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化石营：CBD井底的城中村丨谷雨实验室
北京CBD林立的高楼间，藏着一处叫化石营的城中村，蜗居于此的老北京见证着国贸周边几十年的变迁。
“活化石”里的北京梦
撰文/赵晗（谷雨计划特约作者）
摄影/赵赫廷
编辑/秦旭东
年过七十，张大爷猛然发现自己好像生活在一口井里。
站在屋外的空地，环顾四周，在北京城东隅这片叫作CBD的地方，各个方向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层层将他包围，争相逼近天空：东边是52层的京广中心；东南是45层的北京财富中心、还有528米高的北京新地标中国尊；正南是23层的万通中心；西南是33层的朝外SOHO；西北是24层的复星国际；北边是16层的雨霖大厦……
◇ 在北京CBD版图上，化石营就像一个井底。
张大爷将目光定在京广大厦上，担心起来：“你说这客人从窗户往下一看，‘哟，北京就这么破啊！’多丢脸！”
疑似给北京“丢脸”的，正是张大爷所住的化石营。老北京人清楚它的底细，这里并无化石，原本名叫“化尸营”，后来嫌难听改了名字。深夜站在万通中心23层往北看，整个城市流光溢彩，脚下暗淡一片，就是化石营——北京CBD的最后一个城中村。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面积仅7平方公里的北京CBD，GDP超1000亿元，地均产值是北京市中心城区的15倍，可谓寸土寸金，富可敌国。
坐在自己的“井”里，张大爷望向不一样的天际线。在这块占朝阳区面积1.5%的土地上，上世纪90年代前，曾是42家以化工、汽车、机械为主导的工业工厂；如今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高端产业，入驻企业3万多家，包括近200家世界500强公司，7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00多家金融机构，170多家国际传媒机构。
张大爷们抱怨这里的脏乱差，而聚居这里的外卖小哥们却视其为一片有些温馨的乐土。这是距离繁华CBD最近的他们可以落脚的地方。
化石营像活化石一样，藏在CBD的脚下。它几十年来就一直活在要拆迁的传闻中，看着周围的变化。
化石营南界与万通中心只隔了一条朝阳门外大街，直线距离50米，之间也像隔了50年。
初秋的阳光里，张大爷正琢磨着出门走走，喇叭声此起彼伏。马上到饭点了，群居出租屋的一个个外卖小哥整装待发，擦着路人的肩，在窄巷子里嗖嗖蹿行。
“嘀——”一阵强力喇叭声持续，一辆轿车死死卡在了通道里。张大爷的狗名叫皮皮，见热闹往上凑，张大爷一边使劲往回拉它一边训道：“又堵死了过不去，你看不见啊？”
一天当中，张大爷足不出户，光靠听，就数得过来胡同里堵了几回。每次堵死都全程伴随喇叭声和咒骂声，还有招呼外卖小哥挪车的喊叫声。
“都让这帮外地人闹的。”张大爷拉着皮皮往家走。“可不是！”坐在门口空地的赵大爷接过话茬。按照北京人的流行算法，往上数三代都在北京生活的，可以算作“老北京”。张大爷是老北京，赵大爷更是，他爷爷的爷爷就在北京。
化石营地区的巷道东西南北走向均有，隔出了一大两小，横向并排错落的三个“田”字。西边大“田”字的房屋低矮杂乱，属于过去的化石营村；东边两个规划齐整的小“田”字，一字排开，外观像士兵列队一样，这是北京3501被服厂的宿舍区；化石营南侧则分布有北京五建的宿舍。
根据朝阳区的官方资料，化石营棚户区共有850户，东至规划金桐东路北段，南至“世纪城市公司”已取得土地边界及朝外大街，西至金桐西路北段、北京武警总队用地；北至朝阳北路。
◇ 同样是在夜幕中，从化石营抬头看，267米高的财富金融中心FFC立刻映入眼帘。
赵大爷指着川流不息的外卖电摩托说：“你看看，这还哪有北京人啊，现在我们在这儿是少数。”
