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摄影作品：记录1940年代延安"革命化的风景" | 谷雨影像
▲本文配图均为吴印咸摄影作品，图为毛泽东和李讷在延安机场，1944-1945。
编者按
1938年，吴印咸作为摄影师应邀前往延安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作为左翼思想影响下有一定成就的青年艺术家，吴印咸被与上海截然不同的延安氛围所感染，由最初打算拍完立即返回上海，到最终决议留在延安从事革命电影事业。他克服了摄影器材和物质极度匮乏带来的种种困难，创作出了《艰苦创业》、《白求恩大夫》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等经典摄影作品。
摄影不但是这场剧变的记载媒介，而且是这场重建的组成部分。史诗叙事和革命动员逐渐成为他们生涯中被显现的情感结构和艺术状态。以现代主义为主线的个人探索贯穿他们的生涯始终，但是往往隐藏在具体的革命题材中。
吴印咸的时代纪实
作者：吴印咸
01 25 毛泽东，1942-1944。吴印咸把照片中毛泽东的头发作了修改，以制作毛泽东像章。毛泽东像章最早出现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当时他还制作过朱德像章。
03 25 朱德，1941。
04 25 刘少奇，1943。
05 25 任弼时和陈琮英，20世纪40年代。
08 25 周恩来与邓颖超，1943。吴印咸在延安期间为很多领导人和普通官兵拍摄了生活照、家庭照和结婚照。
09 25 探望，1944。任弼时、贺龙、彭真等人探望患病的关向应。
10 25 宝塔山下，1943-1946。毛泽东在延安城外的小径上。
11 25 赴重庆谈判，1945。赫尔利与张治中到延安接毛泽东等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
12 25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1945。1945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迎接前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3 25 毛泽东等人在边区生产展览会外合影，1943。1943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生产展览会期间，毛泽东、陈云、林佰渠等人前来参观。
14 25 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1942。刘伯承、叶剑英、朱德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交流。
16 25 白求恩大夫，1939。1939年10月，白求恩大夫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土地庙外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新中国成立后，此照片曾两次被用于纪念白求恩的邮票之上。
20 25 晓行，1941。战争期间，吴印咸的作品已完全是纪实风格，但由于骨子里还藏着一丝浪漫主义，所以时不时地总会在个别作品里流露蛛丝马迹。一幅八路军骑兵的剪影照片被他通过暗房合成，加入了不同的云彩做背景。
24 25 骆驼叮咚，1938。清晨，一支运输驼队穿过延安古城。
吴印咸战争时期的摄影：1938-1946
文/ 高初
我见过吴老，但没有和吴老聊过摄影。所以，过去这些年我对于吴老的了解都是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采访吴老身边的人，并整理保留在他们手中的吴老的资料。吴筑清老师、吴炜先生、陈勃老师、石志民老师等在座的很多长辈都和我聊起过吴老，也有今天未能到场的延安电影团和《晋察冀画报》的老前辈也都和我谈起过和吴老一起工作的经历。
今天不在场的袁毅平先生，曾经在1990、1992、1993年对吴老做过较为详尽的采访，是吴老自述，有现场的录音，生涯回顾与对于摄影的讨论并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文本，至今没有正式刊发过。吴筑清老师曾经对这几盘录音有过整理。我在2010年也曾尽可能地找还在世的吴老的战友、同事做采访，围绕这个文本有过增补和考订，并请袁毅平袁老看过。
在今天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现场，有一些原始尺寸很小的照片是第一次拿出来正式展览的。这些过去很小的印相片或是小照片，是很难做成展览这么大的。这次能展出归功于美术馆的努力、吴炜重要和繁琐的工作，同时也得到了石志民老师在影像控制方面的精湛和专业的技术支持。当然，我们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的档案扫描和图像修复的团队也帮了一点小忙：这么一张照片我们要修2-3 天的时间。这次展览包含了很多过去没有展出过的很精彩的照片，这些照片同时也是讨论吴老的摄影生涯和风格的重要研究材料，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借着今天这次研讨会的机会，通过十几分钟的发言时间，我想介绍我自己对于吴老的研究和写作的角度，就是把吴老放在战争时期的摄影群体里来看待和讨论。这里面有两个讨论的层面，就是从战争时期的摄影到新中国的摄影，以及战争时期的延安模式与晋察冀模式。
战争时期的摄影到新中国的摄影
首先我想谈一谈从战争时期的摄影到新中国的摄影。我们知道战争时期在边区从事摄影工作、去前线的战地记者后来也成了新中国的新闻摄影记者的主体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国很重要的一段摄影史，从战争时期的到毛泽东时期的摄影史，实际上和这些记者们在战争时期的经验、和他们在这个时期围绕某个主题所创造的形式、和他们在前线战场建立的自身对于图像的生产和传播的理解都是分不开的。所以，新中国时期的摄影是在对于战争时期摄影的吸纳、转化、改造中展开的。
