症。家里不富裕，多数时候只能吃红薯。大哥高考失败后，一心想当作家，买了许多书，范雨素跟着看。书一度成为她童年回避现实贫瘠的港湾。书里的世界，令人向往。她看言情小说、冒险小说，在里面学勇气、学爱，读人情世故。12岁那年，和嫂子吵架，被哥哥打，她一气之下去火车站，逃票去了柳州。在异乡，她洗碗、端盘子、睡车站，遇到三教九流的人。怕了，只好回家。乡里对外逃的女人冷眼多，视为私奔。小哥哥帮她联系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枯燥的乡村生活，书依然是慰藉。教完早课，她读《陶渊明集》和哲学入门书。从书里，她知道更大的世界。家里介绍对象，她没看上。范雨素想离开这个封闭之所。自考大学，语文过了线，数学、英语一塌糊涂。她还是要走。不想一辈子留在这里。1994年，她辞去工作，独自前往北京。洗碗、端盘子，干最低端的活。早上4点醒，夜里11点睡。她向往爱情，被《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感动。看中一个东北男人，以为能一起打拼。婚后，丈夫找小姐，挥霍无度，还家暴。遭受剧烈痛苦后，范雨素离婚。回乡，又遭到冷眼。她不甘心。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北京。「范雨素」那是范雨素一生中最难的日子。在北京地下室里，她用辣椒拌面吃。她摆地摊卖旧书，倒卖旧家具，天天担心房租上涨。为了生活，她去过相亲市场。因为农村出身，又有两个孩子，别人都懒得看她一眼。后来，她做育儿嫂。烧菜技术并不好。因为能读书，懂一些早教方法，得到雇主青睐。做育儿嫂时，范雨素看到了另一种她曾难以想象的生活。有的雇主房子1000平米，12个卫生间。有的2000年就背着七八万的包。而她自己在北京皮村的家，所有家具是300块钱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期间，她被粗鲁对待过，被雇主殴打。去雇主亲戚家吃饭，人家递给她一双一次性筷子。她看到过其他保姆被欺凌、侮辱。漂泊、困苦中，只有阅读能安慰她。狭窄的出租屋里，三个书柜里都是书。2014年，聚集了无数外乡打工人的皮村成立文学小组。得知此事，范雨素每周都去听课。小组志愿者老师是北大的，给他们讲《人生》《变形记》。范雨素开始尝试着写东西。写的第一篇叫《我的一天》。里面记录了她做一个育儿嫂兼两个孩子母亲的艰难生活。还写了她哥哥追寻文学梦不成的故事。这篇《农民大哥》发表在一个非虚构公号上，赚了2000元稿费。后来，80多岁老母亲打电话抱怨征地的事，因不同意补贴金额，母亲跟去维权，发生冲突，胳膊被拉脱臼了。范雨素听了，觉得母亲一生好苦。花五个小时写了篇《农民母亲》。拿给编辑，编辑让她加点自己的故事。2017年4月，稿子发表，改名《我叫范雨素》。范雨素没想到文章会引起巨大关注。本来就没抱什么期望。怕看得人太少，还请工友转发了一下。结果阅读冲到了几百万。随后，读者和媒体一波又一波找上范雨素。甚至有出版商带着合同找上门来。范雨素没见过这阵势，她告诉大家，自己去深山古庙躲清净去了，然后关掉了卡顿的手机。「皮村文学小组交流」其实她哪儿也没去，只是躲在家里。对于外界的追捧也好，质疑也罢，她都懒得去管。面对媒体的追逐和知识份子的言说，她都采取回避。她并没有把这次关注当成改变现实的跳板。有育儿平台请她写稿，她没接，电视台请她做讲座，她也不去。签下出书合约后，范雨素开始写酝酿已久的小说。她不想写讨好别人的东西。为了写作，她辞掉育儿嫂工作，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工作半天，写作半天。写不出来，就硬凑十页，或者喝点酒找灵感。手稿拿给编辑后，出版社的人傻了。对方以为她要写类似《我是范雨素》那样的非虚构，结果她写了一本天马行空的小说，奇幻无比。编辑建议她改成非虚构，不然市场不买账。范雨素拒绝了。出书的事，没了下文。她并不在乎爆款文带来的流量。她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完成一部作品。写出来就好。这部名叫《久别重逢》充满奇思的小说，几年后才得以出版。没太大热度。而范雨素依然住在皮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她没进入什么文化单位，也没有获什么文学奖，只是安静地和书写待在一起。03.范雨素不光写小说，她也写诗。诗歌是很多打工文学作者青睐的体裁，它不用占太多时间，足够精炼，能捕捉生活细节，又能表达充沛的情感。2017年，皮村打工春晚，范雨素提交的诗很长，且散文化。诗歌朗诵版块的把关人跟她沟通很久，才缩短篇幅。把关人对她的印象，是性格倔强。那个男人叫陈年喜。江湖人称“炸裂诗人”。陈年喜生于陕西商洛丹凤县金湾村，一个离县城100公里的乡村，山路崎岖，土地贫瘠。读书要去县城，每星期10元钱饭票，县上教学水平也不高。高中毕业后，陈年喜辍学。那是1988年，受诗歌热影响，他想做诗人。家里没有文艺基因。他的木匠父亲会唱点戏。回到地里，干完农活，有大把闲暇时光，陈年喜就读诗、写诗。1992年，他在《陕西日报》发表《四月》和《商州》两首诗。此后几年，陆陆续续写了几百首。手边稍微有点钱，就去县城买书。他读到了陈平原、爱伦·坡、里尔克，以及各种诗刊。然而，诗歌并不能改变命运。90年代，陈年喜曾在一些诗歌比赛中获奖。有一次大赛，一等奖1000元，他最终没拿到奖金，只被编辑写信安慰说，全国诗人你可以排进前两百名。随着诗歌热退潮，时代转向，1997年，结婚后，陈年喜不得不放下诗的浪漫，面对生存的压力。孩子出生后，急需用钱。2001年，同学托人来信，说西秦岭南坡的矿上缺一个车工。陈年喜离开土地，开始了矿工生涯。「矿洞深处，黑暗幽闭」那是一段四处辗转、充满风险的岁月。陕西、河南、新疆、青海…十年间，陈年喜流徙全国，钻了无数的矿洞，最深要深入到几千米的地下。他要把机器和炸药带入极窄的巷道，打眼、爆破。他对此很有天赋，总能花最少的炸药打出最好巷洞。十年间，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炮工本就是无比危险的工作。有老板为省钱，把数百米的起爆线缩短到50米。每次爆炸，就在身旁，震波会把人震得全身发麻。在黑暗、狭窄的巷道里，幽闭的恐怖会一直跟着你，人会缺氧。某些炎热地区，工作起来，人会热得发疯，每天要喝几大桶水。遇到狠的老板，工作强度难以忍受。他们会让两组炮工轮流作业，近一年时间，陈年喜没睡过一个整觉。靠着老天爷眷顾和神迹般的直觉，陈年喜才活了那么久。作业时，他经常会因头顶掉下拳头大小的石块变得警觉，稍觉不对劲，拔腿就跑。等他跑出来，矿洞就塌了。他见到太多血肉模糊的惨烈，有人手指炸没了，有人肋骨压断了，有人被炸掉一条腿。有一年，他带着一个叫杨在的副手，吃睡在一起，感情非常好。临时有事离开几天，回来时，杨在没了。处理残炮时，杨在被炸成了一团血雾。陈年喜也出过事。有次在新疆，干了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他和工友判断矿里没东西。老板也知道，但投了钱，必须继续开采，直到找到接盘的人。这期间，陈年喜突然生病发烧。老板找来医生打针。两针下去，人就开始抽搐。县城太远了，根本来不及。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又打激素。一共54针。陈年喜醒来时，床上的被子已经被他撕烂。一年又一年，他目睹了太多伤残、死亡和社会的不公。「矿山中写诗的陈年喜」此外，矿山是一个与外部隔绝的世界，人的心灵遭受巨大寂寞。无法入睡时，陈年喜就读书。每次下山，第一件事就是买书。看完了，又托工友买。没东西读，就看墙上的报纸。读完正面，再用水淋湿揭下来读背面。那些年月，时间被切得很碎，但现实和孤独逼迫他思考，想借诗歌抒怀。睡不着的时候，他在脑子里写诗。想家乡，想矿上的人，想那些伤残和死亡，把它们凝练成一个个句子。他随手写，写在炸药包装箱上、包挂面的纸上，路上实在找不到东西记，就把烟盒撕开，一字一句地写下来…诗歌，成了他苦闷心灵的唯一出口。04.2014年，陈年喜的生活，因诗歌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年，秦晓宇编选《中国工人诗典》，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博客。2010年后，陈年喜开始用手机在博客上写诗自娱，只为在工作疲惫后给自己一点抚慰。在河南开矿期间，一天下班，他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查出了食道癌，已是晚期。疲惫和痛苦中，陈年喜写出了一首《炸裂志》。秦晓宇读到这首诗时，被其蕴藏的力量打动，第一时间联系他。希望把他的作品编入诗集，并把他列入纪录片《我的诗篇》的拍摄对象。看到留言后，陈年喜以为是骗子，没答应。秦晓宇多次找他，五个月后，才搭上话。得知对方意图，陈年喜觉得没意思。秦晓宇穷追不舍，从县里找到村里，终于跟他通了电话。直到对方扛着摄像机来拍，不太会拒绝人的陈年喜才勉强答应。在秦反复劝说下，他才去皮村文学会，朗诵了代表作。「陈年喜和他的诗，出自《我的诗篇》」《我的诗篇》上映后，陈年喜受到关注。同时，生活又狠狠踹了他一脚。不久，瘫痪多年的父亲离世。他本人因失聪、颈椎问题，不能再当矿工。这时候一档叫《诗歌之王》的真人秀找上门来。节目里，他和罗中旭搭档，一个写歌词，一个谱曲演唱，两人拿到了第三名。他对这些节目并没啥感觉。只是因为一首诗2000元的报酬。那次，他写了14首诗。不能再下矿，陈年喜茫茫无头绪。做节目期间，他喜欢上摇滚乐。在微博上联系张楚。在张楚介绍下，他去皮村生活了一年，认识了皮村那些热爱文学的打工人们。皮村氛围很好，但他没有选择留下。2017年，他经朋友介绍，去贵州一个景区做文案策划，年薪5万，管吃管住。他负责写公号推文和领导讲稿。比较无聊。闲下来，就去河边散步，酝酿诗句。原以为一切会就此安稳下来。2020年，多年下矿的后遗症浮出水面。他去医院做胸部CT，被确诊为尘肺。每个月需要3000元医药费。由于常年爆破，他一只耳朵接近失聪，长时间佝偻作业也导致颈椎错位。无奈中，陈年喜辞职。他想过接下来怎么赚钱。是去喀什捡玉石，还是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思来想去，最后回县城，安心写作。他不但写诗，还写起了非虚构。写他听过、见过的来自中国民间的残酷人生。诗集一本接一本出版，非虚构也写得还算顺利。在尘肺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读者支持他的作品。一年下来，能赚个几万块稿费。不是什么大钱，只能说覆盖生活成本。陈年喜很节省。直到一次回乡，不停地咳嗽。医生问他咳嗽带不带金属声，如果有，可能是肿瘤。此后他再也不敢省拍CT的费用。在十多年的生死疲劳后，他的余生都将与病痛相处。他的现实处境好像被诗歌改变了，但好像什么也没改变。05.比起陈年喜，《我的诗篇》里唯一的女性，境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邬霞生于四川省内江隆昌县潮水村。父亲当过兵。1989年，一封电报从深圳拍来，说深圳有很多工厂，有钱赚。迫于生计，邬霞的父母连夜坐火车去往南方。走的时候，两个女儿正在睡梦中。邬霞不喜欢农村生活。童年梦想，是能成为城里人。有次去县城，看见一排排楼房。她发誓要好好读书。然而，父母走后，她成为留守儿童，整天瞎玩，无人引导。上初中，学校教育极差。英语听不懂，还有老师直接让学生自己看书。成绩越来越糟，她无心读书，选择辍学。她看过电视剧《外来妹》，对打工生活排斥。但一个乡村家庭，没有门路、背景。除了去深圳，进厂，没别的选择。14岁那年，她靠假身份证进了制衣厂。那正是廉价劳动力泛滥的年月。国内外投资的人，把一个工人当十个用。邬霞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加班到深夜是常事。在这里，时间换金钱，生命换效率。工人穿着同样的制服，不能说话，上厕所要打报告，甚至不允许坐。管理者手段粗暴，邬霞4年哭了200多次。每一次感到尊严被践踏后，邬霞敢怒不敢言，回到宿舍，有写小说的冲动。她喜欢看言情小说。于是写了个“三角恋”的故事。「邬霞，出自《我的诗篇》」那时，她不想写自己的生活，想写她梦想的那些事。因为自己生活太苦、太压抑了。后来有篇报道，叫《打工妹痴迷言情小说，手写300万字》说的就是她。不过这些言情小说都不了了之。她第一次发表的是首随笔短诗。2008年，在深圳《打工文学周刊》上创刊号上，她发表了《吊带裙》。也正是这首诗歌，引起了秦晓宇的关注，最终将其列入《我的诗篇》拍摄对象。那首诗讲的是一个熨烫成衣女工的心境，是邬霞的直抒胸臆。当初在工厂，绝望时，她差点跳楼。深更半夜，当所有人都睡了，她会在冲凉房里换上吊带裙。只有褪下那身呆板的工衣，穿着吊带裙，她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邬霞身上一种对明亮生活的向往。诗歌《吊带裙》技巧并不复杂。是这份温热的向往打动了秦晓宇。2014年，摄像机进入邬霞家中，跟拍她的生活。她父母、妹妹都被困在这种打工生活里。妹妹和她一样厌倦，渴望逃离工厂。以至于问姐姐，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随后，影片上映，引起关注，在上海电影节得奖。附近的邻居羡慕，说你们就要脱离苦海了。邬霞去上海，穿着70元买来的吊带裙，和剧组一起走了红地毯。影片参与者对她说，你很快可以找到新工作了！后来，她还上了《鲁豫有约》，上了央视特别节目《工人诗篇》。邬霞以为自己的梦想近在眼前。至少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然而现实来得过于残酷了些。逃离工厂是邬霞最大的心愿。为此，她想过各种办法。她买过《剪报致富秘籍》，屁钱没赚到。去应聘文员，人家让她看仓库。经人介绍去文化单位上班，结果是给人擦鞋。写作成为牵引她向上的绳索。她希望靠它爬出困境。《我的诗篇》上映后，热度来了又散。邬霞并没有靠写作挣到什么钱，也没能靠它得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没有公开发售。第二本是她的诗集，出版社说卖到5000册以上有版税，邬霞从来没拿到。后来，她写了一本非虚构。写的是工厂往事。依然卖不出去。「邬霞所在的工厂，和她的内心独白」邬霞没有再回工厂。她不想在那个环境里挣扎下去。工厂岁月给她留下了不少心理阴影。她父母在那里度过了半生幽暗的岁月，她和妹妹都怕回去。但现实情况变得糟糕。母亲苍老，父亲抑郁。她的婚姻也走向破灭。27岁那年，她遇到前夫，一个承包工地的男人。邬霞以为值得托付，可以一起打拼，最后成为城市的一份子。结果前夫婚后打麻将，脾气暴躁，还隐瞒了家里的真实情况。婚姻生活变得不幸，最后丈夫出轨，当着人的面扇她耳光。忍无可忍之下，邬霞选择离婚。她成了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她想了很多办法挣钱。学过烤鱿鱼、铁板烧，搞直播唱歌，拉过群带货。今天听说可以去香港卖奶粉，明天听说可以拿信用卡倒钱。歪门邪道的事她接受不了。有人推荐她给老板写传记。还有人介绍她假结婚，帮人弄购房指标。她也和范雨素一样去过相亲市场，结果一个比她大很多的老头没看上她。那期间，前夫染上吸毒，父亲重度抑郁，自杀未遂。疫情期间，房租从2000多上涨到3000多。但邬霞的写稿收入，每月才4000多。打工文学早已不具备90年代那样的势头。文学本身也走向冷淡，成为边缘而小众的话题。想通过写字改变命运，近乎奇迹。当年在深圳月售几十万册的打工文学杂志，都一家接一家倒闭。没有人看，也就没人写了。在这个时代，工人们不再需要杂志和文字来慰藉情感，看直播爽多了。「邬霞的诗，出自《我的诗篇》」此外，工厂本身也在变少。产业结构的变化，打工人队伍也在转移。更多来自乡镇的人，进城跑起了外卖，送起了快递。邬霞知道，现在不流行工厂故事，有社会热度的，是外卖员写的书。旧一代打工文学，早已是往日云烟。邬霞不再期望打工文学能给她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生活境遇的改变。她开始看专业书，自考大专，上网课，常因不会做题焦虑。她给女儿报过画画班、舞蹈班。希望她们长大后，能成为城里人。06.邬霞说外卖员的书好卖一点，确实。今年年初，外卖员王计兵出了首部诗集《赶时间的人》。因为“外卖员”这个职业，诗集受到不小关注。可见随着时代变迁，工厂已逐渐离开公众视线的焦点。互联网的兴旺，把打工文学主咖的咖位都占了。王计兵初二就辍学了，被送到武校。王计兵跟不甘心，他爱读书，喜欢文学，自己跑去书摊买了初三到高三的语文课本。父亲给他零花钱，他都拿去淘书、买书。没钱，就站在书摊上看，舍不得走。没看完的书，回家自己编结局。他因此爱上写作。写了第一部小说，发表后，信心大增。写得越多，越渴望做一名作家。但没想到，这为他带来了麻烦。因为写了本村人一些不好的事，有人去他父亲那里告状。为了体验主人公丧亲之痛，王计兵穿白衣在街上走，被视为疯子。父亲为此大发脾气。一怒之下，父亲烧掉了他几十万字小说。他本来想成为和余华一样的作家，这个梦很快就碎了。此后，他和陈年喜一样成家立业，陷入现实经济上的压力。婚后，他和妻子去新疆打工。四处辗转，最后落脚昆山，身上只有500元。没文凭，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工地路口摆地摊卖。回家路上，捡捡破烂，拿去换钱。攒下3万块钱，王计兵开了一家租书店。结果无证经营，资产全被没收。那天的晚饭，是他捡废品换来的。因无力支付房租，一家人在河边搭了个20平米的船屋，一住就是三年。辛苦攒下钱后，开杂货铺。日子才慢慢好起来。2015年，家里买房，月供三千。但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开销越来越高。2018年，留下妻子看店，王计兵送起了外卖。「在路上写诗的王计兵」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和当年那些工厂打工者一样，他写诗，也是为了抵御苦闷，发泄内心的情绪。送外卖时，他遭到过无理由的差评和冷眼，看到过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各式各样的人。写诗是他的精神出口，抚慰手段。2022年，他的小诗《赶时间的人》被诗人陈朝华分享到微博，2000多万网友关注，10多万网友转发点赞。不得不承认，“外卖员”的身份，让他受到了更多关注。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送外卖的路上观察得来的灵感。这和范雨素一样，最早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那个“育儿嫂”身份。与之相对的，真正关心、阅读这些诗句的人，大概率不再是外卖员、育儿嫂群体，而是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者。这便是与当年红火一时的打工文学截然不同的地方。那时打工文学，是工厂里的人写，工厂里的人看。一起杂志卖几十万份，稀松平常。而现在，在阅读和文学都降温的时刻，创作者的“打工人身份”，似乎更接近于一个吸引热度的社会标签，成为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言说场。想必王计兵也很清醒，无论他写再多诗，也是供不起孩子读国际学校的。该送的外卖，还得继续送下去。07.可惜，有些同样有表达欲的诗人，没能熬到被关注那一天。2014年9月30日，24岁的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离开城中村，来到AAA大厦17楼。下午两点，他出现在大厦17楼，走出电梯，左转，折返到另一头，他扶着窗框朝外看，看了足足五分钟。随后，他纵身一跃，与世界告别。许立志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因为数分之差，交不起借读费，去了镇上读中学。高考失利后，他南下进厂。成为富士康的普工前，他卡里只有99块钱。他开始上夜班，从夜里八点上到早上五点。机械、枯燥，精神干涸。唯一自得其乐的方式，就是写诗。打工之余，他写了193首诗。「许立志，生于1990，死于2014」他在民间刊物《打工诗人》上发表过诗作。参加过诗刊聚会。是90后打工诗人的代表。在诗歌朗诵会上，他念了顾城的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时，富士康十三连跳震惊世界。他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里面也包括秦晓宇。在网上看到许立志的诗后，立马把他列做拍摄对象。没想到，许立志拒绝了。就在那年，许立志写下《杀死单于》，表达了对工厂生活的巨大憎恨。他想要逃离，想要离开车间流水线。但他又不知道能去哪儿。他给书城写自荐信，想更接近书本，可是失败了。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可是他没前途，女朋友出国了。长达半年时间，他飘飘荡荡，无所事事，跟家里人谎称在工厂，私下里却退出了诗社QQ群，不再跟任何诗友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写的诗也越来越激愤、阴郁，满是沉痛。想必许立志最后看明白了，就算写再多诗，也改变不了自身社会处境。在他坠落十个小时后，他的微博定时发布四个字：新的一天。那年10月，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许立志的诗，出自《我的诗篇》」就在许立志跳楼5年后，《宝安日报》的副刊《打工文学周刊》出刊，刊头题字变成了“宝安文学”。创刊10年的《打工文学周刊》，就这样巧妙地避开了“打工”二字。回望80年代末，宝安曾是打工文学重要的发展源头，无数的打工人聚集于此，宝安一度被视为打工文学的大本营和策源地。然而谁也没想到，多年后，“打工”似乎成为了一种“低级身份”的象征，似乎变得过于刺耳，容易让人想到它与“某某家”的区别。于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特此更名。这下好了，你看，咱们哪里有什么打工人？都是勤奋的劳动者兄弟罢了。哪有什么打工文学，都是光荣的劳动者文学。都是创作者嘛。哪有什么打工不打工的？就这很像你每次走过城市那些豪宅建筑工地，外面都挂着横幅，赞扬咱们农民工兄弟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是铸造城市辉煌的光荣队伍。表面上，这些口号告诉你他们和城市里每个人一样平等，是他们塑造了城市，他们和都市白领、公司老总一样都是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的人，实际上…不知道如果许立志还活着，又会写下怎样的诗。会不会铺成一首可（chi）笑（ru）的诗。//拓展阅读关于工厂打工者的枯燥生活，关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出口，之前讲过一个打工者特殊群体，杀马特。他们身上隐藏着社会底层更多不为人知的伤痛。关注本号，后台回复「杀马特」，获取本文姊妹篇「杀马特，我爱你」。「全文完，下次再会」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打工文学：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羊城晚报[2]《宝安：中国“打工文学”的策源地》，中国青年报[3]《打工文学，一代深圳人的梦与歌

