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大潮背后，他们面临的是死亡威胁丨谷雨报道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p0024x17igs&width=500&height=375&auto=0◇ 视频：“死亡政治”：全球性暴力的蔓延。时长：3分31秒
非洲的钻石金银，拉丁美洲的珍稀木料，印度与孟加拉的煤矿......资源吸引资本，同时也酝酿出神秘失踪、政治谋杀等各种“死亡”案件。融合报道《死亡政治》剖析了这些案件与全球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死亡政治：对发展说“不”
系列编辑/保拉·托塔罗
系列制片人、策划/马修·庞斯福德
系列多媒体编辑/克劳迪奥·阿克切里
随着全球资源争夺愈演愈烈，今年已发生数千起相关袭击，数百人惨遭谋杀。
有记录的杀戮只是冰山一角吗？
在柬埔寨，一位单身母亲被捕后遭关进监狱，被迫与她的两个孩子分开；在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干燥的热带草原上，几个农民在光天化日之下射杀了一名二十六岁的土著；在孟加拉国，一位大学教授收到了一个激进组织的死亡威胁。
神秘失踪、政治谋杀、妇女遇害、黑社会的袭击，诸如此类看似毫不相关的案件，每年在全球各地都会有数千起相关报道。死亡人数正在激增。
而政治学者与激进政治运动人士则认为这些案件之间存在联系。他们认为，人们正为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全球企业的侵袭而死，这些企业无休止地开发着他们脚下的自然资源，这些流血事件是相互联系且具有全球性的。“死亡政治”就是这种现象的直接产物。
据全球监管机构统计，资源丰富的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是全球人均死亡数量最高的两个国家，巴西也同样排在前列。通常处在捍卫家庭、孩子冲突前线的女性，占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
伦敦大学卡斯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萨布哈布拉塔·鲍勃·班杰研究全球开发项目和抵制开发者已经超过15年了。他的同事们已经建立了环境正义地图，这个全球数据库统计了因自然资源和开发而生的冲突，其数据表明这些冲突正日益加剧。
班杰教授告诉汤森路透基金会：“现在世界各地有超过2000个已知的热点地区。事实却是，大概有3倍于这个数字的事件都没被曝光，因为它们没有噱头，不能‘制造’新闻。”
班杰教授在他位于伦敦金融中心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暴力事件多发生在一些法律已不起作用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
他表示，犯罪团伙、雇佣军和极端主义组织进入了这个法制和秩序的真空地带，正建立着一个能决定谁生谁死的“死亡世界”，整个社区都可能被强行抹掉。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它们同时在履行两种职责——鼓励经济发展以及保护公民安全，但它们常会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如果政府与私人合资开发矿产，但矿井的开发涉及到强拆或强制没收财物，那么互相冲突的利益又有哪些呢？“在一个层面上，你必须创造就业机会、征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你必须‘杀死’你的公民才能实现这一点。”
我们能弄清到底有多少死者吗？根据“前线捍卫者”组织统计的数据，去年超过1000人为捍卫社会权利而被恐吓、监禁甚至是谋杀。记录在案的有281人死亡，其中一半人是因试图捍卫自己的家园而死。
包括“前线捍卫者（FLD）”、“全球见证者”、“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监察组织表示，去年对于那些试图维护家园的活动家们而言，是记录中最可怕的一年。不出意外的话，今年情况会糟糕得多。
“全球见证者”组织的研究人员告诉汤森路透基金会，他们下个月发布的最新报告将揭示死亡人数的又一次攀升：据估计，死亡人数在2015年至2016年间将有高达59％的大幅上涨。
“前线捍卫者”组织执行理事安德鲁·安德森表示，今年已有一个全球性的项目 “HRD记忆”活动被发起，用以记录那些在偏远地区经常发生却未被记录的暴力行为。
该项目与20个组织开展了合作，其中包括来自巴西，乌干达和菲律宾的国民权利监察组织，他们还将共同查明那些被官方归因于犯罪，但其实是死于维护公民土地所有权的死亡人数。这个联盟希望此次合作能呈现一个更真实的、更能说明暴力事件与土地所有权关联程度的图景。
安德森说：“我们知道，姑且不论得到记录的巨大障碍，这都是个巨大的难题。缺乏足够的地区级警方文件，难以进入偏远地区，并且还有对报复的恐惧等，这些都使得对当地进行报道更加困难。”
