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看《朱凤娟》时，只不过是将我们同样也会做却总是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事情“捡拾”而已——自己的经验、记忆与情感通过这些“朱凤娟”被重新激活。
撰文 | 林叶
摄影 | 戴建勇
编辑 | 景旭
出品丨
一位身穿黑色大衣的女孩，站在肉铺前。她一手拎着塑料袋，一手握着尖刀，似笑非笑地直视镜头，目光中有一丝俏皮也有一丝冷峻。
同样是这个女孩，双手支在方向盘上，目光中带着点好奇又隐含着些许挑衅。
这两张照片是戴建勇的摄影集《朱凤娟》的封面与封底，这个女孩就是他的妻子——朱凤娟。这本摄影集从戴建勇拍摄的海量照片中选择编辑而成，从中可以看到自2009年结婚以来不同状态下的朱凤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要用这些照片做成一本书来赞美她。”
不论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孕中还是怀抱着孩子，摄影集中的朱凤娟都异常真实。有时甚至还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并不是我们在看朱凤娟，而是不同时空状态下的她在凝视我们，逼着我们把视线折返回自己的生活当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记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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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戴建勇出生在江西婺源一个知青家庭，他的父母是上海人。长大以后，戴建勇被送回到了上海。表面上看，他是重回故里，但早早离开幼时成长的土地，来到与自己关系并不亲密的地方，独自处理遇到的种种问题，这样的生活经历，让他对时间的流逝、记忆的淡化感到恐惧。
摄影在一定程度上帮他平复了这种恐惧，让他抓住记忆的痕迹，将他从现实中隔离出来，作为他者观察、整理自己与现实的关系，并为接下来的生活提供参考和指引。事实上，戴建勇并非摄影科班出身。设计专业毕业的他开始拍照，已经是2005、2006年的事了。他觉得自己的摄影意识来得太晚，越发执着于摄影，甚至到了痴狂的地步。当然，摄影也非常好地回应了他的这份“痴狂”，每一张照片都是他重新回到过去的通道。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外婆的照片，他曾长期拍摄记录自己的外婆，外婆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戴建勇习惯性地按下快门，大半年过去，当他将那一卷胶片冲洗出来，照片中的外婆正对着自己挥手再见。
尽管影像中的时间痕迹仅仅只是过往现实的一个切面，却能激活人的记忆，将曾经遗忘了的事情重新调取出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朱凤娟身上。
从2008年第一次认识戴建勇开始，朱凤娟就知道戴建勇喜欢拍照，“不止爱拍我 ，也爱拍别人”。两个人相处时间长了之后，她也对戴建勇的拍摄行为习以为常。
这本摄影集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朱凤娟哭泣的照片。“哭的时候拍我，我是知道的。当时有拒绝，但是他想拍的时候应该不考虑我拒不拒绝”。这往往会让朱凤娟更加生气，“就比如我在国内顺产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我痛得都快疯了，他却架着不同的机位，用不同的相机拍我，我真想把床扔过去砸他”。
然而，时间总能帮助人们理解并接受很多原先比较抵触的事情。好几年之后，有一次戴建勇整理硬盘，朱凤娟“看到了一部分旧时的纪录，我觉得正是他的执着，才留下了这些影像。我才意识到这些照片的珍贵，也很感谢他留下了这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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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拍摄自己的外婆，还是拍摄朱凤娟，再到他现在正拍摄的“十万个看手机的人”“乌鲁木齐”等，戴建勇的所有拍摄行为都不是建立在先在的对意义的设定上，而是从自身感受出发。
这种以对抗时间、挽留记忆为目的，近乎生理性的、朴素的拍摄行为，让他的摄影具备了某种让人难以直视的纯粹性。
在自然状态下进行抓拍是戴建勇一以贯之的拍摄手法，他认为，“人在很多时候都是放空的状态，只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这种放空的状态恰恰是人最不设防、最本真的状态。通过这样的拍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人最真实的一面。
戴建勇的影像之所以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纯粹性，还源自于他另外一个意识，那就是对“美”的警惕。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不大会去思考美的东西，去反思美的东西”。诚然如是，人们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总是在追随某些既定的、僵化的美的意识，这种形式主义的美毋宁说就是一种虚伪。
即便是拍摄自己的妻子，他也抱持同样的态度。“朱凤娟长得好不好看，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并不是说如果她不好看我就不拍了。我的动机不是要记录好看的东西”。
另一方面，朱凤娟对摄影的态度同样让她在影像中保持着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她面对镜头时的状态全然基于自己当下的感觉感受，丝毫不会取悦任何人。
不管怎么样，只有拍摄者的自觉与克制和被拍摄者的坦率与自然相结合，才能够让照相机没有沦为矫饰现实的哈哈镜，让摄影最大限度地贴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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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生为女人就等于在某个指定于限制的范围内，接受男人的照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与男性的监督之下，女性必须心灵手巧地生活着，于是培养出她们的社会风度。代价是把自己一分为二。女性必须时时刻刻关注自己。她几乎是每分每秒都与眼中的自我形象绑在一起。
她必须审视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还有自己的一举一动，因为她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说到底就是她在男人眼中的形象——是决定她这一生是否成功（一般人所认为的成功）的最大关键。别人眼中的她，取代了她对自己的感觉。”
约翰·伯格认为“女人内在的审视者是男性：被审视者是女性。她把自己转变成对象——尤其是视觉的对象：一种景观”。
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类似这种“物化”式的视线依然稳固地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影像之中。只要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广告、画册，以及充斥于社交网络平台上的自拍照、“美颜照片”等，这种极力要将女性物化或者女性自我物化的影像随处可见。这样的影像，充其量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剂。
而要破除这样的幻觉，则需要一种“平凡无奇”的图像。摄影集《朱凤娟》里的“朱凤娟”，只属于朱凤娟本人，是交织在她与戴建勇这个关系之中的日常片段。
“朱凤娟”也是我们自身。当我们翻看《朱凤娟》时，只不过是将我们同样也会做却总是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事情“捡拾”而已——自己的经验、记忆与情感通过这些“朱凤娟”被重新激活。
《朱凤娟》提供给我们的并非是让我们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剂，而是一面照见自己内心深处的镜子，这些影像从每一个细节上提醒每一个人——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如何认识自己以及身边的人。
*戴建勇，影像艺术从业者，曾入围三影堂摄影奖和集美·阿尔勒发现奖，作品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熊本市现代美术馆参展，被BBC、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