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女作家：让所有性侵受害者，不受侮辱和评判地讲述真相 | 谷雨计划
4月27日，作家林奕含逝世三周年。她的死亡背后，是年少时曾遭受老师诱奸而留下的严重心理创伤。
从300万人请愿、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的韩国“N号房事件”，到高管鲍某明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案……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让人心痛，也使我们不得不诘问：为什么性侵犯、性暴力屡屡被讨论，却永远无法遏止？为什么我们在谈到性侵犯的时候，常常以羞耻或沉默告终？
一次性侵，改写了李怀瑜的生命轨迹。面对言论汹涌的网络，她通过写作，治愈创伤，重新掌握失控的人生。
“我想让所有性侵幸存者，不受侮辱和评判地讲述真相。”
撰文｜张畅
编辑｜李媛
出品丨腾讯新闻
12年前，29岁的美籍华裔姑娘李怀瑜在一次远足时遭遇性侵。侵犯她的是一名15岁男孩。后者是爱尔兰漂旅人，这个世世代代生存在英国和爱尔兰的流浪民族，一直处于社会边缘。
当时，李怀瑜是电影制片人，正在英国拍电影，并筹备她的新电影《傻瓜回忆录》的首映式。2005年，她的短片作品Vagabond Shoes曾入选奥斯卡短名单。
这场意外，让她的生命轨迹从此被改写。
在北爱尔兰的新闻媒体上，她被贴上“中国游客”的标签，是不具姓名的性侵受害者。在言论汹涌的网络上，“29岁的女性被15岁少年性侵”，更引发了种种不友好的讨论。而在真实世界中的李怀瑜，每天陷入自我挣扎，饱受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焦虑和抑郁所扰，无法出门或社交，时常独自崩溃大哭。
她放弃了电影事业，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博士，研究的课题是：性侵幸存者如何利用社交媒体交流创伤。2015年，她创办了草根组织Clear Lines，致力于通过艺术表达对性暴力的看法。
她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部书。性侵发生几个星期后，她动笔写下了《生命暗章》的序言。五年后，这本书付梓。这部以李怀瑜亲身经历为蓝本的小说，以受害者和施暴者两条叙事线索交替讲述，一边是受害者薇安破碎的理想、绝望、痛苦与坚持，一边是15岁少年钱宁千疮百孔的生活、歧视、暴力、爱的匮乏。
《生命暗章》被译介成9种语言，于2016年获得SI Leeds文学奖第二名，并赢得了2017年的“非布克奖”。2019年9月，这本书的中文版问世。
然而，对于李怀瑜而言，重要的不是奖项和赞美，而是自己终于能够借由文字，重新掌握失控的人生，脱离性侵受害者的标签，以更加清醒和自由的目光审视自我。
正如她在TEDx伦敦的演讲中所言，希望也是有的：“我想让所有性侵幸存者，不受侮辱和评判地讲述真相。”
通过写作治愈创伤
谷雨：在2008年性侵事件发生前，你做过几年电影制作人，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什么最后你还是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而不是非虚构写作或纪录片等其它体裁来讲述？
李怀瑜：就我个人而言，写作是我最自然的媒介，让我得以透彻地表达自我。我也能够通过小说的形式，将施害者想象成笔下的人物，更有创造性地探索我的创伤。在我作为性侵受害者完全失控的状态下，写作是一个相当有力量的安慰——它可以让我对叙事者和创作过程有更多掌控。
电影这种媒介真的很烧钱，如果你想拍电影，还得说服别人给你几千万美元。写一本书就简单多了。但我没有选择以回忆录或非虚构的体裁，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优秀的“性侵受害者回忆录”了，它们在我遭受侵犯之后曾给过我莫大的帮助。假如我再写一本，可能也没办法为这个领域贡献什么新内容了。
谷雨：在遭受创伤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为了帮助自己从创伤中恢复，重建日常的生活，你都做过哪些尝试？在心理及社会层面，需要克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怀瑜：像强奸这样的创伤，能将你的生命彻底撕裂。由于它所导致的创伤性应激障碍、焦虑和抑郁，你可能连出门买东西、在社交场合和人互动都非常困难。
我那时每天都在自我挣扎，只是为了生活能照常运转下去。我常常突然崩溃，嚎啕大哭，一天里哭上几次。在我写作《生命暗章》的时候，能够捕捉这种真实感很重要，因为人们意识不到性侵会让受害者后续的生活多么不堪忍受。依靠治疗、时间，还有朋友和家人的支持，我最终得以恢复。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性侵对身心挑战最大的，就是司法过程：你得在庭审的法庭上指控你的侵犯者。法庭程序并不会顾及受害者的心理状态，而被告方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反驳受害者讲述事件的真实性。对于受害者而言，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饱受屈辱，一击致命，对康复也毫无帮助。另外，当众指证和陈词，尤其是当着侵犯你的施害者的面去做这件事，让人一想到就非常恐惧。