“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作家·塞缪尔·乌尔曼「逝于1924年3月21日」代表作品：《青春》……01.最新一期《十三邀》，许知远采访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问了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在以往的采访里，许知远的某些提问虽然也会遭人诟病，但至少还有他一贯的出发视角和思考语境。但这一期，各种问题只能用水来形容，跟一个初出茅庐的三流小刊记者差不多。严重丧失了许老师的自我特色。曾几何时，许知远“笨拙”“自嗨”的提问，总会成为广大群众的调侃对象。连跟费翔飙几句英文，也要被针对。无论是当年采访马东“悲凉的底色”还是跟罗振宇讨论知识分子立场，许老师仿佛都占尽了下风，成了一个在新鲜时代里自说自话的人，拿佶屈聱牙的术语和满屏的外国人名包装着他的执拗。许知远的“偏见”被视作可笑，引发全网讨论。可自始至终，在我看来，那只是一种紧迫的真诚。许知远或许没有那么深入地拥抱现实，只是通过无尽的书海概念在思索一系列重大问题，带着特定的期许般的立场。但无论怎么说，他都是真诚的。这份真诚，也是《十三邀》能开到七季之多的原因。其实就像节目里时常出现的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看世界并不带着偏见，那么等于你没有任何意见。你连意见和立场都没有，你还问个卵啊？在我比现在还要浅薄一些的时候——其实也不太早，不过几年前——我有机会采访一位如今地位十分显赫的导演。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追求作品流传于世，这位导演随即爆发出一连串的可以打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形状的大笑，然后说“这是一个他妈多么傻逼的想法啊”。然而在我看来，你既然搞艺术，没想过要怎么用作品超越时间和虚无的控制，还觉得这个想法很傻逼，那你确实是傻逼。你看，这就是偏见和立场的不同。以至于问完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剩下的问题都不需要再问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偏见，就是一旦你确认某个人和某件事是傻逼，你就不要再多跟它打交道，连一口呼吸都不要浪费在它身上，否则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很大，你会患上斯德哥尔摩傻逼症。如果你吃了一个东西发现它是屎，千万不要再去研究它是猪屎还是狗屎。许老师对安藤桑的许多问题是令人失望的。比如你多少岁在干嘛，比如你不当建筑师会做什么，比如这个时代需要什么建筑。这些提问囿于文化语境的隔阂，囿于彼此名望间的悬殊，囿于思考的深度不能穿越陌生的天然屏障，都显得那么空洞乏味，和大多数提问者的问题差不多，失去了许知远特色。许知远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反馈，又一次出卖了他。曾几何时，他去采访二次元圈子透出的那份拘谨、羞涩，还是略有几分可爱的，像极了一个打游戏的理科生强被拉去舞会跳华尔兹。而这一次，每当安藤忠雄给出一些并不好笑的回答，许知远还得哈哈大笑来活跃气氛，这就显得有点恭维和讨好了。那种笑容让我想到了许多人在领导讲话饭局上发出的程式化笑容。一看到这种笑容，我就想，原来“偏见大户”许老师说到底也是凡人。我不是说许老师是饭局上那些卑微的下属，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许多人，面对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只能抱以尴尬的、气氛式的笑。02.当然，正如许知远自己所言，采访安藤忠雄是极其困难的。这种困难程度不亚于从一本全世界人民翻烂的名著里讨论出点新意。安藤忠雄的传奇人生一次又一次被叙说了太多遍，他自学成才，他神奇的创造，他的战斗人格，他不断将自己逼入绝境和极限，他失去了五个脏器还在拼命工作，这些故事被大到专题片小到鸡汤文讲了一千零一遍，他身上的特点也被挖掘得一点油水都没有了。就像人们评价马尔克斯一样，在他还活着时，他就已经成为了经典。于是乎，战斗、战斗、不停战斗，也成了回答许知远许多提问的核心。不过说实话，这个答案虽然没有跳出预想，听来还是令我十分感动。在一两个瞬间，甚至不是感动，而是惊愕与沮丧，乃至带有一些宿命感。安藤忠雄强调战斗的精神，强调专注力，连吃饭都懒得花心思，几十年如一日地疯狂工作，这个曾经的拳击手走下擂台，将追求极限的精神永远带在身上。在回答许知远时，他提到了更多人，那些让他受启发的对象，一直惊呼对方“居然能做到这样专注”“竟然能这样持续不断地去工作”。那些人的面孔在我脑海中并不存在，但我在想，连他这样的人都这样讲，那得专注到啥程度？而为什么，他们都拼命成这样了，还在不断追求这个层面的极限？在我个人所能理解的专注程度上，我已经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状态。如何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上紧发条，不留喘息，不停地逼着自己前进？我向来厌恶历史精英论，更厌恶神话个体的力量。但在安藤忠雄的回答里，你又不得不感叹这种差距。这并非平庸、平凡有没有价值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平庸之人和伟大之人精神特质上的差距。我甚至怀疑这种差距不是后天养成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老天爷随机选了一些人，把这种气质丢给了他们。这种气质不是一个人可以用不断自我勤勉来抵达的，在他出生之时，这种东西就深深镌刻在他的灵魂里，改都改不掉。这种差距令大多数人足够颓丧的原因在于，我们口中的“不惧困难”和他们的口中“不惧困难”，就好比一个人经常被长辈夸说长得漂亮和一个人真正长得绝艳倾城一样，前者只是社会性语境的泛泛而谈，一个不经意的评断，而后者，是本质，是无法磨灭的用任何标准去衡量都存在的坚硬事实。安藤忠雄总是说自己没有天赋，没有读过大学，所以只能这样拼命前进。可事实上，这是一种超越了大多数人的天赋，一种深埋于基因的执念。这种基于兴趣、热爱而散发出来的从不知疲倦的追逐乃至宗教式狂热，甚至不是你我能学习的。很多人不看凌晨四点的洛杉矶，纯粹是他们生理学器质完全不适应早起。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也根本不必跨越这种差距，也不知从何去跨越它。因为这种被老天爷点中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03.虽然这一期整体提问较水，但在节目快结束前，我还是听到了一句令我备受启发的话。相关答案，许知远也在片断里说过，他说很喜欢安藤那句“要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过夏目漱石，也许我就能成为更感性的人”。说这话的前提，是许知远问他是否有什么遗憾。安藤便举例，说同学里有人读过大学，他们讲起某某作家，自己却一无所知，只能回去读，于是便说出了上面的话。实际上，在这句后面，还有一句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话，就是：“但我并不后悔，我还在向前走。”关于“如果我能……现在我就……”的设想，相信无数人都在脑子里念叨过。但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迅速地转折，说出“我并不后悔”。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大学里跑出来，以为我能做点什么，结果更多时间都被荒废了，以至于我到了三十岁之后才勉强摸到一些跟创作有关的规律。在二十五到三十岁这段时间里，一想到自己荒废许多年，就感到懊悔不已。而我当时能安慰自己的方法，只是什么“人生没有白白浪费的时光”。但不管怎么欺骗自己，还是感觉浪费了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段时光。后来，我又发现我懂得的东西太少。历史、经济、政治、宗教、哲学，许多知识一无所知，许多的人名闻所未闻，许多的概念分不清楚。当我出于紧迫，尝试着阅读它们，也会发出跟安藤忠雄一样的感叹。最糟糕的体验，是有些书明明之前读过，却根本没读进去。早在六年前，出版社送过我一本《恋情的终结》，我读了整整三遍也没读出什么意思。直到后来读到《布赖顿硬糖》，我才意识到格雷厄姆·格林将会是一个对我影响重大的作家。这种体验，在我第三次阅读《盖普眼中的世界》时同样击中我。每次被击中，我都在想，要是我能早点读明白就好了。如果早一点，也许一切都不一样……对此，我自圆其说的方法，无非是告诉自己，你和一个写作者之间的缘分没到，你还没到能真正进入他的阶段。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怅然。因为一想到如果可以早十年理解它们，人生或许是另一番面貌。安藤忠雄的这番回答，对我形成了一种开解。无论你怎么怅然、懊恼，时间都已经成为过去，此时此刻你能做的，只有向前看。而要心无旁骛地往前走，必须要抱着“我并不后悔”的意志才行。我们许多人，甚至绝大多数的人，要能理性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能够发自内心地认为“并不后悔”的人恐怕更少。因为敢于说出这番话，证明你对未来还有无限憧憬和自信。而这句话，是由八十多岁的安藤忠雄说出来的。不纠结关于过去的假设，清晰而果断地把当下作为出发的原点，不管是多大年纪、人生还有多少可能，都卯足了力气，从此刻出发，义无反顾往前走，这是这期无聊访谈给我最大的启发。明年我就要三十五岁了，这是会被许多大厂裁员和考公也将失去资格的年纪。在这时候听到这句话，我感觉非常幸福。感谢许知远老师问了一整期的废话。如果不是他其他的问题太无聊，我可能就记不住这句话了。「全文完，下次再会」-END-商务&转载：zougengxin作者私微：lswenan……//顺手关注·长追不亏//

