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桷树金融推荐阅读】基于中国文化的综合金融创新—对金控集团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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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桷树金融推荐阅读】基于中国文化的综合金融创新—对金控集团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来源：银行家杂志2019年第5期
作者：杨复兴
编选：黄桷树金融工作室 编辑：wd
黄桷树金融工作室导读:
今年2月，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提到，2018年虽然持股遭遇了206亿美元的亏损，但是其公司的复合年增长率仍然达到18.7%，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下仍有40亿美元的盈利。仔细研究发现，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实质上是一个包含了保险及多元化投资的金控集团，且是一个有点中国文化味道特别是家庭文化特性的大型企业组织。2018年我国GDP总量突破了9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亟待进行综合金融创新的新时代，在大型投资公司和金融平台以及实体产业的发展方面，如何尽快打通产业实体经济与金融证券银行保险产业之间的“通道”，在市场运行和文化演进中进行综合金融创新是一个新课题。相关文献表明，综合性企业产融协同发展的金控集团，一般有“由产而融”“由融入产”“产融并举”三条路径。黄桷树金融工作室今天所选取的文章旨在提出重点学习国外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做法和国内平安集团、中信集团做法，探索“由融入产”路径。建议基于中国文化，利用保险和金融投资工具，以投资并购为手段，探索保险、投资、基金、银行等融合发展的综合金融创新，实行改善政府环境、重用专业人才、金控资本运作、强化激励约束、挖掘中国文化“五措并举”，培育发展独具特色的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金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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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提到，2018年虽然持股遭遇了206亿美元的亏损，但是其公司的复合年增长率仍然达到18.7%，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下仍有40亿美元的盈利。仔细研究发现，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实质上是一个包含了保险及多元化投资的金控集团，且是一个有点中国文化味道特别是家庭文化特性的大型企业组织。2018年我国GDP总量突破了9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亟待进行综合金融创新的新时代，在大型投资公司和金融平台以及实体产业的发展方面，如何尽快打通产业实体经济与金融证券银行保险产业之间的“通道”，在市场运行和文化演进中进行综合金融创新是一个新课题。相关文献表明，综合性企业产融协同发展的金控集团，一般有“由产而融”“由融入产”“产融并举”三条路径。本文旨在提出重点学习国外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做法和国内平安集团、中信集团做法，探索“由融入产”路径。建议基于中国文化，利用保险和金融投资工具，以投资并购为手段，探索保险、投资、基金、银行等融合发展的综合金融创新，实行改善政府环境、重用专业人才、金控资本运作、强化激励约束、挖掘中国文化“五措并举”，培育发展独具特色的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金控集团。
01 中国文化对金控集团发展的作用
对于“金融控股集团”，我国到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严格的定义。尽管我国《公司法》讲到一个公司向其他公司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50％时，在提到“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时用了“控股公司”字眼，但并未明确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国际上，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三大国际监管组织支持设立的金融集团联合论坛，1999年发布了《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本文认为，我国金控集团建设和发展要基于中国文化和制度基础。笔者在《制度创新与云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一书中研究过我国明清时期山西平遥、祁县等农民在走南闯北谋生过程中创造的商业贸易和金融奇迹，山西票号出具“一张纸”汇票就可以进行异地价值交易；《山西票号史》中的资料还表明，在当时资本滚动到一定规模以后，又在南北各地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商号票号，形成当时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我国金融历史上的“中国华尔街”繁荣景象。