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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南新提名摄影师:拍摄为了自我疗愈,坚信艺术能改变社会丨谷雨计划

曹梦雯 谷雨计划-腾讯新闻 2021-02-02

阿林·格兰达(Alin Granda)在她父亲位于格雷罗州的家中。父亲失踪时她只有一岁。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如何记录暴力对人的深刻影响?玛格南图片社新晋提名候选人、墨西哥摄影师耶尔·马丁内斯给出了答案。7年前,因为当地猖獗的犯罪,他的两个妻弟失踪,一个妻弟被绞死。痛苦中的耶尔拿起了相机,开始记录这些沉重的故事。但他并未直接展示血淋淋的尸体,而是展示葬礼上散落的花瓣、蜷缩的身体、屠宰场里待宰的鸡群……这组作品《流血的房子》,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大奖、世界新闻摄影奖(WPP)长期项目类二等奖。暴力闯入人们的生活,噩梦萦绕不散,此时此刻,拍摄,就是自我疗愈的过程。


撰文|曹梦雯

编辑|迦沐梓

    出品丨腾讯新闻



那日天色渐暗,耶尔·马丁内斯(Yael Martinez)接到妻子卢塞罗(Lucero)的电话:“贝托(Beto)被杀了,被绞死了。他身上有被打和被烧的痕迹,但他们说他是自杀的。”那时,卢塞罗的另外两个弟弟伊格纳西奥(Ignacio)和大卫(David)也已经失踪了数月。


长期以来,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在墨西哥很猖獗。墨西哥政府对外公布,自2006年毒品战争以来,截至2020年,已有六万多人失踪。数据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和被迫承受痛苦的家庭。


2013年对耶尔和他的家庭来说,是黑暗且压抑的。这些不幸让耶尔拾起了相机,开始记录他的家庭和其他失踪人口的故事。


主流媒体上和暴力相关的报道经常是直接展示血淋淋的尸体,而对于耶尔来说,这并不能完全代表真实情况。耶尔将失去亲人的空虚和疼痛寄托在《流血的房子(The House that Bleeds)》项目里,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寻找具有象征意义的瞬间:收缩的身体,散落一地的花瓣,堆积在椅边的发丝……不安感缠绕着观者。“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去呈现家庭成员消失后对人们心理和情绪上破坏性的影响。”耶尔说。


迪尼奥·克鲁兹(Digno Cruz)(耶尔妻子的外公)在谈到失踪的孙子时,在家中哭泣。他的孙子贝托(Beto)在监狱中死亡。警察说死因是自杀,但他的身上有虐待痕迹。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贝托(Beto)(耶尔的妻弟)葬礼剩下的散落花瓣。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阿玛达·克鲁茨(Amada Cruz)(耶尔的岳母)剪去她的头发,来纪念逝去的儿子。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耶尔的作品里贯穿着对生死轮回的思考,对脆弱和坚韧的探索,模糊了梦境与现实。面对恐惧,他并不逃避,而是选择以摄影的方式和恐惧对话,摄影也因此成为一种疗愈的手段。


耶尔近日成为玛格南图片社五位新提名候选人之一,也是图片社中少数的拉美摄影师之一。他成长于墨西哥格雷罗的一个银匠家庭,周围并没有摄影的氛围,而他一步一步踏实地走出了自己的路。对他来说,这次提名不仅是对他专业能力的肯定,更意味着他能够将这些重要的故事带去一个世界级的平台。


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里失踪人口的照片。朝圣者每年12月12日来到这里,为亲人寻求奇迹。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和你记录的事件、人群产生联结,

这样作品会更加有感情


谷雨:你说自己摄影生涯的真正起点是从2010年在瓦哈卡求学开始的,从传统的纪实摄影到融入新的模式,差别在哪里?


耶尔:在瓦哈卡的时候,我学到了艺术可以是私人化的。在那之前我关注社会议题,但是拍摄时多以局外人的角度切入。瓦哈卡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走进内部,和我记录的事件、人群产生联结,这样作品会更加有感情。


谷雨:你个人网站上展示的第一个项目是2010年你做的关于你外婆的项目。能描述下当时的拍摄过程吗?