那时候，赵丽蓉、陈佩斯、赵本山、黄宏、姜昆、牛群、冯巩们，那叫一人一个颜色，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谁跟谁都不挨着，谁也不抢谁的光芒。黄宏当初就想找姜昆演《打扑克》。姜昆说我不演，咱们不是一个路子。

“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表演艺术家·赵丹「逝于1980年10月10日」出自：《…太具体…没希望》……01.1998年3月，中影举行看片会，各地影院经理到场。片子194分钟，中途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场。看完后，经理们排队上厕所，纷纷发表感言，说这是近年来看过的最爽的洋片。大家对高票房的期待，瞬间有了底气。更有底气的事，还在后面。3月9号，一位热爱文艺的老人，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省略号后面的内容，我这里就不方便打出来了。这段讲话被刊登在《羊城晚报》上。广东电影公司宣传科的同志，嗅觉很敏锐，意识到可以借力，赶紧传真各单位，给《泰坦尼克号》造势。后面的事，想必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还记得。因为老人一番话，杰克和肉丝的爱情故事，成了当年最大的话题。电影摘下11项奥斯卡奖后，4月1号，全国公映。各地观众都看疯了。有的影院，甚至为抢拷贝大打出手。当年的引进版本，显然、必须是删减过的。但由于中影手上只有300个拷贝，根本不够支撑全国院线。有的小地方院线，就私下里买了盗版拷贝，以至于某些观众记忆中，一直看的是未删减版，声称一刀未剪就上映了。这显然是对我们审片工作人员日夜辛劳的轻视和污蔑。「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最终，《泰坦尼克号》在1998年收获了3.6亿的票房。这还是由于上面发文，说差不多行了，别再放了。不然就破4亿去了。这个数据，占了当年总票房的五分之一。直到11年后，《变形金刚2》才给打破。回忆此事，广东电影公司的宣发同志说：“那份报道引起很多地方领导的重视，当初政府机关包场占了相当比例。”所以你看，这3.6亿票房，老人一番话，不知道起了多大的力量。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事并不少。平日里，广大人民群众不大能听见、看见的文艺作品，就因为某些老干部的一句话，一次历史性绿灯，突然就见光了。当然，摁下绿灯后，每个老干部的结局，也不大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退场。02.80年代，新鲜事很多，争论、帽子也很多。那时候，敢摁绿灯的老干部，都很有勇气。众所周知，在所有绿灯中，王昆摁的那一个，最有名。很多人都是那句话，要不是王昆让崔健上台唱了《一无所有》，中国摇滚还在马克西姆餐厅自娱自乐呢。那时候，“摇滚”二字，基本等同于流氓。一头长发的丁武，被警察当街教育，说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崔健的“七合板乐队”因为搞摇滚，乐器都被团里没收，还被北京市委宣传部约谈。他们说这是世界音乐，应该介绍一下。没人敢点头，乐队很快就散了。当年别说摇滚了，连稍微软性一点的流行音乐，都是批判对象。邓丽君的歌，更是文艺晚会之大防。但就在1984年春晚上，朱明瑛唱了一首《回娘家》。这歌一开始被传为“河北民歌”。后来大家才知道，出自邓丽君1982年的专辑《初尝的寂寞》，原名《小媳妇回娘家》。是一首流行歌。朱明瑛来自东方歌舞团。1962年，这个团成立时，王昆是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20年后，她成了团长兼党委书记。歌就是她让翻唱的。「一个文艺史的偶然或必然」那一年，崔健去上海接私活，被单位劝退。崔教父谎称在家养伤，写出《一无所有》。团里同事一听，当场就哭了。歌在马克西姆唱过，但没机会公开表演。恰好东方歌舞团支持搞“世界和平年·百大歌星联唱”，崔健就去找王昆。王昆听完后，顶着巨大风险，让崔健上了台。演出当晚，中顾委的秘书长，76岁的老干部荣高棠，怒而质问，王昆，你怎么能搞这个呢！王昆笑呵呵地打太极，说不就是一首情歌嘛，小伙子搞对象没搞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这么着，中国摇滚乐，突然就地上了。除了《回娘家》和《一无所有》，王昆当团长时，还挖掘了郑绪岚、成方圆、程琳、李玲玉等女声，基本上都是唱流行唱火的。因此，王昆一度被指责为“引进流行音乐的罪魁祸手”。但王昆根本不不怕。一是人家自己硬气。当年延安首演《白毛女》，王昆演喜儿，把主席唱哭过。二是人家丈夫叫周巍峙，写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过文化部代部长。政治上，人家觉悟高着呢。所以王昆当时很自信：“过不了几年，你们给我的这顶帽子，就会被摘掉。”2014年，在筹备“把歌声留给未来——王昆和她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期间，这位优秀的老干部，突然头痛、晕厥，因脑溢血病逝，享年89岁。没有她，中国流行音乐的公开化演出，说不定还要走好多弯路。03.1996年，东方歌舞团迎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那就是李谷一。不过在成为干部之前，李老师是被批判的那一个。那首歌，中国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它叫《乡恋》，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李谷一老师当年受的委屈有多大，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很多了。《乡恋》是连夜写出来的。《三峡传说》本来要上一首《思乡曲》，作曲家张丕基五易其稿才写出来，导演马靖华却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很简单，《思乡曲》太过专业、高雅，很难在群众中流行。片子还有几天就要播出了，马导非让重写，让张丕基先回家睡觉，自己连夜写歌词。写词时，马导想到王昭君和亲，一步一回头，告别家乡山水，便把这山这水拟人化，写作亲人，于是有了：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映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第二天，张丕基看到歌词，瞬间来了感觉。李谷一拿到新作录音时，哭了：“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但《乡恋》有个问题，为了让歌曲洋气一些，张丕基用了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遭禁，是“资产阶级趣味”。以至于录音前，架子鼓是从海政歌舞团仓库里找来的。会弹电吉他的乐手，只有一个。据说当年录音时，洋乐器一响起来，在场人员全都屏住了呼吸。果不其然，《乡恋》一播，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你要上街，经常能听见有人哼它。可惜，很快，指责就来了。有人站出来说，这歌很像邓丽君的唱法，是资产阶级腐朽产物，还给李谷一扣了帽子，叫“黄色歌女”。「一本叫人受益匪浅的书」1980年初，某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直接点名《乡恋》，把李谷一称为“李丽君”。然后，《北京音乐报》刊文，说《乡》无论创作还是演唱，都是对洋音乐的拙劣模仿，毫无价值。批评文章，越来越多，措辞不外乎：“嗲声嗲气，矫揉造作，一股歌舞厅、夜总会的资本主义味道。”霸得蛮的李谷一老师，当然不服啊，自己写文反驳那些人，说这些唱法我们民歌里就有，跟资本主义有毛关系啊？结果，中央乐团一个领导直接派人捎话给她，说你要再这么顽固不化，这里就没有适合你的艺术土壤了。所以你看，李谷一就不像崔健那么幸福，遇到了王昆这样的老干部。这位领导，肯定不了解李谷一湖南人的脾气。李老师并没有放弃。1981年，上面迎春联欢，她听说邓公要来，提前跟演奏商定，人一到，务必演奏《乡恋》，让邓公来评理。可惜，当晚邓公没去。敢这么做，无异于跟领导对着干。李老师的底气来自哪儿呢？还是来自支持她的广大人民群众。当时，全国人民天南海北地给她写信，说“黄色歌女”的帽子是污蔑，群众的掌声，足以证明一切。甚至有公职人员写公开信说：“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04.时间来到1983年。那年，央视要搞一台联欢晚会。没钱做录像，决定直播。导演落在黄一鹤头上。为了让节目有意思，现场更热烈，黄一鹤说，不如搞个点播热线吧，这样可以跟老百姓互动，才叫联欢嘛。这就是第一届春晚。当时4部热线电话，被打得都快冒烟了。每接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就写一张节目条子。在所有来电里，《乡恋》点播次数最多。接线员每隔一会儿，就端一盘条子给黄导。黄一鹤和分管文艺的时任副台长洪民生，都不吭声，让端到一个叫吴冷西的老干部面前去。吴冷西是时任广电部部长，亲自来督阵的。此前，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总编，后来又做了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没多久，点播《乡恋》的条子就积了五大盘。吴部长一看，满脑门子汗。副台长洪民生壮着胆子上来：“《乡恋》只是曲调软一点，没有大问题的。不唱观众恐怕不满意。”吴冷西来回踱步十几秒，最后一挥手：“唱！”《乡恋》就这么给解禁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歌曲一解禁，广大群众纷纷给央视写信，夸它是“人民的好电视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吴冷西给《乡恋》摁绿灯，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并不代表同类节目都能上台。第二年春晚，中央给广电部开会，讨论春晚开放程度，下面的人问，歌曲能不能软一点，芭蕾舞这类洋玩意儿能不能上？答复是，不可以，不应该，严防“精神污染”，要表现好“统一团结”。那时，黄一鹤跟洪民生正热情高涨，一听到“精神污染”四个字，心凉了半截。直到看见《中英联合声明》那个事，黄说，既然表现团结，干嘛不请个香港歌手呢？于是连夜写报告，并引用了《毛主席语录》的部分内容：“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这就有了找张明敏的故事。具体怎么找到的，这里不赘述。这段历史想必很多人都知道。然而，对张明敏“政审”通过后，黄一鹤却突然接到了吴冷西秘书的电话。那头说，黄一鹤，部长的意思是，港台演员不能用，晚会要调整，如果能调整，你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你黄一鹤撤了。也不晓得哪儿来的勇气，黄一鹤说，请转告部长，我的意见是什么也来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铺盖离开剧组！说完，就把电话给摔了。直到腊月二十七，副台长洪民生还跟部里打电话。从上午8点，一直打到11点半。最终把这事儿磨了下来。广电老干部，又摁了一次绿灯。春晚结束后，央视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说《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胡很喜欢，能否寄一盘录像带来，他想带全家人，一起学唱。从此，港台演员献唱，成了春晚固定节目。感谢吴冷西这位老干部是肯定的。当时的环境，一场直播，任何港台演员说错一句话乃至一个字，其中的政治风险，都不可估量。但更要感谢的，是敢摔电话的黄一鹤。是他拿自己前途当赌注，把这事儿办了。05.2002年，吴冷西因病去世。那时的春晚，已形成了复杂的审核流程，俗称“过五关”。1983年春晚，洪民生连节目都没审。刘晓庆要求在电视上给父母拜年，他也没说啥。但1985年，春晚在体育场办失败后，洪民生代表央视向全国人民道歉，还去22家地方电视台做检讨，局面就变了。洪民生本以为会被撵走，结果不走反升，还被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做“春晚节目的把关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审节目。从此，春晚有了许多规定，比如每句话都要审核，比如彩排节目误差不能超过三十秒，比如港台演员申报。随着影响越来越大，审查规格也越来越大。1989年后，政治局委员亲自出面。老干部洪民生，主要负责问题汇总。当时，一个节目正式审查，最少两次，工、青、妇、少数民族、解放军等代表都会参加决策会，每个部门，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所谓“把关人”，就是你得让各方面满意。为了保住某些敏感节目，洪民生想了个办法。每次审核前，他先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争议点提出来，问可行否。李同意了，其他部门也不好说啥。春晚这么干，元旦晚会，他也如此。梁左写给姜昆的那段相声，《特大新闻》，想必诸位略有耳闻。里面有句词，说某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洪民生打电话问李瑞环，那里可以摆摊吗？李说，这种事情，相声里可以想象一下，办晚会嘛，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你们放心，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担着。”就这样，《特大新闻》上了元旦晚会。「姜昆老师当年也是很敢说的」1992年，老干部洪民生离岗。他虽不做审核工作了，但一直关注春晚。二十年过去了，他心目中春晚最好的节目，还是黄宏的《打扑克》。在他的任上，无论《乡恋》解禁，还是请港台歌手，这都算大的文艺突破。那两年的春晚，洪民生办得最痛快。晚会一结束，工作组跑出去聚餐，又唱又跳，觉得给老百姓奉献了一台好晚会，太过瘾了。为了让节目好看，春晚头三年，他和黄一鹤变着花样创新，给不同节目摁绿灯。这才导致1985年技术手段跟不上，春晚办砸，向全国道歉。也因为这件事，杨伟光调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空降到了央视。为了春晚好看，杨伟光也摁了一次绿灯。还不是小节目，是98春晚的主题曲。也就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相约九八》。写《一九九七，我的爱》的大佬靳树增，总强调这是自己的作品。实际上，这种重量级的歌词，要经春晚严格审查，并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这首歌是反复开会一个词一个词抠出来的。光歌词，就讨论了二十多天。为了这首歌，那年春晚导演孟欣，花了很多心思，从灯光、化妆、布景上，统一色调，突出唯美。人，当然也要找两个大腕。只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一整年的主题曲。结果，临近除夕，歌被拿下，大家都慌了。那英打电话给杨伟光问为什么，杨伟光打听了一圈儿才知道，春晚曾邀请王菲唱歌，要求她更改歌词。王菲拒绝改词，因此得罪了某人。拿下《相约1998》，就是为了惩罚王菲。所以，你看，老干部不但能摁绿灯，还可以随时亮红灯。最后还是杨台长发了话：“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06.那个年代，很可能因为老干部一句话，就改变一个演艺人员的命运。要不是黄一鹤一句“你们上，出了事我顶！”，陈佩斯也不会演《吃面条》，名扬全国。要不是王昆打哈哈，崔健、丁武这拨人，可能还在友谊宾馆嚎叫。难怪崔健唱完歌说：“我恨不得把王昆叫妈妈！”崔健想把王昆叫妈妈。还有一个人，想把张永经叫爸爸。那是1991年，一个剧本送到了曾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时任广电局艺术顾问的张永经手中。看完后，老干部非常兴奋：“故事里这拨人朝气蓬勃，敢作敢为，尤其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十分可贵。”剧本名字，叫《编辑部的故事》。这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海马创作中心”为葛优量身定制的。「老同志的认识很深刻」1989年年底，大家在友谊宾馆侃片子，好吃好喝，24小时热水伺候。牵头的郑晓龙说，我们应该让大家欢乐一些。“海马”这些文青，都有杂志社工作经验。于是就说写编辑部。分工时，王朔6集，苏雷6集，冯小刚6集，葛小刚2集，魏人1集，傅绪文4集，马未都还得写1集。彼时，正值社会转型，于是编辑部里，有马列主义老太太，有势力商人余德利，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葛大爷呢，主要负责京圈文艺那套嗑。结果本子写完，北视中心搬家，剧本弄丢了。大家意兴阑珊。其他人都有工作啊，王朔没办法，只好带着冯小刚，用记忆力重写一遍。然而，剧本送到北京广播电视局，没通过审查。郑晓龙鸡贼啊，还送了一稿到张永经手上。不久，广电局邀请张永经去北视中心宣布下马令。老干部谎称不舒服，连夜选了3集剧本，扭头送给主管宣传、文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以及宣传部长李志坚，附上亲笔信。