曾经的化石营很平静，周围还都是各种工厂。高级小区新城国际开盘时，附近还荒得很。后来这十几年，化石营居民眼见着国贸CBD拔地而起，也眼见着外地人涌入。
赵大爷的观察，在学者口中，叫“人口倒挂”。据官方统计报告，北京城中村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为1：8；北京近年来多次出重拳整治城乡结合部，目标之一就是要疏解“倒挂的人口”。整个北京城的常住居民，被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后者就是人们常常自嘲的北漂，超过800万人，差不多占常住人口的四成。
在化石营这口被CBD崛起包围出的“井”中，除了张大爷和赵大爷这样没有机会搬到新房子中的老北京，就是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外地打工者。他们虽偶尔相互抱怨，却一直是相安无事的邻居。
午饭后，有疏通公厕的人来3501宿舍区视察情况。包括张大爷在内的十排居民，就靠这么一个公厕，一下雨就堵。离厕所最近的人家最遭殃，长期闻味儿不说，听说“蛆都能爬进屋里”。
张大爷嫌恶心，跟修理人员说：“别进去看了，有东西往上涌，赶紧通了吧。”
正说着，小唐骑着摩托归来，下午两点到五点，他们通常可以午休一下。小唐今年30岁，来自河北邯郸下面一个县，和同乡小吴住在同一间出租屋。
小唐和小吴一样，对北京的认识很极端：要么很熟悉，要么很陌生。除了三里屯和国贸，小唐哪也没去过，“最想去天安门啊，但外卖不往那儿送。”
妻子曾经提出要带孩子来北京看他，小唐只问了一个问题就打消了妻子的念想：“来了住哪儿？”他有个心愿：“等有一天有钱了，要好好在北京旅游旅游！”
在化石营落脚的各地打工者，无论是小唐这样送外卖的，还是捡垃圾的，抑或是推着小三轮卖铁板大鱿鱼的，都觉得住化石营挺不错的。问到他们的收入，普遍答案是：“跟打工差不多，但自由”。
小唐的出租屋来了个客人小苗，也是送外卖的同乡，来看床位。小苗说：“最近赶人特别厉害，我们那里的出租屋不让住了。”
小唐的出租屋有七八平米，没有空调和暖气。依着房间的长和宽，“L”型放了两张上下铺，月租1500元，人均375元，差不多是城区最低的了，何况离国贸、三里屯这么近。不过小唐让来客做好心理准备，化石营的好日子也不长了，“最近我们这儿小饭馆都拆了，没处吃饭，天天晚上吃泡面。”
对于整治，张大爷和老邻居们还嫌力度不够。他们对外地人的感受很复杂，一方面看到，“北京人越来越懒，扫街不扫了，垃圾不收了，北京人离不开外地人了”，另一方面，又生气这里的杂乱，“看看北京都成什么样儿了！”
如果说一街之隔的国贸CBD汇聚着全世界各式各样的高档品，那么化石营则汇聚着中国六七线城市乃至小乡镇畅销的各路商品。
这里的菜价低廉，也是远近闻名。可以比较的是，旁边在北京开关厂旧址上建起来的新城国际小区，房价十几万一平，小区的超市里，普通茄子10.9元一斤，普通扁豆13.9元一斤。而在一百米开外的化石营菜摊，茄子2.5元一斤，扁豆3.5元一斤。
化石营巷子不多，却有好几家手机店，白天卖手机，晚上卖麻辣烫。手机以非智能国产手机为主，180元一个，有dbeif、sancup、cooha、abudng等国贸白领们从未听说过的品牌。
化石营也许还是北京城里可以同时看到最多种类车辆的地方。在南边出口，临着朝外大街有一家汽车美容店。店里停着各色豪车。就在豪车美容中心几米处的垃圾桶旁，摞着一大堆共享单车。向东走十米，可以看见各种等待夜幕降临的小三轮车，上面印着略显浮夸的广告：大鸡排、烤鱿鱼、手抓饼、烤冷面、鲜榨果汁……外卖小哥们骑着电动摩托或电动自行车来往穿行，圆滚滚的老年代步车停放路边、成群的三蹦子伺机而动……
