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充电 | 《哈佛医学生的历练》在困境与突围中探寻，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哈佛医学生的历练》是医学生罗思曼的处女作，她描绘了一个医学生在哈佛医学院“全人教育”背景下学业与心智共同成长的平凡故事。

一旦穿上圣洁的白大褂，一位22岁的年轻医学生，也就可以让一位饱经风霜的73岁的老把她当作疾苦的倾诉对象，生命的拯救者。

医学是人学，是心灵、情感、意志塑造的教育与教化。医生要在学生阶段初步完成精神发育的历程，学会如何与苦难相伴、与死神周旋、知晓技术与人性如何融通、医生与患者如何共情、如何实施关怀与抚慰。医生不仅要重视生物医学信息的汇集与数据挖掘，还十分重视患者社会心理的分析与情感的挖掘。

哈佛的培养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科研型的(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模式，另一类则是临床型的“新路径”( New Pathway) 模式。新路径改革始于1985年，开启了哈佛医学教育的新格局，作者罗思曼医生在1994年入学，正好赶上这场教育改革。与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相比，新路径将医学生快速推向临床境遇。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找回失落的那顶人文“草帽”，需要更多地补充医学人文知识与临床人文胜任力，实现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医学生下午的课程一般都是人文、社会、公共卫生和卫生政策课题，让学生能够在更广的视野中思考医学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培养他们强烈的职业神圣感与使命感。

“问题为中心的教学" (PBL)则主要针对医学院一、二年级的基础医学模块，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小组式的分享与互动学习，通过阅读、提问、相互讲授，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与学习伙伴共同研讨的习惯。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通过分析真实病例而非背诵课本的方式让学生把握医学基础知识。它重视医患关系的探寻、演练，强调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运用现代医学。

《哈佛医学生的历练》中讲到一门“患者·医生” (Patent-doctor)的课程，贯穿了罗思曼在哈佛求学的全程，从一年级就开始了，课程包括I、II、III级。其中I级和II级课程，侧重于病史采集与查体练习，与中国的诊断学教学颇为相似，但哈佛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临床境遇之中，融入了诸多人文关怀的原则与抚慰技术。III级课程旨在帮助医学生掌握复杂的交往能力，包括排解忧伤、克服恐惧、告知坏消息，为日后成为真正的医生做好精神、情感上的预备。哈佛还特别强调医学生“共情”与“反思”技巧的培养，因为没有共情就没有反思，也就没有对“患者利益至上”信念的坚守。

罗思曼讲述哈佛的另一项教改也颇有创意,那就是“纵向学习"(longitudinal study)。现代医学的专科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医学生的学习可谓“盲人摸象”，容易“目无全牛"。在病房里实习期间，与某个病人的接触道常只有两三天或者三五个小时，看到的只是疾病的“冰山一角"。比如心肌梗的患者，在进行心脏造影、球囊扩张、安置支架之后，很快就出院了。而患者的社会身份、性格类型、既往病史、社会交往史、出院以后的用药、康复情况、依从性、精神状态，都在视野之外。而这些，直接决定了病人的预后和转归。

哈佛的具体做法是，让医学生在一年中随诊若干典型患者，如罹患心梗、糖尿病、中风、癌症等疾病的病人，并和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医生保持联系，每月追踪病人身-心-社-灵四个维度的波动情况，获得完整的“疾苦”拼图。

罗思曼这样的医学生通过“患者-医生”这门课以及随后两年的临床跟班，都掌握了哪些独门绝技？感悟了哪些医学的真谛？修成了怎样的正果？

罗思曼在书中诉说了一筐的故事，告诉后来者，其实，临床各科疾苦的征象大相径庭，住院医生的应对风格也各有迥异。最富有挑战的是急诊科与妇产科，这里不仅有技术难题，还有伦理的困境。

透过这些故事，哈佛的医学生们不仅掌握了疾病征象揭示与解释的技能，还具备接纳疾苦体验倾诉与抚慰的能力，知道如何警惕并克服诊疗活动中医生的“三大自毁行为"：冷漠、傲慢、贪欲。他们也知道如何面对患者疾苦时应激的“三大躁乱行为”，即盲目、偏见、戾气(在当下中国，医患纠纷常常发端于此，只因社会缺乏系统的疾苦与死亡教育，事发现场缺少真诚引导与理性解释)，他们完成了技术-人性双轨认知，培育并夯实了共情能力、关怀能力、反思能力、纠错能力。就罗思曼而言,4年的哈佛学习生活不仅修成了学业优异的正果，还收获了与同学卡洛斯的爱情，毕业后双双去了印第安保留地行医。