张与二人，革命友谊颇深。信上说，这是一部新颖的喜剧，内容不当处，我和编剧改，但不要抹杀青年的积极性：“我相信，它拍出来后，老百姓一定喜闻乐见。”王光看完剧本，提出了具体的改编要求。李志坚觉得轻喜剧是新东西，北京能带这个头，于大局有利。有了这两人的肯定，剧本迅速通过审查。随后，张永经带着冯小刚，一集一集地修改。直到电视剧开拍，剧本仍在修改。年底，《编辑部的故事》大火。葛优一下子成了全国最红的男明星。后来双汇火腿肠拍广告，还拿李东宝和戈玲说事儿。同时，争议也来了。《北京晚报》连续20多天刊发争论文章。有老同学专门打电话给张永经：“这是一棵大毒草啊，你可不能晚节不保！”「从此他成了一名编剧」对此，张永经一度压力很大。好在有些老干部的反应，让他把心装进了肚子。那年他去看春晚彩排时，坐在前排的外交部长助理李肇星扭头问说：“这戏我家里人都看疯了，能不能给我家一套带子，让我们看周全？”在剧烈争论声中，北视中心向组织做汇报。王光高度评价《编辑部的故事》，说它善意地针砭时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如果政治上出问题，我可以负全责。”汇报完毕，冯小刚又跟北视中心出主意，送了一套录像带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没多久，李瑞环到北视视察。冯小刚又问，瑞环同志，您看了我们的剧吗？李说，我没看，但这部剧很好，办公室的同志很喜欢。借这股热度，《编辑部》连续拿了飞天、金鹰和“五个一工程”等8项大奖。后来冯小刚见了老干部张永经就说：“张局长，您就是我们亲爸爸！”07.无论王昆、吴冷西这样的老革命，还是洪民生、杨伟光这样的开拓者，抑或张永经这样的好顾问，在给有争议的文艺作品摁完绿灯后，都算是完美收场。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要找一个能团结多数人、不搞大壮族主义的壮族干部，去做广西影厂厂长。广西农学院的韦必达，被点名上调。想必那年，韦必达听说了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事。4年后，这一届学生要分配。他赶紧去北电找院长和书记，要了12个名额。那拨人毕业后，本来分配了10个。结果大家都嫌弃，只去了4个。这四个人，是导演系的张军钊，摄影系的张艺谋、肖风，以及美术系的何群。爱才心切的韦必达，亲自去火车站接这几个年轻人，还给分房子。这都不算啥，最高级的待遇，是为这几个年轻人，开了先例，闯了禁区。彼时在电影界，一个毕业生，怎么也要干八九年助理、副导、联合导演，一点点熬成导演。结果这几个人一去，成立了全国最年轻的摄制组。1983年5月，厂长、书记、副厂长，跟几个生瓜蛋子窝在招待所，一起审阅剧本10天。这部《一个和八个》，就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拍摄期间，韦必达去银川看样片，一看电影，整个人傻了。以前从来没有导演这么拍片。张艺谋在色彩、光线上非常大胆，采取不完整构图，经常只拍人物的半边脸或半个鼻子，给人一种奇异的视觉感受。广西影厂投了50万。年底，摄制组高高兴兴地把片子交到文化部，正碰上“人性论”大批判。北京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一个和八个》被当成“精神污染”的靶子重点批判。甚至连北电的教学方针，都被批判。显然，如果帽子被扣死，张艺谋四人的艺术生涯，将遭到巨大冲击。这时候，韦必达站了出来，在厂长会议上，面对一边倒的批评说：“我们对于这样一批勇于创新的年轻人，要关心爱护，肯定他们的成绩，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引导他们前进，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大胆放手培养年轻一代，我们的电影事业就没有出路。”但最终，电影没能通过。「《一个和八个》剧照」这之前，在北影拍片无门的陈凯歌，揣着《孩子王》的剧本找到韦必达，希望给一次机会。韦看了剧本，觉得太沉重。《一个和八个》亏了50万，不能再冒险，就给了他《深谷回声》的本子，让他和张艺谋去陕西采风。这期间，韦必达爱护陈凯歌，给他开了北影厂四倍的工资。1984年7月，陈凯歌的《黄土地》也送到文化部，却遭到电影局领导的指责。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韦必达不服，跟领导吵红了脸。两部电影的争论，持续了近一年。最终，它们都通过了。但就那年年底，韦必达被调离了一线岗位。08.如果没有韦必达给摁绿灯，张艺谋估计还要在广西熬十年。但老谋子的运气，实在太好。田壮壮没能走通后门，帮他留在北京。他去广西，反而因祸得福。先是遇到韦必达这样的老干部，不久，又遇到了西影厂的吴天明。吴天明给他和第五代摁的绿灯，那就数不清了。吴厂长是从导演直升厂长的。他直来直去，性格不输李谷一老师。一上任，开全厂大会，就把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全撸掉，换新人。人家夜里打电话说我操你妈，他说我操你奶奶。为了西影，他只把机会留给有才华的年轻人。光为张艺谋，他就摁了两次绿灯。第一次拍《老井》，他把毫无演戏经验的张艺谋拖去做主角。西影厂的人听了，非常抵触，都说：“这俩人疯了，等着倒霉吧。”结果张艺谋拿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拍戏期间，张艺谋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想拍。可高密早不种高粱了。当时连剧本都没有，吴天明说，等你种出高粱再拍，黄花菜都凉了。西影厂各个车间有副业，帮人修东西赚外快。这笔钱，本来是留给工人发奖金的，吴天明居然让各车间凑了四万块，拿给张艺谋去种高粱。一个干摄影的，突然被提拔成导演。在论资排辈的业内，这是闻所未闻。拿谢晋的话说，借手中权力帮张艺谋在艺术上突围：“这挑战了整个电影界的选拔机制。”但吴天明不管那么多，只要年轻人能把电影拍好，他就愿意闯禁区。所以在北京拍片受阻的田壮壮和陈凯歌，拿着《盗马贼》和《孩子王》找了他。想当年，芦苇只是一个美工，因为剧本写得不错，他直接拿了1000块钱给他，说你出去采风吧，想干啥干啥。芦苇说太多，500块就够了。后来，芦苇写出《黄河谣》《双旗镇刀客》，吴天明就说：“花500块就培养个好编剧，太值了。”很难想象，那些年月，吴天明头上的压力有多大。如果《红高粱》没获奖，他拿车间的钱给张艺谋私摁绿灯，会被全厂人骂死。「黄斯·安德森的《黑炮事件》」对此，吴天明从来不怕担责任。黄建新拍《黑炮事件》前，只是个场记，被他送去北影进修。回来，给机会，说你随便拍。黄建新刚开机，就有领导去看片，发现他那机器拍开会，4分钟不挪地方，而且一个彩色片，非要用黑白场景，就对黄建新说，学过电影吗，不会拍就别拍！吴天明说，你们别管，我让他当导演，他想怎么拍是他的自由。《黑炮事件》里，黄建新用了诸多先锋手法，而且只用了黑、白、红、黄色彩，完全颠覆了当时电影的美学。片子拍完，送上去过审，出了大麻烦。那年，国家要给厂里涨工资，只要片子通过，中影还给80万，到了年底，全厂每人涨一级工资，并补发三个月工资。全厂上下，盼着这笔钱过个好年。结果呢，审核没通过。一分钱没有。还是吴天明站出来，对全厂人道歉，说这是我的错，跟黄建新无关：“电影是我让他拍的，这个责任在我。”黄建新当场就哭了。最后，影片改了70多处。在吴天明的不断努力下，电影不但上映，主演刘子枫，还拿了金鸡影帝。看过《黑炮事件》的都知道，片子里讲的那些事，放到今天，估计很难过审。所以回忆往事，黄建新常说，当时你能拿到这样的机会，一定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还要有那个人。“没有那人，你也拿不到。”为了保护年轻人，让他们大胆去干，吴天明能做到什么程度？跟黄建新一起被送去北影进修的吕枫，拍了处女作《都市之声》。电影局一个顾问看了，觉得“问题极其严重”。厂里怕担责，要往上面送。正在拍《老井》的吴天明听说，叫赶紧送到片场来，在他审片前，任何人不得去北京！看完片子，问题确实不小。吴天明最终把片子压下来，锁进仓库，然后给副厂长写了一封信，让吕枫带回去，信上叮嘱道：“这部影片探索失败了，但绝不能因此影响今后她和其他青年导演上戏。我们提拔重用中青年导演的方针，绝不能改变。”不夸张地说，是吴天明摁下的一盏盏绿灯，照亮了第五代前进的道路。「一颗黑炮，一个时代」当时，厂里有个老人自己掏一部分钱，找吴天明，说离休前就一个心愿，想拍部电影，请厂里支持。说完就跪下了。吴天明说，抱歉，我们现在主要是扶持中青年导演，实在不能为你投产。说完，他也跪下了。在其任职期间，去省委告状的人不计其数。光是对他的经济问题审查，前后就有三次。为了那些绿灯，吴天明三天两头跟领导吵架。20年后，他还记得自己说得最狠的一句话：“我不当官继续当导演，你不当官就什么也干不了。”09.摁了那么多绿灯的吴天明，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1989年，吴天明赴美访问。因为一些事，滞留在纽约。他在西影厂的工资，不到200块，出国时也没带几个钱。身上的钱花完后，只能在洛杉矶开录像带店维持生计。即便如此，得知彭小莲拍片没钱，还责怪她为什么不找自己。又叮嘱彭小莲，没好剧本，宁可熬着，别拍烂片！吴天明后半生一直践行着这条准则。当上厂长后，吴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专心扶持年轻人。厂长不当了，他才四处找机会拍片。幸好那年，邵氏有个本子要拍。吴天明一口答应，赶紧飞到香港。看了本子才发现，是台湾编剧写的俗气故事，格调很低，什么“寡妇通奸被沉塘、大旱之年祭龙王”。剧本，张艺谋也看过，说实在太烂俗了，唯一能改的就是其中一老一小的情感，这东西，全国只有吴天明能拍。随后，吴找来四川编剧魏明伦改剧本，改成一个新故事。这就是电影《变脸》。吴天明靠它，拿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导演。「《变脸》剧照」宁可不拍，也绝不拍烂片。因为这条底线，吴天明拍的片子越来越少。这位老干部，一生摁无数绿灯，给中国电影留下宝藏，结果到了晚年，很多电影梦没能实现。他想拍的《岁月如织》、《白鹿原》、《秦腔》都没成。遗作《百鸟朝凤》四处找人才拉到投资。直至病逝前，都没找到愿意发片的人。市场化起来后，长达10年时间，很多人拿钱诱惑他，拿剧本给他。不喜欢的题材，都被他拒绝了。人家问他是不是跟钱有仇，他说：“钱顶个屁用，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拍！”写《百鸟朝凤》时，吴天明经常写哭。但因题材冷门，故事平淡，找了十几家发行公司，均遭拒绝。就在一位老板说要看片时，吴突然离世。随后，投《后会无期》的方励接下电影，为它下跪，呼吁影院排片。一个为中国电影发展挑战无数陈规的导演，就落得这样苍凉的结局。西影厂在吴天明卸任后，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我相信，那些从厂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永远感谢他拍下的绿灯。10.为《视与听》撰稿的著名影评人汤尼·雷恩，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第五代还没起来前，他常到中国来，去北电看学生的片子。那个时候，汤尼·雷恩有一位影协的朋友，时不时寄给他一些包裹。在包裹里，他收到过《黄土地》和《黑炮事件》在剪辑室留下来的单帧35毫米胶片。胶片上的影像，曾让汤尼十分震惊。没想到中国导演已经拍出了这样的东西。当时，《黄》与《黑》都还没过审，更别说上映。后来，汤尼回忆说，显然，当局的一些高层人士，对这些创造性作品很感兴趣，希望它们能获得一定的支持，在海外得到消息。汤尼还说，我相信，像我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汤尼不愿透露这位朋友的姓名。可想而知，在往昔的岁月里，在争论的时代中，像王昆、洪民生、张永经、韦必达这样摁绿灯的老干部，还有不少。有些人是在台面上摁的，有些人，则是偷偷摁的。如果没有这些老干部，广大人民群众或许、也许、依然能听到《乡恋》，能看到《编辑部的故事》，中国电影依然能诞生《黄土地》这样的划时代之作，但其间的曲折有多少，弯路有多长，谁也说不准。在此，得怀着敬意，感谢老干部。「电影《黄土地》剧照」好了，最后，讲个段子吧。那啥期间，林彪点名要看1968年西德电影《罗马之战》。上译的配音演员们，花九天时间，加班加点搞了出来。此片作为内参片，在某些礼堂放过，尺度不小，含裸露镜头。这件事，被一个叫姜小军的孩子拍进了电影。电影里，一群孩子偷偷窜进礼堂。方化饰演的老干部起身，他旁边的人厉声道：“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毒性非常深，小孩看了，会犯错误的，犯很大的错误！”方化气得挥手说，不看了！旁边搀他的那位忙说：“别别别……”我觉得姜文太坏了。//拓展阅读这篇文章，也可以算作我写的“中国80年代文艺回忆录”的一部分。只是因为那篇装不下，这里单独成章节了。关于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那些文化闯将的故事，关注本号，后台回复「80年代」，获取深度长文「80年代文艺沉浮录」。「全文完，下次再会」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永恒的白毛女·王昆》，凤凰网[2]《编辑部的故事》，中国新闻周刊[3]《「乡恋」解禁记》，同上[4]《留恋光影盛世：访韦必达》，中国日报[5]《只有一个黄一鹤》，中国周刊[6]《洪民生：不愿做把关人》，中国周刊[7]《陈凯歌和他的80年代》，三联[8]《骄傲的吴天明导演》，彭小莲-END-商务&转载：zougengxin作者私微：lswenan……//顺手关注·长追不亏//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家·柳青「逝于1978年6月13日」代表作品：《创业史》……01.1988年，海南建省，潘石屹带着1000多元的积蓄到了海口。在海口东英镇一家砖厂里，小潘不但帮老板创造了收益，还在老板去搞房地产时，花钱把砖厂承包了下来。不幸的是，一年后，这砖厂就倒闭了。不过潘石屹并未绝望，一路奋起，把自己从小潘，变成了潘大佬。潘石屹生在甘肃天水的山沟里，山下有条铁路。他从小的愿望，就是乘火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家里穷，养不起孩子，大小妹妹都被送出去了。一心想走出大山的小潘，就是不想穷一辈子，才跑去海南的。多年后，回忆这段奋斗，潘石屹说自己之所以办砖厂，是受了一套长篇小说里男主人公的指引。书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时，潘大佬还说：“这套书我看了整整七遍。”「潘大佬年轻时（最右）」这本书刚出版时，卖得并不火，起印才三千册。出版社因此亏损数万元，急得编辑都失眠了。结果1988年3月，书被央广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一下子击中中国万千青年的心灵，成了那个时代最火的书之一。至今，这套书每年还能卖个100万册。究其原因，是因为书中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像小潘这样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连咱们前段时间爆火的新东方董宇辉老师都说：“我生命中的力量感，其实就来自这套书。”潘石屹出生于1963年，董宇辉出生于1993年。一套书可以横跨30年，给两个时代的青年带来一样的冲击，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而实际上，它背后与奋斗有关的故事，是从1949年年底开始的。那一年，它的作者出生了。02.1949年12月，陕北清涧王家堡村，农妇马芝兰生下一个男婴。这是马芝兰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此后数年间，她还要生8个孩子。男婴出生后，家里给起名叫“wei”。只是发音，没字。后来上学，才落到一个“卫”字上，添学名“王卫国”。许多年后，王卫国这三个字，已经消失在岁月中。人们更熟悉的，是他后来改的名字——路遥。路遥是家中长子。七岁时，家里缺劳力。在村办小学读了几天书，他就被叫回家种地。路遥读了书，完全没心思种地。农活不好好干，整天眼泪汪汪。这时，他大伯想从他爹手上要个孩子过去“顶门”。按风俗，长子不能过继。但眼看路遥这么想读书，当爹的心软了。唯一的办法，是把大儿子过继给他大伯，供他读书。1957年深秋，路遥跟着父亲，走了两天一夜抵达大伯家。到大伯家后，父亲谎称去赶集，说下午回来。但路遥心里啥都明白。临死前，回忆此情此景，路遥依然难受。当初，他早看出了父母的打算。只是他知道，如果那一刻抱住父亲，哭着说别不要我了，就得回家务农。最终，为了读书，7岁的路遥选择留下，眼睁睁看着父亲走下了山坡。「路遥长大后，烟不离手」路遥上村中小学后，成绩很好，一年级就能学二年级的课。每到学期末，还能拿奖。凭借出色的成绩，考进延川县城关小学。在那里，路遥第一次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差距。城里的学生，首先吃得好。由于家里穷，路遥只能吃加麸糠的干粮。夏天，糠菜发霉变质，也得躲在墙角，闭着眼大口吞下去，喝熬锅水生咽。家里有多穷呢？1963年春，实在没钱了，为了不让路遥中断学业，大妈跑到别的村庄要饭，再把要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钱供他上学。吃，比不上，用的、穿的，也比不上。路遥经常是衣衫褴褛，连美术课的水彩笔也买不起。不过，贫穷的处境，并没有引起他的自我贬低。在学校，他一心要做孩子王。城里的孩子会花一毛钱去看露天电影，聚在一起讨论。路遥急得难受，爬狗洞混进放映场，还是被撵了出来。