这里有各种小摊：不知道哪里产的“耐克”鞋55元一双，嫌贵可以买30块的球鞋；皮夹克100元一件，嫌贵可以买60元一件棉布的；各种饼干摆放路边，无论是雾霾天还是尘土飞扬的日子，桃酥7块一斤；到了晚上，卖药的也出来了，一个小三轮里装了满满的感冒药、咳嗽药、膏药和脚气膏，一盒只要几块钱。
在夜晚出来活动的，还有性工作者。张大爷回忆说，就在前几年，在西侧化石营村那边，站街女遍地都是，一次服务要价50元。“到了晚上，连我这岁数的都往里拉，那边根本不敢走！”
◇ 低廉的租金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聚集在化石营。
虽然化石营的3501厂宿舍区成了今天的样子，但原住民们还是不舍得离开。他们之间盛传谁谁家拆迁搬到了通州，夜里犯急病可周围没医院。张大爷很感庆幸：“住这儿多好啊，离着朝阳医院近，背着走也能到啊。”
在小饭馆和小商铺关门之前，小唐对在化石营的生活还算满意。虽然他每天出入CBD高档的写字楼和居住区，但还是觉得化石营好。
小唐说起附近的社区如数家珍，附近最高档的住宅要数御金台，他也常给里面的住户送外卖，只不过从来没见过传说中的明星。国贸附近的房屋中介老念叨：“御金台住着好多明星，比如宋某某、李某某、郭某某。”御金台房间的月租可达六七万，每个房间都是精装修，家电卫浴一水全球高档品牌。
小唐得到现在这个工作机会，是通过老家村里电线杆上的广告。招聘信息写得诱人：“北京送外卖，一个月八千到一万。”
他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处，就是化石营这个出租屋。同乡接他们那天，路过国贸，说是快到了。小唐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感觉挺好的，这家伙，北京的楼大又高，还亮。”他也有点不好意思，心想怎么住在这么豪华的地区。结果在万通中心脚下一拐弯，他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污水横流，恶臭无比。看到自己在出租屋的床铺，小唐笑了：“大高楼跟我能有什么关系？”
小唐后来倒是因为送外卖开始和大高楼有了关系，但也只能乘坐货梯。“我们搞服务业的，穿的服装，走客梯影响不好。”
与小唐不一样，张大爷觉得眼前的大高楼都跟他有关系，而且他对国贸这些大楼的前世今生都很了解。对他来说，昨天仿佛还没有走远。
作为明清帝都，北京长期以来都是消费为主的城市，近代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49年后，北京的工业发展迅猛，上马了很多项目。从二环到三环，从三环到四环，从中心到郊区，摊大饼一样圈状扩散发展。随工厂一起分布的，是单位的宿舍区，与周边的村庄一道，形成各具单位特色的社区。
◇ 从Google Earth的历史影像中，可以看到北京从1984年开始逐步向外扩建发展的过程。
张大爷和同龄人对工厂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依附感。人们习惯用“厂子”来标记自己的身份。厂子影响一个人的住房、教育、医疗、择业，和从出生到殡葬的一切福利。与今日各大外卖平台和快递公司里流动频繁的小哥们不同，张大爷那代人只要不下岗，通常会从进厂一直干到退休。
1961年，张大爷16岁。第一份工作，就进了3501厂，生产军装。这座工厂所在地，今天是北京财富中心；他眼前的万通中心也不是万通，而是北京开关厂；环球金融中心是以前的北京灯泡厂；京广中心是以前3501厂的一宿舍；附近还有北京雪花冰箱厂、北京制药厂、北京袜厂……
最瘆人的是复星国际中心附近，原来那儿有个北京假肢厂，旁边是一大片坟地，附近的居民都称其为“日本坟地”，据说是因为埋过日本人。坟地前的土道通往朝阳公园，松柏参天，好多坟头。