这个金融体系在当时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并与现代股份制的东西结合起来发展金融及其产业控制的一种金融创新。为了调动“经营者”积极性，山西票号（或叫公司）把“经营者”与财东或“东家”区分开来，给经营者设立了“身股”，有的叫做“领东”股，形成了尤如当今现代股份制企业一样的运作方式，依赖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构建了东家与伙计、经营者之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具有家庭文化特质的经济“共同体”，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廉”道德规范和诚实诚信的文化内核，把握了金融以信用为本的特征。如《论语》所讲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与朋友交而不信？”“民无信而不立”等，都是相当于《现代金融学》中的信用这个古老的概念，也相当于在诚信条件下经济活动中的企业间交易形成了商业信用，也是现代商业银行进行放贷审查的品德、能力、资本、担保、环境、连续性的6c原则的集中体现。山西“票号”的金融体系方便了货物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为进行跨区域、跨时间的借贷交易，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金融交易提供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信用制度基础，最后形成了与以西方契约理论为基础的合同形式表现的金融契约具有一致性的金融运作模式。
用西方市场经济下的交易合同、法律契约视角来进行审视，对照文化中的契约精神概念，中国早就有“默契”的说法。如《鬼谷子》摩篇第八，就说“摩者符也”；在军事活动中的“兵符”、联络“暗号”相相核实等；在商业往来中“执左契，执右契”之说法，以及古代会计核算的中国式记账方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契约精神的体现，是金融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收益管理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管理方法的体现，也是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在现代金融领域的体现。再如，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资本市场中也有文化制度背景因素和契约精神问题，这往往鲜被投资理论研究者重视。从历史文化和契约精神角度看，资本市场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套公众共同认可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等一些直观上看不见的无形要素；第二部分是由众多中介机构和投机分子、投资者等直观上看得见的有形要素。这些无形的和有形的要素共同构成的资本市场及其机制，都有其发展的内在文化历史条件和金融演进逻辑顺序。相比之下，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美国的不一样，美国的资本市场呈现为一个由自发地逐渐向规范化发展的正向发展过程，它是从最初的私募交易向一级半市场，再向二级市场的顺序发展，而我国则是一个逆向发展过程，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中，先有正规的上交所、深交所两个二级市场这种正式制度，然后再发展地方及新三板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具体路径不一样。发展至今，我国才有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在北京交易的新三板，以及在上海、深圳交易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近来发展的科创板，构成了5个板块组成的资本市场结构和发展格局。
综而言之，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内核的诚信观认为，不信无以为君子，无以为成事。诚信和信用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金控公司发展的根本遵循，也是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文化和制度基础，这与西方金融保险证券运行中的交易以合同契约为基础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诚信，没有最大诚信原则，就没有保险、金融和投资活动的运作保障。陈志武先生曾把金融定义为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因此，金融学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问题，并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我们对金融投资、金控集团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是发展完善市场经济金控集团的文化基础以及与契约精神衔接所必不可少的。按照契约理论分析财富、货币、资本的区别，财富往往是物品是东西；货币或者通常讲的钱是把东西卖掉以后的价值整体即纸币或银行卡上的“数字”；资本则是东西或物品的“产权证”，是广义的货币，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本子”。