《生命暗章》里写到了庭审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幸运的：侵犯我的人在最后关头决定认罪，就在庭审第一天的早上。所以我就不用去作证了。
要了解施害者行为的诱因
谷雨：在《生命暗章》中，你运用了强奸者和受害者双线叙事的手法。对你而言，为什么从两种视角探求真相如此重要？为了更好地了解施害者的选择、处境和犯罪行为，你都做了哪些研究和调查？
李怀瑜：如果没有钱宁的视角，《生命暗章》会是全然不同的一本书，我可能也不会那么有兴致去写了。以一种同理心去写钱宁，是我在努力将我作为作者和幸存者的感受和思考推至边界。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也需要将施害者视作一个人，去了解他的经历、教养、个性等因素是如何导致了他的性暴力行为——他们并非生来就是“怪兽”。如果我们无意去了解施害者行为的诱因，就永远无法在未来防范于未然。
在现实中性侵我的人是个陌生人，我对他了解不太多，除了下面几个事实：他15岁，来自一个漂旅人社区，家庭破碎，不识字，家族有过犯罪记录。我就用这些信息作为框架，试着去想象其他的部分，让钱宁这个角色变得有血有肉。我还对漂旅人这个社群做了大量调查，包括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每天需要面对的歧视等等。我走访了几个漂旅人聚居地，访谈了与他们共事的社会工作者。
另外的调查是针对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性侵犯的。这就需要我和犯罪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监督青少年缓刑犯的官员聊天。
谷雨：你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薇安和钱宁，一位是居住在国外的亚裔女性，一位来自爱尔兰底层。你如何理解这两个人物之间的隔阂和差异？
李怀瑜：薇安和钱宁都是少数族裔，这对故事本身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太常在书中看到这类角色。然而他们的身份彻底影响了他们各自世界的经验，以及他们对于性侵事件及其后果的看法。两者都因为各自的族裔备受评判，也因此而被世界另眼相看。
尽管薇安因为亚裔身份受到西方社会的评判，但和钱宁相比，她还是享有更多特权：她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母注重教育，把她送进了哈佛，这些会为她带来社会文化资本。在这个层面，她比钱宁享有更多机会，后者因为家庭环境，年纪轻轻便遭受了虐待、暴力和贫困。作为读者来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会仅仅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种族、性别、阶层、身体，或拥有特权，或身处劣势。
谷雨：写一部基于自身真实事件的小说，意味着必须回顾创伤，甚至要尽力回想那些不愿想起的细枝末节。另一方面，这可能也给了你一段自我恢复的时间。写作这样一本小说，你是如何平衡这两个方面的？
李怀瑜：写薇安这个部分，让我一度感到非常痛苦。从情感上，要从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期释怀是很艰难的。但作为作者，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又提供了一点距离感，让我能够回望亲身经历的创伤，在小说中重新架构故事。我还尝试过探索语言如何能够最恰当地反映薇安某些时刻的孤立感和分裂感。我在写一些章节的时候几次哭出来，但我也从写作中获得了一点力量。我会告诉自己：“我经历过这些，但现在已然过去。我能通过把它转化成小说来掌控那段经历了。”
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宣传中，不断谈论自己遭受性侵和性暴力的经历，让我疲惫不堪。但我当初写这本书，选择说出真相，就是想让公众了解这类犯罪及其对受害者的切身影响。多年过去，生活继续，我不断拥抱新的经历，而那段糟糕的经历也不再那么让我痛苦了。
受害者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谷雨：公众对于性侵犯和性暴力的理解，常常受到媒体报道、评论的塑造和影响。然而媒体在讲述性侵幸存者的时候，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一个符号化、扁平化的受害者。这种刻板的观念会困扰你吗？