张大爷住的这片平房最早可不是什么棚户区，是堂堂3501厂的二宿舍，六十多年历史。一宿舍在今天的京广大厦，拆了。三宿舍在二宿舍的西侧，也在化石营。当初一直可以排到七宿舍，延展到白家庄附近，现在仅存的只剩二宿舍和三宿舍。
这几排平房在化石营可谓鹤立鸡群。二宿舍共有两列，一列五排，一排大概六户人家。后来逐渐改为外来人口群租房，房间被改造得多了起来，结构不再整齐。每一排里，差不多只住了一两户3501厂的老北京。
房主通常把临街的地方私自扩建为小房。家家户户门口还留着自己盖的小煤棚。煤改电之后，棚子也没拆。赵大爷住的那一排出租户多，狭窄的过道杂乱拥挤；张大爷住的那一排出租户少些，干净利落很多。虽然过道很窄，但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着绿植养着花。
二宿舍是化石营地区唯一出现钻天杨的地方。作为主人翁的3501厂工人，在五十年前为自己的宿舍栽种了两大排杨树。
3501厂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国民政府时期联勤的被服厂，平津战役后被人民解放军接手，更名平津被服厂，也称401厂，1949年后更名为3501厂。
据张大爷回忆，3501厂消失于2003年，厂房逐渐被北京财富中心和昂贵的商品房取代，最后北边的残存建筑不知不觉变成了雨霖大厦，但张大爷还是习惯称其为呼家楼招待所。
◇ 资料图：2003年消失的3501厂。
其实张大爷和外卖小哥小唐也算得上是老乡。张大爷的爷爷十几岁时从河北衡水来北京。1945年，张大爷出生在雍和宫旁边北新胡同的一间小平房里，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老二。那时的北京城，出了二环都荒得很，张大爷家门口的草有一人多高。
张大爷初中上的是河北北京中学，属于河北和北京联合办学。校址在交道口往西一点，学校有两栋木头楼，门口写着“顺天府”，听闻过去是衙门。学校初中高中一共12个班。初中北京招生，高中有一半是从河北各区选拔的尖子生，学习氛围很好。
1961年，16岁的张大爷首次面临人生两难抉择。
张大爷的父亲是东四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五级工，月工资62.48元。这些钱要养活家里7口人。那时在北新胡同，街坊四邻家家困难。大家开支的日子不一，有的在10号，有的在15号，有的在月底。谁家一开支，大家就过来轮流借，过几天轮流还。
初中毕业，为了早日帮家里分担经济压力，本来可以跟尖子生一起读高中的张大爷选择去技校。时逢三年困难时期，张大爷长期饥饿。他选择技校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技校管饭。
当时技校设有粮食、商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结果张大爷被分到商业企业管理专业。他非常不满意。在那个年代，从商是一件被人看不起的事情。张大爷担心学了商业企业管理，出来当售货员，不光彩。16岁的他决定，学商还不如进工厂挣钱养家。“工人阶段领导一切嘛，工人阶级是主流。”
这种心态可以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得到印证。1949年之前的北京社会阶层呈农民占大头，工人占中头，知识分子占小头的“土字型”；在1957-1977年间，逐渐变成了“士字型”，工人数量大幅增加。
等张大爷开始找工作时，因为比别人晚了几个月，厂子普遍都招满了。只有3501做服装的没有招满，很多小伙子一听做衣服，就不来了。作为替补，张大爷就进了厂子做服装，一直干到退休。
张大爷第一年工作的月工资是16元，第二年是18元，1963年，涨到了34.7元，一拿就拿了十几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34.7元是二级工资，那时厂子里流传这样一句话：师傅的师傅挣34块7，徒弟的徒弟还挣34块7。
