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那个音乐圈的罗永浩
“真理直率无比，
坚硬无比，
但凡有一点柔顺，
也算不了真理。”
——作家·王小波
「逝于1997年4月11日」
出自作品：《沉默的大多数》
……
去年9月，我去阿那亚看五条人演出。
在距海风酒吧数百米的公厕长廊里，我和被一群保安护送的仁科擦身而过。那一秒，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招呼的距离。但我非常绅士地没有打招呼。看完演出，去海边一家深夜食堂撸串。我又遇到了许知远。那一秒，我们之间同样只有一个招呼的距离。
后来《十三邀》五条人那期上线，我才恍悟许老师不是跑去阿那亚蹭烟的。他是去拍素材的。那晚，一千来人躁在海边沙滩上，踩着鼓点异常激动。有人在烧红色塑料袋，有人高举双手胡乱扭动。五条人也很给面子，一边喝酒一边把party搞到了十点来钟。
但曲终人散后，我并没有回味。
穿过混乱的人流、海风和记忆，我想到了逼仔，想到了2004年那场演出…
「去年九月在阿那亚看演出，我拍的」
那年，宁夏银川，贺兰山脚下，中国摇滚大队搞了个拼盘。有汪峰、苏阳、崔健、黑豹、唐朝、张楚、何勇、左小祖咒、二手玫瑰…那天逼仔也在，但他不是去表演的，是去见世面的。当时逼仔身上还没表露出任何超出常人的感染力和音乐天赋。长得丑，穿得邋遢，穷，浑身屌丝气。但演出结束后，一切将变得不同。逼仔不再是以往那个逼仔。
一个生命，想要挣脱现实引力的束缚，必须遇到一两个顿悟时刻。不同的是，有人遇到了，有人没遇到。前者显然比后者要幸运一点。
幸运如逼仔，看完演出去参观了西夏王陵。
那是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的墓。怎么说也是个族王，有过自己的军队，创造过自己的文字，建立过一代王朝。但所谓王陵，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土包，孤卧在天地间，无人问津。逼仔后来说，他被这一幕景象给吓住了。
“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知道李元昊？”
一种来自虚无的强烈震动使之自问：
“一代枭雄死后，也不过一个土包。我要是死了，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
回南京后，逼仔开始录歌。
02.
回首往事，逼仔总觉得不可思议。
他老跟人说，像他这样出身的，在泥田里长大、经常被同学欺负的人，走哪儿都没被人高看一眼过，后来却成了某些年轻人的精神信仰，人五人六地到处教育别人，真他妈叫人无法相信。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国家实施改革开放那年，逼仔出生在江苏金坛县涑渎镇。祖上三代务农。逼仔从小跟着干农活，插秧、犁地都懂。他对城市毫无概念。
小学被他爸带进城，回来给同学讲电梯和火车，没人信他。见识了电梯、火车，逼仔童年时的梦想，是做一个旅行家，满世界玩儿。
他奶奶不知道啥叫旅行家，只问他：
“想穿皮鞋吗？想穿，先读书吧。”
「逼仔的故乡，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读书后，逼仔察觉到了自己的贫穷。家里人忙农活，没时间做饭，他每天中午跑到田里拔两根萝卜吃。上高中，一周生活费7块。跟同学打完球，人家买汽水，他借口上厕所，把嘴对到自来水管下面灌两口。
逼仔智商不算超群，但就日后组乐队的风格来看，学习应该是特别认真。否则不会考上金坛那所名校。读高中时，他也随波逐流，懵懵懂懂，并不知道此生此世的人生使命。
三年后，他考入东南大学。农村孩子对外部世界的繁华一无所知，根本分不清科系差别，就胡乱报了个“自动控制系”。
后来一提起这事儿，逼仔就觉得操蛋。那个谁不还经常拿他打镲吗，说：
“逼仔这种人，是该自动控制控制。”
打镲归打镲，可逼仔觉得好悲凉。农村孩子什么都不懂，根本无所谓见识。谁他妈知道该报什么志愿？就因为生在农村，他们的人生就陷入了茫茫混沌。这个世界，就因为你投胎投得没别人好，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可以那么大。你说这他妈叫什么事？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逼仔日后总会同情弱者，一看到那些穷人、苦命的人、被社会遗弃的人，他就感到悲伤。
「逼仔很早就知道什么是贫穷」
农村日子虽然枯燥，但逼仔在高二那年，遇到了人生一抹亮色。不，不止是一抹。那是一整束粗硕的光。在表哥家，他看到了吉他。从此被俘获，省吃俭用买了把吉他和一本《刘天礼吉他教程》，喜欢到要抱着它睡觉。其实那时候，逼仔吉他弹得稀烂，毫无天赋可言。他也承认，上高中后，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资质平平的货。不是他太出色，是其他人太懒。
逼仔这么轻视自己，我是不同意的。
我觉得一个人活着，能迅速找到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就是一种天赋。
何况逼仔还那么敢于放弃。
03.
