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患癌家庭的痛与爱:父亲没有离开,一直都在丨谷雨故事
◇ 摄影师杨抒怀的父亲。
2015年7月22日,我永远地失去了父亲;2016年年底,女儿的出生让我成为了父亲。两年间,生命在我的生活中各自来去,癌症夺走了父亲,让我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女儿的降临让我体验到身为人父的责任与担当。我更理解父亲的时候,他却已不在人世。我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东西,在遗物中重述父亲的一生。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对父亲迟来的亲近,和对自己小小的救赎。
我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人
摄影/杨抒怀
撰文/杨抒情
编辑/迦沐梓
消化科,28床,父亲的手环。每天,父亲手上都要带个病人手环,上面写着患者的信息。这根手环如同一个沉重的枷锁,将父亲与正常人区分开来。走在路上,父亲总会把它往衣袖里面藏。
因为患有糖尿病,父亲每天都要控制饮食和糖分摄取,甜的东西不能吃,米饭只能吃一小碗,肉也不能大口吃。每次家人都会在医院买针头和胰岛素,在家时父亲总是低着头,捏起肚皮上的一层肉,在离肚脐三指的距离进行注射。后来,家里人也学会了注射。
父亲放疗用的衣罩,医生会在第一次的放疗前把它做好。患者躺在放疗室,医生拿着模型,将它按在患者身上完全贴合,直到模型塑型。一个人的生命,所有的一切,在这是都被裹挟在一个小小的模型里。
年轻时的父亲很帅,光洁的额头下有一双有神的眼睛。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在家务农。原本父亲也该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但有一天他拿着锄头在地里劳作,听到别人说“就这点出息”,好面子的父亲气不过,丢下锄头读了书。他要离开这座小村庄,走到外面去。那时候的他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自己会患上癌症。
父亲年轻时是村里有文化的人,1980年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江镇姜璜中学,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85年被调到临江乡文教组。和爷爷一样,父亲当了十几年的语文老师,教案里整整齐齐地写着每一课的重点和讲解。
父亲一辈子写了很多字,改变了很多学生的命运。然而,他的命运,却被医生写的病历本改变。
这是放疗十次后的父亲,人已经变成了皮包骨,脸上惨白没有一丝血色,下床活动要人抱着,出去散步也要用轮椅。父亲的爱好搁浅了,他已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
父母亲总会因为生活的小事而吵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俩人脾气倔,总要争个输赢不让步,上一秒还在吃饭,下一秒就开始拍桌子摔碗。可争吵打架几十年,最后还是母亲守护在父亲床前,直至最后一刻。
临江镇古城路10号,这是我们家住了近20年的老房子,一幢三层高的小楼房。房子是1987年父母亲举债建的,铁门早已生锈。一楼是客厅、厨房和书房,二楼是三间卧室,三楼是父母的小花园。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装满了我和家人一起吃饭、看电视的时光;装满了夏天躲书房看书、吃冰棍的凉意;装满了台灯下做家庭作业的身影和停电时在楼顶打地铺、数着繁星睡着的乐趣……离开家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夜空。
这块牌匾是当时从不管家里事的父亲亲自挑选,挂在新家的客厅,上面写着很常见的“家和万事兴”,这是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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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2日清晨5:50左右,我仍在睡梦中,枕边的手机响了。看见是哥哥的号码,心里咯噔一下,但仍抱着一丝侥幸。
“喂,爸走了,你回来吧。”
“好。”
说完我挂了电话,打电话的是嫂子。半天,我的脑子有点懵,忘记了哭,能想到的只有回去。我穿衣,想着如何安排好洋子,5分钟收拾好东西,却发现狗粮没了。清晨我跑过好几条街,才在麦德龙的一个角落里找到。回来后,瘫坐在沙发上,才想起来哭。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蹲下身抱起洋子。
“洋子,他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洋子和平时一样兴奋地看着我,伸长脖子舔着我的脸。在关门的时候,她可怜地望着我,我不忍心。关上门。
我不能让一只狗明白一个人的无助。
一路上,公交、地铁、高铁、火车、汽车,辗转到下午才到家。第一次觉得,回家的路竟是如此之长。除了哭除了回忆,我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列车外的景物在后退,从前的记忆全部涌上,从未如此清晰过。周围的人看着我不知所措,好心的邻座抽了纸巾递过来。我知道,一个泪流满面的人,足以让他们觉得好奇,又可怜。
近乡情怯。
走回家门口的巷子,远远地看见表姐和表妹站在门口,我知道我是绷不住了。她们看了我一眼,交换了眼神便再也没说话。屋里坐着亲戚,母亲坐在一旁,眼睛又红又肿。
父亲的冰棺放在隔壁屋内,我踉跄着跑到灵堂前,憋了一天的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宣泄口。我跪着,心中满是愧疚和悔恨,没人知道我为什么要歇斯底里地喊叫。我扒开冰棺上盖着的棉被,我想看看我的爸爸,却只能看到一层厚厚的雾气,我使劲地擦着冰棺,却还是看不见我的爸爸。我狠狠地捶着冰棺,又紧紧地抱着冰棺,以为这样就算是抱住了我亲爱的爸爸,然后倒了下去。听到我的哭声,哥哥跑过来拽我起来。可我怎么能起得来,爸,女儿不孝!