张大爷的爱人在北京袜厂，一个月挣29.3元。那时孩子生病，实在拿不出钱，就向厂子申请了20元，“不能嫌寒碜，公示了三天，怕你偷偷吃油饼，别人说你骗钱。”
几年前，张大爷的初中班级在鼓楼附近组织聚会。当时他们班选择初中毕业就上班的，只有一两个人。这些年中，张大爷和同学们联系不多。聚会后，张大爷也不想跟同学们联系，同学中好多都是大学毕业，有当官的，当党委书记的，有在党校的。
◇ 居住在化石营的外卖小哥，他们每天穿梭在写字楼的高楼大厦里，熟悉国贸的每一条路。
北京的初秋还是很热。小唐和小吴的红色外卖工服在肩膀处褪了色，泛着白。有时热得不行，他们就把衣服用水湿透再穿上。可没骑两公里，衣服又干了。
小唐这天很生气。送餐时间稍微晚了一点，顾客接了餐，把饭吃了，还把单取消了。他还给小唐打了个投诉电话：“你给我送的饭凉了，这单你付钱。”
餐费好几十，接近小唐一天挣的钱。他只能自认倒霉，“算了，跟谁讲理论？刀把在人手里。”
小唐并非不知道自己天天送的外卖是什么滋味。因为赶不及送达，时常被顾客取消订单。这样一来，只能自己请自己，有时也会在晚上把外卖拿回出租屋和弟兄们分了，不过多半已经凉了；面的话，早泡糟了，不觉得好吃。
按照规矩，接单15分钟内必须到店取餐。模仿自己的脚步一般，小唐飞快地说：“不管你任何情况、任何麻烦、不管你离多远、不管出多少餐，15分钟以内必须得取到餐！取不到就扣钱！要不就退单！下雨天你骑不了那么快，到不了就扣钱！”
他们很不喜欢搭国贸商圈的货梯，倒不是觉得被歧视，而是货梯经常层层停，浪费时间。
这天小唐很倒霉，傍晚奔波时又崴了脚，肿得很高。在三里屯一个高档社区送外卖时，他着急赶路，没注意到脚下的台阶。据他说，这是右脚的“习惯性崴脚”，好几次了。
不过这点伤和几乎送命相比，算不得什么。就在不久前，外卖小哥们出了个大新闻，说是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平均每两天半，就有一名外卖小哥伤亡。不过，新闻里没有说到底多少人受伤，多少人死亡，合在一起说，数字挺吓人的。
让小唐描述一次危险的送外卖经历是困难的，因为“天天都很危险”。不久前，小唐正骑行在三里屯，来单了，他必须马上接。低头一看手机，车一晃，“啪！”车摔在地上，他的腿磕得很疼。小唐倒地突然，他身后的轿车来不及反应，没有减速。他忍住痛飞快滚到路边。轿车擦着他飞驰而过。他时常感到后怕，也会和小吴设想外卖小哥一稍不留神的“花样死法”。
他承认自己会逆行，会闯红灯，会边骑摩托边看手机。但是他看到新闻里有人说“送外卖的属于严重危害公共秩序”，还是不同意。“只要有点办法谁也不愿意危害秩序，除非你把外卖公司全取缔了。”
小唐基本上满月班，不生病就天天送。平均一天送30单，挣100块钱。一个月挣3000，外加工资3000，共计6000元，没有五险一金。每个月省吃简用，能省出4000，寄给家里的老婆孩子。
月薪6000，几乎也是国贸附近的月薪洼地。小Z和小唐同龄，四川人，北京名校毕业后在万通中心一家公司上班。从呼家楼地铁站H出口出来，为了节省几分钟时间，她往往会穿越化石营，她的感受也很穿越。几年前，小Z作为普通员工，月薪三万，中层领导则月入六七万。
提起在北京的这几年，小唐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城市离不开我们，又根本没有我们的生存空间。”他跟同屋的小吴闲扯，等在北京一没饭吃，二没住处那天，就去雄安新区好了。“那个地方正开发呢，房子便宜，找个小平房住那儿。”
不过小唐很快想到：“雄安新区盖好楼了，有钱人都过去买了房以后，又不适合我们生存了，一直这么循环着。”小吴搭腔：“赶着赶着这辈子就完了。”