那年东南大学浦口校区还是一片荒凉，栽进去树还没逼仔腿粗。进校不久，逼仔就感到彻头彻尾的失望。八十年代的文艺潮早已落幕，被老狼和高晓松叙述在民谣里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已成随风往事。荒凉的校园里是躁乱的青春、无聊的气息和茫然的未来。
逼仔在颓败中干了许多事。
首先他恋爱了，认识了一位姑娘，还带着她去看了一场吉他音乐会。
不知是姑娘说话的声音太温柔还是手太柔软，逼仔整场音乐会心不在焉，回宿舍就把琴给砸了，觉得弹琴浪费时间。后来挂在门口的琴被宿舍阿姨收走，他直接在纸上写了一句这里不太方便写的脏话。以“操”开头。
脏话写完，逼仔发觉不弹琴还是不对的。
性萌动的欢愉，到底抵不过吉他带来的持久性刺激。于是他又买了一把新琴。
这把琴又让逼仔流血了。那时他手上没钱，加上大二学会抽烟，使劲儿抽红梅，常把自己抽得口袋见底，找同学蹭饭。对于一个有自尊心的人而言，蹭饭肯定不是什么体面事。这令逼仔变得越发自卑。自卑又愤怒，愤怒的是日子为何如此无聊，大学为何是这个鸟样？为了排遣心头郁闷，逼仔只好日夜操琴。
不幸的是，后来，许多玩儿摇滚的同学想起他的琴技，只会评价“烂的一比”。
「逼仔当年练琴的地方，已被拆除」
不光吉他烂，声线、音准都很烂。逼仔曾去酒吧驻唱，别人赚100，只给他开80。长江边上有条船招歌手，他跟着朋友去，朋友留下，他滚蛋。但是逼仔从来没气馁，依然狂热地爱着。学校给学生发收音机，让学英语，他就拿来听摇滚节目，认识了很多欧美乐队。
听不懂歌词也无所谓，光是旋律和节奏，就让他感到如痴如醉。久而久之，对教育失望的他不想再在学校浪费青春。
他对成为那种流水线毕业生毫无兴趣，对以后夹个公文包上班亦无幻想。
只有音乐能让逼仔感受到呼吸的自由和对世间万物的憧憬。所以他决定辍学。日后有歌迷问他哪儿来这么大的勇气，逼仔说：
“放棄不需要勇氣，如果你找到更喜歡的。”
时隔多年，逼仔如此“逼气凌人”的装逼话语里充满了逼腔逼调。但我想那时逼仔心里不光有冲动、激荡，也有痛苦和迷惘。毕竟老子当年也是因为大学无聊读了两个大一后愤而辍学的人，对逼仔的决定动因，深有体会。
就像当初辅导员来劝我不要盲目一样，逼仔的班主任也找到他，告诉他自己喜欢吹笛子，但笛子并不能当饭吃，生活是生活，爱好是爱好，人生就是这么残酷。
但逼仔到底还是下了狠心。
在一桩苏联式的老建筑里，刚睡醒的工作人员拿起钢戳儿，给他办了退学手续。多年后想起此情此景，逼仔依然能记起当初内心的震动，一种恍然的、整座大楼都在摇晃的、也顺带摇晃了他人生的震动。拿着盖满章的纸往校门口走，逼仔还处在余震中。那天，阳光极烈，不知有没有刺目的光线穿越层层叠叠的树叶将他眼前照得阵阵发黑，一如不可预测的未来。
走到校门口，逼仔突然慌了。
他觉得自己像个劳改犯。
其实办了退学，逼仔没走远。他在校外租房，在房前空地歌唱，一直唱到黄昏降临，暮色四合。房子不大，几平米，没有厕所。后来房租从80涨到120，逼仔又只能找同学救济。每次去同学那里，看到人家从食堂打饭回来，逼仔都很痛苦。若不是童年贫瘠造就的忍耐力，他可能就在楼道里放声痛哭了。
但最终还是没躲过去。
一年中秋，他从同学家出来无地可住，只能去网吧过夜。老板好心，给他发了块月饼。
逼仔一边吃一边哭。
「逼仔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干啥」
后来他跑到村边上教人吉他，80块钱10节课，以此维持生活。他想写歌，又怀疑自己天赋。他闷在房间里抽烟、看书、弹琴，每天都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尽头的绝境里。