父亲的最后一面,我没有见着,这是我一辈子的痛,我恨自己一辈子。
7月28日,是我的生日,也是父亲的遗体告别式。我看见了被冰冻的父亲,化了妆一脸平静。母亲告诉我,父亲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很安详。镇上离市里的火葬场有1个多小时路程,我和哥嫂坐在灵车上,守着父亲的遗体。我的手放在父亲的头上,摸着父亲的额头、鼻子、嘴巴和手,一片冰凉。哥哥坐在对面,低着头落泪。父亲被拉到火葬场时,我用尽全身力气拽着小车不放,我嚎叫着,我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希望躺在小车上的人是我。哥哥抱着我说,妹妹,你要学会坚强!
我不要!我不要坚强,我不要长大,我只要我的爸爸能回来,我什么都不要!!!
噼噼啪啪烧了不知道多久,哥哥捧着一盒骨灰出来。
“爸,我和妹妹带你回家。”
18日陪父亲从长沙回老家,父亲的心情特别好,躺在救护车上3个多小时,到家后精神也很好。那天,父亲主动提出要吃米饭,这该是半年多来,吃的第一次米饭。母亲和家人都很开心,包括我。看,医生就是吓唬人,我的爸爸好着呢。我就一直这么以为,我以为父亲不会像医生说的那么病危,因为父亲的状态似乎比以前要好。
19日我赶回长沙上班,哥嫂留在家中陪着照顾,我们说好每周轮流回来照顾父亲。20日晚上,我打电话给母亲问及情况,母亲说医生告诉我们,父亲的情况不好,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只是听听,心想不会的,父亲在家有母亲有亲戚和医生的照料,心态好慢慢地都会好起来的。
我也曾绝望过,在2014年夏天父亲反复犯病进医院,医生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你爸爸最多还有两三年”时;在14年秋末,父亲被诊断出食管癌时;在两百多个守在父亲床边,整宿整宿睡不着,听着父亲半夜喊痛时;在半夜医院的楼道,听着隔了七八个房间传出男人撕心裂肺的哀嚎时;在ICU门口,看见一对夫妻眼神里透露出的无助和冰冷时......
医院是另一个世界般的存在,它迎接生命,给人希望;有时又送走生命,给人绝望。看的绝望多了,生活里的很多事情变得丝毫不值一提,看的希望多了,也慢慢开始乐观起来。父亲一次又一次从鬼门关前被拉回,逃过了那么多次“诅咒”,这一次也一定可以。
在最坏的结果真正来临之前,我永远都不会觉得这是最后一次。
每一次病痛袭来,父亲的眉头总是皱得很深很深,脸上扭曲啧啧喊痛。父亲很依赖我,总是让我坐在旁边陪他,帮他挠手心,拍拍背,这样总能让他舒服一些。痛得厉害时总对我说“这一次我过不去了,总是会死的”。我只能告诉父亲“爸,你上次也这么说,到现在还没发生,所以这次你这样说也是没用的”。父亲总能被我这样的言语说到无言,然后眼睛里会露出欲望,活下去的欲望。
这不只是在安慰父亲,也是在麻痹自己,我不能想象没有了父亲的生活。我偷偷暗示自己,父亲不会有事的,再活七八年也是没问题的。
我渐渐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所以这一次,当舅舅和小姨夫来长沙时,父亲特别开心,反感热闹和人际交往的他第一次主动说了好多话。
那天晚上,我下班到医院探望父亲。他们都出去吃饭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俩。我坐在病床前,拉着父亲的手,一点一点剥下父亲手上的死皮。父亲笑了,说特别舒服。父亲破天荒地拉着我的手不放,给我挠手心,帮我拍拍背。我就这样趴在床前,任由父亲宠溺地摸着我的头。
从小我就惧怕父亲的不苟言笑和威严的沉默,但母亲常告诉我父亲最爱的是我。哥哥常被父亲揍,而对我只有轻声细语和耐心。
父亲又开始说“女儿啊,你爸这次是真的熬不过去了......” 还没等他讲完,我连忙打断,“你又来,半年前你就和我说过,还不是熬到了现在,你看,你今天居然能说话了,这就是在变好啊。”那天嗓子沙哑了半年多的父亲破天荒地开口说了话。
“我知道的,这次说什么爸爸都熬不过去了,你以后要好好工作,好好照顾家人,还有你妈。”
“我不要......”
这句话,竟成了父亲给我的遗言。
嗯,我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人。
(本文出自杨抒怀《癌症降临的家庭》,由谷雨计划提供创作支持。杨抒怀,晨报周刊首席记者,亚洲十佳先锋摄影师,中国十佳摄影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得主。)
或许在你未曾关注的时日,母亲眼角新添了皱纹,父亲头上长满了白发,他们的身体早已不再硬朗,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不妨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和他们聊聊天,记录下他们的点滴。这一切,值得被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