“在2016年记录的绝大多数案例中，谋杀事件之前都有警告、死亡威胁和恐吓相随，但警方却经常忽视这些报案。”
截止到今年，位于哥伦比亚、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监察组织已核实了88名土地所有权维护人员的死亡。仅仅在这三个国家中，每周就有四起死亡案件。
墨西哥的樱桃树委员会（Comité Cerezo México）报道了发生在1月至5月31日间的30起凶杀案；菲律宾的卡拉帕坦组织（Karapatan）证实在1月至3月间共有26人死亡；而据Somos Defensores组织，同样是在5月，已有32人被杀害。
这一趋势表明，尽管对人权维权者（HRDs）的关注越来越多，但是前线捍卫者组织的活动负责人亚当·夏皮罗表示，“这些刺杀行动的幕后主使和其所雇杀手几乎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夏皮罗说：“数量的不断上涨并不令人吃惊，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有88人被谋杀，这不应只给我们鸣响警钟，而更应迫使当局采取行动。”
“用医学术语来说，我们把它当做是场流行病。但和病毒不同的是，对人权维权者的杀害是有意的、犯罪的行为。”
迈克·福斯特是一位关注人权保护者的联合国记者，他刚刚从东南亚实地考察结束返回巴黎。他相信这个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
他告诉路透社记者：“袭击正愈演愈烈，这不是什么普通的暴力事件，而是蓄意袭击，旨在清除那些试图保护自己的土地和传统的人。在有些国家，它已经演变为了一场战争，由强力的利益集团、腐败集团、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和商业公司共同谋划。”
“世界上的许多社群都受到了冲击，包括各地的土著社群，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因为我们的信息来自非政府组织，但有太多人都是独自一人、毫无保护地在工作。”
在暴力冲突日益升级的情况下，全球商业圈也日益意识到暴力行径会带来相应的声誉上和经济上的风险。
四月， “商业&人权资源中心”（BHRRC）发表了一份报告，该资源中心监督着来自180多个国家的7000余所公司，报告表示，诸多“清洁”能源项目正面临因该产业中对人权的侵犯而产生的问题。
BHRRC组织表示，这一囊括日益增长的太阳能、风能发电市场的行业，正在与企业大面积圈地造成的法律成本和声誉风险斗争。
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质疑了50家公司，这一报告揭露：只有10％的公司在为他们想要的土地与那些社群进行谈判时，能在自由权、优先权和知情同意权方面符合联合国的标准。
◇ 男子站在迪拜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太阳能公园的太阳能电池板前。
专家表示，金钱和生命代价要求这些可再生能源公司从化石燃料业和采矿业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了2014年采矿业公司和社区之间的冲突，发现预计储备金为13.3亿美元的采矿业公司，其资产减少到了3.79亿美元。
联合国报告员福斯特说，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的报告会把重点放在商业方面，以及该如何确保维权者能得到保护。
他认为，包括美国珠宝商蒂芙尼以及意大利能源巨头ENEL在内的一些公司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ENEL公司有一项承认维权者地位的政策。如果他们觉得有一些维权者或是当地团体不想和他们交谈或拒绝和他们商量的话，他们会立即停止开发进程。”
◇ 一名工人走在Enel公司位于威尼斯的新型氢燃料发电厂内。
“还有很多别的人对这个问题也有很清晰的认识，如果他们不是在试着解决问题，至少也是参与到了讨论中来。”
BHRRC的研究负责人格雷高利·雷戈侬表示，不同公司间仍存在很大差异，带头采取有意义措施的公司只是极少数，还有很多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这些公司把社会影响当做是自愿选择菜单上的内容，从中精挑细选出他们能够从事企业慈善活动的项目。往坏了说，他们会认为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能把他们的社会责任削减到‘只需不作恶’即可。”
墨西哥国立大学北美研究中心的阿里亚德娜·艾斯特维兹教授表示，国际媒体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她告诉路透社记者，媒体“沉浸于”用镜头记录下暴力事件，拍摄下有组织的犯罪、帮派犯罪、毒品犯罪事件，而这让大众和政策制定者都受到了误导。