 

耶尔:过程很困难。那时我外婆重病,我女儿刚出生,相机是我唯一和生活本身制造距离的方式,我想通过这个项目串起生与死。我外婆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刚开始她还记得我,我就问她能不能给她拍照,是很自然地想建立联结。一年中,我拍拍停停,有时拍一拍就得停一两周,有时拍完一张就会掉泪。那时我向我的导师展示这些照片都很困难,是他鼓励我继续记录。一年后,我的外婆去世。当我回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记忆似乎被激活,我好像看到了她本人。巧的是,我最近又梦到外婆,我已经好久没有梦到她了。


耶尔的外婆卡门·梅加(Carmen Mejia)。出自作品《黑暗的根(Dark Root)》


耶尔外婆去世后她的床。出自作品《黑暗的根(Dark Root)》


谷雨:你似乎经常跟随你的梦境。那是你常用的拍摄手段吗?


耶尔:的确是。我现在更会有意识地这么做。我一醒来就会记下梦,然后试图通过照片来呈现,就像曝光记忆的过程。


谷雨:在《流血的房子》中,你把女儿抛起来的那张照片让人印象深刻,也是来源于你女儿的梦境?


耶尔:是的。那天我去幼儿园接她回家。她告诉我前一天晚上梦到自己正跌入一个深渊,没有人接住她,她很害怕。我就问她要不要试着一起拍张照片?这次她不用担心,因为我会接住她。对我来说那张照片是将她的梦境和我的恐惧结合,是我们两个人的噩梦的呈现。在拍那张照片时,我发现墙上的阴影就像一个被绞死的人,而我的妻弟就是被绞死的。


耶尔与女儿伊姿尔(Itzel)在家中。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谷雨:你的女儿享受那个拍摄过程吗?


耶尔:她也喜欢这个过程,就好像我们一起进行了一场愈合内心伤口的仪式。我常常和家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合作,利用和我们生活相关的细节,将其发展为照片。


谷雨:你的个人项目里有非常多家人的身影,照片也展示了很多私密的生活瞬间。你通常是通过摆拍还是抓拍?


耶尔:两者兼备吧。像刚才提到的重建梦境一类的照片我必须得摆拍。我也会纯记录。有时我会设计一个场景,让人进入情境顺其自由发挥,我不会去要求别人具体怎么做,就有些像记录表演。之后我会根据具体项目去编辑选取照片。我想探讨梦醒时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梦境?


耶尔的妻子(Lucero)在家中洗澡。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谷雨:和家人合作时,你怎么去划分作品和生活的界限?怎么判断何时按下快门?


耶尔:我觉得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直觉。有些时候得把相机收起来。不光是拍摄我的家人,拍摄其他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场景过于私密,你会感觉到你不该掏出相机。我只有在我感觉可以拍摄的时候才去拍摄,我也一定要征求别人的同意才会去拍摄。所以对我来说,街拍是最难的。有一次在一个街拍工作坊,一个意大利朋友问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去征求路人的同意才拍摄,对他来说,这是扼杀现实。也许不征求同意能让我拍到我最好的作品,但是我选择不那么做。


去年,墨西哥某犯罪集团杀害了一家人。我受一美国媒体委任和文字记者同去报道。那是祭奠仪式后的第三天,可以感觉到那家人的疲惫,我也感觉到我和文字记者在那个环境下并不受欢迎,不太适合拍照。文字记者坚持说我们是为了报道这件事才来这里的。我硬着头皮拍了几张,当场就有位女士过来要求我删除照片,我就照做了,并把相机放回包里。我有些记者朋友说不管别人怎么反应,你都应该继续记录,但我不同意。我觉得如果我的照片让被摄对象感到困扰,那我会尊重他们的想法。



“暴力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


谷雨:在《流血的房子》项目描述中,你提到想要通过这个作品探讨疼痛、空虚、缺席和遗忘。你是如何可视化这些隐形的心理伤疤的?具体来说,我注意到你用了很多悬挂或者是散落四处的静物,让人觉得很不安。你在拍摄时是如何把这些静物拍出生命感的?


耶尔:我妻弟的消失给我带来了另一种不可承受之痛。我们是通过冰冷的电话被告知这些噩耗的。面对失踪人口,生死的轮回无法闭合,我们作为家人无法放下,每天都要面对那种空虚的切肤之痛。我发现很多关于墨西哥的暴力相关的项目,总是去展现尸体。对我来说,那样的照片并不能代表我们真实的生活。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去呈现家庭成员消失后对人们心理和情绪上破坏性的影响。