无奈之下，路遥想别的办法，跑去文化馆借阅室看书。从书里读到一大堆新奇玩意儿，回去给同学们“上课”，让自己变得自信。可惜好景不长，小升初前夕，大伯说什么不让路遥读书了，命令他回家务农，过两年挑个媳妇，生个孩子，老老实实做农民。路遥当时就急哭了。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回家务农，这辈子就完了。03.在路遥的一生中，似乎总有些神奇的时刻。在他快绝望时，出现那么一个人或一件事，把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拉出来。你可以说，这是命运的馈赠，但从根上说，这是路遥跟命运不停缠斗赢下的筹码。面对大伯的命令，路遥说，不上学可以，但必须参加考试。结果一考，考了个全县第二。尽管如此，大伯铁了心不让念。路遥就一路哭，跑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面前，说干大啊，我考了全县第二啊，你得替我想办法啊。在村里，别说全县第二，一个村能出一个学生去县城读书都不得了了。刘书记赶紧发动全村人捐粮食，让路遥换成钱交了学费。路遥上中学后，城乡差距更明显了。班上大多数是职工或干部子弟。就路遥穿得破破烂烂。学校食堂的菜，被分成三等。路遥只能吃最下等，清水煮菜。偶尔连菜汤都喝不起。路遥经常饿到头晕。这残酷的生命体验，让他有了更强韧的、往上攀爬的决心。「路遥永远和农民走得最近」没资源、没背景，那靠什么呢？只能靠知识。那时，阅读已成了路遥生活的一部分。他读时政新闻，爱上了《参考消息》。在报上读到苏联的加加林飞向太空后，整个人激动到失眠。“加加林”三个字，一直镌刻在他心间。这是日后《人生》男主角姓名的由来。3年后，路遥没有辜负乡亲的恩情，顺利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接下来读中专，可以拿国家补助，就再也不用问家里要钱了。以后有分配，还能吃城里的口粮。路遥和家里人都觉得，天要亮了。偏偏这时，命运又给他挖了个大坑。路遥还没来得及报名，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开始了。“文革”爆发，教育系统被砸烂。年轻的路遥在风潮中，被一腔热血冲昏头脑，参与了运动，还当上一个小头目。路遥受重用，被送到了地方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在学校受尽冷眼的他，以为自己要“翻身”了。结果屁股还没坐热，一纸“上山下乡”的文件，又把他打发回了农村。一夜间，他又变成了一个农民。而更倒霉的事，还在后面。04.回到农村后，路遥面对逆境，并没有消沉。让他拉大粪，他就去拉大粪；让他去当民办教师，他就去当民办教师。他不但不抱怨，还挺开心。时不时抽空跑到文化馆去看报纸，了解国际形式。为离开乡村，路遥还在努力想办法。1969年，他想参军，本来在公社里申请很顺利。结果到县里，政审没过。一查，说他跟一桩“武斗命案”有关。这下好了，不但断了参军路，整个人生前途，都蒙上了阴影。此后，组织开始对路遥“秘密审查”。他被送到县百货公司再教育。没想到这一次再教育，又被路遥抓住机会，开了“眼界”。在百货公司，他认识了一个叫林虹的姑娘。那年，2000名北京知青被送到陕北延川县。其中不但有林虹这样能歌善舞的姑娘，还有日后的作家史铁生，以及一个你们都很熟悉的人。这些北京青年，视野格局、文化观念，对路遥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林虹，令路遥陷入痴迷。路遥的形象、谈吐和品质，令林虹倾心。很快，两人便交往起来。恋情的甜蜜，让路遥变了个人。他爱上了林虹唱的《三套车》，喜欢穿一身红色。一篇诗歌发表时，他甚至想用一个叫“缨依红”的笔名。当时，周围人对他和林虹的恋情议论纷纷，说他俩一个乡下的一个北京的，不可能走到一起。但心怀雄心的路遥，并不卑微。为了林虹，他甘愿献出一切。1970年，国家在知青中招工，路遥得到名额，甘愿放弃，给了林虹。大家劝他留个心眼，路遥的回复是：“为她我死都愿意，一个名额算啥？”「路遥的海子同款pose」结果没多久，“武斗案”调查找上门来。他每天活得战战兢兢，被组织要求停职反省。就在这时，林虹写了封绝交信给他。一方面前途暗淡，一方面恋情受挫，命运一下子给了路遥双重打击，一脚把他踹进了泥潭。这一脚，路遥差点没挨住。一天，他借着月光走到水潭边，准备一死了之。结果临死之际，心里涌起了对生命的无穷眷恋。他觉得不能死，人生还长，日子还长着呢。怎么就能轻易地被这些挫折打败呢？路遥不但没寻死，还从人家地里撅了甜瓜，吃完走了。此后，他反而变得更坚强了。某日乡亲串门，看到他穿着白衣扎着白腰带，问他这是闹哪出。路遥说，我在为我自己“戴孝”：“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我要成为一个新的我。”那个叫王卫国的青年，从此消失在了岁月里。一个叫路遥的新青年，从文学的泥土中爬了起来。05.路遥迷上文学，得感谢一个叫曹谷溪的诗人。两人本是敌对阵营，结果一笑泯恩仇。在曹的影响下，路遥疯狂迷上了诗歌，读了很多经典。不久，他就写出了《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被曹推荐到《延安通讯》发表。随后，又发了《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就是发《车》时，为表达对林虹的爱，路遥想用那个绕口的笔名。结果编辑说，笔名需要好记、好念。路遥大笔一挥，说那叫“路遥”吧！失恋后，路遥废寝忘食地阅读、写作。一系列诗歌、散文的发表，让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由于成绩出色，还被《陕西日报》点名表扬。他的作品，给延川县带来了声誉，也让“路遥”这个名字，响彻延川。文学，突然成了路遥在绝路中的一缕光。这也是为何1973年高校复招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中文系。考试成绩下来，他的数理虽然一塌糊涂，文科却十分突出，县里便大力推荐。然而政审阶段，因为“武斗案”阴云不散，好几所高校都不收。最后，还是县委书记亲自出马，打保票路遥没问题，他才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路遥和另一个文学青年」到了大学，路遥开始充分规划文学生涯，大量阅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时他想清楚了，不但要当作家，还要当大作家，名作家。他在《陕西文艺》实习，抽着劣质烟、吃着馒头咸菜，如饥似渴地读书，夜以继日地练笔。从此养成了熬夜、晚起的生活习惯。在他眼里，除了写作，似乎别的事都不重要。五分钱咸菜，他能吃几顿，一碟花生米，能吃上几天。随便填饱肚子，他就熬夜读书，一读一个通宵。1978年，时代转折，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陕西有两个作家获奖。其中一个，是写《满月儿》的贾平凹。这件事，对路遥触动很大。他当时零星发了不少东西，还没有一篇能在整个文坛叫得响。好强的路遥，很不甘心，随即针对当时风行的“伤痕文学”，调整创作方向，写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稿子出来，好几个杂志社退稿。这时，陈忠实又靠《信任》拿了一个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心更慌了。但就在发表屡屡不顺的时候，《当代》杂志突然写信给他，说稿子看了，很好，你来北京改稿吧。这一年，小说不但上了《当代》头条，还拿了一个全国中篇小说奖。路遥激动得彻夜未眠。比日后拿多少奖都要高兴。文坛，从此有了他的位置。06.获奖后，路遥并未就此自满。从1979年起，他就有一篇小说一直想写，却一直写不出来。这篇小说，在他心里是个王炸。他想讲的，是中国“城乡交叉带”青年的普遍困境，是那些出生在农村里的普通青年的迷惘。他曾写信给曹谷溪说：“目前的政策对他们，经济上帮扶，文化上抑制，没有顾得上农村户口更高的文明追求，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轻人。这些苦恼的人，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被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最大的不平衡…”可以说，无论从自身经验，还是从大量观察上，路遥对“城乡交叉带”青年的处境有深刻洞见。1979年，他写了一稿，不满意，只能撕掉。1980年，又写《高加林的故事》，扬言一字不改，结果没了下文。直到他着手解决起弟弟王天乐的生计问题，才找到新的灵感。「路遥与贾平凹（左三）」王天乐是他四弟，读完高中，考不上大学，赋闲在家，没个正经营生。路遥四处跑人情关系，想把他送去当工人。正是这个过程中，路遥得到很大的启发。他拉着弟弟聊了三天三夜。谈完后，心里有底了。随后，他告别家人，跑去甘泉县招待所，开始写这篇酝酿数年的小说。这一次写得出奇顺利。20天，一口气写出13万字初稿。写稿期间，作家白描去看他，发现他屋里烟雾弥漫，簸箕里全是烟头，桌上丢着发硬的馒头。路遥头发蓬乱，眼睛充血。此后，路遥一写作就会进入这种战斗状态，忘记按时休息，也不好好吃饭，疯狂地抽烟。动笔前，这是篇约稿。润色完毕后，他去北京改稿。初稿名叫《生活的乐章》。改完，路遥不满意，又改为《你得到了什么？》。约稿编辑说，既然你引用了《创业史》里面关于人生的那段话，不如直接叫《人生》好了。路遥拍手叫好，说这个题目好！1982年第三期《收获》头条，《人生》在这个重要位置刊发。对路遥而言，这是他前半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人生》的发表，意味着他不惧挫折的坚韧，终于在跟命运的一次次较量中，占据了上风，开花结果，让他获得了当代文学史的位置。小说一发表，路遥对“城乡交叉带”青年命运的思考，就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一连串讨论。评论家的普遍意见是，在中国，很久没看到这么动人心弦的小说。这小说传到陈忠实手上，陈忠实读完，十分震惊，受到的刺激比西方小说还大，心说怎么路遥一下子把自己给拉得这么远了？陈忠实出门，遇到一个朋友，对方一上来就问：“你读了《人生》没有？”陈说读了。朋友撂下一句：“那你写那么多年，咋就搞不出个《人生》呢？”是年秋，《人生》发单行本，一口气卖了25万册。整个评论界赞不绝口，各家大型刊物纷纷开讨论会。中国作协的意见是：“在中国，学柳青的作家不少，但是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的，只有路遥。”这对把写《创业史》的柳青视为文学偶像的路遥，无疑是最大的肯定。「路遥和吴天明」这还没完，旋风还在继续。1984年，《人生》被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演绎成7集广播剧，被上海话剧团改编成话剧，还被吴天明改成电影。“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成了中国青年热议的话题。路遥的名气，一下子大得收不住了。社会上和文学界，迅速出现了一种声音：“《人生》这座高山，路遥不可能翻过去了。”可实际上，路遥心里早有一个更宏大、更艰巨的目标。07.1983年，路遥一个人跑到陕北毛乌素沙漠，在那里进行了一场私密的“誓师”。茫茫天地间，他告诉自己，要忘记过去一切荣誉，变成一个从零开始创作的人，写一本真正的、影响深远的大书。这本书，将是一部从1975年到1985年的社会变迁史。这十年，是中国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充满重大历史事件，它们互为因果、环环相扣。路遥希望用艺术的眼光去记录他们，记下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下笔前，路遥预估了体量。全书共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分别取名《黄土》、《黑金》、《大城市》，小说名为《走向大世界》。回城后，路遥迅速进入准备阶段。第一步，是读书。他列了一大堆长篇小说书单，开始系统研读。其中柳青的《创业史》，是他第七次读。除了小说，还有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书籍，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类知识著作，像什么民俗、税务、气象、造林、土壤改造甚至UFO，他都研究了一遍。第二步，查资料。为梳理社会史，路遥查阅了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一页页记下了其中有用的大事。写到手指头被磨破，只能用手掌翻书。前后花费数月后，十年间，世界、中国乃至一省发生了什么事，一查了然。第三步，考察现实。提着一箱资料，路遥到处调研。乡村、企业、学校、市场，每个地方，每个人，从农民到官员，尽力去深入接触。路上，他把民俗、环境、树木种类乃至鸟兽样貌等细枝末节，都摸得一清二楚。搞完这些，路遥又叫来王乐平，突然拉着他到兰州，住进当地一家宾馆。告之写作计划后，兄弟两人绘制了一张从老家到西安钟楼的地图，一路的山川、河流、公路、建筑，都在其中。两人每天关在屋子里，细致研究每年的重大事件。路遥讲，王天乐听，听完补充，从中梳理线索。这时，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一个个人名涌入他脑海。错综复杂的个体、家庭、集体、国家的情节线，在他头脑中纠缠。「采访矿工的路遥」1985年夏，路遥提着两大箱资料书、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跑到铜川矿务的陈家山煤矿矿医院，正式开启第一部小说的创作。路遥选择在这里写作，也是“别有用心”。在他的构思中，书的第三部分涉及煤矿生活。他在这里写，可以近距离接触相关生活场景。等写第三部分时，就可以迅速进入状态。下笔前，路遥就知道前路难。但万万没想到，它会那么难。08.刚一坐下来，路遥就遇到了问题。小说的开头，他写了整整三天，除了一筐废纸，毫无收获。直到冷静下来，抚平心头的焦急，路遥才找到感觉。五六天后，路遥渐入佳境，开始以每天五千字的速度往前推进，强逼自己写满额度。为督促自己，他把53章列出53个数字贴在房间里，每天写完就“打一次卡”。天天写五千字，不允许出任何差错，这对意志力和创造力，是极大的考验。可路遥就是如此，拼命对自己发出最严苛的挑战。整个写作过程中，他又进入了写《人生》的那种状态。一写起来，他就忘记时间，晚睡晚起，吃东西敷衍。每天馒头、米汤、咸菜。烟不离手。晚饭时间出去散步，其余的时刻，路遥都像坐牢一样，把自己死钉在书桌前。这期间，路遥一直处在高度紧张和精神亢奋的状态里，对身体上的损伤完全漠视。连去上厕所，他都是一路小跑着去的。12月，路遥按时完成初稿。春节稍作休息，又开始修订抄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高强度的修改，又持续三个月。定稿后，他打算把小说名改为《普通人的道路》。打电话跟一位编辑商量时，编辑说：“你觉得叫《平凡的世界》如何？”路遥当即两眼放光，说这个名字好！「《平凡的世界》手稿」这年夏天，《当代》的青年编辑周昌义来陕西组稿，省作协就把《平凡》第一部推了上去。然而审稿结果，却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多年后，周昌义回忆说：“读着读着就没兴致，感觉啰嗦、慢，没有悬念和意外，实在很难往下看…”最后，《当代》以积压稿件太多，婉拒路遥。不久，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听说路遥出新作，要去看了三分之一，直接把稿子退给路遥，理由是：“这书不行，不适应潮流，太老一套了。”先后两次退稿，对怀揣着雄心的路遥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打击。柳青在病床上时，曾对他说，陕北这个地方，没有一部大的史诗级小说出来，是对不住它的。路遥听了，就一直想写出这部作品。《平凡的世界》是他不可回避的冲刺。可在他写这篇小说时，文坛已经被欧美现代派新风吹拂，新形式、新思想、新的写作技巧，成了普遍追求。路遥呢，还在用一种慢悠悠的“古老”的现实主义笔法，写编年史一样推进故事。在“魔幻现实”“意识流”面前，大家都嫌这种技法，太落后了。对此，路遥很不甘心，他曾对朋友说：“㞗！难道现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们，要成这帮现代派的学生了？”最后，稿子几经辗转，托关系到了《花城》杂志。《花城》同意刊发。同时，错过贾平凹《浮躁》的中国文联出版社听说路遥有新作，主动找上门来，决定出版试试看。就这样，《平凡》第一部，磕磕绊绊地才发表了。想必路遥的心里，很不好受。09.但路遥坚信自己是对的。他觉得这样一部社会变迁史，只能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写。于是迅速调整心态，投入到第二部分的创作中。开写前，路遥先去广州转了几天，充分感受了一下改开气息。然后又到西北工业大学里体验了一下生活。最后，他带着弟弟去了柳青墓。也许是发表遭遇挫折，内心淤积的情绪太重，一到墓碑前，路遥就跪下来，放声大哭。随后，他让弟弟离开，自己单独在墓前待了一个小时。王天乐不知道路遥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回来时，哭红了眼睛。也许那一刻，路遥就下了狠心：“老子就是死，也要把这本书写完、写好、写透！”「路遥在柳青墓前」路遥去了吴起县武装部。那是延安地区最穷的县之一，偏僻落后，无人打扰。作协朋友跑去看他，发现他住在一个简单窑洞里，就一张单人床，屋里除了碎掉的干馍，就没什么正经吃的东西。没多久，路遥感到身体不适。长期熬夜，让他身体每况愈下。