依托中国文化和投资习惯组建的金控集团公司发展的内在逻辑，应借鉴国外“股份有限公司”机制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紧贴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营运公司改革试点推进，构建我国金控集团股权结构、治理机制、投资综合、风险控制能力，依托专业投融资人才的人力资本财富，特别是公司“一把手”的资本运作才能、职业专业素养，从根本上做到机制创新与文化融合，进行资源整合，利用资金资本、保险资金、融资基金来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促进金控集团的可持续发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国外经验来看，金融综合经营、混业发展是大趋势，保险、银行、证券、投资相互融合，综合金融创新不断扩大，大型综合性金融集团逐渐成为全球金融创新的主导力量。美国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公司和新加坡淡马锡集团具有代表性。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投资领域的世界著名投资家巴菲特白手起家，至今拥有760多亿美元个人资产，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按照他的价值投资原理进行资本运作。巴菲特说过，他今天的这个公司真正起步是由于“犯了一个错误”，即他的巴菲特合伙投资公司在1965年购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这个纺织企业，之后他用纺织业务产生的现金于1967年收购了国家赔偿公司（National Indemnity Company）从而进入了保险业。由于纺织业的投资没有达到原先的预期，他不得不于1985年正式停止了纺织业务、关闭了企业，从而把原来的纺织企业改造成了今天这个世界著名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他自己也成为公司永久持有股票的股东，为所有股东创造价值，而不是只干短期的“炒作获利”。2018年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盈利40亿美元，当年在世界500强中位列第二位。成为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典型金控集团。公司以保险业务引领，进行资产投资组合有效配置，有5个显著特征：一是放弃使用公司每股账面价值对股东进行公告的做法，使用按照市场价格计价股权价值的方法，让公司价值更加贴近市场运行的现实，公司将在其股价高于账面价值、低于内在价值的时候进行股票回购。二是继续运用好旗下各个保险公司的免息甚至有收益的浮存金（float），继续发挥保险业务“先收后付”的商业模式带来的好处和递延所得税政策，保持好大量账面现金而平稳地运行。截至2018年，公司持有1120亿美元的国债和其他现金等价物。三是有一个把所有投资组合作为一个整体运营的理念和思路，从而真正促进了资源有效配置，体现了整体比部分的总和更大的经济效果。四是巴菲特宣布今后公司将更多关注运营收益，将少关注其他形式的损益，而且正式放弃每股账面价值的增减变化改变为按照市场价格计算股权价值，以解决公司股票账面价值越来越脱离经济现实的实际问题，由此该投资公司将从一家股票投资公司转变成为一家经营企业型公司。五是有一个灵魂性人物——“股神”巴菲特，并有他与查理·芒格“这对黄金搭档”主持公司。他和查理都是对自己能为公司工作而感到高心，他们是为了投资兴趣和承担职责而工作。公司既是他们大多数家庭成员的投资组合，也是他们许多朋友的投资组合，这些投资人就像家人一样的长期合伙，巴菲特长期持股至今已经54年。整个伯克希尔公司大约有36万人员工，但是总部管理人员只有25人，他和查理主要是进行资源配置，具体运营工作落实到经理人员头上和工作激励待遇上。
从金控集团发展角度分析，在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投资组合中，拥有控股公司、持有大公司5%～10%股权的股权投资、与其他公司分享控制权的公司、国库券和现金等价物、多个保险公司5个部分或者5片小树林。显然，这是一个包括了保险、投资、金融的混业经营的真正的市场化投资型企业，也是一个既有西方市场经济特质又有一定的注重长远性发展的东方文化特点的金控集团。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公司
1970年，索罗斯与罗杰斯共同创立的量子基金，是索罗斯经营的5个对冲基金之一。索罗斯认为，就像微粒子的物理量子不可能具有确定数值一样，证券市场也经常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很难去精确度量和估计。据此，他们设立了量子基金(QuantumFund)和配额基金(Quota Fund)这两类对冲基金(Hedge Fund)，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的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追溯起源，量子基金由1967年的双鹰基金演变而来。双鹰基金由索罗斯和罗杰斯于1969年创立，开始时的投资资本额为400万美元；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FM），资本额约1200万美元；1979年，索罗斯将公司更名改为量子公司。基金设立在纽约，其出资人皆为非美国国籍的境外投资者，从而避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量子基金投资于商品、外汇、股票和债券，并大量运用金融衍生产品和杠杆融资，从事全方位的国际性金融操作。经过不到30年的经营，到1997年，量子基金已经增值为资产总值60多亿美元的巨型基金，1969年注入量子基金的1万美元在1996年底已经增值到3亿美元，增长了3万倍。