物质极度贫乏，精神没有依傍，没文凭、长得丑、唱不好，连个能真正养活自己的事都找不到。20岁出头时，穷困的逼仔就处在如此漫长而深刻的自卑中，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像只烂泥扶不上墙的寄生虫。
一个年轻的、痛苦的灵魂。
他也给自己打过鸡血，看《亡命天涯》，看男主人公在困境中挣扎。心里说草你麻痹，人这么大苦难都扛过来了，你这算个毬啊。
后来，这些生命浓雾长久地弥漫在了逼仔的作品中，赋予了作品颓丧气质。在他所认为一个人最骄傲、最灿烂的二十岁年纪，他得到的只有荒败岁月里的惊惶和自我否定，以至于他总是强调自身并无才华。
黯淡的时光，一刀一刀塑造了逼仔。他内心中的那些汹涌、寂寞、愤怒和悲悯，需要穿越更漫长的岁月，才能来到世人面前。
他最难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04.
为了追寻意义，逼仔先去了北京。
毕竟自80年代以来，北京就是滚圈儿英雄地。带着憧憬，逼仔踏进北上列车，听着罗大佑的《牧童》晃了一路。十几个小时，也没有座位，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听。车越往北，气温越低。透过火车车窗，可以看到冰冷的月亮。
一路上，逼仔感到彻骨的孤独。
等到了北京，却是失落。他想组乐队，乐队没组成。他跑去酒吧驻唱，人家没看上他。好不容易遇到两个情投意合的吉他手，转眼人回老家了。他挤在北京同学的宿舍里，床太窄，只能在床沿边上铺一排矮凳。
晃晃悠悠半年，逼仔一无所获。
回到南京，继续颠沛流离。
他开始写歌，破碎的歌词和旋律攒在纸条上，都在一次次搬家中遗失了。
那些年，他去酒吧驻唱、教人弹吉他、卖打口碟，常常断粮，吃了上顿没下顿。
「多年后，逼仔和偶像罗大佑胜利会师」
迷茫终于宁夏之旅。看到李元昊的墓后，逼仔回到南京，找大学同学租了间小库房，靠着借来的录音设备和盗版软件录歌。录完后，逼仔觉得不是东西，太他妈差了。同学说录都录了，不卖是傻逼。逼仔这才勉强署名“B&B”，那是他逛西祠胡同时起的ID，意思是black and blue。弄完后，刻了200张，自己设计封面装盒，送到打口碟小店卖。
麻痹，一毛钱都没赚到。
但逼仔反而鼓起勇气，刻了第二张。不久后，两张专辑通过歌迷送到了“口袋音乐”创始人崔忠鹏的手上。当时崔正满世界搜样带，准备拓展业务。听完觉得不错，就帮逼仔把唱片出了。分别取名为《被禁忌的游戏》和《梵高先生》。记得当初录第二张专辑的小样，逼仔花了2万，还请了专业编曲。
人家问你他妈一张都卖不出去，还编他妈什么曲啊，逼仔很严肃地说：
“我只是想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
2004、2005年，台湾那帮歌星和网络歌手、彩铃战队在华语乐坛都打成一片浆糊了，哪有逼仔什么事啊。两张专辑发出来，全都石沉大海。但在这个过程中，逼仔的头脑一天比一天明澈，知道要干嘛。他从旧货市场买来棉被，钉在出租屋墙上隔音；他把话筒支在院子里；小号声太大，就在对面门洞里吹。靠如此野生的手段，录了第三张作品。
后来这张作品的名字在网上广为流传，带着他当初迷乱、颓丧的情绪。
专辑的名字，叫《这个世界会好吗》。
专辑首演，卖了118张票。演出气氛空前热烈。但跟5万元的成本比起来，收益屁都不算。三张专辑做完，逼仔欠了一屁股债。
「多年后，崔教父也去给逼仔站台」
2007年，只好去成都上班。
逼仔不愧是考上过东南大学的人，有严于律己的底子。在那家作息严苛、必须按时完成KPI的公司里，他居然拿了“最佳员工”。