对诸如洪都拉斯等国移民状况的分析揭露了一连串的犯罪性、厌女性、政治性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或许与资源富饶地区居民被强制搬迁或移民有直接关联。
艾斯特维兹认为这不可能是巧合。她质疑了中美洲移民的主要驱动力是帮派暴力事件这一观点，因为据墨西哥国内搬迁监控中心2016年的报告，洪都拉斯2015年的总搬迁数量提高了近6倍，但帮派相关的谋杀事件数量却有所下降。
据墨西哥国内搬迁监控中心引用的数据，2000年年中，约有1500万人被迫离开故土。从历史角度来看，开发项目是搬迁最主要的驱动力，这个事实或许就揭晓了答案。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c0024dojuye&width=500&height=375&auto=0◇ 视频：“值得为它牺牲吗？”曾发誓要尊重贝塔·卡塞雷斯遗产的活动家们。时长：25分27秒
艾斯特维兹教授表示，尽管犯罪性暴力事件影响很大，但它也仅仅是一杯危险的鸡尾酒当中的一部分，用于“净化”那些试图保卫自己家园的当地居民。
而未能掌握这些暴力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意味着政府的移民政策注定要失败，艾斯特维兹教授补充说道。美国刺激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北三角”三国的投资项目，就是旨在阻止移民。
她说，投资者会通过融资一次性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创建可持续的地方项目，实际上进一步刺激土地抢购，反过来加速移民。“我相信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有更多女性在努力保护生命而不是杀生，男性则不然。”
国际特赦组织的秘书长萨里·舍提表示，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在削弱对土地保护者的法律保障，这些保障被后者用来组织起来捍卫社区权利。
“我们今天所见证的是一场由政府、武装团体、企业集团和其他各色人物所发起的，保护人权的全面进攻，”他在上个月的一份声明中如是说。
然而艾斯特维兹教授还表示，对政治活动家的谋杀只是相关国家政策最直接的结果，这些政策旨在清除资源富集地区的人口，从而为发展开道。她认为，“致命的局面”可能会伴随谋杀出现。
不允许社区居民继续住在养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土地上，这一做法威胁着他们的生活，就和强制将当地人口调动到新的、而且常常是危险的工作岗位一样有害，比如迁到矿井或是大型建筑工地。
艾斯特维兹还表示，因为女性常常选择当那些高调的运动先锋来保护她们的社区，所以对女性的谋杀不应仅仅被视作一桩“私人”的犯罪而忽视了它与政府或帮派暴力的关联。
以拉丁美洲为例， “前线保卫者”和“全球证人”组织的数据表明，该区域的死亡人数达世界死亡总人数的一半。此外，去年全世界所有死亡的人中，有超过一半是女性。
无论是非洲的钻石、金银，拉丁美洲的珍惜木料，东南亚的沃土，还是印度与孟加拉的煤矿，现代世界对自然资源都贪得无厌。
通常正是在最偏远、最不为人所知的地域，有着诸多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这样的西方金融机构所资助的大型开发项目，它们给当地社群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 缅甸克钦邦，矿工正在巴干特翡翠矿场寻找翡翠石。
《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命，自由与安全”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能够随意剥夺私人财产。在世界范围内，专家预估认为有约十亿人生活和工作在缺乏安全财产保障的环境下。没有法律的保护，社区就始终脆弱地面临着被不合理驱逐或强制搬迁的风险。
班纳吉教授表示，在这些“例外地区”存在的法律与秩序真空也可能出现在大城市里，比如新德里的血汗工厂，或是纽约、伦敦、巴黎由移民为主要劳力的产业及非法血汗工厂中。
在世界上的发展中城市里，因住房需求增长而导致的争夺城市土地的冲突也愈发增多。在诸如拉各斯这样的全球性大城市中，高价值的城市中心区域和滨水区已经变成了战区。
班纳吉坚称，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咎于全球资本主义。他补充道，在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经济体中，比如委内瑞拉，或现在正由当地政客、政治运动家埃沃·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民众同样为了经济发展而被驱离家园，甚至是被杀害。
◇ 圣克里斯托巴尔，在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示威中，防暴警察与游行者发生冲突。