2018年12月，量子基金入围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并位列第173位。其有4个显著特征：一是具有科学超前研究性质的投资基金。它由一个像哲学家的“金融大鳄”索罗索在研究金融市场的反身性关系特征基础上而设立和运作的，其理论支撑是《金融炼金术》中提出的反射性理论（theoryof reflexivity）。索罗斯说“我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地试图研究我是怎样在股市上赚钱的，而是更多地注重我的哲学理念。”二是基金拥有一起合作的“黄金搭档”，分工明确。索罗斯和罗杰斯，他们两人联手成为合作伙伴长达10年时间，成为华尔街的最佳黄金搭档；后来索罗斯和马克斯也是“默契的搭档”，分工上索罗斯进行宏观分析、审视大局，马克斯负责从中找出可以获利的行业和公司，他们联手进行专业、专注性、锲而不舍的投资运作，擅长以“做空”来投资，索罗索被誉为“投机之神”。三是公司有高效精简的高管团队。最初创办公司时，只有索罗斯、罗杰斯和一个秘书，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随着规模的扩大，索罗斯认为，一个理想的组织应该有4～5个专业人员。1988年斯坦利·朱肯米勒进入公司管理基金，到1993年索罗斯旗下基金的投资组织已经超过500亿美元。精明的索罗斯不把自己的预测当真理，而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做出一种实验式的操作。每次投资前，索罗斯都先分析一通天下大势、基本面和流行偏见，之后给出一个预判，再用小笔投资进行试探，摸一下市场的情绪，如果得手就加码，再得手再加码，一旦失手，损失20%以前观望或加码，超过20%立刻清仓。四是作为投机者努力从事社会慈善工作来改变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索罗斯在自己的老家东欧撒钱，资助反体制精英以及文教事业。这些行动都以“慈善”的名义进行，有媒体将之形容为“一个人的马歇尔计划”。他想出一个“撒钱改变世界”的办法，2015年索罗斯宣布终极退休，把家族基金交由投资总监Scott Bessent 负责，以后他不再管理投资，将全力推动慈善事业。2018年12月，亿万富翁索罗斯获得英国《金融时报》年度人物。
这个量子基金给我们的启示是，金控集团面对的是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投资风险，金融风险是家常便饭、不可回避。公司高管特别是“一把手”必须具有哲学家一样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我们应学习索罗斯宏观思考审视大局的做法，学习他的投资智慧、胆略、自信和投资直觉等独特的研究和操作能力，以达到笔者长期秉承的“宏观要高，微观要实”投资管理理念和方法，构建符合金控企业特征的投资思想和投资模型，并且按照市场规律和有效投资激励原则，来寻求和重用能够密切配合、有专业素养的“投资搭档”，协同促进投资，获得优良投资回报。
淡马锡控股集团
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成立于1974年，今年步入第45个年头。截至2018年3月31日，淡马锡投资组合净值首次超过3000亿新元，达到3080亿新元（大约为15190亿元人民币）。自1974年成立以来的股东总回报率为15%。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营方式被称为淡马锡模式。淡马锡如今基本上把持了新加坡国民经济的最主要命脉，直接掌控23家企业，间接控制2000余家企业，在新加坡10家规模最大的企业中，淡马锡控制或涉足7家；拥有的上市资产的市值占到股市总市值的1/3左右；操纵着共900亿新元(约4410亿人民币)的投资组合，公司规模已与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巨无霸相当。其有5个显著特征：一是一个典型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号称“继续向投资组合公司发展，强调讲求诚信和完善公司治理至关重要”。公司作为投资公司，有能力注入新投资，创造机会扩展投资组合，混业经营，其投资主要在金融服务、电信媒体与科技、消费与房地产、交通与工业、生命科学与综合农业等8大领域，分布在新加坡、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美洲、欧洲等区域。2018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榜单，淡马锡排名第434，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纷纷学习的标杆，很多大型国企将建设“类淡马锡”投资型公司；二是适应东方文化特征，强调长期发展。如公司强调造福世代，让我们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健全治理这两大支柱，向更广大社群进行公益捐赠。主要通过18项捐赠基金，培育人才、建设社群、增强能力和重建生活，造福新加坡和亚洲的社群。三是按照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建立公司，设立公司治理机制。这是一家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投资公司，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完全实行市场化管理，形成独具特色的淡马锡模式；四是公司董事会由政府控制。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要由政府公务员兼任公司董事。董事会包括8名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财政部常务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担任董事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财政部总会计师、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局长等都担任该公司的董事。