那时节，他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写歌，度过无比充实的两年。工作包吃包住，正合逼仔心意。他吃得简单，也没社交，两年攒了20万。此间，还搞了一个名叫“单刀赴会”的全国巡演。于周末，一人一琴，找个酒吧弹唱，攒下了新专的制作费。创作上，逼仔也收获颇丰，写出了两张专辑的内容。
2008年，他还在豆瓣“月亮组”开专栏、写自传，为证明“十三月的果儿”吹的风流情史是牛逼，把自己情史吹成了更清新脱俗的牛逼。
帖子里充满了性、脏话，在文艺青年批发市场，把逼仔的形象衬托得更耀眼了。此后，他的作品更大面积地在市场里流传开来。
逼仔就这么红了。
05.
但红了并不代表什么。
在成都那两年，逼仔一有机会就会回南京。每次下飞机，他心里就踏实，觉得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所以2009年离开成都，他做的第四张专辑名字就叫《我爱南京》。所以后来，网友也爱管他叫“南京热心市民”。
在南京，他还在搬家，居无定所。但心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有一次，逼仔开车突然开到热河路，突然想到自己20年前读大学时在热河看录像带的日子。那时周末无事可做，一看就是一个通宵。20年后，逼仔百感交集，回去想写首歌，想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看了一夜录像，又饿又冷，赶不上末班车，非常难受，但有个四十岁男人跟他说：
“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那种情绪，逼仔没表达好，但这并不妨碍很多人喜欢他那首《热河》。
这一次，逼仔投了30万。专辑质量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不再是玩票和记录的心态。是真想成一名艺术家。专辑的北京星光现场爆满，但120元的定价卖得极为惨淡。逼仔在舞台上兴奋地唱，回到家收到一个个催账电话。
万晓利和老狼曾担任“我爱南京”演唱会的嘉宾。那是逼仔从艺生涯里真正的首演。从上海租来设备，成本8万，演完算账，亏了4万。老狼和万晓利每人拿了1000块钱演出费。回头老狼还买了逼仔10张唱片。
至此，逼仔的名气，已经很大了。
音乐，却依然没给他赚来什么钱。
「传说中的月亮组」
没办法，背负理想的人，往往背负苦痛。
那些年，逼仔一定深切体会到了苦痛的重量。但这就是逼仔所选的路，是他认真且执拗性格里的一部分，否则逼仔就不会是逼仔，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如果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逼仔大可以过上体面一点的物质生活。
有很多人，在现实的困苦和理想的艰难间都选择了后退，就此沦落，或者掉过头来，慢慢学会了帮圆润和市侩站台。逼仔不是那种人。一个愿意为理想痛苦那么久的人，如果分分钟学会妥协，那理想也太他妈廉价了。
记得2008年前后，逼仔红起来。他出去演出，歌迷狂呼他的名字。听众增多，酒吧发来邀请，连记者也频频上门。过去好多看不上他的人，都来跪舔他。逼仔突然觉得恶心，为了躲开这些势利眼，一年换了5次手机号。
当时有个问题，是逼仔始终觉得作品很平庸，搞不懂怎么就突然那么多人喜欢。不断有人问他，你丫怎么把自己搞红的？逼仔很认真地跟人解释，他就是想写出好作品，没考虑那么多。谁听了都不信，觉得他装逼。
在大多数世俗功利份子看来，你丫要不是为了红，费劲写这么多歌干嘛？
逼仔确实认为自己并无过人之处，无非就是勤奋一点点，有追求一点点。这就导致他总觉得做出来的东西还不够好。这事儿拿逼仔自己的话说就是，麻痹的那么傻逼的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听啊我自己都搞不懂。