书中有很多病例，感兴趣的可以自行读书。这里摘录部分内容。

1.课程中有关于婚姻生活相关的经验交流。

那天晚上,我们听了一个小组中的四对夫妻讲述了他们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婚姻情况，尽管双方的职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们还是努力维持住了双方的关系。他们坦言了来自事业和家庭的挑战，他们也会因孩子的照顾问题备受困扰；因为职业的限制,他们为居住在哪里、何时要孩子甚至是否要孩子而争执；他们竭力寻找相处的时间；他们对抗着慢性疲劳的侵袭。他们的婚姻是成功的。

有传闻说，如果把再婚失败也计算在内，医生群体的离婚率完全超过了100%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中一篇文章提供了一组更具体的统计数据：精神病医生的离婚率最高，为50% ；而儿科医生的离婚率最低，略高于20%。而在这个小组中也有夫妻没有坚持下来。

小组里有一对结婚35年的夫妇是哈佛医学院的同学，他们以前的生活更加困难。他的妻子形容他们最初几年过得“极度不幸福”，直到他们两个人都学会了在事业心、责任感与呵护婚姻、满足彼此需求之间找到平衡。她忍痛选择花几年时间在家中照看孩子，而她丈夫认为这会影响她的医生职业生涯。

小组讨论结束之后,我们都搞不清那儿对夫妻说的话到底是在鼓励我们还是在打击我们。每对夫妻都设法维持了他们的职业和婚姻关系,但是紧张的工作环境对婚姻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大多数人找到了一种双方满意的平衡方式，但似乎所有的夫妻关系都仅仅只是维持着而已。

2.住院医生实习申请，有照顾伴侣的规则安排，可以争取跟自己的恋人分到同一个医院。

“我和卡洛斯参加的是伴侣配选。这意味着计算机会把我们两人的申请关联在一起。这使我们在递交自己的专科排名表时多了一点儿难度，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和其他同学的申请过程没什么两样。然而，由于计算机会考虑伴侣关联，所以伴侣们会被这种搭档关系制约。尽管有许多关于伴侣们应选择不同实习计划的建议，但是我和卡洛斯却决定一同在儿科实习，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一位指导老师告诉我们:“你们绝不要告诉别人你们参加了伴侣配选。人们会奇怪你们为什么会把私生活和工作混在一起。一些名额少的住院医生实习培训计划并不欢迎情侣。”

虽然指导老师这样建议,但是当面试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大多数情侣还是说出了他们的情侣实习计划。如果面试官对你非常满意，他甚至有可能给你所面试的科室打电话，说服科室也一起录取你的另一半。情侣中的某一方偶尔会获得比他独自努力时更好的结果。

10月份,当我和卡洛斯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我们的面试官自己的计划，最终我们采取不问不答的策略。尽管面试卡洛斯的那些人始终没有问过他，可是面试我的人几乎都会问到我。根据我对朋友们作的一个非正式调查，我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被问到婚恋情况和生育计划。

3.毕业

现在我已取得了学位,而且成了一名正式的医生。但回想过去这4年时，我问自己，这种转变是何时发生的?是从哪一刻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名医生了呢?是在医学院第一天的白袍典礼上，我们接过绣有深红色“哈佛医学院”白袍的那一刻吗?是在一年级观看《急诊室的故事》期间，我第一次理解医学术语的那一刻吗?还是在二年级，我为学习体检而准备器具的那一刻?我很清楚,那时我对自己到医学院学习“病人护理”的目的似懂非懂。我相当肯定这种转变发生在三年级开始后,因为那时我进入了临床世界。

就在毕业前的两个月，我在急诊室里遭受了自己医学生涯中最严重的打击，那一刻我甚至怀疑起自己当医生的选择来。我已经承受了自己的失误。在此期间，受到卡洛斯的支持鼓励，我找到了一种看待此事的新方式：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必须原谅自己所做的事。尽管还不是很有自信，但我最终还是鼓足勇气向前迈进了。我又重新说服自己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朝夕相处4年的白袍已经和我的肩膀亲密无间。由于时间太久，它已经泛黄了，而且还有一个撕破的口袋需要靠订书钉做固定。我逐渐习惯了医院的工作节奏。曾经对《急诊室的故事》中错综复杂的医院情节望而生畏的我，现在可以很快指出剧中不准确的地方。

我现在像一名医生了吗?我还不敢肯定。

医海无涯，而我的医者之路也将永无止境。

编辑｜戚万琪

排版｜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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