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公众已不在意何为真相丨谷雨报道
◇ 马修·德安科纳与其新书。摄影/崔莹
在今天，真相还重要吗？英国脱欧公投中，支持者喊出似是而非的口号，美国大选中，川普煽动了公众情绪。他们都赢了。英国《旁观者》杂志前主编、《卫报》专栏作者马修·德安科纳最近推出新书《后真相：关于真相的新战争及如何反击》，表达了对“后真相”时代的焦虑。
关于真相的新战争
采访并文/崔莹
编辑/李婧怡
2016年底，《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并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也就是说，事实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此所产生的情绪。
《南方周末》在去年报道此事时指出，早在1992年，“后真相”一词就已经现身于美国《国家》杂志，2004年出现在《后真相时代》（The Post-truth Era）这本书的书名里。所以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个全新的词汇。只不过随着政治情势的演变，这个词汇由原本籍籍无名的边缘角色，到去年年中之后成为英美政治评论的重要支柱，使用频率瞬间一飞冲天，让《牛津词典》不得不重新评估它的地位。
《牛津词典》向来在英语世界备受尊崇，英语世界又主宰着当今全球的话语权，牛津的这个年度词汇无疑凸显总结了2016年国际政治的现状。
◇ 特朗普在选举时的造势运动。
那么何为“后真相政治”？《牛津词典》的博客以去年11月1日《经济学人》杂志的一段文字说明：“奥巴马创建了伊斯兰国。小布什是9·11事件的幕后主使。欢迎来到后真相政治。”英国《卫报》则称：“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只要谎话说得毫不犹豫，就能称王称霸。不诚实地越明目张胆，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壮大成功。”
“只传达事实是不够的，后真相不会被数据的轰炸撼动。”在8月底的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以“后真相时代”为题，英国《旁观者》杂志前主编、《卫报》专栏作者马修·德安科纳（Matthew d’Ancona）发表了演讲。作为资深媒体人，他曾入选“英国媒体最具权力一百人”和“英国百位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列。而他最近推出的新书，就叫做《后真相：关于真相的新战争及如何反击》。
◇ 《后真相：关于真相的新战争及如何反击》书影。
在书中，马修·德安科纳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后真相的理解：它代表的不是政客的谎言，而是公众对这些言论的反应，以及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影响舆论、左右民意的能力。他表示，后真相在腐蚀世界，人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和反击。
针对后真相问题，在书展现场，谷雨故事对马修·德安科纳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谷雨故事：你如何理解后真相？为什么从2016年开始，这个词被广泛提起，成为英美政治评论的焦点?
马修·德安科纳：后真相不是关于谎言的，而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看待这些谎言的方式，是人们对谎言的回应，是人们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开始不在意谎言，不担心说谎的危害，而更多地去关心某种主张所包含的情感因素，以及这种主张对个人的价值。这就是后真相时代的特征：人们不评价某种主张是否真实，只评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
2016年后真相之所以成为西方的重大议题，主要是因为两个标志性事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此后后真相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年度词汇。这几件事表明，后真相已经成为困扰人们、令人深思的问题。
关心社会发展、社会运转方式和社会凝聚力的人，都对后真相现象表示忧虑。令人震惊的是，后真相问题不仅存在于美国和英国，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交流后，意识到后真相无处不在。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希望我的书能让人们重视后真相，并采取行动。
谷雨故事：后真相一直存在吗？
马修·德安科纳：后真相的某些元素早已存在。但近期最大的变化，是人们对某些组织和机构的信任彻底崩溃了。这些组织结构包括议会、媒体和金融机构等。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旧的政治观点，比如‘自由’和‘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留和传达真相。”这样的说法已经和目前的状况不搭调。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表述的很多观点，诸如“真相是相对的”、“人们不得不接受谎言”，如今也正在非专制或非极权主义的社会中应验，人们对此感到不安。
我今年49岁，冷战结束时我21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西方一直宣称自由民主才行得通，而现在西方正遭遇危机：2008、2009年，金融体系溃败，令人感到不适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蔓延。冷战结束时，我们看到糟糕透顶的西方方式的胜利：“我们赢了，我们冲破了共产主义的封锁。”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讨论：这是政治发展的终点吗？当然不是。政治不断发展，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西方名义上倡导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制度，依然可能导致劣质的结果。这正是西方吞下的一大枚苦涩的药丸。目前我们需要超越西方，向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日本和印度学习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谷雨故事：你在书中指出，后真相不同于谎言、政治宣传和歪曲造假。能举例说明这一点吗？
马修·德安科纳：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说了谎。谎言被识破，他被人们反对，最终不得不辞职。在去年美国选举前的造势运动中，特朗普说了很多谎，比如关于墨西哥、关于穆斯林的。在当总统后，他甚至在出席他就职典礼的人数问题上也说了谎——总统公开地、没有任何羞耻感地说谎。他这样做，支持他的人还会继续支持他。这就很匪夷所思。这意味着，对竞选而言，“说实话”不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在英国脱欧公投的过程中，公众也不在乎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谎言。这样的状况是从未发生过的，这也是谎言和后真相的区别。
谷雨故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人们诉诸后真相的情感？
马修·德安科纳：首先，全球化、人口流动、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因素，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会感到恐惧，甚至愤怒。很多情况下，他们对政客、官员颇为不满，所以会有充满情绪化的回应。
