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女儿：我知道那一天，可能会失去爸爸 | 谷雨故事

▲肖璐父母的结婚照

编者按

“最后一个人脚刚刚踏出去，上面被爆破的矿石就像泥石流一样掩埋下来，迟离开一秒就会死人。”这是父亲给肖璐讲的故事，在那场危机中，他挽救了五六个工友的生命。肖璐出生于矿区，父母都是厂矿工人。当大多数人都只能从报纸、新闻中了解矿工生活的时候，她的整个童年都是与之相伴的。在这篇文章中，肖璐追忆了自己“提心吊胆”的童年和父母的艰辛岁月。有超乎想象的勇敢和危险，也有意料之外的幸福点滴。这既是对已逝父亲的纪念，也是一个时代留下的鲜活烙印。

我的父亲母亲是厂矿工人

---

文/肖璐

关于父母年轻时的回忆，几乎全是一个个生活细节的拼凑，如果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么它和所有故事和历史一样，时代和地方背景被嵌入其中，时间的流逝在细节之处隐约被看出一些端倪。

一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厂矿工人。这个铅锌矿区位于韶关粤北山区的一个县城里，建于1958年。当时我的父亲三岁、我母亲只有两岁，还在牙牙学语的他们被自己的父辈带到这个地方，远离自己的家乡和根（因此他们还有个称号叫“移民人”），重新在这个因为铅锌资源开发而魔法般凭空出现的山坑里扎了根。他们的生活从此和“开采资源”挂靠在一起：资源在，他们在；资源亡，他们也就“亡”了。

▲父亲的工作照

我的祖辈父辈从家乡迁徙到凡口铅锌矿，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年轻人又纷纷从凡口铅锌矿迁徙到其他城市，离开祖辈父辈的旧业出门谋生，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矿终究是要挖完的。

我父亲十九岁就在凡口铅锌矿的坑口机修工区当学徒了，是个修机器的人。机器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他也要“下井”。“下井”就是下到地下几百米深的矿井里工作，是一种特殊工种，高危职业。

▲父亲当学徒的时候，左一是我的父亲

我很小的时候，偷听父亲和母亲聊天，父亲常讲起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遇到爆破放矿，工人们没有接到撤离通知，但在父亲敏锐直觉的提醒和催促下离开现场，最终挽救了五六个工友的生命。

作为一个孩童，整个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结尾那一句：“最后一个人脚刚刚踏出去，上面被爆破的矿石就像泥石流一样掩埋下来，迟离开一秒就会死人。”后来随着国家企业安全意识的不断加强，像父亲一样的工人们要参加安全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隔三差五就听说他们开安全会的事。

也许因为“安全”是一件整天都需要被强调的事，所以我会意识到父亲的工作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种“不安全感”像一个种子一样被埋在心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随时随地都害怕会失去父亲，虽然也许大部分的恐惧只是因为一个孩童的无知和对父亲的依赖。

二

我还记得那些提心吊胆的童年生活，和一个铝制饭盒绑在了一起。

年幼的我知道父亲什么时候要下井，是因为下井那天他要带饭盒上班，一个铝制的、写着他名字的饭盒。一旦发现清晨他夹着那个饭盒出门，我就会一整天坐立不安，早读的时候会发不出声音，课间的时候也不想到操场玩，因为我知道那一天我很可能会失去我的爸爸。

▲父亲抱着不足一岁的我

平时放学到处野的孩子，会因为父亲早晨出门夹了一个铝饭盒就回家得特别早，因为要确定爸爸安然无恙地回了家，然后一整天提着的心就能放下来。

下井回来的父亲，蓝色的工作服上总是沾满机油的油污，头发被安全帽压得瘪瘪塌塌，门口他脱下来放着的黑色长筒水鞋上全是斑斑驳驳的泥浆。洗好澡来抱我的他身上也依然有一股机油的气息，那些味道好像是嵌在他的发根、皮肤纹路和指甲缝里，连呼吸都带有工业气息。这种味道，后来被我和“男人味”联系在一起。

