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双十二”：不但改变了中国，世界都改变了

▲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前来西安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在一起

日本侵华初期，国民党还不能对日宣战。

为什么？日本在东亚的侵略目标，未必说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急功近利的日本，虎视眈眈，他们还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

所以，中国搞个“合纵”“连横”，扳回局势，也未可知。然而，张学良来了！！！

“西安事变”一爆发，伺机而动的契机一纵即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

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问张学良：“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张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

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动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少帅答：“放掉以后再说！”

两个“再说”，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

▲“西安事变”前10天，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蕙兰、张学良、邵力子等。

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从甲午到抗战》。这本书夹叙夹议的讲述是甲午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和14年的抗日战争。唐德刚深入“西安事变”、“汪精卫投敌始末”、“日本侵华罪行”等历史实情，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

“西安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拐点，若无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整个亚洲情势，乃至当今世界的情势，也将大大不同。看清历史的逻辑，方能看清当下的世界，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好不容易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历史，并因缘际会主动找到唐德刚口述历史。唐德刚根据张学良口述，最终写成《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

▲《张学良口述历史》插图

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像这样，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他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人物都有极其深刻的见解。

他写自己的老师胡适，如张鸣老师所言，“好看的是注释。有解释，更有点评，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

他写李宗仁，“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所以李敖说，“幸亏李宗仁身边有一位高明之士指引与协助，才能完成《李宗仁回忆录》这种名著”。这本书也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

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他的“历史三峡”，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

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

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但也可为“历史”招一招魂。

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唐先生驱散了极权主义的幽灵，招来了自由主义的新魂。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唐德刚作品集”： 对于专业人士，唐先生的作品是专门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普通读者，也能从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中，看到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全貌。

当下唐先生书写的历史今天很多内容仍处于“禁区”，出版不易，而且很多作品一度绝版，一次性集齐不易。

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唐德刚老师作品集（含独家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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