其次，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10年前明显不同了。互联网、Facebook、Google等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把人们聚到一起——新技术打破了空间障碍，让人们更容易进行联系和交谈。但同时，新技术也导致人们只与“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种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聚在一起，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聚在一起，左派和左派聚在一起。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情感。
作为数字部落的成员，人们失去了彼此辩论的机会。要知道，维持社会正常运转，需要不断质疑、核查和问责的制度。如果人们只停留在各自的数字泡沫中，就很容易情绪化。在英国脱欧公投时，这种情绪化随处可见，到处充斥着仇外心理、本土主义，甚至还有种族主义，移民问题成为决定很多人投什么票的重要因素。
谷雨故事：据你观察，特朗普的言论和行事风格是智囊团有意包装的吗？特朗普现象是偶然还是必然？
马修·德安科纳：我认为特朗普就是他自己的公关团队。特朗普之前的每位总统都被工作人员围得团团转，以确保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深思熟虑过。即便是奥巴马这样一个非常雄辩、非常聪明的人，也有一群顾问，这些人会为他的讲话稿把关。
特朗普不这样。特朗普早上5点起床，起来就发Twitter，内容从亚马逊到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所有关于媒体管理、媒体关系的规则都不适用于他。最近他原定在特朗普大厦就美国基础建设问题发表讲话，但他转而对夏洛茨维尔发生的暴力事件进行评价，并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双方都有责任：“新纳粹”可能做得不对，但抗议者呢？特朗普不是被谁“控制”的，他说的是他想说的，尽管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特朗普并不傻。他想当总统很久了，至少有20年。2016年，他意识到发挥自己才能——激发民愤、忽悠大众——的时机到了。特朗普最擅长做什么？他曾经是电视真人秀中的角色，是庸俗的炫耀者。这意味着什么？他懂得如何调节气氛。2016年，人们感到非常不安、愤怒，而特朗普所能提供的、他所发挥的“才能”，和这一时局正好契合。
我不认为他的这些方式在以往的选举中会奏效。特朗普当选并非导致后真相的原因，他的当选本身就是后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以特朗普和支持脱欧的造势运动为例，你是否认为事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传达的信息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情感共鸣？
马修·德安科纳：在任何时候，事实都非常重要。但我认为，只传达事实是不够的。如果你面对的是说谎的人，你不能只说“你说2+2=5，实际上等于4”。你也必须用一种能触动人们情感的方式进行回击。
以去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为例。留欧派向公众展示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一旦脱欧，英国将失去95万个工作机会，人们每周的平均工资将下降38英镑，每个家庭每年要多支付350英镑以购买生活品，欧盟在英国的6600万英镑投资将面临风险……这些冰冷的数据令人难以消化——数字无法和人对话。
那些脱欧的拥护者呢？他们懂得情感共鸣的重要性。他们用了简单明确的口号，用了讲故事的方式。支持英国脱欧的造势运动主管多米尼克·卡明斯当时指出，要把脱欧的原因表达清楚，特别要针对公众的特殊不满来表达。他们当时的口号“拿回控制权”就被证明是有效的。
◇ 脱欧派在公车上印出口号：“拿回控制权”。
如果想和谎言对抗，就必须在人们的价值观和内心信仰方面做文章，必须以能打动人们心灵和思想的方式来传达事实。过去杰出的演讲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那媒体在后真相中的责任呢？现在的新闻报道是否已经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了？
马修·德安科纳：是这样的。为了打击谎言，新闻报道者也必须学会同人们的内心和思想对话，信息把关者也要意识到这一点。只呈现事实是不够的，必须以公众能理解的方式呈现事实，并且尽量影响他们的情绪。
谷雨故事：具体而言，后真相会有哪些危害？
马修·德安科纳：如果数字技术是硬件，后真相就是一个强大的软件。随着世界的碎片化和复杂化，阴谋论、伪科学、否认大屠杀的信息，在网上普遍蔓延。
后真相如何影响社会民主？它影响我们对政治家的判断，影响我们选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客。人们需要质疑政客的言论，而不是感情用事。在西方，人们常犯的错误是认为“民主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写信向议员抱怨道路上的坑洼，抱怨街角坍塌的学校，质疑为何关掉医院的某个部门的人越来越少。这些都是后真相时代的特点。
谷雨故事：你在书中提到了“谷歌大学”，人们依靠网络信息做判断，但网络信息会产生很多误导。如何避免人们继续接受错误信息？
马修·德安科纳：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人们对谷歌等机构搜索信息的方式知之甚少。如果往谷歌里输入几个单词，很难解释屏幕上呈现出的搜索结果是按照什么逻辑排列的。我相信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算法，但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太了解。
举例来说，如果输入“大屠杀是真实发生过的吗”，你会获得大量结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否认大屠杀。这太可怕了！因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目击者越来越少，大屠杀的实物证据在消失，比如含毒剂齐克隆B的头发就在腐烂。不久之后，下一代人很有可能怀疑大屠杀是否发生过。
在谷歌等数字技术诞生前，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我上学时，大家都看历史书，看电视里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虽然也有人否认大屠杀，但没人把他的话当真。而现在网上到处是否认大屠杀的信息。
我们必须教孩子以全新的方式对待数字技术。我也觉得谷歌需要更透明。
谷雨故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辨别真实有效的信息？
马修·德安科纳：必须要有选择，但不能仅仅选择你喜欢的东西。必须学会质疑和挑战，从多个信息源了解某一个事件。遇到不同观点时，要善于思考为什么它们会产生。
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网络编辑，或者要有网络编辑的眼光，随时思考“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有哪些话被扭曲了？”我们必须比前人更警觉。
（本文授权转载自腾讯文化，部分内容节选自南方周末《post-truth（后真相）：牛津词典2016年度词汇》一文，文章有增改。若需转载，需经腾讯文化和谷雨故事联合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