我朋友会说,你怎么老是拍些看上去像是尸体的东西?那些可能就是我潜意识的可视化。我总是想起那些消失的人们和暴力的遗迹。我随身携带相机,一看到让我感觉到空虚和缺失的生活场景,就拍下来。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距离妻弟的消失,已经过去七年了。我妻子依然每天提起他们。他们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耶尔妻妹家中的蜘蛛网。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谷雨:你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孩躺在吊床上,身体看上去有些僵硬,且因为角度看不到他的头。我之前不理解为什么看上去怪怪的,你这么说就懂了。


耶尔:那个小孩是我的侄子,我看到他在吊床上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他去世的父亲。这些暴力闯入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一辈子。我不能再带着同样的眼光看生活了。


8岁的哈维尔(Javier Granda Pancho)(耶尔的侄子)在祖父母的家中玩耍。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谷雨:你要做这样的项目,需要不断地去面对这些伤疤。你的情绪如何还原?


耶尔:事情已经过去七年了,现在我能比较轻松地去描述,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这个项目做了3年后,我才开始对外展示,在墨西哥也会举办一些讲座。人像海绵,一旦你开始说了,就好像是一个释放。否则,你就不断地吸收这些负面暴力信息,没有出口。这也是为什么我中途花了一年做了一个关于宗教和仪式的项目《血与雨 (The Blood and The Rain)》,记录了在墨西哥格雷罗山脉里的原住民进行的神圣仪式。那之后,我的能量好像才回来,让我能继续去面对那些苦难。


谷雨:一个家庭经历过这样失去亲人的痛苦,让他们能有个安全的环境讲述,获得信任可能不容易,你是如何取得被摄对象的信任的?


耶尔:数千人消失后,这些家庭开始形成小组,试图去找证据,慢慢地这些小组成为了一个新的大家庭。当人们孤立时,会容易沮丧,但是加入这样的大集体后,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重建墨西哥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和我的拍摄对象都成了好朋友,我们每周都会沟通。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是很具有协作性的。我总是尽量诚实。一般初见到这些家庭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我的亲人也消失了,所以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能给这些家庭一个平台来讲述这些故事,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


我觉得光拍照是不够的,我需要给他们一些回报,所以我也会主动问他们的需求,思考我如何才能提供帮助,比如我会帮他们和一些记者取得联系,建立一个网络。我也会给他们做一些摄影工作坊,刚开始感兴趣的人多,后来慢慢减少了,但是那也没关系,我的目的是唤醒他们心中的摄影师。有时候我还会收到一些妈妈们的消息让我点评她们拍的照片,帮助她们提高摄影水平。对我来说,如果她们自己也能开始拍照,甚至发展自己的摄影项目,我会非常欣慰。有些家庭告诉我当他们能通过拍照或者书写来抒发情绪,他们感觉好一些了。我相信艺术能改变社会。我会继续为他们做摄影工作坊,就算最后只剩一个人也值得。


特朗皮(Trompi)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屠宰场工作。他的哥哥失踪了,但是家人决定不向检察长办公室上诉。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莉兹贝特·奥尔特加(Lizbeth Ortega)在女儿祖米科(Zumiko)的房间里,祖米科在2016年失踪。之后,莉兹贝特加入寻找失踪人员的组织。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失去家人的塔尼亚·费尔南德斯(Tania Fernandez)躺在她的卧室里。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谷雨:你对项目的影响力是如何考量的?


耶尔: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我能给三四个人带来影响,那也很好。我一直告诉这些家庭我会尽量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去年我赢得了荷赛长期项目二等奖,终于将这些家庭的声音带到了一个更广的世界平台。在那之前,我主要是在学校、摄影节分享。当有人写信告诉我,他们通过我的项目了解到这个事件,我会分享给我的拍摄对象,他们也高兴。我觉得我好像替他们达成了一些什么。现在加入玛格南图片社,我希望能利用这个平台触及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墨西哥的现状。能成为这样的渠道,我感觉很荣幸。


谷雨:有时候有些摄影师要获奖或者加入像玛格南这样的机构,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而你是真的想通过这些机会传播你的项目,替你的拍摄对象发声。


耶尔: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当你选择个人项目时,你必须选择与你息息相关的,对你来说意义无比重大的。对我来说,我选择的项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且能促成积极的改变。如果你做项目只是为了得到某个基金或者某个奖项,你很容易迷失自我。你必须诚实地对待自己,否则是行不通的,观者是能感觉到你是否真诚的。去探索你真正感兴趣的事,就算它看上去很微不足道。


耶尔于墨西哥绍特拉的自拍,象征在格雷罗因有组织的犯罪而去世的人。出自作品《流血的房子》


*本文图片由摄影师Yael Martinez授权使用,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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