你看看，你们这些搞凡尔赛文学的，真的还是要跟逼仔好好多学习一个。
我们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执拗，认为只有好的、实力足够的、真诚的作品，才配得上它应有的赞誉和流量。
后来迟斌就说，他做事要是不那么理想化，经济状况早他妈改善了。
刚红没多久，十三月和环球都邀请过他。很不巧，那时候逼仔正在“声名鹊起逆反期”，一来觉得势利眼们太丑陋，二来不想成为商品，被外界左右，想独立，直接就给拒了。
打一开始，逼仔就没想过要靠音乐和名气出去薅烂钱。要不他早发了。
但独立有独立的代价。
前后五年时间，每一张专辑发行，带来的都是负债。没饭吃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去捞许愿池的钱币，拿脚趾头夹了十几块钱，给自己改善伙食，吃了只盐水鸭。他不喜欢蹭吃蹭喝，欠人家人情，做梦梦到赚了五百万梦里就给这个一万给那个一万…
还没写完名单，突然发觉是个梦。
他曾经靠50块钱扛过10天。
为省一块钱车费，扛着琴跑40分钟回家。
那些年，潦倒、困顿一直伴随着他。没有方向的时候，穷；有了方向能赚钱，为了做专辑，吃独立音乐人的饭，还是穷。
2009年最后一天，在义乌一家酒吧里，喝醉的逼仔抱着吉他，用撕裂的哭嗓唱了《梵高先生》。2011年2月15日，他把手上的滞销唱片拉到南京郊区，一把火烧掉，全程拍成MV。背景音乐，是齐秦的那首《把梦烧光》。
这事儿也就他妈逼仔你干得出来。
06.
很难说逼仔的价值观是如何被塑造的。
在农村读书时，他没什么书看。交通不畅，讯息闭塞，全村就一台电视机，偶尔放点新闻联播。后来上大学，逼仔才多了点见识。也就是那时，他读到了第一本课外书，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读罢，醍醐灌顶。此后再读别的东西，统统觉得有点弱智。
跟着王小波，他又读了黄仁宇。
当年西祠胡同聚集了一帮“王小波门下走狗”，逼仔由此结识了不少朋友。
那时候，逼仔也喜欢《南周》。千禧年之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去买《南方周末》年末特刊，读到那句“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心说什么傻逼能写出这种东西？为了回馈《南周》对自己的营养，后来在广州，逼仔特意做了场演出。
名字就叫“我们爱南周”。
他最热爱的还是《梵高传》。那是早年他在罗庄迷茫的时候。看完后，他还推荐给一个从不看书的朋友，没想到，一天早上五点钟，天蒙蒙亮，就听见有人咚咚敲门。一开门，朋友穿了条内裤，抱着逼仔就开始哭：
“梵高太他妈不容易了。”
「因为逼仔，热河路成了打卡圣地」
不知道逼仔有没有被梵高灵魂中那些偏执的部分击中过，有没有在潜意识里模仿那种癫狂艺术家的生命热忱。以至于日后他总做些理想化的选择。反正为了追梵高，逼仔游历世界各大博物馆，只要有梵高的作品，他就要去看。
当然我不觉得逼仔是靠几本书就能被塑造的。价值观这个东西，构筑在非常复杂的人生阅历之上，是内部世界和外部刺激的双重碰撞。而在逼仔身上，我坚信这种碰撞发生时，是他天性里的纯良、正直，占据了上风。
否则成名后，他不可能坚持做那些事。
多年间，那些事在文艺圈江湖上传来传去，影响了许多人，改变了许多人。
也因为那些事，逼仔才有资格教育人。
这就回到了他2004年的那个问题：
“我能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07.