抽烟太多，导致胸口隐隐作痛。对这一切，路遥没放在心上，只是增补了一个爬山活动。他完全没意识到，长期损耗，已经让脏器亮起了警钟。等回延安收尾时，他走路变慢，动不动就喘粗气。就在完稿期间，路遥一口血喷在了稿纸上。而这时，评论界对《平凡》的风评，又给了他沉重一击。在《花城》和《小说评论》发起的座谈会上，许多权威评论家出席，对路遥这部作品的评价，一边倒地都不怎么高。有人甚至直白道：“完全不能相信这种东西是写《人生》的作家写出来的。”路遥希望《平凡》第二部分能继续在《花城》刊发，可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打击接二连三地袭来。路遥写信对朋友说：“我无力再做艰巨的思考，整天像个白痴一样呆坐着。”1987年年初，阴云就这样笼罩在他头顶。他的身体，越来越糟。路遥这个人，又很好强，死活不愿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病情，硬挺着不说。纯粹是扛不住了，才到榆林去看病。看了几个医生，无果，最后找到一个老中医，开了几副药，勉强把身体机能调了过来。以他当时的情况，无论如何应该去做更全面的检查，然后休养个两三年，把恶劣的生活习惯改掉。可路遥选择了一场赌博，一次冒险。在随笔中，他提到当时的心态说：“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去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考虑到身体情况，这一次，路遥住进榆林宾馆。写第三部期间，身体给予的反馈更明显了。每次去朋友家坐客，路遥都累得气喘吁吁。朋友都说，没想到一个作家写书，写起来居然比背石头上山还累。周围人时不时劝上两句，说你不要这样残酷地对待自己，好好休息一阵。路遥根本不听。1988年1月，路遥在身体竭尽透支的状态下，完成初稿。只过了春节，他就一头扎进甘泉县招待所，开始处理最后的修改。在那里，他曾写出《人生》。路遥希望这部小说，有一个完满的仪式感。当时之所以如此赶工，片刻不停，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广播。在评论界对《平凡》发出一边倒的负面评价时，命运又给路遥开了个玩笑。「路遥是拿命在写作」写第三部前，路遥曾去西德访问。正好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叫叶咏梅的故交。她是当年去陕北的知青。两人叙旧时，问路遥最近写什么。路遥提到了《平凡》。恰好当时，叶咏梅在央广广播的“长篇连播”节目任职。把稿子拿来一看，觉得这正适合改编。很快，节目提上议程。节目录制时，路遥正奔命写第三部。他曾撰文说，长篇作品，越到后面，打击力量越大，这就要求精力更旺盛，体力更充沛，精神更沸腾，你得挣着命、吐着血往上拉，必须付出加倍的力量。写到后面，他是舍生忘死：“如果我不这么写，《平凡的世界》根本完成不了。”写完后，当然应该先休息。因为光写初稿，就耗尽了他全部的心力。可1988年3月，《平凡的世界》已经通过广播，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了无数青年人追更的“广播剧”。对路遥病情一无所知的叶咏梅，希望路遥能在6月就把第三部拿出来，这样才赶得上录制。一想到有那么多听众在追这部小说，路遥说什么都要尽快完工。1988年5月25日，路遥拖着一身病躯，发起了最后的冲击。改到稿纸最后十几页时，他的手激动得发抖。由于过分激动，甚至发生痉挛，不得不在热水里泡了一阵，等手指完全恢复，才继续飞快地写。最后一个字落定时，路遥猛然站起来，把手上的圆珠笔扔出了窗外。这本他酝酿了多年的“大书”，终于完成了。他对得起柳青，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乡这片土地了。随后，他去卫生间洗脸。镜子里的自己，苍老、憔悴，病恹恹的。看到这张脸，路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10.如文章开头所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由文联出版社印售，只订出去三千册。责任编辑连连叫苦，睡不着觉。彼时，推崇现代派写作的主流文坛，对《平凡》写作质量的定调，更令事态雪上加霜。偏偏这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1988年，在电视剧还很新鲜的年代，听广播，才是娱乐项目里顶流。“长篇连播”这样的节目，则是顶流中的顶流。就在那一年，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矿场到单位、军队，每天中午12点半，大家都等着收听《平凡的的世界》，都在为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的命运揪心。很快，广播带动书的销量。书一下子卖到了几十万册。然而，在销量捷报频传，在广袤大地上无数青年被《平凡的世界》所吸引时，路遥的身体，来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一次，路遥每天咽喉肿痛，头痛、发热，去医院检查后，发现咽喉充血，扁桃体红肿。情况如此严重，路遥却只当成肝火来治，还没引起高度重视。相反，他还一门心思扑在创作上，为接下来的写作做准备。评论界不是推崇欧美现代派吗？我倒要看看这个现代派有多厉害。我还要写一个更新、更大的东西，吓吓你们。路遥就这脾气，人家越是看低他，他越是较劲。他开始研究中国史和世界史，读起了《资治通鉴》、《万历十五年》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拓展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同时，系统地研究现代派写作。什么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全都来吧。在路遥的计划中，还有几部大书要写。以整个文坛的风潮和他的性格而言，这几部书，想必会用新的文学技巧，新的书写结构，更上一层楼。可惜，路遥没能等到那天……「路遥拍照总是若有所思」1991年，对路遥而言，是悲喜交加的一年。喜的是，在茅盾文学奖评奖中，本来他不抱任何希望的《平凡的世界》，以第二高的票数摘奖。这部被不断否定的作品，最后还是被给予了创作上的肯定。得知自己得奖后，路遥十分激动地对作家朋友说：“嗬嗬，这下狗日的做日塌了，有些人一满看见我不顺眼，这下怕再张狂不起来了…”也对贾平凹来了一句：“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可见摘得茅奖，对此前屡屡不被看好的路遥而言，是一种多么大的宣泄。而悲的是，那年，路遥和妻子的感情出现危机，家庭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以及，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尽管身体情况很糟，路遥还在写随笔、编文集。直到1992年春节，他突发剧烈肝痛，痛苦得难以忍受。都到了这地步，路遥依然没有采取系统的治疗和检查。从朋友那儿搞来“护肝片”吃了，就开始装修房子。这期间，他出现过肝疼、腹泻、高烧、发寒，全没放在心上。夏日高温，他依然以小米粥果腹，拉了很久的肚子。路遥不知道，死亡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那时，他一门心思扑在装修上，等待北京归来的妻女重聚。他可能是想装好一套房，对即将崩裂的家庭，做最后的挽回。最后，妻子和女儿来了。一见到他，妻子要求他必须静养，不能再乱来了。在家人朋友的强烈要求下，路遥回到延安。可一切都太晚了。一下火车，他就病倒在了宾馆…11.路遥最后的时光，充满了痛苦和不甘。入院不久，路遥自己意识到问题严重，对前来探病的曹谷溪大哭道：“我这是完了，老天爷把我拦腰砍断了，我的病很重，这一回怕是不行了…”随后，路遥确诊，乙型肝炎肝硬化，虽无癌变，但腹水感染，必须赶紧送回西安治疗。省上听闻此事，引起高度重视，省领导赶紧给路遥开绿灯。被送到医院时，路遥已病入膏肓。相关护士曾撰文回忆：“初见路遥，典型的肝病面容：灰黑的脸色，黄染的巩膜，紫红色的肝掌。看上去比照片明显要瘦些。整个人的神情，憔悴低迷…”太晚了。转院没多久，路遥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会诊结果说，如果1987年吐血后就及时停笔，下决心好好休息，他的身体就还有救。但就像朋友们说的，长期以来，路遥对写作，过的是一种“殉道”式的自虐生活：“路遥律己很严，严苛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用他的话说，要‘对自己要残酷’。他一直怀着一种牺牲的心态在写。为了在一点上突破，不惜将其余统统收缩；为了一朝成功天下惊，不惜青灯黄卷过一生。”人生最后那段病床时光，朋友来探望时，路遥说不甘心。拿了茅盾文学奖后，他曾发誓还要拿国际大奖，可这时，他再也拿不起一支笔。不甘心之外，路遥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十几年，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病榻上的路遥」到后来，路遥情绪越来越坏。甚至拒绝进食、输液。那年11月，在医院一次次竭尽全力的抢救下，依然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是年11月17日，主任、主管医生、值班医生、责任护士一同奔到他的病房，在与死神最后的搏斗中，路遥嘴中断断续续地叫着“救……救……我”、“救……救……我”。在不甘和痛苦中，走完了43年的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他这十来年，除了抽了点好烟，吃，没吃什么好的，住，没住什么好的，整日像牛耕地一样，狂写不止，几乎没享到什么福。在写《平凡的世界》期间，他吃遍了村里镇里半夜脏乱差的小吃摊，写到半夜，饿得不行了，就把冷掉的硬馒头拿来充饥，或烤点红薯片吃。他心里，永远把精神上的追求放在首位。即便拿了茅盾文学奖，成了陕西作协的骨干，路遥一生也没赚到什么钱。当年《人生》获奖时，路遥去北京领奖，钱不够，是弟弟王天乐借钱给他。后来《平凡的世界》拿到茅盾文学奖，路遥还是没路费，又是弟弟四处借了5000块给他。还说，哥，你可别拿诺贝尔奖了，我没地方给你搞外汇。路遥听了，当即回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一直以来，路遥工资并不高，稿费也不多。《惊心动魄的一幕》500元，《人生》1300元。那时，卖书还没有版税这一说。《平凡》卖那么多，到他手上，只有三万块。后来电视剧著作改编，到手才680元。路遥吃得粗糙，但总要抽好烟，档次比别人高。每天最少两包。一个月的烟钱，200块，他工资才100多。人家建议他抽差的。他说这不行，抽好烟，不是生理需要，是心理上的满足。多少年来，路遥都是入不敷出。为解决钱的问题，他曾想去卖牛仔裤，还想过开餐馆、跑运输队、搞养殖场。但都止于想法，没能落到实际上。路遥曾受某纪实文学杂志主编邀请，去汉中溜达一圈，跟当地领导交流，写了篇命题作文，赚钱还债。对此，路遥得到些启示，1990年初，他对西影厂的朋友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点挣钱的事，写报告文学也行。当时汉中西乡有个高中生，在全国物理竞赛中拿了第一名，路遥被请去采访，让写这个学生。采访完，路遥又反悔了。他觉得这事太跌份。「路遥一生真没享什么福」1992年，病榻上的路遥，还曾向作协创作之家，借了一千块钱。当时，他急着送妻女回京，可临时取到的稿费，居然不够用。《平凡的世界》获奖后，北京和省里的奖金加起来，总共一万块。路遥拿到钱，将它们放在一起，存成了一张存单。那是路遥在文学道路上拼尽一生的能量后，留下的唯一一笔钱。就在他死去那年，一个老人到南边走了一转，姓资姓社的问题，尘埃落定。年仅43岁的路遥，没能赶上市场兴起的好日子。否则，以今天《平凡的世界》的销量、影视版权，路遥仅靠这一套书，就能千万身家。可偏偏他的人生，定格在了1992年。路遥一定没想到，他走后，《平凡的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12.尽管文坛的主流态度，对《平凡的世界》始终保持暧昧，甚至在某些权威的当代文学史里，提及路遥，重点在《人生》这部小说，往往是对《平凡的世界》一笔带过，不做深入探讨，民间却把这本书，奉为经典。30年来，《平凡的世界》长盛不衰。80年代末，“长篇连播”播出后，电台收到几千封来信。有学生说，他们有270人住在一幢四层楼房里，拿着100部收音机，每天中午12点半同时收听《平凡的世界》。甘肃农村有个学生，为了赶上广播，每天跑步8里地回家，四个月下来，居然在学校长跑比赛上拿了名次。上世纪末，中科院“对国人影响最大的28部图书”调查里，《平凡的世界》是唯一入围的当代文学作品。排名仅次于《三国演义》《红楼梦》。1998年，有人对四届茅盾文学奖20部作品进行调研，《平凡》销量最大，许多人将其列为“个人最喜爱的读物”。1999年，评选“感动共和国50本书”，它又与诸多经典并列。9年后，新浪网做过一次“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调查，《平凡的世界》以71.46%的比例，高居榜首。4年后，“文明中国”全民阅读调查，《平凡》的读者体量，超越《红楼梦》。2018年，中青报联合共青团官微进行“改开40年”大型青年调查，过去40年里，对中国青年影响力最大的文学作品，依然是《平凡的世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几乎还没有哪个纯文学作家的书，这么不断受欢迎地卖下去。稍微能与之一战的，大概也只有靠《活着》活着的余华了。而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励志。很多读者表示，从这本书里，汲取了对抗苦难和挫败的力量，找到了人生奋进的动力。他们和潘石屹、董宇辉一样，每当觉得顶不住的时刻，都会想到书里的孙家兄弟，想到他们面对困苦，不甘屈服。恰恰这种面对困难不动摇的精神，适应了中国1992年之后整个社会个体的发展心理。在路遥死后那些年里，个体的奋斗、逆袭、阶层跃迁，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学生、青年务工者，他们从路遥书中，看到了太多和自己相似的内容，看到了自身的影子。即便不是农村青年，在这个推崇奋斗、渴望突破阶层的时代，每一个个体内心的驱动，都与《平凡的世界》中那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吻合。正如相关调研人员说的：“它的畅销背后，是一代代中国人奋斗的回响。”书里面，写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平凡人的爱恨、绝望、奋起，这很容易让千千万的普通读者代入自己，激发他们的斗志和精神追求。《平凡》的持续畅销，也说明了在过去的多少年里，“奋斗”二字，是中国年轻人离不开的人生主题，是他们必经的成长之路。路遥用他那好强、好胜、勇于攀登、绝不服输的生命底蕴所凝练成的这本书，正好击中了他们。归根到底，就如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负责人说的：“只要中国社会有等级存在，有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存在，就有路遥的市场。我们不乏对苦难的写作，但他最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动力。”回望路遥一生，他从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屡次差点辍学、遭遇时代动荡、被恋人抛下、被敌对者构陷，一次又一次绝望，一次又一次奋起，直至在写作路上拼死追求至高荣誉，这份坚韧和奋进，始终是他生命的底色。也正因为有这种强韧的姿态，在生命体悟中，他才写出了《平凡的世界》。作为“城乡交叉带”的一员和长期观察者，他又对底层青年的困苦、迷惘，有着远比他人更深的体会。只有他，能温暖那些不甘沦落、受苦奋进的人，给他们以希望、力量。时至今日，在中国大地上，还有太多这样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何尝不是一个又一个，曾一心想翻身的路遥。「路遥的一位迷弟」只可惜，命运又总是充满荒诞。如果路遥不那么自虐写作，他可以活更久，可以看到自己的精神，影响更多人。他得到的财富，也会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创作。对此，我们只能说，如果不自虐，那也不是路遥了。43年，很短。但路遥用这43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人生，锤炼成了一部更值得阅读的作品。它的底蕴和主题，被分散在他的书写中，随之流传下去，激励一代又一代和他一样曾胸怀志向、不甘沉沦的人。在单纯的文学意义之外，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奖赏。它让肉体早已不在的路遥，灵魂中不屈的意志，永葆青春。//拓展阅读路遥建立当代文学史位置的年代，正是中国文艺繁盛、狂飙突进的80年代。关于那十年里的文艺故事，后台回复「80年代」，获取深度长文「80年代文艺沉浮录」。「全文完，下次再会」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2]《回望路遥》，三联生活周刊[3]《路遥最后的时光》，魏兰娉[4]《路遥身后20年》，南方人物周刊[5]《平凡之路与不平凡的力量》，邵燕君[6]《路遥传》，厚夫-END-商务&转载：zougengxin作者私微：lswenan……//顺手关注·长追不亏//