我母亲也是下过井的人，在她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她最青春靓丽的时段。现在的人都没办法想象一个女人每天要带着安全帽，坐着罐笼到几百米深的地下去开电机车运矿石，但母亲说她也好几次险些在矿斗中丧命。

她年轻的工友，挺着五六个月的大肚子也要下井，她们一起坐狭窄的罐笼里磕磕撞撞。从日本来调研的工程师看见她们会惊愕地问：“为什么中国的女人还要下井？”

在那个用肉身赤膊上阵和工业对抗的时代，人是没有性别的。

▲坐在电机车里的母亲，那年她20岁 

后来，我母亲不再下井，进修后她成了一名国企内幼儿园教师。

我和我的哥哥都出生在严格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时代，但因为父亲的特殊工种，我的父母获得了“生二胎”的特殊权利。我母亲说，当时有许多工人为了生多一个孩子，甚至纷纷主动要求下井。我的出生，是我父亲“下井”换来的。

三

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身边的亲戚和工友开始纷纷放弃铁饭碗“下海”，父亲也获得了去深圳试工的机会，但因为我的出生（如果下海，二胎子女在城市里将会成为“黑户”），父亲放弃了这次机会，就这样在这个国家企业待了一辈子。

我父母就是传说中有“铁饭碗”的那一代人。在这样的国家大型企业，即便只是最基层的工人，工作虽然危险和辛苦，但职工的待遇总不会坏到哪里去。

▲年轻时候的母亲

我们家八二年买了第一台12寸的电视机，八五年就住上了楼房（每个月象征性地交一点点租金，实质上基本是免费的职工宿舍）。我父亲工作虽然和机器打交道，但本质上却是个文艺青年，爱音乐，会拉小提琴，是那种会用一个月工资买一台音质上乘的收音机的精神至上主义者。至于我母亲，在幼儿园当老师，自然能歌善舞、会做手工、心灵手巧，年轻的时候也爱读诗写文章。

工人阶级朝八晚五的生活规律而平静，我父母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就一起到家对面的工会舞厅跳舞。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舞厅里发出来的五彩镭射灯光，听见在“慢三快四”和探戈之间来回切换的舞曲。

▲戴眼镜的是我父亲

有时矿里还会请外面的杂技马戏团来表演，父母就带着我们到矿里一个最大的足球场观看。表演前的一两天，一家人就蠢蠢欲动，暗地里兴奋地等待大型表演到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铁笼摩托车”的节目，人骑着摩托车在大型铁笼里飞驰翻滚，向心力让他们永远也不会掉下来。

台下的人在热烈喝彩，而我脑袋里想的却是“为什么会有人去做这种危险的工作呢？”然后又想到父亲的工作，热烈看戏的心就会瞬间黯然下来。

四

我童年的厂矿生活随着升中考考到省里的重点高中而结束了。随后读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在陌生的大城市重新扎根，我就再鲜少回到那里。但每回去一次，它似乎看起来就更加凋敝一点，冷清一点。效益逐年的衰落伴随着父辈的退休，大部分人都搬离了矿区，热热络络的厂矿生活真的一点一点彻底变成了回忆，曾经繁盛的一切都幻化成梦，烟消云散了。

曾经人们都以为在国家企业当工人就能衣食无忧，工厂、机器、“铁饭碗”给人安全感，但它似乎具有时效性。有人说厂矿子弟是没有根的人，我想，大概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和时代变迁，这个在某一段时间里，倚靠某一样不断被开采的资源而存在的根基，很容易因为那种资源富庶一时、风光一段，也很容易随着它的消耗怠尽而瓦解消亡。这个“根”几乎和这种资源同生同死，源头枯竭后，剩下的就是被开采的空壳和一去不复返的回忆。

去年，我父亲得癌症走了。他把我在这个世界所剩无几的根，又带走了一部分。而关于他，我记忆中始终是那个铝制饭盒，和他沾满一身油污的蓝色工作服，以及我永远解不开的厂矿情结。

▲十年前的全家福

投稿给“谷雨故事”，请发送文章至 [e-mail]

点击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

 高三 | 冷血 | 抑郁症 | 古村 | 厂区生活 | 后海八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