逼仔并不是在蹿红后做做样子、立立人设，早在他还欠了一屁股猛债的时候，他的心中就立起了一座座原则的丰碑。2008年，他去杭州参加音乐节，发现那么多歌迷喜欢自己，就变得越来越“较真”。他要求专业、公平。要求到近乎偏执，不近人情。
但这也成就了逼仔的江湖逼格。
在中国，很多独立音乐喜欢推迟演出，借此多卖两张票。但逼仔的演出，从来都准时。不但准时，而且没有后门票。江湖上最经典的案例是，演出快开始了，工作人员说新华社记者想进来，逼仔不让进，说除了崔教父和罗教父，其他人一概不许无票进场。
通常而言，逼仔演出都无赠票，实在有人要，他就自己掏钱买。他的歌迷有很多学生，他也不开学生票，道理很简单：
“你一个成年人，应该靠自己劳动享受你想享受的生活，而不是指望别人来优惠。”
「南京的雨不停地下不停地下」
为了把现场体验提到专业水准，他雇佣专业乐手。既然给了钱，他觉得就有权利设立一个严苛标准。所以在逼仔那里排练，那是要按时打卡，迟到是要扣钱的。
当然逼仔钱也会给到位，没有演出也发工资。反正一切为提高演出水准为目标。于是乎，他赚了两百万，又全砸到音乐里了。
逼仔攒不下钱来，都是因为这些事。当初他搞跨年演唱会，请来一堆朋友，从早上8点一直唱到凌晨4点，票没卖完，赔了20万。后来每次跨年，他都重新编曲、排练，用最好的灯光、音响，请一流嘉宾，就为了让来看演出的人觉得钱花得值。结果这一亏，就是整整7年。但他始终坚持品质。
在他心目中，拿他自己话说：
“演出是一场战争，我没有退路。”
而看逼仔演出，没赠票，不许内部工作人员随便带人。谁带人，一定严查。为保证公平，逼仔亲自下场跟黄牛恶战过好几次。
“公平”，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词。
不但对歌迷、乐手、演出严苛，对于整个行业的各种“契约行为”，逼仔也是“不讲人情”的。当年崔忠鹏好歹也算他一伯乐，但2013年“梦象音乐节”，逼仔作为演出嘉宾，上台前还没拿到合同里的尾款，一问说票卖得不好，钱到不了位，逼仔就要带人走。老崔当时都快跪下了，说以我私人名义先借20万垫给你们。逼仔让他别勉强，扭头给麻雀瓦舍打电话，说我们不要演出费你们也别收门票了大家免费来一场吧。上千名歌迷当时就疯了。
这事儿对老崔打击不小。但逼仔觉得，你不履行合同，那是你的问题。
「有些人就注定要相遇」
很多不关注逼仔的人知道他，是因为哇唧唧哇那件烂事儿。《明日之子》未经授权翻唱作品，逼仔亲自下场怒怼，索赔三百万。这只是逼仔版权战争中的一个里程碑。除了哇唧唧哇，他跟酷狗、酷我都打过官司，每次都搞得精疲力竭。“虾米音乐”还真的是个虾米时，他就联系万晓利、周云蓬、小河，一起讨过说法，要求下架未经授权的作品并道歉。
虾米的王皓算是态度好的，其他人那边当年回复他打电话时的态度就像是：
“老子帮你传播了，你还要收费？”
对版权的重视，是逼仔心头从不撤退的人格标尺。他在《我爱南京》里翻唱《米店》，特意给张玮玮发了个授权合同。
张也很够朋友，只填了十块钱。
有深爱他的歌迷说，我死之后，要在葬礼上播放《天空之城》，逼仔说可以：
“到时请务必与我们联系，获得版权。”
08.