战争时期的摄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向下唤起”的特性。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包括吴老在内的许多来自上海、广东、浙江的年轻人很激昂地去前线。他们用摄影做什么？他们怎么理解自己的工作？这在吴老写的文章里很明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弃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主体性，而试图使自己的摄影能让大部分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受到感召，投入到这场救亡之中。这种拍摄者和观看者的主客体转换，意味着摄影的主体与观念、题材与语言、媒介与现场都发生了意味深长的置换与重组。“作为仪式的拍照”和“革命时期的宣讲式的观看”成为自战争时期至新中国，乃至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摄影的两个核心概念。进而言之，这一在抗战前后所发展的对于摄影的观念层面的认识和实践层面的操作，不但成为了新华社、各大画报社等为代表的新中国时期摄影的基本形态，而且影响持续至今。20 世纪80 年代的摄影思潮与摄影批判正是对于这一现象的回应，但背离性的姿态仍无法摆脱这一话语的范畴。这是艺术史上颇为独特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在中国“摄影”反而成为问题汇集的一个焦灼点，这正是因为摄影在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在国家能力和文化建构功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这一时期的中国摄影，就其内部而言，发生着剧烈而迅速的变化。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摄影的外部讨论也可以在两个结构里得到观察：其一是世界史的结构，其二是摄影史的结构。
对于世界史的结构而言，中国和日本都迫切地需要建立民众动员的政治视觉机制和对于敌对者的说服的文化视觉机制。可以说，中国摄影史的重要摄影师和日本摄影史的重要摄影师，此刻相聚在中国的战场上，为各自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的目标进行着视觉性的文化构造。图像的生产与传播，以及围绕图像语义的生产与传播，是这一事业的核心和途径。艺术家不但放弃了自身的主体性，投入这一工作中，艺术家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生成了自身的主体性：建立视觉经验和审美情态、探索个人的风格。
对于摄影史的结构而言，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中国摄影史，是由摄影群体在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摄影生涯和个人的生命史构成的。他们对于摄影的“效果论”的理解、他们驾驭的题材，乃至他们所参与的民族解放和国家建立的情感上的撞击，逐渐地内化于他们的生命经验和艺术风格。而在他们摄影生涯的早期，对于摄影媒材和题材的现代主义探索也成为他们作品的重要底色。
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巨大能量，从殖民地状态到建立新中国的精神气质，赋予了这一代摄影者在视觉性的实践探索和理论重建中的历史使命，以及具体的摄影题材和表现方式。摄影不但是这场剧变的记载媒介，而且是这场重建的组成部分。史诗叙事和革命动员逐渐成为他们生涯中被显现的情感结构和艺术状态。以现代主义为主线的艺术家的个人探索贯穿他们的生涯始终，但是往往隐藏在具体的革命题材中。
战争时期的延安摄影
第二点谈一下战争时期的延安摄影。战争时期的延安电影团，吴老生涯中的电影到摄影的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关系，吴筑清老师的书里谈了很多，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对于吴老在延安时期的摄影实践，以及整风运动到中共“七大”期间所建立的“延安图式”，谈一点感想。延安时期的摄影蕴含着革命理念如何视觉化、如何产生政治动员效果的操作化，乃至如何自上而下建立图像传播的语境机制化的一次重要实践。
毛泽东时代的摄影所反复讨论的三大问题都在延安时期的摄影中得到观察。第一个问题是“超越”：摄影原本是基于现在，而革命需要图像展示一种未来的景象，一种让人觉得尚未到来的但是富有感召力的新世界的状态。这也是革命观念对于图像生产的内在要求。第二个问题是劳动：吴老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摄影，实际上是对于革命理念中的“劳动”这一核心概念如何视觉化的一次重要实践。第三个问题是“新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概念？在艺术层面如何确立？人民这一概念如何视觉化？这三个话题谈起来都很长，这里就不做展开了。
20 世纪30 年代初期到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摄影者和摄影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转换。这一转变包含从刘半农、吴稚晖等民国的知识精英到对于现实题材多有关注的都市青年的转换，也包含从光社、华社到黑白影社的摄影社团转换。自“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风景、花树、鸟兽、静物等呈现审美情趣的题材而进入表现劳动者的现实性的题材，进而在1937 年的“七七事变”前后转向战场，转向士兵。摄影的传达对象，从社团内部的雅集交游，转变为参观展览的市民，进而转变为能被鼓呼而投入民族救亡的一切国民。
战争时期的吴印咸摄影
谈完战争与新中国，谈完战争中的延安，我也想谈谈吴老。吴老是中国摄影史上最重要的个案之一。因为他后来的摄影不是职务创作，所以能保有大量的自我的能量。我对于这一点有补充：新中国时期即使是把摄影当成工作的人，他们也会保有这样的能量，如果我们翻开他们落了几十年灰的箱子，能够发现这些摄影者的不适宜发表的“退稿片”保有的“自我”。但是的确吴老是我们所发现的个人摄影实践在新中国政治与摄影如此密切的情况下不断转换、不断实践的一个艺术家个案。
从吴老的图像里，那些延安风景的照片中能看到风景的革命化，风景再也不是一个地形，不再是他的上海时期沙龙摄影的个人审美情趣，而是一个能使人感觉到有号召力的东西，是一幕史诗正在发生的历史布景。当然这也是新中国之后风景摄影（Landscape）的要素。
吴老在延安时候的人像摄影也蕴含着这样的转变，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他在上海红灯照相馆拍明星的经验，是如何转化到“中共七大”前后为领袖们塑像中的呢？这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化。
关于吴印咸
吴印咸（1900-1994）生于江苏沭阳。1920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自学摄影。1938年参加八路军，任延安电影团技术及摄影负责人。1946年后历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摄影代表作有《白求恩大夫》等。
《影像中国·20世纪中国摄影名家·吴印咸》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6年0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