“这些国家把钱用来修路、修医院、建学校，而不是让钱流入了跨国公司”，但依靠剥夺他人财产实现的财富积累之间“都没什么区别”。专家表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冲突的领域是那些尚未被充分开发的“科技金属”，包括锂、钴、镉和铑。
这些金属整体上十分稀有，被用于制造微型电子计算设备、高级武器系统，或是太阳能电板和电池这样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存储器，其市场每年都在增长。在2016年的前几个月，在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宣布要在内华达州建设价值50亿美元，以“千兆工厂”著称的锂电池厂的修建计划后，锂的价格翻了三倍。
◇ 内华达州，雷诺城外，在建的特斯拉“千兆工厂”。
新的发电厂能够在一年内生产超过2013年全世界产量的锂电池，极大地促进了该轻金属的需求增长。
锂价格的激增也在被称为“锂三角”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三国间激起了一场激烈竞争，各国力图证明自己才能提供最适合贸易的环境。想要从市场中分一杯羹的公司从北美、欧洲、拉美蜂拥而来。
锂繁荣也有它的黑暗面：这是一场开发世界上最大锂储藏地的竞赛，锂就埋藏在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下，而这很可能会终结传统的盐矿产业。
钴则是另一种科技金属。沿赤道一万英里以外，就是埋藏着全世界60%钴矿的贫穷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 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提尔维赞比，在废弃的铜、钴工业矿地工作的矿工。
钴被用于能源储存，它是绿色科技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在这个有着弱政府和为争夺资源而流血冲突的历史的国家，对钴的开采激起了对暴力的恐惧。
九月份，《华盛顿邮报》的一份调查表明，有超过10万人在地底工作，他们只有自己的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可用，开采供苹果公司iPhone产品使用的矿石。报告声称，开采中的死伤相当频繁。
全世界的监督机构统一认为，对采矿项目的斗争是当前最危险的激进主义活动形式，尽管新的数据也表明，林业、伐木业相关的杀人事件数量也有上升。
根据“全球证人”组织的数据，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20名公园护林员和林警遭谋杀，这警示着我们应当关注新的危险领域。
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激进人士都认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任不明催生了暴力事件的激增。最好的例子就是，各地越来越依靠私人安全武装来维持法律和秩序。
由普利策危机报告中心所资助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有一半人都生活在私人安全人员比警察要多的国家。他们的分析调查了中国、美国在内的四十个国家。
包括私人保卫、监控、武装运输在内的私人安全服务业的全球市值现约为1800亿美元，并预计将于2020年达2400亿美元。
在伦敦办公室的一面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旗前，班纳吉表示，私人军队已不再是个例，而是常态。他认为，比起传统的警察或国家军队，大企业雇佣的私人安全力量拥有更多资金和资源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
然而，不像是他们那些领国家薪水的同行，私人军队不对国家或国际法负责，这就使暴力受害者们在不公正面前十分脆弱。
“死亡政治”这个概念是由喀麦隆哲学家阿基里·穆贝姆在2003年提出的。
穆贝姆认为，尽管在许多西方国家，只有国家政权才掌握着生杀大权，而且唯一目的就是保护生命、维持法律与秩序，但是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发展中、后殖民地国家中，政府并不是唯一能提供暴力裁决的主体。
穆贝姆写到，在非洲，政权利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来保持掌控力，他们通常靠可以在市场上雇到的私人民兵组织来实施控制。
他的“死亡政治”的概念也涵盖了社会性死亡，包括种族或性别排斥、迫害、种族隔离、奴役或是政治暴力。墨西哥、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一些学者都认可了他的观点，并将之用来探讨他们自己的文化。
班纳吉表示，学生们现在已经开始把这个概念用到了秘鲁、智利、巴西、印度，以及诸多东欧国家的分析上。