这些“没人性”的瞬间，在江湖上广为传颂，帮逼仔建立了奇高名望。
另一部分名望，则是由于逼言逼语，比如他那篇《骂人和常识》，关于好妹妹的歌，关于马頔的创作，以及怒怼各方“脑残粉”。逼仔敢怼，还是因为自己有节操，有底气。他承认自己没多大才华，写歌很费劲，词也老是填不出来，硬努才能努一曲。后来同行告诉他，你丫傻呀，先买两百张欧洲最新的独立唱片，然后翻诗集、词典找词，套一堆新歌不就得了？
逼仔才不屑于干那么跌份儿的事。
以上种种，都构成了逼仔圈粉魅力人格的一部分。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认人情、没原则的社会里，逼仔树立了一个标准。有一次，逼仔在杭州演出，自己和乐手走专用通道，非让朋友自己去排队，不许走后门。
演出方的老板王涤看了就说：
“他输出的不是音乐，是一种价值观。”
所以很多人觉得，逼仔像当年那个讲《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罗永浩。在他身上找到了和老罗一样的共性，不圆润，认原则，拿一种强烈的近乎宗教式的人格魅力向外输出一种姿态，一种价值观。
逼仔自己也说过嘛：
“世界上不能没有老罗这种人。”
「逼仔还是为世界留下了许多东西」
罗永浩当年有个逻辑，说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注定都要改变世界。你做好人，这个世界就变好一点，你做坏人，这个世界就变坏了一点。哪怕你啥也不做，非要自杀，也把世界的自杀率提高了。这是生而为人的宿命。
按照老罗的这个逻辑，回头看逼仔2004年的那个问题，他会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根本不用等到他死后再来追问这个答案。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做过的那些事，就已经改变了很多人。
所以逼仔搞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巡演时，就很主观地评价了自己。他说以前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讲，我天天为这个世界操心，我都觉得害羞，觉得自己装逼。但是讲啊讲，说呀说，尼玛，我觉得我现在就这么想的。
逼仔的真实想法就是：
“这个世界要变好。”
09.
逼仔是打心眼儿里希望大家要变好。
所以他要搞那场演出，所以后来他也选择了签约，希望事情可以更顺利。他也知道，光靠单打独斗，很多事情办不下来。记者问过他如何保持以往的独立性，他说自己会努力。
大概是为世界操心操得太狠了，私下里，逼仔老爱跟人谈一些深刻的问题。木玛就说，他们那一帮人在一起聊天，不是聊感情八卦就是聊性，就逼仔爱聊历史爱聊宏大命题，经常跟圈里人普及知识分子热衷的概念。想必在这一点上，逼仔感受到过深深的孤独。
但没办法，理想主义者，都孤独。
你坚守得越多、越狠，就越孤独。
你关心远方的人和命运，也会孤独。
你希望改变恶劣的现象，会更孤独。
不信你看老罗的抖音宣传片，多孤独。
然而孤独，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个世界，会好吧？」
多年前，逼仔交过一个朋友。是他认为在思想上和他完全对等的一个人。曾有段时间，两人每天聊，天南海北地聊。直到两人在信息传达上出现一些问题，怎么都找不到话说了。后来，朋友去了上海，逼仔想起他，就写了首歌，希望朋友来填词。可惜，朋友填不出来，逼仔也填不出来。这歌至今只有曲子。
曲子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叫《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跟我说话》。
逼仔没有离开南京，他爱南京。
但如果逼仔“彻底离开”了，那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个希望它能变好起来的人。
那就不是没人跟我们说话那么简单。
那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损失。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逼仔的音乐、现场
[2]逼仔的访谈、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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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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