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新美术馆学系列讲座之五]神庙、纪念碑与社会记忆 ——大流行时期的美术馆学限度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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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纪念碑与社会记忆 ——大流行时期的美术馆学限度与转向》讲座回放
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大流行时期,美术馆领域包括美术馆学的一些研究也面对了这种断裂式的矛盾冲突,在这一时期,美术馆行业大部分开始转战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传统的一些美术馆功能在今天这个时期也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这样一个时刻,对这样一个美术馆学传统的一些讨论,在当下是否有一些新的意义。
在探讨疫情时期的美术馆学状态之前,沈老师先带我们探讨了“美术馆学”这个概念以及美术馆学的后现代视野,如大卫·卡里尔《博物馆怀疑论》、彼得·沃克的《新博物馆学》等。接着沈老师重新回视怀疑论诞生以前的一些美术馆,尤其是美术馆功能性的时候,在美术馆的功能性认识有两个基本的形态:神庙和纪念碑。因为社会的大封闭与健康的隔离政策,使美术馆被迫关闭,几乎所有的美术馆、艺术博物馆都面临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神庙功能的美术馆,那些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与仪式性,以及作为纪念碑式的美术馆,作为历史与见证物意识形态性正在转变,甚至阶段性的崩塌。这意味着美术博物馆原有的物质空间、权力空间正在面临着新一轮的审视,那么美术馆权力的外壳与精神的仪式正在被差异性的一些美术馆的实践所取代。
在疫情期间美术馆组织了许多线上活动,不断承担着公共教育的功能,推出公共教育活动。美术馆正在逐步成为融载社会记忆的一种空间与载体,并且通过公共参与,开始与微观的个体、微观的人发生一些连接,在这个时候的美术馆实际上已经逐步放弃了神庙、纪念碑的功能,它正在考虑美术馆如何与今天的社会对话,包括在参与当中,行使更多公共沟通能力。对于美术馆的参观者而言,观众也拥有了更多自主性,去寻求大流行期间的一些自我表达,包括回应疫情的机会,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生命、财产、利益受到尊重,也希望受到社会的回应,而美术馆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了非常有效的中介,成为了这个群体的联系和方式。
接着沈老师分享了一些理论来讨论美术馆的“空间”拓展,如艺术史学家邓肯·卡梅隆的一篇著名文章《博物馆:神庙还是论坛?》,后现代政治地理学学者爱德华·索亚于199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等。美术馆在担负社会责任的使命时,其空间形态正在大流行时期发生着拓展和改变。无论是“异质性空间”或者“第三空间”的理解也好,这种空间形态对于美术馆来讲,它都是一个“他者”的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美术馆自上而下的权力话语,美术馆也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和更为主动的文化介入成为集体记忆的数据库,并且在大疫情时期达成了一种社会契约,或者一种共同性的契约,它扮演着揭示人性包括社会现实的一个新角色,并且具有了一个全球的普遍性。
卢克索方尖碑与在协和广场下游的卢浮宫
The Luxor Obelisk and the Louvre which is is located downstream from the Place de la Concorde
卡梅隆·邓肯之问,博物馆:神庙还是论坛?
The Museum, a Temple or the Forum by Duncan F. Cameron
爱德华·索亚与他的“第三空间”理论
Edward W. Soja and his “Third Spa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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