2017年以来，北京重拳出击无证经营和开墙打洞。化石营昔日品种丰富、价格低廉的小饭馆已绝迹。天天送外卖的小唐他们，在国贸附近已很难找到吃得起的地方。正常吃饭的话，差不多一天就白干了。
小唐发愁以后去哪里吃饭的时候，张大爷发愁他的违建。
化石营村最近贴出来一张公告，落款是“呼家楼街道办事处”。上面写着，根据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要求，存在违法建设问题的房主，要“于2017年9月10日前完成自行整改，拆除违法建设房屋，恢复楼梯原状及公共绿地。”
作为老北京，张大爷也承受着外地人的一种偏见：住胡同的老北京都是大富翁，家里随随便便好几套房子。
只有张大爷最清楚，在老北京，能住胡同的不一定就是有钱人。一般来说，以前靠城根儿住的，在门脸儿（城墙门洞）附近住的，不是拉洋车的，就是捡煤壶的。
房子，可以说是张大爷一生的纠结。这几年才算刚缓上来，能喘口气。
1970年和1973年，张大爷在北新胡同的小房里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唯一一次住楼房的机会出现在1992年，那时厂子分房，最理想的是雍和宫附近的两居室。
分房实行算分制，加分项目包括双职工加3分，工龄一年加1分，独生子女加3分，劳模加分。满31分者，可以住楼房。张大爷入厂后表现不错，但因为没有独生子女项加分，最后还是差半分落选，无缘楼房。命运就在这一刻转了个岔口。如今，雍和宫那边的楼房，有的价格都超过十万元一平米了。
最终，张大爷分到了今天化石营的这排3501宿舍公租房，基础面积21.9平方米，每个月房租22.5元。
张大爷曾找厂里理论：“一家三口的住两居室，我一家四口住一间房？”厂里态度很坚决，回道：“体现计划生育国策。”
上世纪90年代末，两个儿子相继结婚，张大爷自力更生，临街接了一间小房，成功将家里面积扩大到30平。三对夫妻挤住一起。没过多久，又迎来了两个孙子，张大爷却苦笑：“我们家盛产男孩”。高峰时，30平米的家里住了八口人。
张大爷的两个儿子都没有选择在工厂工作。2008年后，他们相继买上了经济适用房，搬到了京郊。不过大孙子上学远，时而还是会住在他这儿。
化石营比以前萧条了很多。集中关闭一批小饭馆后，整个村子立马少了许多人。卖手机的江苏大哥也觉得快干不下去了，以前一天能卖出三四十张电话卡，现在两三天卖出一张就不错，支撑每个月2000元的店铺房租渐感吃力。
张大爷也琢磨，等把违建再拆了，外地人肯定又少一批。他甚至把下一招也想到了，如果严肃整顿公租房出租的情况，那么二三宿舍这边干脆就没有外地人住了。接下来，化石营是不是就该拆迁了？
小唐和张大爷感受到的这种变化气氛，在京城几百个城中村中发酵。数字直接说明情况。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37.2%。这是常住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首次下降，比2015年下降约0.7个百分点。
小小化石营的这些漂泊客，颇能代表京城流动人口的一部分特征，与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对全市721.5万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吻合：他们主要来自城镇化率不高的农业、高考大省，代表是河北、河南、山东；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绝大多数是农业户口；初中教育程度为主；老龄流动人口占比很低，多是农村青年；社会保险参保率仅占三成。
大家纷纷和老乡打听更远些的城中村信息。离开了化石营这样的城市型城中村，还可以去回龙观北四村那样的城乡交错型城中村。最不济，还可以搬到六环外的乡村型城中村。