这种国有产权的管理方式体现了政府对淡马锡人事控制的强度。五是站位高远，为ABC世界献一份力量。在淡马锡步入第44个年头的2018年，林文兴董事长在《董事长报告》中指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描绘了一个理想的ABC世界——活跃的(Active)经济、美丽的(Beautiful)社会和洁净的(Clean)地球。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生态繁荣”理念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在追求繁荣的同时保护珍贵的生态环境理念相契合。
通过对以上国际性金控集团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金控集团都十分重视保险、金融、投资和证券的组合，强调投资效率，强调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重视专业性人才和灵活投资决策，特别重视发挥公司“一把手”的作用，用巴菲特的话来说，他和查理只有吸引并留住才华横溢的经理和进行资产配置这两项工作。在这些国际性金控集团中，文化融合、情趣相投、专业素养、站位高远的世界级投资运作顶尖人才共同“相聚”，公司“一把手”长期持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推动，把握投资发展的最佳时机，以达到公司投资战略目的落实。这些对我国进一步发展金控集团带来了积极的有益的启示。
进入21世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资本市场逐步走向规范发展，以防范金融风险为重点的风险管理也逐步加强，保险、投资、融资和资本运作也进入了金控发展的大时代。笔者认为，今后金控集团的发展，不能直接照搬和直接“套用”西方的模式，而是要借鉴国外先进做法和总结国内试点经验，立足中国文化，把国际化标准和本土化优势结合起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机遇下，通过以下“五措并举”，推动中国特色的金控集团可持续发展。
加强法律规范，改善政府环境，构建政府对金控集团的监管大格局。在国家还未正式出台金控集团相关法律法规之前，以时不我待精神，借鉴国内外的先行做法，主动改革创新，理清发展思路，把保险、投资、证券、金融结合起来，构建产权融合发展新机制和金控监管大格局。一是要想清楚。把专业化投资、市场化运作、职业道德操守作为改革发展的战略规划，作为金控集团发展的必备条件。二是要搭台子。政府出面牵头搭建金控发展平台，从保险、投资、银行、基金等项目着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综合性金控投资运作方式。三是要善监管。按照宏观审慎要求，在国家制定出台金控集团监管办法后，依法依规进行监督管理，要用“长牙齿”的监管代替“父爱主义”，防止各类金融风险发生。四是要强服务。以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变革为服务导向，促进金控集团进一步强化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责任和能力。
重用和调动投融资专业人才，让专业人才留得住、用得上、稳得下。金控集团的高级经理们，唯有对所从事的工作充满热情且具有专业能力和专注负责精神，投资控股公司才能跨越发展。巴菲特投资公司中，他和查理以及核心人才都是实行无退休终身工作制，2018年88岁的他和95岁的查理仍然在公司继续工作，并同时在公司长期持股，有一种家庭文化感觉。巴菲特和查理对高额工资、股票期权等高收入不感兴趣，而是对他们做一个与合伙人长时间合作发展的企业有兴趣有信心。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也是注重像家一样的文化，注重金融控股集团的长期长远发展，淡马锡还建立了“使得管理层的兴趣和为股东创造价值相一致”的薪资福利计划，由此来激励年均只有35岁左右的200多人的淡马锡投资队伍在全球各地寻找和抓获可能出现的巨大财富机会。国内的平安集团、中信集团也是“一把手”及其高级经理团队对公司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借鉴这些经验，注重金控集团的长期发展，构建起以待遇用人、事业留人、情感待人、和谐发展的人才管理机制，构建起“年轻人推动企业发展、企业带动年青人成长”的互动机制，发挥年轻人的作用，充分发挥金控集团“一把手”的专业素质和“又红又专”管理能力，促进综合性投资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运用保险、资金、股权等投融资手段，以金融股权和资本运作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扩大金控集团发展规模。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促进了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而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在现实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要学习外国的金融技术、金融工具，把互联网大数据与投资运作结合起来，用资本手段打通产业与综合金融之间的“通道”，优化资源配置，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和隐性负债，强化资本运作。在我国西部地区，可以探索先办机构、先搭建平台，在金控集团的实际运作中逐渐培养金控运作机制和投融资方法，包括按照资本市场成长的逻辑顺序和发展特点，有计划地配置和培育资本市场，构建资本产权运作模式等，特别是通过运用资本力量、促进投资并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强核心竞争能力，不断扩大金控集团发展规模。