“好东西不用你去记，它自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作家·钱钟书「逝于1998年12月19日」代表作品：《围城》……01.1989年春晚，冯巩和牛群在台上说相声《生日祝辞》，镜头一扫而过，扫到了台下三位演员脸上。三人分别是陈道明、朱旭、雷恪生。镜头主画幅，在陈道明脸上停留了很久。主要头一年，他演了部很出名的电视剧《末代皇帝》。

海子正式写诗，是在1982年。他常在宿舍、图书馆埋头创作，但写完后从不朗诵。那时，由于写的人太多，年轻人写诗就像吃饭一样稀松平常，海子的诗歌并未引起什么关注。毕业前，他投了许多诗刊，最终都石沉大海。

英敛之意识到，介绍西欧科学同时，万万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所以他打算办一所学校，“舍短取长，不使偏胜”。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开民智、引科学的作用。于是他给罗马教廷写了封信，阐述兴学之思。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不停地倒退，回往过去的岁月…”——作家·菲茨杰拉德「逝于1940年12月21日」出自：《了不起的盖茨比》……01.今天题图的这张照片，是我前年去大理时拍下的。那天我本来是想找一家饭馆吃晚饭，顺便看看暮色中的洱海，没想到误入了白族的村落。一路上没有餐馆、市集，只剩下飞扬的尘土和听不明白的口音。走过荒芜的筑地后，暮色缓缓沉落。在一大片民居前，我看到画面中的背影。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崔健担任吉他手的ADO乐队上台表演，崔健唱了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演到一半，一群CBS记者冲进来摄像，有人把崔健扛到肩上。何勇带着一帮学生，狂呼他的名字。