就在化石营开始拆除违建的时候，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些城中村开始加建。一个公厕要接待比原来更多的客人。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短时间内从三环撤到五环，还是要容易过从北京撤回老家。
化石营的收废品行业主要被河南人和安徽人垄断。张大爷记得，早几年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叫他们来3501宿舍收点废品，通常都没空过来。
近年来，京城拆了好几个废品处理站，各种废品回收价格直落，买卖不好做了。即便这样，河南来的李姐也愿意留在北京。她来京十多年，一直租住化石营村一个几平米的小房，刚开始月租100元，现在700元。李姐说，在北京，只要不怕脏不怕累，总不至于饿死，总有的赚。但是回老家，她真不知道能干什么。除了担心废品不好做，她更担心孩子没法在北京继续上学。
化石营里也有华丽转身的故事。张大爷的外地邻居中，有的勤劳肯干致了富。他们对化石营心存感激，这是他们落脚北京的第一站。第二站，往往就是燕郊。早几年赚了钱的外地人，离开化石营后，普遍在燕郊买了房，他们一直相信，燕郊会划入北京。
◇ 8月30日，化石营贴出的整治告知书，9月10号当天，化石营的违规建筑开始被逐渐拆除。
化石营最早的拆迁风出现在1993年，拆迁面积很小，今天西南侧的停车场就是那时拆的。2005年，又刮起一阵拆迁风，来人做了入户调查，贴了布告。五六年前，化石营村再次传出马上拆迁，甚至从那时起不再征收水电费。至于究竟何时拆，补偿款又是多少，张大爷和邻居们尚未得到消息。
据小唐和小吴估计，化石营地区鼎盛时住了两三百名外卖小哥。他们都知道，像这样的外地打工者进京谋生的缓压阀，终有撒气的一天。如果他们都迁走，按照一天一人平均30单计，国贸周边一天就将损失6000至9000单。如果他们接单后从更远的地方奔来，可能会加增交通刮蹭和碰撞事故。
2017年9月中旬的一天，清理“拆墙打洞”的城管队伍终于来到了化石营。他们在菜摊前拉起了横幅“坚决全面依法清理各种无证无照经营”，然后就开始把各种小摊的门洞糊住，有的连里面的铝合金门窗都没来得及拆。
桃酥摊拆了，“耐克”鞋摊拆了，几平米的“手机大卖场”拆了，低廉菜价的菜摊也拆了。近一百户受到冲击的小商贩们茫然地站在路边。由于动静太大，他们养的猫猫狗狗也走上路中央观望。
化石营菜摊整条街的人们都垂头丧气，很多摊主已在化石营呆了十年。问及去向和打算，他们普遍摇头，不知何去何从，只得先把货放在门口的三轮车上甩卖了再说。
张大爷所在的二宿舍的违建小房也给拆了。虽说不乐意，但张大爷说，“那有什么办法，还不得支持国家政策，以大局为重？”
关于吃饭，外卖小哥们找到了村内一个非常隐秘的小馆子。但是否还能在这里住下去，人人都不清楚。小唐最终选择了离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去了雄安。
五十多年前，张大爷当工人时，小唐在农村的父辈还无法向城市或工业产业转移。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城市工厂渐渐被写字楼和商品房小区取代，小唐这样的农村年轻人得以外卖小哥或快递小哥之类的身份走进CBD。今时今日，在化石营这口井里，河北老乡相聚了。不过可能很快，他们又会分离。
可以肯定的是，化石营，有朝一日会从活化石变为真化石。而这口井里面沉淀的，是其上每个住客的北京梦。
（数据来源：链家、北京市统计局。文章转载于“谷雨实验室”。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活着 | 北京CBD外卖小哥蜗居城中村：大高楼和我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