环境法方向的律师表示，在世界上许多靠自然资源支撑经济发展的地方，本地社区都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他们没有法律权利来反对已拟定的发展计划。
福斯特和班纳吉都认为，在他们研究的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开发者和本地社区之间协商关注的都是可以在什么条件下采矿，而不是到底该不该开采。
“协商都是关于‘能提供多少工作、建多少医院和学校、收多少税、交多少矿区土地使用费’，”他说，“议题从来都不是‘到底能不能继续开采’。”
在一次反对达科塔输油管线和钥石输油管线建设的游行集会上，一位拉科塔部落的土著运动家在白宫前示威抗议。他说，在社群拥有否决权之前，他们都无法决定是否要允许自己的资源被开发，更不用说要组织起来反对他们不想要的开发项目了。
然而，据安妮·辛普森这位管理着3000亿美元资产的加利福尼亚公共雇员退休系统主管的说法，大型金融集团也开始愿意好好谈了。她表示，对美国的长期投资者来说，出于道德和金融的理由，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人权状况现在对于他们选择支持什么项目来说至关重要。
她在四月份的一次演讲中说到：“必须加强和社区的交流协商，确保向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转型能够真正造福社区，并且不会为投资者带来过高风险。”
艾斯特维兹，班纳吉和福斯特都相信，人们需要反思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自我规范系统。
他们认为，大城市里的大企业为了换取取得资源的权利而开始取代政府提供医疗保障、教育、卫生和基础建设，这远不只是旧时殖民贸易协定的历史回音那么简单。
班纳吉说：“对于那些西方的善良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一切都不过意味着‘融入’发展。但那些和我交谈过的社区居民们并不想被纳入其中，他们只想自己单独待着。”
“过去50年里的暴力事件已经清晰表明了到底是谁承担了发展的恶果。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由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和‘融入发展’变为讨论‘对发展说不’的权利。”
◇ 秘鲁农民玛希玛·阿库纳在她状告亚纳科查铜矿和金矿的庭审期间，离开利马的正义宫。
企业人权资源中心组织（BHRRC）的雷戈侬表示，有很多公司都努力在评估他们投资的人道主义影响。
雷戈侬说：“最好的公司会基于对社区居民的权益的尊重，努力为股东的利益交涉协商，贯穿项目始终，从计划阶段到开发使用结束为止都如此。”
“但是，我们所发现的最警醒人的事情之一就是，即使是在书面文件上显得最有责任感的公司，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着伤害社区居民的严重指控。”
他表示，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在谈判中始终让当地居民有否决开发的权力，而且公司必须“在他们不同意时，尊重他们的决定”。
◇ 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数百人为反对阿古亚扎卡的水电大坝而游行示威。
2014年的哈佛报告分析了土地冲突给采矿业带来的开销，其中认为，用来处理这些冲突的时间是企业最容易忽略的代价。约翰·鲁吉教授写到：“这种冲突很容易升级，随之而来的大型声援运动和法律诉讼很明显不会出现在企业的分类账簿上。”
班纳吉总结道，在人类历史中，现在在新的前线争夺资源的冲突和流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认为，过去与21世纪的区别就是，如今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计划。
“采矿工业就是个好例子：如果你审视一番这些冲突，每个冲突涉及的公司都在社会企业责任方面拿过奖，他们都发表过可持续性报告，他们都在优秀实践的每个答题框里打了勾。”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还是在他们的采矿处惨遭杀害呢？肯定有什么出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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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为此献身吗？”制片/尼基·米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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