前者因为“迪斯科女王”的称号，创下内地磁带发售记录，卖了数千万张，登上同年《时代周刊》封面。后者因出演六小龄童版《西游记》里的玉兔精，在勾引唐僧时唱了一首《天竺少女》，成为那年风头最健的甜歌女星。

1996年，TVBS-G台诞生后，急需娱乐节目。这时，我们王教父出马，一边想创意一边挖掘新人，做出了著名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顺便还带出了吴宗宪、大小S和詹仁雄。詹同学，就是日后《康熙》的制作人。

毕竟自80年代以来，北京就是滚圈儿英雄地。带着憧憬，逼仔踏进北上列车，听着罗大佑的《牧童》晃了一路。十几个小时，也没有座位，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听。车越往北，气温越低。透过火车车窗，可以看到冰冷的月亮。

肤浅文青记事簿，过期文艺备忘录

然而何止本山大叔，后来大家扭头一看，许多世情流转、时代更迭，都跟老赵的那次告别一样，没有任何预告，来得那么迅疾。原来世间划时代的事，并不需要赤裸裸的呼嚎。它们静水深流，无声无息就将你带入新的原野。

记得最早听郭德纲，还是一个大学同学推荐。那是06年，他刚红没多久，网络上也流传着各种他的经典段子。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西征梦》《我是黑社会》跟《卖吊票》《白事会》。那几段儿我是翻来覆去地听。

当初蔡澜去台湾监制《萧十一郎》，在古龙家中亲眼看到两人各咬住三毛雪白的肩膀“调戏”三毛。生前，三人定“生死约”。不久古龙就死了。倪匡特意买了48瓶XO陪葬。下葬当晚，倪匡、三毛曾点起蜡烛等古龙出现。

拓展阅读：关注本号，后台回复「删改」，可以看看除了被删改70多处的《黑炮事件》，我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诸如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冯小刚、贾樟柯的作品们，为了上映，都遭遇过哪些坎坷。

窦唯还是图乃一乌，没能看清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2000年后，内地娱乐事业蒸蒸日上，“四大花旦”横空出世，给了卓老师茁壮发育的土壤。及至2006，八卦产业比电影年产值高多了，吃瓜群众那叫一个嗷嗷待哺。

童年时代，汪峰从来没有玩具，每天放学，必须练琴4小时。汪峰后来考的也是名门正派，中央音乐学院。可惜他反叛了，没走古典路子，半路去搞摇滚。要不是他爹给他打下那么厚的学院派底子，汪峰也难在滚圈一鸣惊人。

还是因为电影。2001年后，范伟老往北京跑，除了跟本山合作，想在电影圈有所发展。2003年，北影厂拍《看车人的七月》，制片方考虑用范伟，觉得他群众基础不错。但导演安战军觉得范是个小品演员，不太想用。

[6]文中出现的所有滚石歌手、制作人、编曲等工作人员的各种视频、纸媒访谈以及亲笔文章

2005年跟瞿颖恋爱后，两人感情一直升温。而跟高圆圆这边，亚东老师继续以朋友身份相处。2008年，高女神拍完《南京南京》，两人还在地下车库里被记者拍到。毋庸赘言，拍照片的人，依然是咱们敬业的卓老师。

1992年，“资社之争”尘埃落定，国家轰轰烈烈地开上发展经济的快车道。那一年，上百万公务员下海，深圳搞出股票风波，老百姓一个个都坐不住了。历史所向，民心所向，连倒卖玉米都能发家，还读他妈哪门子诗啊？

但仔细一想，事情并不简单。拿到1.5亿后，徐峥再添几千万，就填上了之前认购21控股的钱。而当“欢喜传媒”以保底价拿下《港囧》的利润分成，《港囧》一大卖，股价就暴涨。徐峥手上的股权，远比票房分成值钱。

没错，都是赵宝刚和海岩的剧。后来，海润不但拍电视剧，还拍电影。杜琪峰的《毒战》，就是海润投的。2001年，海岩还掏了250万元，成为“海润”股东之一。可谓深度绑定。好友赵宝刚，也因此稳固了圈内地位。

1980年，在廖承志同志的倡议下，内地和香港打算合拍一部反映中华武术的电影。拍出来一看，跟京剧似的。这要是放到市场上，还不得赔死？香港当时就急了，赶忙找导演张鑫炎接手。张鑫炎说拍可以，要找会武术的。

邓伟雄还填过一首词，是周润发版《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此际情也可永》。这首歌的演唱者，一个叫叶丽仪，一个叫叶振棠。这俩人，一个唱了《上海滩》一个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而《万里》的填词人，名叫卢国沾。

遗憾的是，年岁渐增的易老师，晚年已经致力于撰写中华史这项浩大的工程，社交活动日渐减少。而随着《百家讲坛》衰落，在互联网去中心化大潮下，依然需要文化滋养的老百姓，没能再迎来一位类似的书斋明星。

杨峻荣恐怕也没想到，都快20年了，周董一举一动，依然还在风暴中心，一句“胸肌”就能刷屏。就像2003年第一次听《世界末日》的我没有想到，16年过去后，周董的歌词造诣会出现如此断崖式的下滑，令人心痛。

从此，陈大师接过衣钵，四处搞潜能开发。在《把自己激励成“超人”》一书中，他曾让学生连续拉1200下单杠，休息15分钟后，又做500下伏体撑、600下仰卧起坐、跑步15公里，体力吊打任一美国陆战队员。

87年春晚，《虎口遐想》果然火了。梁左趁热打铁，又写了《电梯奇遇》《小偷公司》和《特大新闻》。他有个当喜剧演员的弟弟，叫梁天，在根据王朔小说《顽主》改编的电影里跟葛优搭戏。王老师是通过他认识梁左的。

同样是1994年，互联网接入中国，内地电视市场开始改革，好莱坞大片在中国首次上映。这些当时看起来细微的变化，为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内地娱乐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选秀、造星、网红、票房神话，将一个也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