李怀瑜：人们谈论性侵受害者时常隐去其姓名（也是为了保护她的隐私），但她接着就会成为一个不被定义的符号——人们默认她的生活被毁了，而她再也不能谈论被强奸的经历。这的确让我感到困扰。
在当时，很多北爱尔兰媒体报道了我的新闻，我被他们描述成是“中国学生”或“中国游客”。我在想：在这些报道之余，我自己的声音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借书发声。其实，受害者和幸存者完全有能力讲述他们的故事。
媒体在报道性暴力时需要特别小心。他们必须意识到，以特定的方式讲述一个所谓的“受害者”故事，会给这个人和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影响。对施害者的描述亦然。这些描述会强化大众对于性暴力的刻板印象和误解，例如哪一类女性会被强奸，哪一类男性更像强奸犯之类。
谷雨：如今你的书被翻译成九种语言，在全世界被阅读和讨论。一位作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不太容易既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认可，又揽获专业文学领域的奖项。你觉得这本书能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李怀瑜：在我刚开始写《生命暗章》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变得有意义，同时也是以幸存者的心态暗自希望“公道自在人心”，比如为了表达灾难发生之前和之后，性侵受害者都是有自己生活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想这本书能找到它的读者，是因为，很不幸，这世界上有太多在现实生活中亲身遭遇或身边有人遭遇性暴力的人。我没有想过这本书会传播得这么广。
欣慰的是，我从读者那里听说，这本书改变了他们。一位女性读者和我说，她在读了《生命暗章》之后，从一段遭受虐待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我还遇到了其他幸存者和她们的支持者，这让我意识到，原来有这么多人并肩携手，勇敢发声，分享经历，努力改变我们社会处理性侵犯的方式。如果我们能更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些经历，不再对受害者进行道德评判，那么我们就能够讲述犯罪的真相。我希望我的书帮助我们朝这个目标更进一步。
努力消除性侵受害者的羞耻感
谷雨：除了文学创作之外，你还投身到和性侵犯相关的社会活动中。2015年，你参与创办了Clear Lines，致力于“以创见、理解和社区合作，去除针对性侵犯的耻感和沉默”。为什么我们在谈到性侵犯的时候，常常以羞耻或沉默告终？
李怀瑜：Clear Lines是一家通过艺术与讨论讲述性侵犯及性同意（sexual consent）的草根组织。2015年，我在写《生命暗章》的过程中创办了这个组织。因为在写作时，我感到极度孤独、孤立无援，所以想做点什么去对抗这种情绪。我开始意识到，很多艺术作品都在挑战这个话题，很多人想要投身艺术，抵抗孤独。因此，我创办了这样的平台，它可以让艺术家、活动家、幸存者、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相聚一处，积极行动，彼此疗愈。（Clear Lines网址：www.clearlines.org.uk）
谷雨：“性侵犯真的是一件足以决定终生的事件吗？”——这是你对上面这个问题的回答吗？在事件发生之后，你是如何重新审视女性的身体与欲望，以及“有毒”的男性气概（toxic masculinity）的？
李怀瑜：身为性侵受害者，我直到今天仍然为这件事感到羞耻。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父权的价值观：女性要为发生在她身上的性暴力负责，理应被这种暴力摧毁。这种观念非常糟糕。因为性侵犯发生的唯一原因是犯罪者决定去做这件事，而不是因为受害者所做的任何事。唯一应当感觉到羞耻的，是犯罪者。
我所做的大量工作都在试图消除性侵受害者的羞耻感，并表明我个人并不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感到羞耻——在电视、舞台上，向媒体、向任何人讲述我遭遇性侵，都没有问题。
要彻底否认性侵对受害者的影响是徒劳的。因此，我认为性侵犯真的是一件足以决定终生的事件，只不过它的影响也会随时间而变。在我遭受性侵之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它的确摧毁了我的生活，但那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会说，它虽然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事业，但也让我找到了更有意义、更真实的工作。在被性侵之后，我对社会如何“表达”女性身体、“有毒”的男性气概如何导致虐待和暴力等问题，认识得更深刻了。
*除特别说明图片外，本文图片由东方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