强化激励与约束，培育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大型金控集团运作模式。公司的英文company一词，已经反映出公司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的科学内涵，它是历史上三种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一种高级形态，体现了责任有限、股权可转让性和企业法人地位等特征。我国《公司法》的规范运作也有相应的规定。当前，金控集团改革发展试点中，要按照《公司法》和金融投资公司特征，建设投资增值、股权运作、资本投资和防止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以公司制形式设计和落实相应的机制。地方性金控公司的组建模式一般以“地方财政+金融资本”方式，对分散的地方财政性质的股权进行整合并吸引金融要素和资本来实现。比如，我国西部某省市进行“1+1+X”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改革模式试点，其中有一个“1”是拟整合省级国有金融资本并改革组建金控集团，专业从事国有金融资本的资本运营。我们建议，在具体改革方案设计时，应借鉴国际国内的运作和治理机制，整合相关金融股权、产权资源，结合保险、投资、金融、基金等手段，促进地方资本市场壮大发展，为产业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保险银行综合资本运作方面的准备。据资料，该省拟设立的Y金控集团，将整合A银行股权资本、B银行股权资本、C信用社股权资本，整合D保险公司、E基金及其相关投资公司等大类金融企业股权资本，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较大规模的地方性金控集团平台，培育省级高层次的资金资本运作能力。改革试点中，还应该设定投资运作、资本回报率、战略执行等考核指标，更重要的是应明确对于企业资本运作增长贡献巨大的顶尖人才的激励机制试点，可以让他们得到高于他们基本工资数倍乃至10倍以上的激励奖金或者股权期权，而不是对他们的资历、经历、年龄等历史要素给予的奖励和待遇补偿，探索以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完善产权激励和企业薪酬制度，“重用和激励”高层次资本运作人才。
挖掘中国文化和契约精神，把文化的软性与法律监管的硬性结合起来，促进金控集团的可持续永续发展。资本运作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高级形态，需要借鉴先行国家的运作经验，同时也不能忘记要基于中国文化基因，与商业契约精神对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既要有现代企业产权机制与激励制度要求，又要体现有中国文化味道，正确处理好法律监督的法理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理法之间的关系，完成从传统文化到制度规范的转换和再造，用文化和金融的软实力“撬动”资本资产运作，促进灵魂性人物的人格魅力与公司股权有效衔接，如中国的马云持股7.4%能够掌控阿里巴巴，任正非持股不到1%也能够掌控华为，他们非常成功运作中的道理，就是基于中国文化，以家庭文化为基础，重视法律契约型制度文化，适应股份制企业制度要求，促进企业不断发展、持续创新。
总之，大型产融企业、大型金控集团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保险、基金、投资板块的综合协调和发展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与实体经济项目并举互动的综合性金控集团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特别主张，我国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发展综合性的金控集团，将面临着比东部地区更多的发展阻碍和现实挑战。一是发展理念、认知理解和市场意识不足。西部欠发达地区商品交易落后，市场交易规模及产业比较优势不突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缺乏等问题突出，因此，统一整合和归并金融资产资本，构建金控平台的难度更大。二是公司高管素质和投融资专业人才不足。受过专业性投融资教育的高管不多，高管团队的整体资本运作能力不高，公司相对缺乏金融保险投资方面的“顶尖”人才，实现保险、投资、融资等综合金融高效率运作的水平和能力亟待提升。三是公司整体的与时俱进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不足。市场化机制和持续竞争力量不足，安于现状或被动性工作现象突出，难以适应投资管理和金融创新要求，难以驾驭全牌照金融业态和综合性投资的高投资回报要求。四是激励政策与金控集团快速发展要求不匹配。金融业是高智力高收入的行业，公司高管获得高收入所需要的资产、资本、股权运作能力、管理技能和风险管理经验的要求较高，西部地区的激励政策还不适应金控集团资本运作与高度市场化经营机制要求，亟待强化激励措施来吸引和培育出一批投融资和资本运作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
（作者杨复兴博士系云南省工投集团高级经济师、副总裁；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导师。文章获得作者授权推送，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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